文章来源:端传媒《鬼王对决白米炸弹客:台湾农业辩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9-opinion-bingjiang-farming
食物主权按
去年(2016)在台湾,在这个工业代工之岛,难得有一群人针对台湾农业发展的问题,在网络上提出意见、看法。发起这场讨论的,是一群农业领域的专家、基层官员和从业者,他们早在2014年时便立了脸书专页“文青别鬼扯”,认为近年来有一群文艺青年对农业提出了许多浪漫幻想,强调“文青爱农业,但也爱鬼扯。若继续鬼扯,农业就遭殃!”。他们主要论点在于台湾农业有其强大之处,应从政策面到实务面全力整顿,迎战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不过,他们指称的文青,除了一部分都会区小知识分子或网络名人之外,更把矛头指向了各种尝试生态友善农业发展的人,包括在2004年轰动一时的“白米炸弹客”杨儒门。为此,杨儒门也专文指名文青别鬼扯撰文的利益动机。
本文江昺仑将此一网路论战的来龙去脉做了精要的整理,并提出,双方的立场一定程度可以视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小农派与企业派之间的方向之争,并呼吁各界“开启更深刻的对话,让台湾社会更能聚焦在根本的结构因素上”。转载本文,相信有助于广大读者对台湾当前的农业困境有更全面的理解。
简介:江昺仑,国立台湾大学台文所博士生,现于彰化溪洲乡公所服务。
正文
最近“白米炸弹客” 杨儒门与“文青别鬼扯”的刘志伟,在网络上掀起一场争执。因为双方立场的对比,我们可藉此机会,讨论新政府未来农业路线的两种走向:一条是走向排除家庭式农场,以高度垂直整合、强化竞争力的外贸路线;一条是被贴上“文青”标签的农业保护主义。这两种路线各有什么好处?刘志伟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抨击杨儒门与“文青”路线呢?
“白米炸弹客”与 “文青别鬼扯”
杨儒门是草根农村子弟,2004年因看不下去农村逐渐衰败,并抗议政府为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而牺牲稻农,在都会区随机放置自制炸弹,内含一包白米,上面写着“不要进口稻米,政府要照顾人民”。这造成了社会恐慌,但同时也引发舆论关注农民生计议题。
之后,杨儒门向警方投案,坐了两年多的牢。2007年出狱后,“白米炸弹客”俨然成为弱势农民的代言人,开始创办“248农学市集”替农民销售环境友善的农产品,并鼓励农民跳脱盘商控制,让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易,互相沟通提携。【编注:盘商即中间商,按其规模分为大盘/中盘和小盘,而小盘大多是直接向产地农民收购的第一线,大盘则是能投资冷冻仓储设备、调动运输车队、取得国家流通证照的。】 2015年因柯文哲市长推荐,杨担任台北农产公司的董事。进入体制之后,他一方面被寄予改革农产运销的厚望,一方面也变成了各种政策的争议焦点。
争议另一方“文青别鬼扯”是在Facebook(社交平台“脸书”)上一个专门探讨农业的粉丝团。团长本名刘志伟,绰号“鬼王”,是纽约州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博士,专长农业体制发展,现在在嘉义县政府工作。他跟一群农牧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一起,试图建构一套农业发展论述。他们论述主旨就是先去掉“文青式的想像”,强化台湾农业的竞争力。
他们指出:台湾有一群关心农业的“文青”(文艺青年),总是重复一套“浪漫化”与“悲情化”的论述,让社会大家误解农业的本质,也会制造一些错误的农业想像。他们就必须扮演类似“流言终结者”的角色,去揭穿一些农业的错误观念与谎言。
刘志伟本身认为,台湾农业目前的问题在于不够“现代化”,农民普遍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的观念,而专业技术、产销物流及政策体制等,也都无法跟上时代。未来若是被迫加入更多自由贸易协议,那么台湾保守的小农体制可能会遇到很大危机,所以必须彻底从专业、技术及观念等各层面改革,才能挺过自由贸易的巨浪。
“文青别鬼扯”杠上杨儒门
杨儒门作为“小农文化”的象征,经常被文青别鬼扯团队当作“文青化”的负面例子。从2015年的“市民农园”的争议,刘志伟等便撰文《柯P啊,别被文青蒙了》[1],指出市民农园并不能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是“异想天开”的文青想像。同年苏迪勒台风过境后,杨儒门提议将农民的落果制作成加工品,文青别鬼扯也刊了一篇《鬼扯落果很落漆》,指出落果因为有细菌污染的风险,批评杨儒门非常不专业,是用“夜市文化”的角度在思考。
2016年,文青别鬼扯群更密集写出《再谈行销,农业就被你们玩死》、《你搞得我好乱!!!》、《柯P啊,农业岂能当噱头?》系列文章,抨击杨儒门一再强调的“农业行销”搞错方向。他们认为,农产品本身的品质才是关键,“文青”所谈的行销只是不切实际的花边作为,对农业发展是徒劳无益。
近期论战导火线是“Lin bay好油”(“文青别鬼扯”团队之一)所写的一篇《柯P改变成真?“换人得利”才是真的》,指控杨儒门在台北农产公司改革不力,只会推动无关痛痒的“营养午餐有机蔬菜”。该文引发杨儒门激动地撰文回应,反抨击文青别鬼扯的学者群“靠放话压低价格配合盘商压榨农民”。
总结起来,双方虽有意气之争,但还是可以整理出一些观念差异,反映不同的农业发展逻辑。我曾在4月5号撰文指出,这代表“企业派 v.s. 小农派”的路线之争。文青别鬼扯粉丝团稍后便发表声明回应,认为其跟杨儒门的恩怨“并非”路线之争,不过他们在声明中叙明了自身理念是:
“
....重新整理脉络后,大家就能清楚发现,此次我们与杨儒门之间的冲突根本与‘企业派 VS 小农派’间无关。首先我们要澄清的是,文青别鬼扯支持的是有效率有效益的农业,而非只会靠国家补贴、毫无经济效益的农业。如果我们只支持企业,为何我们会一直赞赏从事设施农业的小番茄农呢?如果我们只支持大农和农企业,为何还批评台糖或某些小地主大佃农的既得利益者呢?有些人或许弄不清楚,但没关系,我们今天讲清楚,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生产效率、能不能赚钱。
”
农业自由贸易论述前哨战?
从这则声明可以很明显看出,刘志伟等所主张的农业发展重点是“效率问题”;而“效率”观念与目前新自由主义下,讲求跨国分工的概念是一致的。
例如说,刘志伟本人在现实当中,串联许多青年猪农、农业经营者,组织了“台湾养猪青年联盟”。他们在联盟成立宣言中呼吁,应用新的经营方式,强化畜牧业的竞争力,并希望政府积极回应未来美猪进口造成的冲击:
“
自1980年代起,国际贸易自由化已成为难以抵挡的世界潮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认为政府与产业应选择正面迎战,而非自我边缘化。包含农畜业在内的各项产业发展,更应跟随贸易自由化的脚步,做好转型工作,提升竞争力。
”
由上述声明推断,刘志伟等人坚持的路线,实际上是诸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议的代理论述。刘志伟以及许多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都会从自由贸易的"比较利益法则"来切入,亦即假想各个国家都能专心生产优势的产品,然后互相交换,让各国都能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例如:台湾与新西兰签订FTA(台纽自由贸易协议),新西兰用台湾自行车(举例)来交换奇异果的关税,双方就自己的优势来做交换,彼此能得到最佳的生产效率,但却有可能损及新西兰的轻工业以及台湾的农牧业(不过台纽FTA并没有像ECFA的服贸协议一样,引发台湾社会的反弹)。
这种观点,鼓励各地强化既有产业优势,并设法让弱势产业退场或转型,其巧合地接通了未来民进党政府的主张——蔡英文三番两次将加入TPP当成政见,甚至当选后立刻要求准阁揆林全筹组“TPP小组”。
在此情形下,文青别鬼扯与杨儒门的江湖恩怨,或许可被视为是台湾农业在自由贸易浪潮下的论述前哨战:刘志伟代表自由派、强调农企业经营模式与迎接“农产贸易战争”的理路;而杨儒门就代表目前台湾多数的家庭式农场(多为兼业稻农),以及背后的农业保护主义概念。这两造的战争,也就代表了未来蔡英文新政府的农业政策的分歧,是加入TPP之前必然会面对的小农存亡之战。
稻米何以不可或缺?
要讨论台湾农业的困境,我们必须先厘清各种不同作物的产销结构。比方花卉跟稻米的结构就截然不同,放在一起讨论,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错误。
简单来说,国际贸易战争中的农业,可粗略分成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两种。在贸易谈判中,各国都希望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粮食作物(或者文化作物、地域作物、社会性作物等等相似概念,如日本在TPP谈判中坚守的“五大圣域”),同时也希望扩张经济作物的出口,所以这两种作物在谈判中会产生矛盾,农业并非铁板一块。
台湾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稻米,杨儒门放了白米炸弹后,成为了类似稻农、农村价值的代言人。其所代表的,就是整个稻作生产体系的困境:稻米的经济价值相对其他花卉、水果来说比较低,不过却是基础民生物资,所以稻米产量及价格必须非常平稳。也因此过去稻米被视为战略作物,在二战期间到1970年代初期,其产销都是由政府严格控制。
而在冷战年代,美国透过政治及文化影响力,大量向台湾输入小麦、大豆及玉米等粮食作物。美国人大力推广,号称吃了可以美白高帅的小麦制品,台湾人也随之改变了饮食习惯,慢慢就出现了稻米生产过剩的状况,于是政府就以“水旱田调整”的名义,鼓励水田休耕以减少稻米产量。这段美援的历史,在刘志伟的著作《美援年代的鸟事并不如烟》里面有很生动的描写。
2002年WTO开放稻米进口,台湾每年更要被迫进口将近13万公吨的外国米,本土稻米面临强烈冲击,只能维系于农委会的保价收购(公粮)政策、休耕补助及老农津贴等等补助政策,稻作就如同插上叶克膜一样勉强维持生命。
但是,我们可以就让没有生产效率的稻作消失吗?——反正我们也可以进口外国的粮食?
基本上,稻米在台湾社会不可或缺的理由,就在于它的安定性。台湾农村已经形成固定机械化、专业化的稻作产业,是目前许多农家能继续透过土地生活的条件之一。万一有天政府不再支持,许多老农大概只能选择放弃农业。
另一方面,粮食作物也因为是农家的生活物质基础,千百年下来也形成了稻作文化,台湾农村的岁时祭仪很多都是跟着生产的节奏而走,在过去没有机械化的年代,农忙时期需要大量的人手,更是牵动着农村全体成员的四时生息,形成台湾传统文化的重要肌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纵使不考量文化问题,在当代社会中,稻作也是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关键,而农村又是台湾社会安全网的“安定结构”(农村是都市失业人口、高龄人口安养、幼儿照护的缓冲地带)。假使稻田逐渐减少,而台湾又无法等量增加小麦、玉米等等转做五谷杂粮的面积,那就会影响到台湾整体社会的结构安定。
这会是件动摇根本的事情,如果光用表面的经济效益来看,看不出来问题严重性。
“进攻型农业”视野背后的诘问
文青别鬼扯的讨论主轴并非粮食作物。刘志伟认为农业的未来,在于增加作物的竞争力;而所谓粮食自给率则是个假议题──因为我们再如何压低粮价,也无法和美国便宜的五谷杂粮竞争。他们认为,放弃“无效率”的作物、放弃保护主义,是必须妥协的事实;刘志伟甚至很直接地说:“现在已经不是政府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在WTO架构下,早该取消公粮收购政策。如今台湾要加入TPP,取消公粮政策已势在必行。”
刘志伟比较倾向讨论的,是经济价值较高的畜牧、蔬果及花卉产业,而这方面文青别鬼扯确实聚集了不少专家及第一线的经营者,针对许多台湾社会相关的流言、误解,写出很多戳破盲点的优质好文。
我们当然同意畜牧、蔬果及花卉等产业应该要积极提升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及产销体制等等层面。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谈论那些“战力外”的作物,尤其是稻米产业未来该何去何从?
蔡英文选上总统后,积极拜访各项产业,她在3月初前往嘉义进行农业座谈会;身为嘉义县政府主管之一的刘志伟当天也出席了座谈会。报导指出,蔡英文参观了洋桔梗、蕃茄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提出成立“农产品出口管理公司”的概念。蔡表示,将在加入TPP及各式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下,全力扶植发展“进攻型农业”,提高农业产值;其思维和刘志伟颇为一致。
我们可以反诘刘志伟及新政府四点:
首先,为什么农业发展的讨论,总是以“加入TPP是锐不可挡的趋势”为前提?难道保护生计及收益比较弱势的社群,不也是政府的责任吗?目前台湾都是用津贴式的福利政策来支撑农村结构,例如老农年金、休耕补助等等;这样消极的政策不能真正改变城乡日益失衡的状况。更何况自由贸易政策,就是要牺牲各成员国小农户的生产基础,让位给跨国的农企业;如此“以加入自由贸易组织为农业发展前提”,真的是照顾农民的政策吗?
此外,刘志伟也没有提到,在WTO多边会谈上,许多南方国家不断在大会上提倡“农业例外”,因而在多哈、香港及巴厘岛的回合谈判上,都无法形成国际共识。农业生产作为粮食、社会安全基础,也是各个国家都极力保护的,为何台湾会主张放弃自身的粮食主权呢?
再者,所谓的“进攻型农业”会扩大乡村地区的贫富差距,造成大量“失败转型”的农民离农、离乡。刘志伟也曾预言,未来取消公粮收购之后,将会“释出”5万公顷的水田,这些数据背后是否代表有大量的农家要另觅生计,而其背后的高额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台湾社会又如何负担得起呢?
最后,以人道主义而言,农业积极出口的政策,是否又会压迫到他国小农的生计呢?
台湾农政体系问题
若认真检讨整个农政体系,目前台湾的基层行政单位是各个乡镇市区公所,配合的“农民团体”是地方农会。但各公所并不一定有专业的农业行政人材,权限及行政资源都非常小,没有能力就地方产业进行行销及技术辅导。而掌握资源的农会,却也因选举制度、派系竞争关系,资源未必能整合。都市型农会光是收租金就能赚大钱,却没有发挥农业推广的作用。另外这两种地方最基层的农政单位,并没有任何协作关系,几乎很少有合作机会,大多是因为选举、派系倾轧而空转。
所以说,农业体系真正的问题,并非出在天真浪漫的“文青”身上,也不会是杨儒门一个人。实际上,农政单位对于农业结构掌握的程度非常有限,公所只处理行政与统计等等一般行政业务;农会也没有行政实权,因此地方的农发规划经常处于空洞的状态。
以今年主计总处正在进行的“农业普查”为例:因为台湾目前农业部门不必缴税,所以政府掌握农业统计资料有限。普查原是掌握农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以目前的家访方式,普查员都是由乡公所员工或相关临时人员充任,根本没有专业背景,也无法掌握受访者的确切状况(例如口头询问农家收支等等);调查出来的结果,一定跟现实有所落差。以此案例来看,地方农业行政明显出了问题,而更高层的农政单位,又如何能回应基层改革的真正需求呢?
另外针对农会体制的弊病而言,台湾多数基层农会的腐败也不是秘密,很少有农会将资源投注在推广股,反而是将主力放在金融部门,让各地农产品推广出现极大落差。农会如果有认真做事的总干事、推广股长,就能给予农民很大的支持──例如三星农会把原本廉价的葱,打造成抢手的“三星葱”,并透过农会供销系统,稳定和农民收货,让地方的葱农获得稳定的利润;这是非常正面的案例。 但假使农会不够积极,当地农产品价格如同死水一样静止不动,农民就只能靠自己打拼;或者种植价格不稳定的蔬果,和天气、市场拼输赢。只要赌到市场供不应求就大赚,反之则惨赔,导致时常看到市面上菜价崩盘的现象。
这些都是农政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文青别鬼扯能提出够多结构性的改革建议,而非总是批判单一人物、现象,读者也能较为精确地理解农业的现状。
期待更多农业新想像
在这个时刻讨论刘志伟和杨儒门的争议,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回过头来,检视目前现行的农业发展抉择,与新政府的经贸政策。这不是随意扣刘志伟帽子,而是希望透过这次论争及相关讨论,开启更深刻的对话,让台湾社会更能聚焦在根本的结构因素上。
台湾农业是否能走出零细农与企业农二分的路径,以“社群主义”或“团结经济”概念,以小农合作,扩大水平连结的方式,来强化生产端的能量?我们有没有办法像是劳工自主企业一样,从家庭农业出发,组织个别农民成为大型单位,强化集体议价的力量,进而发展出能跟跨国资本与体制对抗的合作系统?说到底,我们不要只有浪漫悲情的小农故事,亦不要只有重视单一效率因素的企业农,我们应有更多农业的新想像。
注释:
[1] 柯P,意为柯教授,指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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