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交换的最初对象就是土地，这使得农业成了养育人类生命体的“第一产业”。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业生产是对气候环境最具依赖性的产业，因而气候变化也就成了决定人类从而民族命运的重要因素。
国家的成长与人的生长遵循同一自然规律。人类历史越是久远，其命运兴衰越贴近自然变化，自然气候对人的历史影响表现得就越是直接。
中华民族的历史总体说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历史，而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生产部门，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国家兴衰与气候的好坏紧密相连。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天气变化从而收成的好坏往往对政府治理的好坏有重大影响。即使一个很有事业心的皇帝或宰相——比如西汉末期的王莽、北宋宰相王安石，若时令不济，也同样会被折腾得灰头土脸。在农业为主体的中世纪，人算往往不如天算。在古人记录的气象文献中，气候变化往往被赋予某种命运喻义。《月令》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著作，它更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并把它们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顾颉刚说：
一部《月令》，虽是说呆极可笑，但它的中心观念只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八个字。他们以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应向了生长方面进展，俾得增加自然界的动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时候，向来关闭的地方要打开，刑罚要停用，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猎要禁止，让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长。一到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肃杀之气，草木随着黄落，国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杀人了。他们立说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
《尚书》里的《洪范》，它把人事的“貌、言、视、听、思”和天气的“雨、旸、燠、寒、风”合在一起。
这些在今天看来是迷信的观念，可在古代——尽管不正确——却是人们真实的认识。古代人与在自然面前已获相对独立地位的现代人不同，古代人的行为直接受自然的制约，他们当然要从自然的变化中寻找对他们个人的命运变化甚至国运兴衰的解释。
“对自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在工业为主体的近现代，人类社会已对气候环境变化的依赖已大为降低——这与农业时代的人较之采集业继而畜牧业时代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的道理一样，但气候对农业生产变化及其对农产品从而对工业原料的价格变化仍是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广义而言，除粮食生产，还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五种产业形式。其中，对气候最为敏感的是畜牧业。国家，尤其是中世纪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的耕地质量即肥沃程度及其总量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农耕土地的质量除了土壤自身条件外，更多取决于气候适宜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温度分布决定了农耕土地的优劣——这大概是古代中国人对天敬畏的认识根源。
我国气候因地理类型复杂而自南向北产生多样变化。从热量分布看，气温自南向北逐渐降低。自南而北有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等类型。其中温带和亚热带、热带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2.1%，这样的长期光热条件有利于农业发展。从水分状况看，自东南向西北逐次有雨量充沛的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总体是东南有余，西北不足。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的半湿润区占15%，湿润区占32%，仅占全国土地面积近一半。中国西部地区地形影响超过纬度影响且不宜于农耕，适宜于农耕的地区，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而宜于畜牧业土地则逐渐增加。
中国土地资源，历史上各朝各代不同，但大体也就在目前中国人生活其中的版图及其气候分布之内。总体比例是草原多，耕地少。草原多集中于西北，耕地多集中于东南。20世纪末，中国土地约为144亿亩，牧草地占土地总量的27%，林地占24%，而耕地仅占14%。如果从大兴安岭起经河套、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甘肃盐池、永登、湟水谷地到青藏高原东南画线，此线东南是我国农、林、渔诸业最集中，土地垦殖指数较高的区域，与此相应，处于这一区域的社会波动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中也相对比较稳定。此线西北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沙漠、戈壁、石山、高寒荒漠、冰川和永久积雪、咸水湖泊、草原，土地垦殖指数低，是中国畜牧业发展比较集中的区域。畜牧业与农耕业不同，它对土地垦殖指数要求不高，只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草场条件就行，与此相应，它对气候的依赖性就大，其波动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动都比较大。
畜牧业与农耕经济比较，其优势是生长条件简单，对土地垦殖及劳动技术条件要求远低于农耕，这降低了人的生活成本;其劣势是剩余产品的供给远不如农耕业稳定，其贮存条件——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土陶容器则是农耕剩余产品最初的贮存器——更是无法与农耕业同日而语。而对于剩余产品没有强大的贮存能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拥有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扩大再生产能力。从劳动产品的生产能力到劳动产品的贮存能力，再从贮存能力到劳动产品价值的形成、交换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工能力，是民族崛起的几个重要阶段。与其他民族比较，在第一阶段农耕民族处于领先阶段，它造就并引领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即“农业全球化”浪潮，这是农耕民族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同样也是中国塞外游牧地带——因其剩余产品极为不足——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源和撬动中原政权更迭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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