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提议，建议把所有的农业财政补贴全部用于农村65岁以上老人养老，想提这个建议也有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敢说出来。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当时我在河北大学工作，孙大午先生也刚获自由。我、大午兄、还有河大王武岭教授等人，共同决定在大午集团及周边的八个村搞一项实验——村企共建大午小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决定的操作路径为：以创建内置合作金融村社及联合社体系为切入点，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村社和企业联合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以内置合作金融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为支撑、支持农村产权和信用体系充分实现起来，在不要国家一分钱财政资金、不要银行一分钱贷款的前提下，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把大午及周边八个村建设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村镇一体化发展、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全面发展的民主共富和谐幸福示范区。
我带领河北大学一百多名师生进驻大午集团一个多月，各项实验正按计划全面推进时，由于“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因，学校接到保定领导的命令，开车将所有的师生强行拉回了学校。
实验虽然终止了，但孙大午先生实现理想的实践并没有停止。
如今的大午社区变成了生态宜居智慧幸福城，城乡一体化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午集团变成了中国最具现代化水平的农牧企业集团，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其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是在无财政补贴、无一分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取得的。在中国，到处都有政府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扶持的农业龙头企业，能够存活十年的农业龙头企业是奇迹，政府财政停止输血后能坚持两年不倒的龙头企业也算奇迹。而大午，没有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却发展的越来越好，不仅如此，还是整都整不垮的“小强”，越整越强大的“小强”。
大午集团在河北不是特例，晋州市的周家庄公社，有社员一万多人，也是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典型，可以称为农业界的“小强”。
郝堂村的偶然与必然
同大午集团合作开展的村企共建大午城的实验终止之后，个人对河北大学非常失望。没多久(2009年9月)，应邀到河南信阳讲课，在了解信阳的过程中，发现信阳有一项非常重要改革——给农民发70年的产权证，让农民拿70年的产权证去银行抵押贷款。这项改革如果成功，中国农民将增加可支配现金流几百万亿，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彻底有解决方法了。但内心明白，信阳的这项重大改革一定会失败，因为银行不可能给千千万万小农的农地林地产权提供抵押贷款。这不是农民产权问题，是银行金融机构无法提供与小农产权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我在信阳讲课的题目是《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我直接告诉信阳干部们结论：只有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农户的土地(承包地、林地、宅地及成员权）才可以实现抵押贷款，当前没有其他办法了。道理讲清楚了，信阳官方让选点做实验，我欣然接受了。选点考察的第一个村子，是以“公司+农户”模式搞茶产业园的现代农业示范村，仅整理5000亩土地种茶，就补贴了数千万元。我不同意在“公司+农户”种茶的现代农业示范村做试点，政府官员问为什么?我说：这个村的茶产业项目一定失败，即使政府再补几千万，老板也一定会跑路。对于看似武断的结论，当地的官员有些生气了。我说不争论，很快会看到结果的。做实验的村子，可以选穷村、大村，只要政府出资10万元(种子资金)即可。后来选定了郝堂村，以政府出资10万元种子资金和昌平的5万元课题费为引导，引出7位乡贤的14万元敬老资金及村中仅10多位老人每人出资的2000元，创建了“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并以“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为理念。
2009年郝堂村有了养老资金互助社后，村民的土地、林地都可以在资金互助社抵押贷款。2012年，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资金规模达到了650万元，当年为村民提供土地抵押贷款近700万元，年利息收入近80万元，每位老人获得分红800元(仅40%的利息)。同年，那个“公司+农户”搞现代茶产业园的村，老板真的跑路了。据说，2011年，康师傅去视察现代茶产业园区，仅请村民除草一次，就花了30万元。
2011年，我请信阳平桥区副区长吴本玉参加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的分红大会，吴本玉称赞郝堂村的养老资金互助社是“四两拨千斤”之法：政府仅投入种子资金10万元，完成了土地抵押贷款的改革实验任务，为老百姓解决了数百万的贷款，为老人提供了数十万的养老金，把村级领导班子搞强了，把干群关系改善了，把乡贤和孝道找回来了，把老人的地位提高了。当天，陪同吴本玉来郝堂的科技局长禹明善又提及“公司+农户”搞现代茶产业园的项目，问我“为什么你看一眼就得出老板会跑路的结论?”我的回答：政府农业补贴给害的。
为什么我看一眼政府财政扶持的“公司+农户”形式的“现代茶园”项目，就能给出“老板要跑路”结论呢?我是这样回答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信阳绝大多数茶农并不靠种茶赚钱养家，茶农的地租、劳动力、管理、销售等都不计入成本，一亩茶园也就赚个三两千元，茶农种茶的收入其实比外出打工收入要少。老板生产茶的成本几乎接近或高于农户自产自销茶叶的价格，靠什么赚钱?老板并不傻，当然不会真心想着去种茶，是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有大量农业补贴资金要花掉，要请老板搞“现代农业”把钱花掉，同时要做到政治正确--老板带领小农户致富，所以冠以“公司+农户”的名头。请喝一杯茶都是几百元的大佬来视察工作，讲个如何“做大做强茶产业”、老板如何“带领农民富农”的故事给他听，他还是会相信的，也会很开心的。当然也会在现场随口讲几句赞扬、鼓励、期待的话，也会提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大佬虽是礼节性或仪式性的说说，但这就不得了了，老板乘势拿到了每亩5000元的财政补贴，不跑还等死吗?光茶园的除草费就花掉几十万，大大小小的师傅很多，老板现在不跑将来可能就跑不了了。
农业生产经营的三个阶段
《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我将农业农产品生产经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短缺阶段。增产和增收同步，是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收益的阶段。主要靠调动千千万万小农户生产积极性满足社会需求。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绝大多数农产品都是短缺的，农民勤劳能致富!这个时期，政府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一定要财政补贴)追求数量增长收益，既富民又富政府。
第二阶阶：供求平衡阶段。增产和增收不同步，是追求农产品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的阶段。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都不短缺了，高度分散小农户因为无力追求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只能追求数量增长收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勤劳可能致穷。农产品进入第二阶段，政府越补贴农民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收益，农民越苦，政府也越囧。终于有一天，政府明白不能补贴小农了，改以补贴龙头企业追求农产品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会如何?答案是更不行。因为，面对千千万万小农的低成本竞争，龙头企业既无力追求农产品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更无力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收益。政府补贴龙头企业不知道害死了多少无知无畏，贪小便宜的傍大官老板。
第三阶段：高度发展和高度竞争阶段。增产会减收，是打垮竞争对手、追求稳定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的阶段。比如生猪产业就基本进入高级阶段了，小农户因为根本没有可能参与竞争——追求市场份额和定价权收益，几乎全部退出生猪生产经营行业，生猪生产经营就成为大资本垄断行业。大资本为了打垮竞争对手(小农)，猪肉价格会大幅上涨或下跌，这个时候，如果政府财政加大对产业补贴，只会加剧资本操作市场波动的能力，会大大加快小农户退出养猪业的步伐。一旦资本完成对猪产业的市场瓜分——获得追求稳定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的能力，猪肉价格将会长期维持在高位，政府将必然会为国民能吃得起猪肉提供更多财政补贴。处于越高级阶段的农产品——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农业产业，政府补贴越多，这是规律，但政府部门官员不一定都懂。由此可见政府补贴，害农民、害市民、搬起石头砸脚。
不仅是农业产业化补贴、生猪产业补贴是这样，粮食补贴、种子补贴、农业特色产业补贴等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农产品结构调整补贴，更是调动农民斗农民，劳民伤财。甚至，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府补贴，厕所补贴、沼气补贴，在我看来，也是一样的——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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