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
2010年01月16日 中国经营报
王佳
1月11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第10次颁奖。不包括2004年的空缺，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次颁发以来，10年内共产生16位最高奖获得者。这其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小麦远缘杂交奠基人李振声、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与三农“沾亲”，三人分别在2000年、2006年和2007年获奖。
但相比于8亿农民、多年中央1号文件涉农惠农的“兹事体大”，这个比例显然不高。
更让人不安的是，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我们的担忧主要有二。首先，转基因产品只有10余年的历史，是否会导致食用人群的不适或突发事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次，在获得批准的3种转基因主粮产品中，中国很可能并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君不见，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被外资所掌握的转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国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2008年中国大豆总需求约4800万吨，进口超过了3700万吨，77%需依赖进口。
对此，农业部仅简单回复经过了“多年安全评价”，但其未明显公示即批准的操作方式，很难不让人满腹疑问。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转基因水稻“安全”获批的“不安”悬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墙”。
“墙”的这边是公众的餐桌安全和国内水稻种业的控制权，“墙”的那边是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批后跨国粮食巨头们对中国市场觊觎连连。
方立峰是绿色和平组织(下称“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作为一家NGO(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发起全球的环保行动。诸如保卫南极洲、拯救鲸鱼等保护自然、维持原生态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绿色和平运动”，写满了这个组织近40年的“光辉历程”。
为了保持独立性，绿色和平并不接受以国家或机构为单位的捐款或帮助；而对会员们强调“行动”和“到现场”的该组织，对转基因更是忧心忡忡：“假如我们现在不立刻行动、制止基因改造，数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食物都将会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科学怪物’。”
而自从2009年11月27日发现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审批部门能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这很奇怪。”
《清单》不“清”
《中国经营报》记者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很自然地，尽管方立峰立即行动起来，写博客、通知媒体、联系询问《清单》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讨”到来自管理部门的任何说法。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按照登载该《清单》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信息显示，《清单》发布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名为“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的文件中，共有基因抗虫杂交棉、H9亚型禽流感病毒等43项事关转基因重组的安全证书，审批编号则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一直到074号。而遭到方立峰质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排列于《清单》末尾的072号到074号。
来自“中国生物安全网”的官方信息显示，该网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承办。网站“审批信息”栏目中，2007年3月《农业部批准在各省(市、区)生产应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清单》是最早发布的内容；最近一篇即为《清单》，发布时间为2009年10月22日。
“早在2009年10月22日该网站就发布了《清单》。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我却发现这份清单后面多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方立峰表示。
但由于方立峰本人并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单》，因此，关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是否为2009年10月22日后添加的，目前举证不易。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仔细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疑问之一是《清单》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时间。按照网站登记，《清单》既然公布于2009年10月22日，则“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文件的生成时间必定不晚于该日期。但事实是，该文件“属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16时23分，修改于2009年11月27日16时24分。
疑问之二则来自于《清单》所附项目的“审批编号”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项目，往往审批时间更早，“审批编号”较小。但《清单》前40项、审批编号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到071号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均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后三项农基安证字(2009)第072号到074号，“有效期”却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难产”五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
根据《清单》的审批编号、有效期及网站公布《清单》的时间，按常理推算，农基安证字(2009)第031号到074号的具体获批时间应该均不晚于2009年9月19日。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中国生物安全网”为何一个多月之后才公布该份《清单》，更不清楚何以公布之后还要修改。
在方立峰看来，“后添加”的这三张安全证书特别敏感，而且5年多前就差点获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当时已有三家公司具备了转基因水稻的上市资格。”
但由于媒体曝光、各界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不断，彼时到现在，有关部门对转基因水稻安全的审批，一直较为谨慎。
作为转基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基因水稻的支持者们认为，生物技术是中国提高大米产量的绝对需要。由于现有的杂交技术等已经无法继续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通过“转基因水稻”另辟蹊径，才能很好应对我国增长的人口及其口粮所需。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甚至也于2005年6月领衔成立了杂交水稻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据袁隆平介绍，水稻的亩产量提升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从理论上讲，太阳洒到地球上的能量，5%能够转化为有机物。按照长沙市的气象记录，据5%的转化估算，长沙市水稻的亩产量理论上可以达到早稻2000公斤、晚稻2300公斤、中稻3000公斤。
“但是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袁隆平坦言，“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此外，如同其他抗草、抗虫等转基因农作物一样，转基因水稻也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曾测算：“如果中国所有的稻农都种植转基因水稻，每年甚至可以节约40亿美元的农药和劳动力成本。当然，转基因稻种的售价肯定要高于一般稻种。”
但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则主要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历史，10年无害能否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某种程度上，作为民众的主粮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了存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水稻，就等于拿中国国民的生命做赌注。
对此，袁隆平也承认，对于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有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虫的转基因品种，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由于虫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长期摄入该物质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即便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难题，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均集中在了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仅2004年一年，国家就花费了5亿元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
排除“异见”？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面对各界的诸多疑问，农业部的回复却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是“转委会”委员，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1997年农业部依法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根据安全性评价和批准的阶段不同，有的是审批书，有的是审批文件。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审批书和审批文件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都不公开对外发布。
“从1997年到现在，都是直接发文给相应的申报者和申报方，没有说对社会公开。”彭于发介绍称，审批流程是由申报人提出来进行申请，经过“转委会”进行科学评价，农业部最后行政上进行批文、发文。
如彭于发所言，从1997年到现在，安全证书的认定确实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抗虫棉的中间试验、小规模转基因抗虫棉中间试验的审批，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由此看来，“转委会”的组成无疑极其重要。
据公开资料，“转委会”根据2004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设立，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它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黄大 在2009年末刚刚被通知成为第三届“转委会”成员。经黄证实，第三届成员在2009年末刚刚组建完毕，但《中国经营报》记者并未能查翻阅到具体名单。黄大 称，第三届“转委会”“人数大约为50到60人”。而据了解，第一、二届“转委会”成员分别为58人、73人。选择方法为部门推荐、农业部负责把关并最终决定。
对于这个关系到每个人饮食安全的委员会，外界当然始终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对外界来说，“转委会”成员名单一直是以个体头衔形式出现，但官方从未给出过完整名单。而作为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的黄大 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员构成。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疑问：“只在学校网站上看到祝贺中国农业大学5名老师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具体是谁却没说。”
据黄大 介绍，每届“转委会”成员构成都会依据当下情况进行调整。比如第三届成员随着外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更加关注，因此卫生部推荐的成员格外多，占到近20人。这些委员，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届成员中有一个研究食物过敏的专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达元对于“转委会”能否公正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代表各方声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薛是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他了解到的前两届“转委会”成员名单来看，成员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第一届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转委会’成员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而且评委里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请自己的转基因专利及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
而环境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能否参与“转委会”讨论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薛达元是业内反对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种植的专家代表，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环境部曾推荐自己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农业部与环境部意见并不一致，农业部一直没有接受薛成为“转委会”成员。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记者试图联系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等的“转委会”成员，但均被拒绝。一位中国农业大学人士告诉记者：“转基因问题，农业部不让说，一概不接受报道，保密。”
薛达元称，据他跟身边人士交流，很多生物专家认为一些会议、决策过程都应该是保密的，一旦公开会引起恐慌和来自国际组织的舆论压力。5年前媒体曝光后带来的转基因安全讨论压力和2005年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恐慌，都使这些信息变得更加隐秘。
但薛达元始终呼吁“决策过程不是少数人决定的”。
“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
200亿元财政搅动转基因水稻商业“神经”
2010年01月16日 中国经营报
背景BACKGROUND
一切似乎都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但逐利的资本永远嗅觉灵敏。
相关种子、玉米公司早就热潮涌动。2009年11月27日之前的11月23日，中国第三大种子生产商——奥瑞金公司的纳斯达克股价涨了一倍。而有“转基因水稻第一股”美誉的丰乐种业[16.88 -0.88%]（000713.SZ）2009年12月2日强势封住涨停，短短一周丰乐种业涨幅高达23%。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五年前率先发出信号的同样是股市。
2004年12月2日，丰乐种业涨停。媒体顺藤摸瓜，发现农业部一天前刚刚结束了一场专家论证会，这引发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第一次大规模争议。
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作物作为主粮的国家，所以奥瑞金们的兴奋可以理解。
200亿元的研发“饭碗”
据悉，此次农业部所批复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均为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及其团队成员共同研发。华中农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于女士告诉记者，此次华中农业大学所获得的两项证书，分别是“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有效期五年。而早在2005年，张启发团队即向农业部提交过BT(苏云金芽孢杆菌，一种土壤细菌)毒蛋白基因的抗水稻螟虫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
黄大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2004年起，中国就有三种转基因水稻一直在等待批准上市。
如黄大所言，这几年转基因水稻早已是主流生物科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而推动其发展的关键事件有两个。一是2005年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业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业化生产。
另一则是2008年7月9日，一项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课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此项目的投入高达200亿元。后者直接搅动了“商业”神经。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直言：“涉及200多亿元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就是滚滚财源。”
商业化种植所预期带来的利益早已让各方觊觎。薛达元回忆，自己参加“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论证会时，反对的没几个人。“因为参加立项的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和他们的利益挂在一起，200多亿元的资金啊!”
发出反对声音后，薛达元再未被邀请。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曾对媒体表示：“与国外相比，由于国内很多专家为一己利益考虑，导致大家对科研部门的研究经费申请意见比较大，对此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规则。科研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三大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牢固了……这也正是影响国内科技创新、转基因技术研发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则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就曾在位于湖南省怀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田发现，在农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基因水稻正被非法冒充为常规杂交水稻进行田间试验并已申请品种审定，试图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这一点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处得到证实。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中国民间，转基因水稻被普遍在田间种植已是半公开的秘密。“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
但黄大认为，不应以偏概全，“大部分的科学家还是好的。”
产权：大棒而非胡萝卜
2010年1月6日，此次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一改低调公开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内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黄大向记者介绍，转基因水稻要想商业化要走三关，最难过的一道坎儿就是此次华中农业大学拿到的安全证书。这关过去后，说明你的种子安全性没问题，但接下来还要经过进一步的程序——品种审定。每育成一种品种，都要经过农业部种植业司管理委员会、省级审定委员会审定。品种审定通过后，还要获得种子的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因为种子要转到公司售卖，必须要申请这两个证。这三关走过了，转基因水稻就才可进入大面积种植。黄判断，这个过程至少还要两三年。
但薛达元认为，虽然这次只批准在湖北地区种植，“但农民的种子流通很快，其他地区马上就会流通起来”。
争论并没有停止。安全获批后，现在的矛盾又转移到了“转基因水稻能不能产业化”上。
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对中国是否真正拥有这些“新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表示疑问。
绿色和平的调查资料显示，许多用于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标准方法、技术和遗传因子的专利，都被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手中。从1999年到2008年有29项转基因Bt作物获得专利授权，美国转基因生物巨头孟山都公司拥有其中9项。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中国一旦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国外专利持有人所收取的“技术费”将很快转嫁到中国农民身上。
以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为例，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贾士荣是该基因的发明者。但有媒体曾经报道，贾士荣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绿色和平的调查显示，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和销售，孟山都公司正是该实验室的重要伙伴。
黄大表示，此次批准的三个安全证书品种决不涉及国外专利；但薛达元反驳，外国人主张“专利要约”。现在研究没问题，将来商业化了什么都得从头说。
曾参与转BT基因水稻研发、现定居美国的成雄鹰曾对媒体表示：“那些西方的专利所有者，目前他们都保持沉默，可能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开出他们的条件。”
如前文所提，全球第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在中国的野心就让各界相当不安。当前，该公司在“试水”中国种子市场并取得初步成功后，外资种子已开始向我国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进军，扩张速度明显加快。而之前，孟山都在巴西、阿根廷让农户使用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再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向使用了转基因大豆种子的阿根廷农民收取“仿制费”。
而早在2008年，孟山都就曾拜会农业部，就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进行商讨。过后孟山都单方面发表消息称“开发转基因，农业部欲联手孟山都”。
“政府不可能跟公司合作，农业部作为执行部门也根本无法作主。”黄大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政府等各界都有共识，如孟山都这样的公司，绝对不会把核心技术给你；与它合作，还需要拿出市场作交换条件。中国政府不可能与他们协议从事转基因生产。这关系到粮食安全。
“表面上你得到了好处，但实际上核心技术都在他们手里。60%~70%的利益他们都要抽走”。黄说，“大豆就是深刻的教训。当时国家也想把转基因大豆挡在外面，设立‘绿色壁垒’，但国外强大的生物公司用低价、高质量等手段冲垮了这些屏障，如今转基因大豆的技术、专利、定价权都在别人手上。”
推广转基因作物实现粮食增产须慎重
2010年01月11日 第一财经日报
蒋高明
备受争议的转基因水稻、玉米，近日获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颁发安全证书。对转基因安全性的疑问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最近，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名委员做客人民网，逐条驳斥媒体对转基因作物的质疑。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风险，可放心食用，并批评媒体的“负面”舆论，妨碍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
上述委员指出：我国制定了未来10年，即到2020年1000亿斤的粮食增产计划，也就是要比现在增产10%，而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未来10年的增产任务艰巨。靠什么呢？常规育种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单靠常规育种不行，一定要和新技术结合；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短缺现状一个“唯一可取”的技术，就中国制定的2020年新增粮食1000亿斤的具体目标来看，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也是必由之路。
笔者认为，“转基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选择”这样的论调，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8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只是发挥了其中一个方面。
要强调的是，转基因作物本身并不增产。目前的品种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其亩产量如果多种几代就越来越低。美国是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多的国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但其粮食总产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的5.01亿吨；单产也不行，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
所以说，粮食产量的提高，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得充分挖掘各种潜力，而不是片面追求技术就能做到。
《第一财经日报》1月5日报道了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实验，水稻、玉米的标准实验和大田实验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惊人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21.55%是很大的。从云南省农科院实验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来看，氮磷钾含量不足10%，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的效果。这项实验即说明一个道理，肥料的改进、土壤的改良在提升粮食产量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粮食产量遇到瓶颈，这个瓶颈其实是人的因素。实际上，当下由于存在种地不赚钱的现象，有些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导致地力下降，这才是造成粮食产量提升缓慢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近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的严重程度已令人担忧，要恢复地力，需大量有机肥还田，并配合精耕细作。转基因则是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的基础上，单纯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并增加了生产成本。
转基因的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影响问题也仍在争议之中。上述委员称，早在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就已正式投放美国市场了，说明转基因不存在安全问题。他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种植转基因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
实际上，这其实绕过了安全问题。综合来看，目前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些不确定存在的前提下，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目前制约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不行，而是农民不愿种地、耕地质量低，解决这两个问题其实比推广转基因作物更紧迫。至于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则更须慎重。
(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转基因食品在暗箱中开闸
来源： 商务周刊 发布时间： 2010年01月08日 ： 方立锋
2009年8月，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评价结果，中国农业部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抗虫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获准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分别由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国农科院申报，安全证书的有限期均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两个产品分别限在湖北省和山东省生产应用。
此次获准通过的作为粮食作物的转基因品种，它的审批过程仍旧是在非公开程序下进行的。事实上，中国于2000年8月8日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国务院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该议定书，正式成为缔约方。议定书的目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可对转基因生物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其中的第23条要求：各缔约方应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规章，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在不违反关于机密资料的情况下，向公众通报此种决定的结果；每一缔约方应力求使公众知悉可通过何种方式公开获得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得信息和资料。在这两个方面，目前中国政府做得都很不够。 目前的第三届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60位专家都是谁？其中有多少是转基因技术专家，有多少位环境和食品安全专家？这些公众都无从得知，因为名单不公开。马上要食用转基因水稻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是谁替自己做出的决定。
事实上，转基因水稻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生物学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但转基因水稻技术非常粗糙，转入的基因影响水稻原有基因的表达，可能引起很多难以预期的后果。可以说，转基因技术把外来的抗除草剂、抗虫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时，也把对健康和环境的近忧远患转移到水稻体内。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水稻都采取了谨慎态度和严格管理。水稻是主粮，其安全性尤为重要，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没有经过长期评估，转基因水稻食用是否安全仍存在很大争议。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而转基因污染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却广泛而深远。2007年《国内消费者与海外市场，转基因水稻面临双重压力》报告显示，中国米制品行业因为转基因水稻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早产”而提前遭遇了海外市场的暗礁。从2006年9月起，中国米制品因为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而频频碰响欧盟及日本市场的警报。
此次通过审查的“Bt汕优63”，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此前发布的《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报告中提到的转基因Bt水稻，它涉及至少11—12 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拜耳和先正达等公司。 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严格承认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任何技术的知识产权。中国已被美国和欧盟要求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较高标准”，在美国和加拿大，专利持有人通常对侵犯专利的农民采取法律手段。即使那些至今仍未允许粮食种子申请专利的国家也已经受到影响，孟山都公司对进口阿根廷大豆粉的欧洲进口商们提起了法律诉讼，试图通过专利侵权诉讼的办法迫使阿根廷允许种子申请专利。
另外，大规模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转基因种子污染常规种子的问题。产生污染的原因可能是自然事件或者人为错误，比如泄漏或混合。如果转基因种子污染了常规的杂交种子，就可能会导致种子公司面临法律纠纷。他们所面对的法律问题可能是专利持有人试图强制执行自己的专利权并要求进行经济补偿。这些都表明，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会让中国的农民和种子公司面临法律诉讼的威胁。
目前，这三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还只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想实现商业化种植，接下来还需要四个环节：品种审定，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在山东省审定，两个水稻品种在湖北省审定；之后还需要这三个品种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同时在国家层面，要召开一个由农业部部长召集，科技部、卫生部、环保部、外交部、商务部、质检总局等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审议；联席会议通过后，农业部要最终批准商业化种植。 此次转基因开闸影响深远，2010年及未来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可能会进一步提速。中国目前正在研究与开发的转基因植物约47种，其中包括粮食作物7种，经济作物5种，油料作物4种，蔬菜水果等31种。7种粮食作物分别是：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高粱、谷子、甘薯。目前批准进行大田试验的转基因植物已达13种，有棉花、水稻、玉米、大豆、小麦、烟草、马铃薯、番茄、甜椒、番木瓜、杨树和矮牵牛等。其中抗虫棉和转基因木瓜已被批准进行商品化生产，加上本次的水稻和玉米部分品种获得安全证书，未来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获得批准。
以水稻为例，除了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外，还有7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最接近获得安全证书并开展商业化种植，这7个品种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另外还有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Xa21)；改良淀粉品质的转基因水稻；转铁蛋白基因水稻(蜡纸基因反义片断)；增产转因水稻(PEPC)及增产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 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作物增产问题，是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目前的转基因农作物中，以增产为目的很少，主要是抗虫和抗除草剂，还有一些是抗旱的，即便有增产效能，目前效果也不明显。短时间内看，转基因确实可以改善农作物的某种性状，但长期就不确定了。比如抗虫棉现在就一代不如一代，并在江苏等地出现了严重的次生虫害，为此农民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农药。转基因棉花的问题是在种植三四年后出现的，但这时市场上几乎全是转基因种子，农民想再找常规种子已经很难了。
农作物增产增收是一个长期问题，那么我们寻求解决的办法也需要是可持续的办法。绿色和平组织建议，可采用传统育种技术和现代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该技术已经成功地研发出了抗病害水稻品种，并且对环境没有任何风险，也不会导致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丧失控制权的可能。另外还有混合种植、鸭稻共作等生态种植方式，这些途径都已证实不仅环境友好，提高产量，也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生计。
方立锋，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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