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当了三十年世界工厂的中国，资本的权力化和权力的资本化结合得天衣无缝，中国人已经近乎彻底地被资本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主导。在这样的世道人间，“毁三观”的事物俯仰皆是，除非足够极端，已不再能成为巷說百物語。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富士康女工成为兼职性工，还够格成为一道值得大肆宣扬的“新闻”，喂养公众们的“道德”观，并借以审视和判断一个早已堕落的社会吗?
最近关于富士康“兼职”女工的报道，即便是媒体的炒作，也不过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一角里的生活写实而已。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和报道，而是富士康工会第一次像样地站出来说一点“人话”，对媒体的报道进行抗议，好像是要捍卫四十万女工的尊严。但是靠一份指责媒体报道不实的抗议书够了吗?我们想要问富士康工会的是：
对于日夜生活在富士康围墙里、分秒不停地在流水线上为跨国资本生产最时尚手机的工人们来说，难道情欲比自杀更可怕吗?
在工人自杀的高峰期，何故没有看到你们发声抗议?
对于工人的工伤、工资工时、劳动和生活条件等等问题，你们的声音在哪里?
富士康的扩张
如要真正捍卫新生代工人的尊严，我们必须先把工人们失去尊严的根源揪出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国发展模式和工人阶级的讨论。同样，我们要究根探底，也不能不从微观层面聚焦于富士康这家拥有一百四十万员工的全球电子代工厂。富士康的发展历程，诉说着跨国资本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以及资本主导时代的来临对百万中国工人命运的影响。
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意思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连接、组装电子产品。自1974年在台湾创立，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仅在中国，富士康就拥有31个生产基地，日夜不停地为苹果、三星、惠普、戴尔、微软、索尼、松下、东芝、索爱、佳能、思科等世界顶级电子品牌制造产品。自2010年起，富士康的总收入已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在世界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一些亚洲资本和国内制造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赚取巨额利润，并迅速成长为全球跨国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级分包商。
这样一种资本扩张的过程，主要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仍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约束，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属性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站在了私有化和商业化的企业运作逻辑一边。这一转变与跨国资本在海外迁移其生产基地的策略不谋而合：国家主动引入资本(尤其是外资);在沿海地区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争相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富士康取得巨大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尽好处。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西部：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为了能争取到富士康到当地投资，各地方政府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国家当做祭品献给资本的——在全球资本的权力安排框架下，他们的命运是被确定了的，这里没有给他们留下有尊严地生活的空间。
富士康雇佣的百万工人群体中，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农村孩子占到了90%。这个新生代打工阶级，构成了当代中国资本累积的沃土。
进入富士康，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这是郭台铭的语录。
工人阶级的性别化
富士康的百万工人是新生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缩影。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由二亿多农民工组成的新工人阶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工作意义也有着独到的认识。在生活方式上，新生代工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承担着更轻的经济负担，对个体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工作变换更为频繁，更多会采取自发集体行动等等。
虽然新生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差距，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新生代工人期待自己能转变为能在城市安居的工人，然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要么是单身汉，徘徊于城市边缘;要么两地分居、家庭隔裂、儿童留守。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遭遇到巨大的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差使工人感到空虚、沮丧、痛苦和怨恨，而这些情绪则进一步带来工人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促成他们共同的阶级地位的形成。
作为“Made in China”形象下的世界大工厂，富士康的用工方式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即工人阶级形成时期的主流方式截然相反的形式，特别是在性别化用工的问题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为了扩大对个别劳动力的榨取，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于是他们渐次地用“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儿童代替成年的。这一来，他得以同一的资本价值，购买较多的劳动力。”
即是说，资本积累的过程建立在劳动力过剩的基础上，资本家为了更大限度地使用廉价劳动力而开始使用女工、童工等不熟练工人。而在中国的情境之下，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全然相悖的过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工厂大量使用易驯服的且灵巧的女工，形成了我们第一代的中国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迅速扩张，修建了超大型工厂，如富士康在深圳龙华厂区的工人数量曾一度达到四十万人。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中国工厂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状态。虽说跨国资本对温顺、勤劳、廉价的年轻女工有着极度的渴求，但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多的男工走上工厂的流水线。
《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当季度深圳市对男性用工需求为21.32万人次，占总需求的35.26%;女性用工需求为25.02万人次，占总需求的41.36%。但实际男性求职约为19.52万人次，占总比重的54.03%;女性求职约为16.61万人次，占总比重的45.96%。相较而言，男性用工缺口只有1.8万人，而女性用工缺口则高达到8.41万人次(见图表一)。
数据来源：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这一状况使得富士康员工的性别失调问题极为明显。根据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富士康女工的比例为35.3%;男工的比例则为64.7%(见图表二)。这不是说富士康更愿意招收男工，实则是因为仅仅招收女工已经难以满足资本急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劳动力需求。
数据来源：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
而与此同时，基于跨国资本最大限度榨取劳动力价值的掠夺性本质，富士康的用工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其中16-22岁的工人数占到40.8%，23-32岁的占到52.5%，33岁及以上的则仅为6.7%(见图表三)。
数据来源：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
富士康“给的那点工资”
男工越来越多涌进工厂、女工比重相对减少的状况，将现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剩男”问题带入到工厂之中。从2010年在富士康厂区调研起，让我们忐忑不安的不单是工人被逼迫走上自杀之不归路，也包括一群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底层男工向我们诉说的“没有钱，工资低，找不到女朋友，娶不到老婆”的故事。这一刻，新生代富士康工人遭遇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危机。
今天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出现严重偏差，在2012年就达到了117.70，甚至有部分地区高达130。当男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社会，很多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结果就是，不会有足够的女工留给资本剥削，也不会有足够的老婆给底层的男工迎娶。这个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财经天下》周刊的记者看到的只是富士康工业区与性市场相关的各行各业，以及部分女工走上当兼职卖淫的“自愿”选择——为了满足“过剩”男工生理需求而出现了性市场本就不足为奇。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工厂园区里、在流水线上存在的大量女工被性骚扰的事件。在第一代女工那里，“给玩了，怀了孕”的事情不鲜见，有这样遭遇的女工被踢出工厂，肚子一天一天地涨起来，没有面目回家见父母，结果闹出自杀的事情来。
如今，社会更加“解放”了，在“我的身体我决定”的意识影响下，女工们已经不再把这样的事看得多么严重，“有了，就打掉嘛，医院就在旁边，几分钟的功夫，几百块钱的事儿”，这种意识是很普遍的。妇科诊所就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一进富士康工业区，满眼都是诊所的打胎广告;街上巷尾，随手拿到的都是无痛人流的传单。
整个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其他一切的社会属性都被抹杀了。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一些女工选择了当性工，这是“理性”选择，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真正需要细究的是，为何这一庞大的单身年轻男女群体只能通过这种为“性”服务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呢?原因很简单，这些年轻工人的打工收入根本无法支持其在城市过上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以2013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厂区为例，当月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120元，而平均支出约为1647元，月均余额仅为473元。再加上厂区周边物价飞涨，工人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收入水平不断降低。于是，打工生活注定是一种永远的飘泊、无根状态。
当他们走出冰冷的生产世界，掉进一个时尚消费、凸显自我的世道人间之时，纠缠他们的是不能回避的生理欲望和空虚的精神生活，频繁更换性伴侣甚至从事色情业成了对这种尊严缺失的生活的填充。而情与欲，这一切注定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消费性的。
尊严何价?如果不重视结构性因素，而只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污名化工人，或者反过来，像富士康工会那样以为工人去污名化的方式来争取道德高地，都是对工人尊严又一次的践踏。如果跨国资本不支付工人应得的生活工资，国家不创造使工人可以留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条件，工会不代表工人去争取生活工资和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那么，各式各样的富士康背景就还将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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