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水务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因贪腐落马,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还有分布于秦、京等地的68套房产证,令人震惊,被民众称为“小官巨腐”的典型。
抛开马超群巨款和黄金不提,但就68套房产来说,按每套面积100平米计算,按目前最高的小康住宅标准30平米计算,可以供220多人居住。而他的68套房产,还并不是最多的,比起一些“房姐”、“房叔”、“房爷”还差一大截。据最新报道,军中“大老虎” 徐才厚、谷俊山拥有房产数百套。
中国的房子已经失去原本的居住功能。一方面,一些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如倾其三代所有硬着头皮买,你就要准备当几十年“房奴”;另一方面,是贪官污吏、“土豪”、“大款”们的的“广厦千万间”,房产成了他们用来财富升值的银行,以致许多地方出现了有房无人的“鬼城”。据2014年6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城镇住宅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住宅整体空置率高达22.4%,数量近5000万套,这还不包括数百万套待售商品房。这些房屋足可以使1.5到2亿人达到住房小康标准。
住有所居应该是房改的初衷。但一味市场化的改革,堵住了多种途径解决住房问题的路,变了味道的“市场供需”一浪一浪把房价推高,对百姓而言房子已变成生存的巨大负担,“人的全面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期间,房产商追求的是巨额暴利,一些官员追求的是GDP的“政绩”,中间夹杂着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腐败。从这些年,被打的大大小小的“苍蝇”、“老虎”多涉城建、房地产可见一斑。
中央调控房价为什么总不见效?看看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明白,有的房地产占比在50%以上。如果说,这些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未尝不可。但事实上,很大程度又用在了“三公”消费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地方官员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房子不来钱。而一些官员正是在房产项目的审批、拍卖、税费、区位等多环节的运作中谋取私利、中饱私囊,而腐败成本更加剧了房价的攀升,严重超越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个人收入与房屋价格应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范围。国际上这个数字是3~6倍,就是说买一套房,要用一个人3到6年的收入,而我国一些城市高达15~18倍,有的高达20多倍,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当一种商品价格过高,消费者难于承受的时候,人们持币待购,价格将自然回落。但奇怪的是,当房产价格暴涨,老百姓卖不起的时候,没有人呼吁为百姓降价,他们说“房价高低是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该管”。但当房产市场出现低迷的时候,马上就有官员、地产商、专家们出来呼吁救市了,甚至有人把买房提到了“爱国”的高度。有的地方政府为救房市招数五花八门,什么“购房退税”、“购房落户”、“买房高考加分”,还有的下发红头文件,公务员成了房产推销员。可见,一些主张市场化的人,他们并不真正尊重市场,他们尊重的只是金钱。
常言道,安居乐业。住无所居岂能乐业?更不会有多少幸福感可言。据《小康》杂志等举办的"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显示,有近40%的人感到不幸福,参访者将“降低房价”列在了"提高工资水平"之后,成为提升幸福感的第二大因素。企图维持“有价无市”的高房价,也许能维系官员们看得见的GDP政绩以一时,但这样既不能造福于民,更不能真正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近日,央行突如其来的降息拉动内需的措施,恐怕也难以凑效。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但房价却是世界第一。中国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吸引了众多资本的投入,吸引了有钱人疯狂炒房。房产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用来居住的本质属性,扩大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正如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所说:“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市场不是万能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在内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存要素,政府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土地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维持土地财政,应利用政治、经济、法律、税收、行政等多种手段和途径干预和调节,减少房产资源浪费,加大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力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国民“住有所居”的问题,给国民以依附感、安全感、幸福感。国民有了幸福和尊严,这个国家才会更具向心力和凝聚力,执政根基也才会更加牢固。如果只是为了市场而市场,而不管它的结果,岂不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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