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有很多种不同的切入点。社会学家从教育作为决定社会流动的角度来探讨公平性，经济学家从教育市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探讨公平性。在当前中国的公共空间里，也充斥着形形色色关于升学、择校、教育实践的论述。通过本文我想分析的是教育平等这个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和它所体现的当代意识形态。
我把这个讨论限定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范畴，或者更具体的说，是有社会公共资源所支持的面向大众的教育系统(而不是，相对的，私立教育体系)。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David Labaree所提出的经典问题：现代教育的目标是什么?Labaree针对这个问题有一系列精彩的论述，虽然是建立在美国的历史脉络之上，但我认为对当下的中国教育之争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他考察了学校教育制度在现代国家社会和经济脉络里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公共制度(public institution)，现代教育除了需要国家的支持之外，也要让民众、教师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感受到必要性而愿意参与其中。因为现代教育这一制度设计并非不言自明的。
为什么要花钱受教育？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教育工需要向广大的民众说服教育的必要性，以换取在经济上和政治安排上的支持。Labaree在他关于美国教育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提炼出3个价值取向：民主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以及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民主平等让政府和持进步观点的人们看到了教育作为改变社会现状，传播进步价值观的作用。现代教育在国家建设中起了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支撑和教化作用。简单来说，这个观点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公民;而社会效率则从经济效率的视角出发，让商界和经济界人士们认识到受过教育的人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然而对于参与教育的个体来说，民主平等只有很弱的号召力，而社会效率只有对统治阶级或者有能力配置经济资源的阶层(如企业主)才说得通。个人最看重的是社会流动的目标。教育让普通百姓的孩子能够通过正式的渠道获得和他们父母不同的地位。Labaree很清楚的指出社会流动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视角下，教育是一种属于私人的产品。它许诺给个人选择权(freedom of choice)，同时展现给个人无穷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只要你有能力，你可以通过教育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在这个视角下，学校是否有助于为国家和和会培养人才是次要的。个体需要的是那个能够帮他们比别人更有竞争力的凭证。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一样的教育”是他们最不想要的东西。而这种诉求在现实的表达不仅在于对教育分层的接纳，也是对于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冷酷拒绝。这个意识形态一方面而言对于传统等级制社会而言是一种进步观念，而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幻象(下文详述)。
为什么教育要分化？
Labaree的理论框架同时指向了一个现代教育的制约因素：在现实中，学校教育不是一个人在社会阶梯上的终点，而必然与就业市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教育的发展无法独立于社会经济结构之外——事实上大量的教育公平的悲剧正是由于参与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个体的的理性在社会层面反应出的常常是非理性——当就业市场的最终状态是高度分层化的，教育体系变会内化这种分层的状态。教育结果的分层状态从社会效率的层面来看是天经地义的，而持有民主平等价值观的人则强烈反对，因为公民之间应该是平等。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中，由于学校的地方化属性——也即由社区选民最终决定要如何办学——最终决定意识形态拉锯的却是消费者精神。
在民族国家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之前，绝大部分的教育通过私立形式。在这个小规模市场下，私人学校不用关心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因为能够享受得起私立教育的一般而言是非富即贵的特权阶层。他们的子女不必要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来获取职业。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条件下，教育成为了个人向上流动的新途径。当代的选贤为能/贤能政治(meritocracy)支持者们执着于究竟哪一种社会分层的方式更能体现公平性的时候，被搁到一旁的重要现实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决定分层，分层本身的合理性是没有人质疑的。
也就是说当代教育公平的探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即所有人最终会被分配到差异巨大的就业市场上去，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公平”的方法来进行分配。不管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对这个大前提坚定不移。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时代精神的体现。所有参与者都承认这是一个结局不平等的游戏，但我们要找到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个吊诡的对立统一推动了人们一方面接受经济就业的不平等，从而要求教育的高度分化的;而另一方面则又高呼教育不公平。而后者不正是前者的自然结果吗?试想，对于教育参与者来说最大的噩梦是：所有人获得是一样的教育，从而在就业市场上需要发明新的分层机制。
文凭歧视为哪般？
对于经济就业不平等的接纳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文凭主义(港台翻译为升学主义，Credentialism)当一个人从教育体系里毕业就业的时候，由于就业市场和在学校内获得知识技能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导致就业市场无法识别出每个毕业生的真实能力。绝大部分的劳动分工看重的并非求职者的能力，而是其形式的表达——学历、文凭。社会学家Randall Collins在70年代末《文凭社会：教育和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Credential Society: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发现了文凭在当代美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由于教育体系最终和就业市场对接，而雇主无法准确识别每个应聘者的能力，他们往往退而求其次，即通过文凭来判断人才的优劣。新的阶层化是以文凭展开的，而非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技能”。在一个社会的主体就业市场上，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技能代表的是什么，但是文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争辩说，对于大部分的制造行业和服务业工作，高中、乃至初中文凭足以。而当义务教育已经几乎普及高中的今天，理论上技能的普及应该是同步的，但是我们看到工作的竞争只增不减，在教育机会普及的现代社会下，文凭的货币化价值却分化了。
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当大学还是精英化状态的时候，一个大学文凭几乎就是就业的保证，不管是来自于哪所大学。而当大学被普及之后，普通的大学文凭迅速贬值，而能够保值的——能够保证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则是精英大学的文凭。这就是大学之间的分层化：你有985， 我有211。美国大学有常春藤、州立旗舰(state flagship university)、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y)、以及二级州立大学、社区大学。每种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大学内部，分层也同样出现，经院管院的文凭和社科人文明显不同。与此同时，大学的普及导致了高中文凭(包括职业学校)的迅速贬值，尽管和高中教育相关的人力资源水平也许适合今天大部分的服务性岗位工作。为了获取就业，人们的动力自然就变成了争取精英大学里精英专业的学历。在该过程里，往往出现的情形是教育的扩张比就业的扩张来得快(和容易)。在没有本质上改变教育的前提下，升级一所专科院校变成大学和多印几张文凭比多创造出一些工作机会要来的容易的多。所以上一层教育的普及是和该阶段教育的分层和下一层交换价值的衰减密切联系在一起。当代教育的讨论平等只局限于受教育权而非教育结果上，同样都接受大学教育，有的学生获得最好的教育，有的则只能重新回到他们的社会位置。
为什么教育要披着民主的外衣？
但这正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流动由于有其进步的民主面孔而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在教育市场上，人人平等竞争，以能力分高下。不可否认，这对传统社会是一大进步。而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其相链接的分层化的教育体系，被看做是调节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如国家的政治干预。正是个体消费者对于高等教育的渴求(由于其非常高的交换价值)，从而推动了教育一点点向上普及。为了能够一步争先，个体的理性诉求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差异化，而非均等化。或者教育的均等化是一方面以教育结果的差异化而另一方面是受教育机会的大众化这两者并行不悖的。
教育市场在学校和就业市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交换地带的一边是工作，另一边是受过教育的大众。而建立起的联系就是通过文凭。对于持进步观点的人士来说，文凭这一交换形式，让有才能的学生脱颖而出，而不用受其家庭背景的影响(meritocracy)。只要个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文凭，那么社会流动就不再遥远。而在这个逻辑之下，社会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就既不像传统社会里以家庭背景决定，也不如左翼人士认为的完全以阶级背景划分。从而给资本主义社会带上了民主的面具。而之所以是面具而非实质，乃是因为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今天，文凭的交换价值并非等价。这里又有一个阶级视角存在，当受教育权被从社会上层手中被解放出来时，社会中下层得到的却已是贬值的凭证。优势阶层依然通过学校间和学校内部的分层，以及更进一步的，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分层维持他们在今天整个全球化条件下的就业市场分配的优势。
但是，让个体的能力竞争来取代政治安排或者是家庭背景成为公平的形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通过形式化的竞争的方法获取社会流动/资本。尽管社会底层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成功爬上教育金字塔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和那些明星学校相比仍然相差很远。当社会优势阶层可以把经济资本转化文社会和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对于形式公平的追求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命题呢?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星和刘云衫二位教授批评梁晨、李中清教授的《无声的革命》一书时提到“用政治手段强行限制和剥夺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又用政治手段强行将另一部分人塞进大学的做法，不能被称之为是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教育革命”，没有触及到教育公平的实质而且是保守的。梁李二维提到激进(虽然失败)的政治试验，是有进步意义的。而我们对它所代表的反抗既有社会的金字塔形政治-经济结构的认识仍然刚刚开始。
为什么教育变商品？
而对于经济就业不平等的接纳引出的第二个问题，则回到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的学说。Labaree认为由于就业市场对教育的交换价值(就业、社会流动)的重视要远胜于使用价值(知识)，所以理性的学生对于学习本身的兴趣弱过对于学习的凭证(token of learning)的追求。所谓的凭证，就是诸如考试分数、绩点、文凭等形式。和进步主义思潮所看重的“学习过程”所背道而驰的是，市场的逻辑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他能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在工作中不会有人关心应聘者到底数学学到多少，英文掌握多少。雇主们根据一纸简历，看是什么学校毕业的，绩点如何。在一个信息不充分的市场化条件下，教育的交换价值大大高于其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滥觞凸显出教育的商品属性：如果获得教育只是为了换取一份更好的职业，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是因为付出最小的代价来最大化回报。君不见大学校和中学课堂里无精打采的学生?交换价值取得主导地位弱化了学习的内在价值。由于市场信号导强调的是学习凭证在就业市场上的购买力，至于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被大大的忽略了。只要考试考过，学分到手，没有人在意到底学到一些什么真知。于此同时，这种形式主义不但削减了学生学业学习兴趣，同时也削减了教师的职业化的可能性。和其他专业技术工作不同，教师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投入和配合。当学生对于学业只是追求结果而不论过程，如何期望老师能够专业?
现代教育的危机在几个不同层面展开。一方面，个体对于学历的需求推动教育领域的迅速扩张。同时伴随着内部的快速分化。从效率的角度，这是极大的不理性。如果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职业岗位填缺，为什么需要那么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以消费者诉求为特征的现代教育体系弱化了学习的功能。“你能获得一份学历，但是得不到真正的教育”，变成这个文凭主义时代的写照。第三，我们对于教育公平的关注局限在了教育体系及其形式，而忽视了教育不过反映了社会中更多的不平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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