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及其负面影响
管理学上的“竞争机制”，其发端于企业管理，反映了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要求，企业通过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来增强自身在外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其内涵包括产品、原料、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竞争机制”一直作为各行各业管理改革的法宝，不仅在企业管理上得到贯彻，在行政、事业领域管理上，也越来越作为一个管理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主要举措而普遍推行，其内涵也单一化为人的竞争。据笔者观察，“竞争”以致“过度竞争”已经充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呈泛滥趋势，并至事物向恶性发展而导致种种现实的冲突与危机，极有害于确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因而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竞争机制及其相关影响做出分析，以求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一、竞争的属性分析
笔者认为，竞争可以分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
组织内部为提高效率、为择优，而引入竞争机制，是“内部竞争”。其特点是：竞争各方属于同一个组织，竞争具有可调和性、可控性、可计划性。引入竞争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达成组织的目标，因而其本意是具有建设性的。
完全独立的组织之间的竞争是“外部竞争”，或者叫对外竞争。因竞争双方各有自己的目标、或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常常是不可调和的。“外部竞争”是以削弱以致消灭对方为目的的，因而常常具有不可控性、破坏性等。
一般来说，一国家内部的竞争，都可以称之为“内部竞争”，因为国家内部所有组织之上，有国家政府，可以有效的履行调和、控制内部竞争的功能。
而国家之间的竞争，通常是“外部竞争”，因为目前尚不存在一个所有国家之上的机构，能够有效的调和、控制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国家之间根本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贸易制裁、断绝往来、甚至战争等破坏性手段，往往成为必然之选。
当然，如果在一国之内，发生政府局部或全部行政失效时，或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起主导作用，则不同利益组织之间也会发生类似“外部竞争”的破坏性竞争，比如以毒奶粉事件为代表的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等。
笔者认为，竞争是人(其实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之一，这是由人的生存欲望和情感欲望所决定的，由此可以认为在人或组织之间，竞争具有自发性。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是这种本能的朴素表白，其所谓“高处”，无非是生存的安全性、情感的满足程度更高而已。
组织的领导者负有调控组织内各竞争主体，使组织稳定运行的责任。管理学上“引入竞争机制”的本意，是建立内部竞争规则，使内部竞争从无序到有序，从而增强组织对外部的竞争能力。因而，内部“竞争机制”也可以理解为是内部“协调机制”。
二、一个被忽视的普遍原理
笔者认为，在竞争泛滥的大背景之下，有一些相关的常识性原理可能被我们忽视了。如下述工程学原理，应该引起领导者的重视：
从工程学上说，一个绝对竞争性系统是一定要崩溃的，而一个稳定工作的系统，必有赖于各部分的协调。
比如负反馈电路，就是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协调。
网络通信协议，其实是两个通信终端之间的协调。
没有这类协调，系统将无法稳定工作。
在工程学上是这样，在社会学上其实也如此。任何组织若要稳定运行，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是必要条件。
“协调”——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或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1]。在管理学中，指为实现管理目标，使各种管理要素处于理想的匹配状态，或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
笔者认为，在组织内部，竞争与协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强化竞争，必然导致削弱协调。但显而易见，对于一个组织，协调是保证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而竞争是枝叶。
当组织领导者放弃协调责任、甚至放纵鼓励竞争的情况下，竞争极易愈演愈烈致超越某一边际，成为“过度竞争”，此时，竞争的正面（提高效率、择优）意义基本丧失，不正当竞争大量发生，协调机制遭到破坏，甚至组织机能也可能彻底毁坏。
笔者认为：竞争，其实是协调失败的产物，而协调才是效率之本。
民谚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其管理学上的含义是，三个相互充分协调（而不是相互充分竞争）的臭皮匠其总体智慧将可与智慧之神诸葛亮匹敌。
协调可收“1+1≥2”之功，而竞争只能得“1+1≤2”之效。
“两弹一星”，作为当代中国标志性科研成就，其虽然是和列强竞争的产物，但更是中国内部人力物力充分协调的产物。如果那时在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比如每个相关机构成立一个“两弹一星”攻关小组，其结果一定是效率低下的，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否认。
最近，国家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2]，其实也是对一个时期以来分散竞争体制的否定。
因而可以说，一个组织对外部的竞争力，一定主要来自组织内部的充分协调，而不是内部的充分竞争。
三、过度竞争及其界定
过度竞争，一定（不是可能）导致不正当竞争，而不正当竞争一定会导致事物向恶性演变。
竞争机制的鼓吹者将竞争导致的不良后果，一般归之为“竞争不够充分”、或者“竞争环境不公平”。
笔者认为，当竞争的结果关乎个体的生存的时候，当社会绝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裹挟在一个竞争格局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竞争不够充分”的问题了。绝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不存在的，即便看似公平的体育竞赛，不公平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公平，总是相对的。当过度竞争达到白热化状态，不正当竞争（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一定会呈爆发趋势，并致使事物向恶性转化。
观察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不难发现，各类竞争（比如：市场、官场、学术科研、教育、甚至婚配等）因为失去了有效的约束、甚至被制度所鼓励纵容，不正当竞争已经普遍存在，由此导致的冲突比比皆是，甚至由此导致的伤害生命事件也不鲜见。因而，所有迹象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社会”。
那么，如何界定过度竞争？
一般来说，当组织内部竞争危及内部协调机制时，过度竞争就已经发生了。对竞争失败者不给“出路”就是“过度”，这里所说“出路”并无固定内涵，而是一种主观感受。比如对教授，“出路”可能是“尊严”；对城市白领，“出路”可能就是“体面”；对中国绝大部分人来说，“出路”其实就是“生存”。
当人感觉没有出路时，常常会采取不正当手段以改善自身处境，这是不正当竞争大量产生的根源。
比如国企改革中的“砸饭碗”、下岗运动，其实就是过度竞争的产物。因为生存是基本人权，即便罪大恶极的囚犯，也是不能冻饿致其死亡的。在社会保障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砸饭碗，就意谓彻底破坏人的生存条件，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
再比如，国内高校普遍施行的竞争性岗位考核，文章经费不到位，收入将被大比例扣除，并外加羞辱性的降级聘用。普通教职工的正常收入，不过温饱而已，因而，这种竞争性考核其实也是砸饭碗政策。
观察国内各行业的所谓“引入竞争机制”改革，砸饭碗政策、不给出路政策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就心理效应上来说，对竞争失败者的惩罚，甚至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对违法犯罪的大部分惩罚。
正是因为竞争失败意味着生存条件的丧失，所以“竞争过度”必然导致“不正当竞争”，导致弄虚作假盛行，并致事物向恶性演化，彻底丧失了“择优”的本来目的，甚至得到“择劣”的结果。
比如在高校，在以文章和经费为指标的竞争性考核制度下，真实的技术进步、理论创新其实无足轻重，大家重视的是文章和经费，达标就好。而如此以来，大量拼凑造假论文出笼，科研经费虚假到位普遍，竞争性考核已经完全背离了促进科研的目的，成了不折不扣的瞎折腾，甚至成了单纯奴役广大普通教职员的工具。
这种竞争性考核制度，也是违背一般性科研工作规律的。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技进步，无不来自于对科学技术的热爱、对未知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人是有探求未知世界本能欲望的，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动力。但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和指导思想，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否定这种本能存在，而认为只有制度，才是导致优秀成果的原因。历史的事实是，自牛顿以降所有科学巨匠，并非是某种竞争性考核制度的产物。很难想像，那些精神上被奴役的、完全丧失自主的人们，能够仅仅依靠外部制度的压力而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绩。
再如政府官员们所谓GDP政绩竞争，因其决定仕途前景，因此不惜毁坏资源、污染环境、野蛮拆迁、数据造假，其作为，早已与发展的目的背道而驰。
所以说，当“竞争机制”达到“过度竞争”的时候，“竞争机制”将开始走向反面，并致事物向恶性发展。
四、是什么导致中国竞争泛滥
一个时期以来，“引入竞争机制”，成为国内管理改革的最主要举措而普遍实施，似乎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竞争机制”，其实，管理学中的管理，内容却丰富得多。
在百度百科“管理学”词条[3]下，管理的概念有如下定义：
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要别人去做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泰勒）；管理是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等职能为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法约尔）；管理是一种以绩效责任为基础的专业职能（德鲁克）；管理就是决策（西蒙）；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周三多）。
对管理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激励、人事、调集资源、沟通、决策、创新。
上述管理及其职能定义远非一个“引入竞争机制”所能涵盖，组织协调仍然是根本。
在中国当前各领域的管理改革中，“引入竞争机制”作为最主要举措，被普遍的推行，并快速的泛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导致社会关系的普遍恶化。为什么会这样？
笔者分析认为，是因为“竞争”对组织的领导者有极大的好处，可以极大的强化领导者的权利、权威。
比如一个处长，一般就是他制下人员竞争的评判者，而且他不会参加他制下的竞争。这将导致，竞争者为免除淘汰之虞，对处长俯首帖耳、甚至争相贿赂处长都成为一种现实需求。无形中处长的权威、权利得以轻松建立和保障。而对处长合法行政的监督彻底丧失了。（当然，处长也要和别的处长竞争，这是另一个层面。）
近年来在高校，官本位是被大家诟病的现象，但却少有人分析官本位的由来，其实，稍加梳理不难发现，高校的官本位，正是与高校的竞争性考核制度相伴而生的。
一般来说，在当下高校，无论专业职称多高，只要没担任行政领导，将只能面对奴役性的考评制度，并丧失学术、科研自主，甚至丧失作为人的尊严。
而只有占据了某种级别的行政领导职位，才能部分或基本免除被奴役性考核。同时，较之普通员工，他们也占有了多得多的学术资源，极易在专业领域博取名望。
所以，在行政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增加活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保障了官员利益最大化，它使官做得既容易又实惠，因而各级官员成为“引入竞争机制”的积极推行者，使之成为近年来最高效推行的政策。并且各级官员为自身利益计，也有极大的动力强化这种竞争，致使各种矛盾激化。
五、竞争的标准
竞争要判定优胜，总要有标准。体育竞赛，标准是简单的，比如赛跑，先达终点者胜出。而现实社会管理中的种种竞争机制，要确定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官员们现实需要一个简单的、易于操作的竞争标准，以使竞争易于展开。
比如“发展”，其实是一个难以量化的复杂概念，一片稻田，变成一座别墅，卖了一个好价钱。从GDP看是增加了，但农民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国家失去了这块地的稻谷，其综合的长远效果究竟如何？但官员们不会想这么复杂，GDP增加就是发展。
评估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也是复杂的，但把它简化为论文和科研经费，这样就简单明确多了，并且还被堂皇的称之为“硬指标”。似乎文章和经费增加了，学校的学术科研就发展了。但是，文章可以拼凑，经费可以作假，它们和学术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其实，中国高校普遍现行的不适当竞争性考核制度，其主要功效，就是导致教学科研上普遍的浮躁和虚假繁荣，并在校园掀起滚滚的物欲洪流。
首先确立了荒唐的简化指标，再围绕这些荒唐指标制定政策，其结果一定是荒诞不经的，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致命危机，无不在说明这一点。
六、竞争基本方略
本文是反对内部过度竞争的，但外部竞争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时常会强加在你的头上。其实，所有并行的独立组织之间，竞争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产品和市场重叠的企业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大学之间、国家之间等等，抗日战争，就是日本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竞争，所以，反对竞争并不意味排斥竞争。
如何在竞争中制胜，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因为相关，也在此略做探讨。
古今中外人类的竞争历史说明，竞争中的弱势方若要战胜强势方，一定不能遵从强势方规定的规则，这是竞争的根本法则。
若此法则成立，则目前中国全面的国际（其实是与欧美诸强）接轨，是不是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全面失败呢？笔者认为这是极其值得研究的课题。
毛泽东可以说是宗师级的竞争大师，他领导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一个管理学、竞争学的宝库。
毛泽东最强调“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4]，团结，就是内部充分协调，避免内部过度竞争，让每个人，不论能力大小，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共同的目标做出贡献。因为他深知，内部竞争将极大削弱整体能力。在对外竞争上，其通俗经典的概括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共产党军队若与国民党军、美军比所谓正规化现代化，就不会有新中国了。
七、结束
综上所述，虽然“引入竞争机制”能够带来某些表面的活力与效率，但“过度竞争”将走向反面，带来的将是虚浮、甚至毁灭。
本文反对将“竞争机制”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行政事业领域。过度竞争给大部分人们带来的是被奴役感、丧失自主感、被剥夺感等诸多不良感受。
活力或许造就繁荣，但过度的活力，其实就是动荡，对少数所谓“能人”来说，其中或蕴含无数的机会，如鱼得水。但对于普通的广大百姓，需要更多的是稳定，是吃住行的安全稳定，是哺育子女赡养老人，这是真实的生活。
政府及官员的职责，是维护广大百姓的生活安全稳定，而不是颠覆百姓的生活；是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冲突，而不是强化这种冲突。不能仅仅把百姓看成实现自身政绩的工具。曾经流行的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之说，其实是官员推卸责任之辞。
学术竞争导致创新停滞、弄虚作假、虚假繁荣；GDP竞争导致资源毁坏、环境污染、野蛮拆迁；市场竞争导致毒奶粉、毒食品、地沟油，导致血汗工厂、企业破产；民族、区域竞争导致分裂势力壮大．．．．．．
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其实是此前全面的过度竞争，竞争泛滥，导致社会危机重重的现实。笔者认为，全面的过度竞争是确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目前，“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建设和谐社会举步维艰，正是目前诸多深化改革的举措，仍在片面强化竞争、强调活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熊德平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P81-86
[2]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发〔2010〕15号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31/c_12160677.htm)
[3]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74.htm）
[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4页。
摘要：
本文结合中国改革现实，着重分析了“引入竞争机制”的负面影响，并试图对“过度竞争”及其边际给出界定，特别阐述了行政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以及过度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尖锐的指出，全面的过度竞争是确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本文对领导者及政策制定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字：
竞争；协调；竞争机制； 竞争过度；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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