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大学改革早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我们也不难看到,近些年来,教育欧美化的现象越发明显。“英文水平”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学生的重要标准,大量的中国学生也流向了欧美高校。“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在教育市场化的潮流中,人文社会学科的竞争力显然远不如能够创造直接经济效益的自然学科,而为了迎合全球化学术生产逻辑,人文社会学科势必丧失其批判性和反思性。陈光兴在本文中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角度尝试理解学术生产的逻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这个逻辑当中理解教育市场化代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试图处理这些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冷战体制快速形成。在东亚地区,为了围堵社会主义阵营(北韩、中国大陆、北越)势力的扩张,美国延伸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防线,与各地军事威权体制合作,将日本、南韩、琉球、台湾等地纳入其区域性军事部署当中。以台湾的经验来看,长期的冷战秩序,并非只是在军事及国际政治的层次运作,反共亲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对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造成深远的效应,长期流动在我们的思想、身体与欲望当中,至今并未全然散去。在文化上,台湾地区与东亚诸国不同,战前与美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战后的冷战结构与国共内战的延续,加上国民党政权的亲美反日情结,及韩战后南北韩分裂的确立,使得美国快速地成为台湾唯一主导性的对外关系。根据台湾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90年以前,80-90%以上的留学生是留美的,曾经构成在美国最大的外籍学生群体。如今这个情势起了变化,但是出国学生还有五成留美。所以,战后的菁英大部分有过在美国读书生活的经验,在政治上美国式民主成为台湾主要的想象;除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市场被好莱坞所笼罩之外,就连另类的反对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国马首是瞻。总之,战后台湾(跟南韩一样)的美国化,或是说对于美国的依赖,是总体而全面的;台湾的学术生产,是在这样的格局中纳入了美国的系统。然而战后的美国大学的学术生产,深受冷战格局所形塑,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1],一旦我们处处师法美国,典章、制度乃至于学科分界便都以美国为典范,连教科书的引进,乃至于翻译,都是来自于美国(精准的说,是冷战体制下的美国学院)。由于留美学人在知识上深受冷战体制的洗礼,反共亲美成为学院知识生产的基本结构,也就不足为奇。
讽刺的是,19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所浮现的状况是,学界崇美的倾向比台湾、南韩、日本的亲美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外在来看,美国学院已经快速成为中国学界最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对口。美国早已是大陆知识分子欲望之所在。这个基础也就提供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来得以快速席卷中国大陆学院的历史土壤。
19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相继瓦解,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体系,在欧美地区率先宣告结束,然而在东亚至今仍然延续着冷战结构的局面。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力,快速成为主导性力量,以资本为前导,以自由市场为手段,打通冷战时期无法进入的疆域。简单的说,在扫除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阻力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契机终于出现。从这个面向来思考,全球化意味着冷战的松动,冷战时期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大环境的变化中,学术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巨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美国加州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三好将夫在2000年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全球财团化的效应最为清晰的巨变,表现在学术生产力的外观及政策上。课程注册人数的多少、学位的授予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与监视,就像把这些数字当成是工业统计来看待。学术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数来丈量计算。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经费及捐款的研发部门,成为大学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之一”[2]。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快速走向私有化及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貌似客观的量化评量表开始出炉,用以丈量学术表现。大学的形象与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开始快速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的大学校长的选择,是基于他在学术、眼界与社会清望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却已经为大公司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仅得有能力向企业募款,更需要有经营能力,把大学转化成生财机制。一旦私有化与市场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在未来全球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教育机构极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学能够存活。如哈佛大学很可能像麦当劳一样遍布全球,以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到处攻城掠地;或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各地大学为求生存,与名校进行所谓策略联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距合作计划即为一例。
以美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走向,不但牵动也成为后进国家不断模仿、跟进的标准。像台湾、新加坡、南韩乃至于香港及中国大陆等地,也在彼此竞争的压力下,开始把学术生产做成可以量化的指标,归结到国家总体竞争力来计算,以量化得分多少来实施奖惩,每个学校可以分到多少预算资源,甚至于是否必须退出「市场」竞争,都与此相关。为了在国际上竞争,又提出各种各样的卓越计划竞标,想要在国际大学的评比中占一席之地;或是以经费为诱因,将几个大学联合起来,加大学校的体积,在国际评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数。下降到个别研究教学人员,应运而生极为简化的量化记帐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这样的产物,以一条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这些由上往下的操作,通常是由最高教育及研究主管机构,正式行文大学,要教师向上呈报出版成效,特别得标示出研究是否发表在SSCI;各个大学为了争取经费,只得盲目跟进,快速设立奖励SSCI出版条例[3]。
社会人文等领域,虽然近年正受到所谓后殖民学术典范移转,以及内在于历史社会的本土化运动的冲击,但是华文学界适得其反,并没有展开批判性的讨论,反思华文的知识生产与美国的关系。这个情况之下,一旦学术国际化当令,「美国化」很方便的与「国际化」几乎划上等号,也就不难理解。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学术生产的变动,主要的动力来自外部,特别是美国学院的变化。不容讳言,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投入大量的资源建立重点研究大学,对港台等地带来的竞争压力等,也有推波助澜的效应。所以必要的进一步提问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逻辑,会如何重新定位学术生产,特别是与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部分?
如果一切以市场、生产力、利润、国际排名为依归,那么结果会是:以前公立大学的经费来自于人民纳税的钱,研究及教学还有相对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场为判准,但在私有化过程中,哪些课程选的学生多,哪些学科及哪些个人可以将经费带入大学,就将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捐助,学术生产被重新定位的一种方式,是成为产业界的研发部门,即R&D。在此条件下,人文社会学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则是公私智库、研考部门,乃至于包装(packaging)、对于市场潜力的社会文化分析与利用、甚至被迫从属于商业管理学院的知识典范,或是改头换面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外壳来重新自我包装[4]。原先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反思性社会进步动力的角色,也就相对地遭到掩没。类似这样的走向,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很难妄下定论;将本应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学主体,这样转化成为配合、附属于政府及产业的研发客体,学界会如何反省和看待,我们也无法猜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能够配合大势的学科(或是学科内部的某一支流),已经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轨的学科,正在努力地找寻衔接点。反思──尤其是反思知识国家化、知识产业化──的意见,几乎没有空间以及正当性发出声音。于是,政府与少数的学术领导阶层,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况下,正在透过特定经费的分配方向,替学术工调整研究教学方向、越俎代庖地决定整个学术社群的性格以及未来。
这也就牵扯到同样重要的一连串相互关连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下的学术生产中,做为统合社会资源的国家(the state),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上面描述的情势之下,国家如何透过客观情势的分析,形成总体的基本政策?如何对知识生产重新定位?政策的内容为何?它对学术工进行了什么样的宣示?这些政策形成的过程,是否有广大学术社群共同辩论,而后达成共识?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也还没有看到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我们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乱的条文不断出笼,大方向何在则没有人说得清楚。就像台湾的教育改革工程一样,由于学界并没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结果基层教师不知所措,但是负担和责任又由他们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形成之后,透过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么样多层次的效果?如果学官们真有视野,有能力进行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也好,不然怎么能领导学界呢?但是他们提不出论述,跟着国外(通常指美国)大势走,结果没法连结到本土真实状况,弄得朝令夕改,怨声四起,而他们又不是政治人物,不必负起失败的政治责任。比较立即的效果倒是昭然若揭:以国家经济发展为名,在产官学可以相互为用的领域当中投入大量的资源,由政府透过诸多奖励机制主导特定的研究方向,结果在国家的架构当中,统合并主导了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知识生产的方向,至于不具有产官学所定义的“生产力”的知识领域,则被排除到边缘的地位。这就是本文一开始所指向的危机所在。
然而,知识生产的民族国家化,也就是政府以“产业竞争力”为名来主导学术生产,在不同面向上又与国家积极推动的大学市场化/国际化呈现了暧昧的竞争关系,凸显出政策并没有顾及长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这个效应,体现在研究及教学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教学方面,为了国际上的竞争,大学的教学开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国际学生,以及如何加强学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会学科因而必须调整教学内容,符合外来学生的需求,特别是强调得以英语授课。但是这正好与民族国家重视自身语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以台湾当代的显学台湾文学及台湾史为例,这些相关的课程如果用英文来上课,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有多少教材已经有英文翻译?有多少师资能够以英语授课?(有关语言问题,我们下面会进一步讨论。)在研究的层面上,问题在于,政府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务于产官学复合体制中台湾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时在学术国际化的情势中,学者提出的问题又必须在既有的国际学术场域中操作,而欧美地区主导的社会及人文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却与台湾社会并不一致。为了能够在国际上出版,许多学者所用的分析架构与问题意识,都必须符合欧美地区所期待的问题紧密结合,反而与产官学界所面对在地的问题大不相同。同时,国际化的另一个操作方式,就是国际研究团队的形成,将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能够组织在一个同一的问题架构当中;可是这类研究团队得以形成,前提在于具有共同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场域中,这种问题通常会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来出现,想要以自身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为本,来主导研究团队,那么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给外籍学者加入研究团队;但是这些外国学者其实无法全然配合当地对于问题的理解,也往往就就溢出了民族国家内部所设定问题的架构,也因此这样表面化的研究团队并无法被收编到产官学体制所想要主导的政策问题当中。
产官学复合体的快速形成,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远影响,很清楚的是将“研发”及“政策”拱成主导的学术生产方向。这个方向会不会扩大、阻绝人文社会学科自主性的发展,乃至于剥夺整个学术生产的主体性,我们还不能遽做断言。但是这中间的重重隐忧,又有谁敢否认?难道所谓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注定要截断人文、社会学科所自许的批判性与反思性这两个重要面向?没有这些机制,就社会像少了镜子一样,在全面理性管理的情境中,整个社会将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问题所在,会失去改革的动力。
[1] 参见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2] Masao Miyoshi, “Ivory Tower in Escrow”, Boundary 227(1): 19.
[3] 本来以为中国大陆的学界可以免于这场SSCI的灾难,但是后来发现情况可能比台湾更为严重。如果在google打入「SSCI奖励」,就会跳出7800条,SSCI至少在华文世界已经成为体制推动的学术运动。
[4]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在华文地区异军突起,企图以包山包海的方式重新整编一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乐,教育,无所不包。这个起自英国的幻想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共构,正在推广到世界各地,其中各级政府扮演起组织规划的核心角色,收编一切文化生活。相对应,如澳洲,也就出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学院。
(原文题为《全球化与华文知识生产:台湾T/SSCI学术体评鉴体系的检讨》发表于大学的人文教育学术研讨会,北京,2005年6月18-20日,经授权发表。本文承接《全球化与华文知识生产》一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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