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个月以来，“地摊经济”在主流舆论场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
曾在7套《致富经》栏目乐此不疲地炒作野生养殖致富神话的CCTV率先出手：
各路媒体也“照葫芦画瓢”纷纷跟进：
这厢《北京青年报》报道，四川成都的90后女子摆摊日赚四千，买奥迪奖励自己：
那边，《新京报》报道，郑州小伙每晚摆摊，买了一辆奔驰：
笔者不敢断言这些摆摊致富的神话都是假的，但这种日入几千、甚至几万的地摊，在练摊界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吧。也别怪人家调侃：“以后编故事的时候，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的智商。”
“允许摆地摊”的本意是解决民众的就业问题，特别是解“6亿月入千元以下”的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这样大肆炒作“摆摊致富”与当年的“放高产卫星”有何区别呢?当然，炒作“摆摊致富”的不止是CCTV，也有新京报。一边把当年“放高产卫星”的锅甩给毛主席、甩给那时的制度，一边自己放卫星，这就不厚道了吧?
就在“地摊经济”异常火爆，升斗小民摩拳擦掌，准备“脱贫致富”之际，人日客户端的一瓢冷水很快就泼下来了：
随后，CCTV亦表态，支持一线城市不发展“地摊经济”。6月7日，CCTV发表署名“秦川”的热评《“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6月8日，CCTV再发财经评论《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所呼应者正是《北京日报》对“地摊经济”打出的第一枪：《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在6月4日热捧“地摊经济”的“成都地摊经济观察系列”报道出炉之际，有些地方媒体已经开始对“地摊经济”叫苦不迭，甚至像《北京日报》那样明确说不：
北京和深圳直接来了个“因地制宜”，直白点儿，就是这玩意儿不适合本地;上海与广州的政策是允许商家“外摆摊”、“借道经营”，不是允许流动商贩;大连、太原等地连夜叫停;地处长三角的诸暨要收占道费;原本就可以收费摆摊的郑州，摊位费迎来暴涨……
在舆论上火爆一时的“地摊经济”还未彻底落地，就有了要“收摊”的架势。
从万众创业到全民摆摊，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当全民创业沦落为微商传销，一哄而上很快就变成一哄而散;
真实的地摊经济是本小利薄，但的确可以解决一部分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任何的过分拔高和吹捧都是对“地摊经济”的捧杀。
但是，贫富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口袋里只有那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总的市场规模就那么大;况且，“平均家庭负债18万”的压力犹在，降薪与失业的压力业已袭来。当消费者可以从地摊上买到物美价廉的小吃和小商品的时候，就意味着一部分小餐馆和实体店的生意被抢走。
地租构成了实体店成本的大头。不需要支付地租的流动摊贩的大量存在，对实体店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长此以往，这就等于动了依赖土地食利阶层和地产大鳄的奶酪。
相比全民摆摊对“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见6月7日CCTV热评)的冲击，“地摊经济”对土地食利的“虎口夺食”恐怕才是让反对者最担忧的。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最先对“地摊经济”说不的就是房价“高高在上”的北上广深，而房价同样不低的厦门、郑州、杭州等地一直实行的就是定位摆摊、地摊收租的模式。
率先掀起“地摊经济”风暴的成都，实际上在3月16日就已经开始允许流动摆摊和借道经营了。在北上广深已经让“地摊经济”收摊的时候，此前受到鼓励的成都似乎并未停止对“地摊经济”的推进。
笔者小区旁边的路口，此前一两个月每晚也就二三十个摊位，昨天傍晚开始，竟然暴涨到上百个摊位：
截至目前，成都暂时还没有对流动摊贩收费。这大概得益于成都虽然排在北上广深之后、居新一线之首，中心城区房价却依然维持在2万一档的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都不依赖土地财政，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成都仍然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思路，这就有点继续做大蛋糕，而不是等地摊经济来分蛋糕的味道。
规划500-650万人口的天府新区目前除了天府大道两侧之外，都还是大片荒地的情况下，成都又上马了规划385万人口的东部新区，而天府新区的房价已经炒到了一万五以上。未来还有简州新城、淮州新城……
这种摊大饼式的模式隐忧是巨大的——将来即便把整个四川省的购买力全部吸引过来，是不是足以支撑这个规划规模，都是未知之数。
不管将来如何吧，至少目前，“地摊经济”还不足以成为成都土地财政的心腹之患，反倒提升了这个“充满烟火气”、“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市政形象，成为“抢人大战”的加分之项。
蓬勃兴起的“地摊经济”，对成都实体店面的影响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在成都居民区和商业区，实体店面关门或转租的数量大幅增加。位于成都四环北侧的成都国际商贸城，人流量很一般，一楼还是有点人气，但是二楼以上几乎都是关门状态。在地摊经济解决10万人就业的同时，又有多少实体店的从业人员要失业呢?
正如笔者3月份对东南沿海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地方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评论《“出口转内销”能救中国制造吗？》一文所说的：
原本出口给“洋人”的高档商品撕下铭牌降价内销，固然可以救得一部分制造企业，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但同时也意味着那些原本供内销的低端品牌制造企业的市场份额要被蚕食，另一批企业要倒闭，工人要失业。试问，民众买到了便宜的“高端货”，还会再额外花钱买原来的“低端货”吗?
果不其然，6月7日，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数据显示，5月份的出口持续在下降;而五一小长假前夕，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地方，原本该春节前出现的返乡潮已经提前出现。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话反过来亦然，“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当然无法应对当下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关于“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早已经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940年5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当看到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神奇景象”之后，被彻底折服，惊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后，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初步创造了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的时代，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失业”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存在了千百年的“摆地摊”曾经消失过二十年，“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又何需去摆地摊呢?
当然，不必感叹，这样的时代暂时回不去了。
话说回来，不管“地摊经济”是不是真能“致富”，起码亿万群众是热烈欢迎的，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地摊经济”尽管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聊胜于无”，对于低收入的困难群体，“有了摆摊的权力”可能就是救命的稻草、糊口的途径。
消灭“地摊”的，应当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公有制，而不应当是“精细化的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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