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食品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不得标注‘零添加’‘非转基因’”的条款，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据悉，意见征求将截止到8月26日。
不得标注“零添加”“非转基因字样”的内容是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临时加入的(下图左列)，2019年第一次征求意见稿并没有这些内容(下图右列)。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推动意见征求第二稿这一改变的?
通过媒体的报道，笔者大约了解了专家对“不得标识‘零添加’”的解释：
一种说法是“无添加”“0添加”之类的概念并没有准确界定，“零添加”的说法并不科学，这种说辞更多是一种营销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有些食品根本就不需要添加的某些成分;
更权威的说法是只要使用食品添加剂合法适量，在安全范围之内，就不会给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不可否认，某些商家纯粹为了营销打擦边球，明明添加了这种成分，却声称没有添加另一种成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欺诈行为。
但是不是所有的“零添加”都不成立呢?显然也不是这样的，就以酱油为例，广东卫视《生活大数据》栏目组曾在2018年9月，采访了广电计量食品农产品检测实验室，该实验室随机采集到三组宣称“零添加”的儿童酱油和它们相对应品牌的普通酱油，检测了各自的氨基酸态氮、防腐剂、盐分的含量。
氨基酸态氮含量越高，越会让人觉得酱油口感比较“鲜”——事实上是添加剂成分更多;苯甲酸、山梨酸两种物质则是常用的防腐剂成分，添加的防腐剂之后，酱油可以有更长的保质期。通过实验数据发现，在氨基酸态氮方面，儿童酱油比普通酱油的低;在防腐剂方面，有两组儿童酱油确实无防腐剂添加。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
第一，“零添加”、“不添加”或“少添加”食品添加剂是可以做到的，但必然以牺牲食品的色、香、味以及保质期为代价。例如，超市里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酱油保质期从半年到两年不等，主要原因就是是否添加了防腐剂或防腐剂含量不一样;又如，南街村的湿面不使用苯甲酸、山梨酸等防腐剂，而是采用了更为健康的乳酸进行保鲜，导致其保质期只有半年，口感也偏酸，很多滞销产品还在仓库就被迫销毁。
第二，食品添加剂的成分、含量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并不是专家所说的“难以界定”。
以“难以界定”为由，一刀切地禁止商家标识实际上是一种“偷懒”行为，这对于那些愿意以更高成本(牺牲保质期其实是牺牲了商品流转周期，增加了损耗，变相地增加了成本)给消费者提供更健康食品的商家是不公平的;至于那些打擦边球、胡乱标识的商家，只要监管部门的检测跟进，完全可以进行清理整治。
关于“非转基因”也是类似情况。例如现在市面上销售的玉米胚芽油和酱油，有些的确是使用的非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黄豆，采购成本要高于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和黄豆。禁止商家以使用非转基因原料进行宣传，不是逼着商家都去使用更廉价的转基因原料吗?
进一步来讲，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标识“零添加”、“非转基因”，就会让消费者关注到添加剂和转基因的食品安全问题。禁止标识，实际上也就起到了淡化作用。
长期以来，围绕转基因和添加剂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即便在左翼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争议，反对主粮转基因化和反对食品添加剂的人往往被指责为“反智”、“反科学”，支持者把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作物当作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以食品添加剂的历史为例，进行一个简单的辨析。
19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推出了糖精(它的发明还要再往前追溯一二十年);1908年，日本化学家在海藻中提取谷氨酸钠，即味精;1910年，人造黄油在美国诞生……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化学合成物质堂而皇之的登上了现代食品工业的舞台。
化学合成物的加入，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类的食物格局。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改善了食品的色、香、味，大大增强了使用添加剂的食品工厂的产品竞争力，化学公司、食品公司便趋之若鹜，越来越多的食品添加剂被发现和发明出来。
防腐类添加剂的使用大大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期，使得食品工厂的商品能够得以长时间储存和远距离运输、降低了食品变质的损耗，大大方便了食品工厂的市场拓展和垄断，一批食品工业的巨头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产生。在大资本的利润驱使之下，食品添加剂的种类、数量均快速增加。以味精为例，1948年以后，每十年美国食品工业味精的使用量就会翻番。在加工食品、婴儿食品中都能发现味精的踪迹。
可见，食品添加剂的发明和大规模使用，与其说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之前的社会固然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产物都具有进步性，例如环境污染、例如食品添加剂。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食品添加剂所引发的问题才逐渐被暴露出来。
1968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有关味精安全性的动物实验发现，大鼠进食大量味精后，普遍出现脑组织损伤。
1971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摄入二乙基固醇(DES)的母亲与她们的女儿患罕见的阴道癌有关。二乙基固醇是一种用以增加动物脂肪和体重的饲料添加剂，在1947年被发明出来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的养殖工业，曾被称为“人类食品生产史上最重要的发展”。直到1977年二乙基固醇被证实确有致癌性，才被美国FDA禁用。
1971年，日本合成了“高果糖玉米糖浆”廉价增甜剂，后被证实可以完好无损地抵达肝脏而不分解，直接在肝脏合成脂肪，诱发多种疾病。
1974年 美国FDA批准了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一年后FDA发现西尔公司提交的数据中，隐瞒了动物食用阿斯巴甜后出现抽搐和脑瘤，但FDA却没有取缔该产品;1983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阿斯巴甜能导致体重增加。
1985年，《柳叶刀》载文指出：79%的多动症儿童从饮食中除去人工色素和调味剂后，病情就能够得到改善;1996年，美国医学会会议上的报告再次指出，儿童多动症病例都与食品化学添加剂有关。当这些儿童不再食用含化学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调味料或化学合成防腐剂的食品后，症状就显著改善。
1986年，《国际生物社会学研究杂志》公布了长达四年的调查结果：发现纽约市803所公立学校的餐厅如果减少人工色素、调味剂和防腐剂摄入量，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就会提高15.7%.
……
上世纪90年代至今，食品添加剂导致的健康危害越来越频繁地被暴露出来，但随之而来的是公众与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大资本之间的博弈。大资本利用手中掌握的传媒，收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媒体，不断为食品添加剂“洗白”;除非造成了类似三聚氰胺事件这样的严重而且广泛的食品安全事故，那些即便被证实有害的食品添加剂也依然在食品工业中继续使用。
例如在食品公司的游说下，我们早已闻之色变的瘦肉精，至今仍在美国的养殖工业被“合法”使用;美国早在1998年就禁止使用会致癌的苏丹红，而美国的快餐公司肯德基却堂而皇之地在中国的门店使用到2005年，直到中国有关部门出面禁止。
即便那些所谓的有害添加剂被严令禁止，目前，依然有大量添加剂在食品工业中被广泛地“合法”使用。以我国为例，目前的食品添加剂有23个大类，2000多个品种。
前些年，媒体曝光的地沟油、反式脂肪酸、一滴香、香精大米、性早熟奶、猪牛羊肉精膏、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添加剂支持派把这些归咎于不法商家的非法添加，那么，“合法”使用的添加剂就一定安全了吗?
拿我们前面提到的食品中广泛使用的防腐剂——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来说，主流的说法是这两种添加剂绝对安全，可以被人体代谢;但医学专家也指出，防腐剂的长期食用会损害肝脏和肾脏，用量过多甚至会致癌——但这种说法往往不被主流学术精英所待见，甚至要惨遭污蔑。
“合法”添加剂，不过是资本与权力相互妥协的结果，既不会对食品工业的大资本利益产生太大触动，又不至于在较短时间内严重危害公众身体健康。至于越来越广泛的慢性疾病的发生，这个完全可以交给学术精英和媒体去辩解。
20世纪初，美国癌症死亡率仅占死因的3%;20世纪末，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达到死因的20%。多因论是一种很讨巧的辩解方式：癌症发生率的增加和死因占比的增加，可能是添加剂导致的，也可能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可能是转基因食品导致的，也可能是电子产品辐射导致的……
面对多因论的辩解，公众没办法将责任单独归咎于添加剂和转基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添加剂、转基因、环境污染、辐射……，它们都是共犯，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
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压缩的追求，促使它们广泛地使用添加剂以及可能对健康有害的加工工艺(例如使用化学浸出法取代传统压榨工艺生产食用油)。
2005年，在奶企巨头的推动下，低温奶外包装不得再标识“鲜牛奶”。因为鲜牛奶的保质期非常短，不利于奶企巨头在全国开疆拓土。本来各地的小奶企完全可以向本地消费者提供保质期短的真正的“鲜牛奶”，就是为了方便奶企巨头垄断全国市场，它们就这样把标准改了，用可以有更长流通周期的“还原乳”攻占低温奶市场。这一荒唐规定直到2009年初才宣告终结。
在笔者的记忆中，小时候县城里还有国营的食品厂，很多小吃、零食以及油盐酱醋等调料都可以从县食品厂直接购买。这种小范围、短距离的生产-销售模式，商品流转的过程和周期都非常短，根本不需要依赖防腐剂等添加剂的使用，来增加保质期和储存时间。而再往前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有着更强的计划性，更有利于缩短产品流通周期，也不会出现产品过剩导致的库存积压。
类似地，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也就不需要使用廉价甜味剂、辣味素，来替代传统食物中的蔗糖、辣椒，去刻意压地成本。
没有了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社会主义的食品工厂只需要给消费者提供本原的食物，而不必通过添加剂的使用，刻意提高食物的“卖相”。
……
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完全不依靠添加剂、转基因的社会主义的食品生产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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