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防疫的利弊，转型的良机
目前社会舆论就是否应与新冠病毒共存的话题展开讨论。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约二十天前发声，称我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但受到网络反对，甚至有人称之为汉奸，说他崇洋媚外，是投降主义。官媒《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刊发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不点名批评张文宏的观点，将讨论上升到了官媒平台。
防疫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涉及到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的问题，有人提出某种观点引来反对，引发讨论，属正常现象，但出现网络暴力则一定不正常，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宽容对待各种不同声音。
且不论讨论双方的意见谁对，但从舆论群情中看到，人民群众首要关心的还是生命的健康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以及与国际社会恢复正常交往已为次等，因为毕竟任何重大问题都比不过人的生命安全。这是对防疫上是防还是开的大讨论中，显示出的民心，民心民意不可违。
这场世界性的疫情，制造了全球空前的一场大灾难，中国也在这场灾难中损伤惨重，之前有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纠纷，之后有美国以病毒溯源问题联合西方某些国家不断向中国嫁祸，有意将这场全球疫情政治化。
一年多以来，我国前期因社会制度优势取得了防疫重大胜利，国内秩序基本逐步恢复到了正常。但病毒在印度变异后，通过南京机场口岸入境中国，毒性更大传播更强变异后的德尔塔病毒从南京蔓延，现在已在十多省份引发严重疫情。为严防再次境外输入，我国目前基本对境外已是封国状态，也因此才引起了这场是继续严防死守还是学着放开与病毒共存的讨论。
国内防疫严防严守，的确成本巨大，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但全国经济上，进出口大减，而内需又拉动不力，经济处于严重下行之中。同时对个体人来说，因封城、封境、处处严防等措施，不少大量店铺、公司或者关门歇业，或者破产倒闭，损失惨重，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失业，失去了经济来源，当前全国就业形势空前严峻。同时外在有美国等国家从政治、经济、科技、病毒溯源上处处与中国为敌，我国同时受到国际国内不利形势的空前夹击。
这种形势下，感觉我国已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防疫模式好像使中国成了一座世界孤岛，尽管防疫成效显著。而观境外，英国等很多国家已在逐步打开国门，相互往来正常化起来，如不久前的G7会议，这使得我们有一些人开始担忧中国恐将隔绝于世界之外，变成隔绝的孤岛。中美关系上的冲突仍没见好转，美国反又步步紧逼。因此应该承认的，目前中国的确处在了一种所谓“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这又是中国无可选择的。
凡事有其弊也有其利。
以利言之，可以利用这次世界疫情迫使我国不得不临时关闭国门的时机，抓紧调整有关政策，将不利转为有利：
一、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是工农业门类齐全、国民经济体系和军事体系独立完整的大国，暂时对外关闭国门，不全是坏事，改开以来所形成的对外关系实际已形成对外部世界严重依赖的程度，如有经济出口型，科技进口型，创新能力弱，财富严重外流等弊端。如果没有这次疫情被迫闭关，那么这些弊端将很难扭转，所以要充分看到并利用好这次闭关给调整政策所带来的良机。
二、美国借疫情加剧挑起对中国的攻击，极大地激发了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疫情原因，不少群众受到经济的冲击，但并没有减少爱国情怀，相反多数群众能够体察国家困难，共体时艰，将个人利益得失能够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统一起来，这是进行政策调整的民意基础，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三、我国在抗疫模式上的成功，人们再次认识和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比任何口头上的说教更有信服性，这次是防还是放的讨论中，人们共识还是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又一次空前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拥护，这是以人民利益为方向的政策调整的制度保障。
四、要适当降低出口型经济的规模，将疫情之前的出口型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内需拉动型的经济为主。可改造一批外接订单停止或者严重减少的出口型企业，改造其生产线为内需型生产线，这是既救活了这批企业的生产能力，也为扩大国内需求提供充足的商品，提高内需品的质量档次。
五、重点扶植高度依赖高科技进口型企业，要从高等教育到企业人才培养建设相衔接的新型高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国家要集中资金和组织人才队伍进行科技公关，解决一批被欧美卡脖子的高精尖关键项目。
六、抗疫经验表明，关键时候靠得住的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要果断停止先前私有化规划和改革措施，一定要转到做大做强国有企事业单位上来，尤其重点是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企业，以前完成或正在民营化的要再次国有化，要将国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各省区市也要重新布局建设一批本地的国有企业，靠房地产、虚拟经济、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在关键时候需要本地自救时，要有当地政府可以调动、依靠的力量，如防疫中的公立医院的中流砥柱作用就是强有力的证明。
七、河南等省的暴雨灾害，说明遇有重大灾难或者战争，所谓的信息化社会是非常脆弱不堪的，社会立刻陷入瘫痪。信息化技术也是要发展，但不可全部依赖信息化技术，同时切不可完全抛弃可靠的老传统，要老老实实建设那些永远靠得住的一些设施，其中尤以金融、交通、电力、电信、宣传等为重要领域，完全依赖移动支付而抛弃现金，完全靠电信发布而抛弃传统广播，只图摩天大楼的壮观而想不到停电停水，都是极端危险的。国家还要重点管控某些民营企业对这些核心领域的深度介入程度。
八、疫情期间，农民工外出务工艰难，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待业，这是当前农村人口最齐全时期，但也是闲散人员在当地最集中时期。要趁机集中动员他们，能就地就业的就业，或就地创业，或再次动员他们投入到农业中去，如再次组织教育他们走上集体经济，创办集体企业，会将已经凋敝、空心化的农村恢复起生机，此时正是千载难逢。
九、一旦农村有了人气和蓬勃的生机，那么城市企业生产的商品将有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同时农村的三农问题也将极大得到部分解决，如撂荒的农田再次耕作起来，水利设施得以新的修缮，是既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也缓解了降雨季节的泄洪问题。扶持富余农民，或农民自筹资金兴办集体企业，可就地就业，减解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无人照看问题，使更多家庭团圆，人口缩减问题也将得到缓解。只要农村有人、有企业、有工作，有市场，那么经济内循环的最大的关键一节，就为内循环建立提供了最充足的推动动力。健康循环起来之后，不久将来，必将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一面是农村走向繁荣，另一面是大中城市的城市病逐渐消减，再过二三十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完全可以顺利实现的。
十、调整城市发展及其经济布局。要逐步减少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布局，要限制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的无序扩张和规模，抗疫和抗洪表明，这两类大城市有非常多的弊端，如要保护耕地，限制城区规模和人口，不再建设摩天大楼。要多向中西部地区布局，多布局生产保障型、国计民生性企业，将东部特别发达与西部非常落后的局面彻底扭过来，最起码也要有所均衡。限制大城市，就要扶持中小城市发展，将优质的民生资源尽可能从几个大城市向广大的中小城市转移，用利税办法，消减城市之间悬殊的贫富差距，用优质的民生资源吸引行业人员向中小城市转移。每省区市不能只考虑发展省会城市和一两个省内重点城市，国家要取消市管县体制，回到宪法规定的省县乡三级体制上来，将县域发展直接纳入省级领导之下，摆脱市对县的索取，恢复县的自主发展权。
十一、适当鼓励人们积极参加储蓄，摒弃危险无穷的提前消费的思想。储蓄既利国也利民，当遇到灾难、困难时，有些储蓄的个人和家庭都能主动应对，抗疫抗洪的很多故事也说明了我们民族储蓄习惯的好处。家庭有了自己的经济保障，即使完全封闭在家，或者有些一时没有了收入的短缺，心理上也不会恐慌，也会积极配合国家有关行动，否则，一天不劳作则一天不得活的窘迫生活，国家管理起来也是很难管住的，防疫中西方某些国家和这次的印度就是最明显的反例。
十二、提高全民的社会保障。鼓励家庭自建经济保障的同时，国家也要全面提高全社会人员的保障水平，有保障则民安，民安则国稳，国稳则抗击打力量就强，就能团结一心，抵御国内外可能的各种破坏力量的威胁或打击。
疫情之前要做到这些，有来自国内外很大的阻力，非不得已不会去做，基本没有可实现的条件，但世界疫情和美国这次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大好机会，以前的某些阻力消失了或者减弱了，如果就势顺势而为，将“闭关锁国”的不利主动转化为强大起来的一次蜕变，是天赐良机，如若能够顺利而为，那么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也就不远了。
202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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