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单工厂是中国产业的底座

接单工厂是中国产业的底座

2005-10-23日

萧美珊

中国人民银行自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来，人民币的升值，对分布在中国大陆，特别的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接单工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纺织类、鞋类、玩具类企业，这些主要雇用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影响最大。2005年10月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中国出口业务的标志性的展销，此次中方参展商与进口参展商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前景均不乐观，令成交量下降严重，其中深圳展团纺织品类的产品，签约降幅高达80%，这是一个十分哧目的警训。

以东莞为例，纺织类企业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前后几天之内，还面临着来自欧盟对中国纺织品的停止清关行动，大量纺织品的成衣或积压在欧洲各港口码头，或积压在香港的机场与码头，或在远洋货转之上，有更多的已接的订单还在生产中，不得不减产、停产、待产。这此工厂不仅承受了来自人民币升值引发的利润下降，欧盟的停止清关带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它们无法进一步预期美国对中国纺织品会打压到何种程度，以及人民币变动的趋势，不敢再大量接受新的订单。整个纺织类企业的现状是：一些大厂把部分机器停了，遣散部分工人，一些小厂则干脆关门，把整个工厂和机器标价出售。这种自杀性的行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这一步的。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到中国的接单工业的的危急之情状。

中国有许多的接单工厂，主要是指那些以接受外商的订单为基础进行组织与生产的工厂，而非以来料加工为主，仅仅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水、电，以破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生产企业。接单工厂的原材料，主要是根据外商订单的总量需求，在国内采购、生产、加工与出口，整个产业的供给来自中国的不同行业，带动了整个前向与后向的产业链的形成与正常运作；接单工厂雇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大量来自中国腹地农村地区的农民工，他们长期生活在收入微薄的乡村，受教育程度低，属于低技术水平的准产业工人，他们可以在订单少的时候，回乡村种植，获取一部分农业收入，在订单多的时候，返回工厂参加生产，获取另一部分的工业收入，自行解决了自己与其家庭的生活与养老问题，这种解决方式，尽管是一种最低水平的温饱型自助，但这部分人口，占到了中国总人口的70%，而在目前阶段，国家与政府却还没有能力与财力为全体国民妥善安排。农民工自选解决生存与家庭养老问题，他们带动的人口数量，几乎与中国全部农村人口的比例持平。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农民工中，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低，非其之罪，是受制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制于国家财政中向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的总量过低，受制于乡村建设中的干部腐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低投入，这些问题不是可在短短的三、两年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农民工—文化低，令他们能够适应相对简单的低技术产业的需求，能够在同类企业中转工生存，但几乎不可能伴随产业升级而转向新的高技术产业。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向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金融政策制定机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以香港为例。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宣布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整个一九八0年代是香港基础产业向大陆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阶段，与此同时，香港的金融业也在大陆经济开放的进程中，长足发展，成为金融技术与金融产品升级、金融业务拓扩与发展、金融地位在区域上升与稳固的阶段。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无论香港的金融业，包括持牌银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与保险等发展得多么成功，均属于高端的技术产业，是在整个社会产业中，位于产业金字塔的顶端，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之前，也就是整个香港金融业扩张最快的时候，吸纳的本港就业人口，只不过有22--- 23万人，占香港回归前672万（2001年）总人口的1/34，占就业总人口351.3（2003年）万人的6.5%，只比整个18万香港公务员队伍多了4、5万人，完全是另一支香港的精英队伍。当金融危机影响到香港时，金融行业出现萎缩，但受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影响，这一行业的失业情况并不严重。但是，由于香港基础产业在整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中期北移，产业空心化严重，失业者主要集中在低技术、低文化的就业人口中，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饭碗，只好申请香港政府的综合援助金，1996—1997年度，综援金开支大幅上升47%。在香港经济顺景时，这些人无法分享到香港整个产业升级带来的好处，只能在社会繁荣与需求膨胀时期，得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与稳定的低收入；在香港经济逆境时，他们是第一批被抛出稳定圈的低收入阶层，令他们的个人与家庭深受危机之苦，若此时他们还要供楼，每月偿还银行贷款，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香港处境最悲惨的苦主。

香港的再就业培训计划的实践，也证明了劳动力向平行产业转型与就业相对比较容易，但向已升级的高级产业转型与就业，并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简单地说，从纺织业的车衣工，向餐饮服务业的服务员转型，属于平行产业转移，工作的技术含量低是转型容易成功的根本因素；一个银行研究员向证券分析员转型，也是平行的行业转移，行业属于同一级别，工业性质也类同，也容易成功，工作的技术含量高是类同的。亚洲金融危机令香港经济进入了长达近6年的萧条时期，其中2001年与2003年分别出现两个低谷（即呈现为经济学所称的“W型底部”），特区政府采取的多层次再就业培训的方法，其中包括“中年就业计划”、“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展翅计划”、等，另外社会福利署还委托社团组织参与提供再就业培训，如委托职工盟、基督教励行会设立了“特别就业见习计划”，协助失业人士重拾自信心，脱离综援网自力更生。根据2005年6月21日，香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常任秘书长张建宗在一次公开讲话时提供的数字，“展翅计划”过去六年为66,000多人提供职前培训；“青见计划”已成功为超过22,000人找到见习就业机会，另有超过12,000人在社工的协助下，在公开就业巿场找到工作。“青年自雇支持计划”，亦为青少年提供1,500个培训名额,目前学员已完成超过7,300宗自雇商业交易，收入有3 35万多元。“中年再就业培训计划”，则为约11,000人提供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中年再就业培训计划”的人数最多，成功再就业率最低，主办培训的机构也表示，低素质、低教育的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就业率比较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与转向更高一级产业去谋职的成功率，大大低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经验，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两国政府都正视职业培训与再就业培训对提高公民劳动力素质的作用，认为这有利于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地运行。在澳大利亚，国家专设“教育、培训就业与青年事务部”（DEEF）和“国家职业培训局”（ANTA），实施规范有序的职业培训管理，实施统一培训计划；制定统一技能鉴定标准；使用统一教材；实行统一培训机构认可、统一教师资格认可、统一国家学历认可和统一技能鉴定认可，并对该类教育的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5．2%。新西兰投入职业教育经费的80％来自国家财政，另20％来自产业部门（有偿培训），工商界还通过“产业培训委员会”参与职业培训运作与监督。澳大利亚北悉尼TAFE学院（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在校生达45000人，但仅北悉尼地区每年计算机可提供200－250个产业部门用工信息（含国际网），求职者与岗位空缺仍为50，原因是不少参加培训的再就业人士，以往的基础教育程度偏低，并不能或很少有人能够通过职业培训升级与转型，因此，为填补空缺，不得不吸收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的计算机人才。

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案例均说明，人力资源乃是最宝贵的社会资产，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很难追随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而全部自我升级的。因此，象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人口，他们是农民工的基本后备大军，也是中国最大的蓝领人力资源的来源，有了他们的贡献，才能有中国奇迹，没有他们不可能令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当然，中国不能仅仅当一个世界工厂，尤其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加工工厂，中国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劳动力技术能力的提高，但我们不能指望在农村教育水平不能大幅提升的前提下，要求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能成功进入高技术领域。

进一步推论：中国需要继续做一个世界工厂，尤其是一个高产能、低能耗的世界工厂，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工厂，目的是要让大量的80%的农业人口，通过进城务工，到工厂去工作，实现从土地上解放劳动力、让城市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转移、让城乡收入差距差距缩窄、扩大农村社会的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等多项经济目标，最终达到全民小康的目标（目前中国的小康社会目标，沿非普及）。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就必须注意接单工厂的生存，只有它们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农民工的就业基地。

中国的接单工厂，是中国产业的低坐，也是底座，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基地。自从“第十个五年规划”以来，中国放弃了以GPD增长为唯一目标的概念，正式把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作为与GDP增长同样重要的多元化目标之一。要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中国就更应该在金融政策上，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上，审慎从事，不能轻易妄言：要利用新的汇率形成机制来调产业结构与产业升级，这是对GDP贡献良多的就业基地——接单工厂来说，是沉重的内部偷袭，加之 “配额武器”的外来攻击，接单工厂大部分生存困难，举步维艰，最终的受害者，是大多数的农民工和他们家庭。不要忘记，他们的收入的减少，也可能是内需萎缩的原因，而非内需不足，收入下降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经济学家是本未倒置了。中国的金融高官，不要在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上，犯低级错误，用金融错招，彻底摧毁那些不太辉煌的接单工厂，否则，就是对中国农民、中国企业、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不负责任。

张五常教授说得好：“目前最重要的，是汇率的厘定要集中于接单工业作考虑，……只要这边际工业发展得好，中国的经济不会有大部问题。” 这“边际工业”一词，实在太妙了。他自称是“张氏定律”，很有道理。中国的接单工厂，利润很低，是在成本与收益的边际上生存的企业，它们承担着大量的就业、管理、培训、授薪之工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2005年9月6日，中欧签订纺织品协议，在今后的两年中，中国输往欧盟的纺织类产品受到了新的配额的限制。继之而来，2005年11月8日，中美在伦敦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原则性纺织品贸易协定比中欧双方的协定还延长了1年，共为3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美的协议基本上是一份对中国严厉的限制性协定，是制约中国出口增长的范本，必将引至其它发达国家的效颦。根据协定，2006年中国输美成衣进口量成长设限在10%，纺织品为12.5%。2007年，仅玻璃纤维和纺织用线出货可增加15%，其余限制在12.5%。2008年棉裤和内衣等8类纺织品进口成长订在15%，玻璃纤维、纺织用线、针织品、和窗帘布可成长17%，而整体成长率限16%。仅隔两天，200511年月10日，加拿大接踵而至，开启了对中国家具产品增收60%的处罚性关税，为期也是3年……凡此种种，这些以达国家对中国的制约，每一板斧，都是最直接打在中国的接单工厂。如果说，中国的接单工厂有单可接，只是利润微薄，在生存的“边际”上行走，那么，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在配额与处罚性关税下，接单工厂是否还能承担它们对中国社会所附带的责任与贡献，如何保证它们在可接受的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与出口，如何以更有效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来为企业提供奖金，以及在税与费的行政手段上下功夫，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首先是中国政府要思考的问题。

接单工厂，中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产业金字塔的底座，是中国最重要的边际工业。中国的汇率政策，不要做釜底抽薪、误国害民的有害之调整，尤其不能按美国人指的一条黑路走到头。

背景资料：

中国纺织业当为最糟糕结果作好准备
www.hexun.com 【2005.10.14 09:45】 东方早报/梅新育

　　第六轮中美纺织品谈判再度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且，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这次谈判的结果似乎甚至还不如以往几次。

　　在谈判时间上，以前几次谈判双方不仅用满了预定的谈判时间，还要延长，表明双方至少在努力争取达成一致；而这一次谈判在13日中午就宣布结束了，不能不让人猜测是否双方已经各自亮出了最后的底牌，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继续谈下去了。

　　如果对比分析第四轮至第六轮谈判后美方发布的公告遣词造句的变化，就可以发现美方口吻日益强硬：第四轮谈判结束后，美方的公告强调了取得的进展，并明确表明将进行下一轮谈判。第五轮谈判后，美方的公告仍然指出了取得的进展，并明确表明将进行下一轮谈判，但明确提出其将运用特保措施，与第四轮谈判后的公告相比多了几分威胁。

　　第六轮谈判前夕，美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一方面于9月30日宣布再次推迟对针织布等4种我输美纺织品做出是否设限的决定至11月30日，另一方面于10月5日宣布同意考虑业界提出的对我输美棉制衬衫等9种正在受限纺织品的“重复设限”申请和计司布等4种纺织品的新设限申请，而世贸组织《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2条款（f）款规定对每类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特保措施只能使用1次，并不得超过1年，美方这一做法明显违规，给第六轮谈判投下了浓厚的阴影。

　　第六轮谈判后，截至本文定稿时，我方尚未发布公开的声明，只有美方发布了一份公告，声称：“我们没有达成一份符合我国国内制造商和销售商需求的协定。正如我们一直表明的那样，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方案，赋予纺织品服装贸易更大的稳定性。根据中国入世条款，美国一直在运用其在发生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威胁时实施保障措施的权利，我们将在适当时候继续这样做。”其中只字未提取得了什么进展，以及是否将进行下一轮谈判，反而近乎赤裸裸地向中方发出了威胁。从这份公告的口吻来看，我们已经不能用“无果而终”来给这次谈判定性，只能称之为“失败”。

　　从4月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生产的棉织衬衫及上衣等3大类出口纺织品发起特保调查至今，这场争端已经持续了将近6个月时间；倘若从去年10月22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中国袜类商品实施特保措施算起，这场争端持续时间更已经长达11个月；也许我们不得不为最糟糕的双输结果作好准备了。

　　按照常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本来无需为几双袜子如此大动干戈，中美纺织品谈判无需拖延如此长久，但与美国进行的任何经贸谈判最大的确定性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极高，鉴于美国国内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且无视国际准则的倾向，此次纺织品争端之初美方行动过于高调以至于骑虎难下，第六轮谈判失败也不足为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论美方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相信我方管理部门早已对各种结果都作了准备，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是调整指导思想，并进而调整自己的行动。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调整自己对中美纺织品争端解决方案的期望目标。如果说，我们原来所期望的“次优”目标是达成类似中欧备忘录的协定，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以可以容许的较低代价为我国对美纺织品出口赢得一个稳定的环境。假如事实证明这项期望目标无法达成，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并不是牺牲原则，而是继续坚持基本原则，但着眼于其他目标。这些其他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可以是通过这一次的激烈争端让日后美国不会再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其他商品横加限制。在长期内，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冷静审视一度在我们社会上占据压倒话语霸权的“与国际惯例接轨”口号了。所谓“接轨”不是全然被动的，而所谓“国际惯例”，也应该包括我们进行积极博弈后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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