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文章：
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关于中国工人斗争、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展望
（有删节）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介入(中国的)工人斗争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供支持。
以上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但任何人想得到确切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对未来展望的讨论的作用在于确定当前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和明确社会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然后在每次事件发生时，随之更新和调整我们的观点。
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相信中国的经济将像子弹头列车一样再快速发展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果该预测成立的话, 它将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巨大影响，也即意味着在未来至少一个阶段内中国统治阶层将维持较大范围的政治稳定。不过由于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间的内在矛盾，该预测显然并不太可能实现。
中国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内在部分，在中国即将发生的危机必然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全球的政治变动也必然比以往任何时刻会对中国产生冲击，也将改变（中国）工人阶级和年轻人的想法。布什当局（的所作所为）及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的超级霸权产生重大损害，削弱了它在全球的优势，也严重地限制了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但这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再实行新的军事冒险主义行动。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与伊朗发生的冲突，与俄罗斯、欧盟以及中国的经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该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内容将在2007年世界大会中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文件及其他工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中更为充分地予以说明。
中国正通过数以百万计不同的管道连通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渠道如下：a) 资本流通和投资，b) 贸易， c) 跨国公司们利用中国作为整个亚洲或者说全球生产链中的最后一环。目前有50,000 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有自己的业务。自从1992年以来, 中国的关税已经从当初的平均40%降到了5%左右；尤其是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几乎所有的门都已经对全球化的市场打开了。中国虽然如同印度一样，仍然没有放弃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但新措施增加了允许资本外流的规模，这标志着资本控制的自由化进程。尽管存在现存的资本控制措施，但大量的”热钱”(风险资本)流入中国的地产业和其他投机行业，不由得使人想起1990年代发生在”亚洲四小龙”身上的金融危机。
对外贸易大约相当于中国整体GDP的70%，其所占比例远大于对外贸易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大经济实体所占的比例。与此相比，在美国外贸仅占GDP的26%，本是20%，德国是63%，但德国的绝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发生在由其主导的欧元区内。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组织东亚贸易区，以作为一项保障政策来抵御保护主义或者欧美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
美中联系
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中美间具有统治地位的联系是两者的经济联系。这一经济联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轴心。正如部分经济学家所称呼那样，在这种”大规模经济交易”的形势下，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那里大规模借入现金以便在国内实行所谓的”宽松金融政策”从而达到国内信用体系的大规模扩张。这也允许美国人民能够以超过收入的标准进行消费，尤其是使用日益增长的房屋价格作为抵押去获取新的贷款。而这些消费正好可以推动来自于中国和其他”捐助”国的进口从而在金融上维持这种”大规模交易”的经济模式的运作。
而这种金融政策维持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并跨越了“互联网冬天”、911危机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各种障碍，也促使部分评论家相信这种趋势在未来仍然可能会延续下去；但事实真相是这种巨大的自我矛盾的经济架构必然会在一场严重的经济修正或者说经济危机中解体。资本主义体系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总计有超过6万亿美元的外债—即每个美国人不分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担负20000美元的债务。但也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美国中央银行）所执行的“宽松金融”政策，世界经济正处于大量美元的冲击中。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必然会迫使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修改他们现行的方针，虽然至今尚未发生。而这一现象尚未发生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造成各地的劳动力收入和工作条件竞相降低，而这种依靠打压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竞争力的主要发源地就是中国。在中国沿海城市目前有1亿5千万被超额剥削的民工，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有大量本来应该是劳动者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在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今天的41%。与此同时，相比小幅度但类似的工资占GDP比例下降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实体内。
中国，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也被美国的金融政策所牢牢捆绑住,并失去了对于日益增长的自己内部的货币供应和信用贷款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冲抵蜂拥而来的美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变形失真，导致城市房价的泡沫化和过度投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用“不稳定的”，“不均衡的”， 不协调的“和“不可持续的”等用词来描述现阶段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四年中货币供应大量超越了政府的目标，而与此同时政府企图减缓信用贷款也遭到了失败。“从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引入了数种不同的政策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日报>>抱怨道,” 但更多的时候它们被地方政府忽视和曲解.”这些问题在国有银行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愈加积累，而国有银行们一贯不遵从政府的法令。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非法的金融机构或者叫”地下”银行,根据2006年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 每年都有大约有28%的新贷款,即相当于8000亿人民币属于非法的”地下银行”。这个数额几乎相当于中国每年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两倍。
现阶段如此过度投资的表现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如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承受过度生产和消费不振，如此经济形势的不平衡或早或晚必然导致自我表现的修正，从而造成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大崩溃。
当然在短期内中国可以使它的商业经济更为融入全球经济中，尤其是使它的出口达到2001年的3倍；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可以永远持续下去。WTO关于多哈回合的失败已经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建立自由经济体系的巨大压力。 美中间的关系已经可以类比于过去旧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之间核威慑下的平衡体系，这就是被称为“相互确保毁灭”的策略；无论哪一方也无法承担攻击对方的代价。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就意味着双方都要被彻底消灭。但资本主义制度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体系，它是基于盲目对利润的追求。所以，从这一观点出发美中的经济轴心关系终将崩溃，无论双方的政府愿意或者不愿意这一现象发生。
但显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状态，尤其是北京非常担心尽量不破坏这种经济联系。这反映在胡锦涛缓和对待台湾问题(即通过华盛顿对台湾施压)的立场和中国在联合国上有限支持美国对于其两个名义上的盟国,朝鲜和伊朗，进行制裁。为了转移美国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的要求，北京方面增加了WTO框架下改革的速度。例如在银行和保险领域内，允许美国公司更为大规模的进入和控制。
许多中国制造厂商都是合同的“分包商”，所以它们的行业利润率相当之低；与之相反，大量的利润被那些位于美国和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母公司、品牌拥有者和专利拥有商所获取。目前有一些中国的战略性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居于下游被压迫的状态，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品牌、技术和海外的配送网络，但大部分的中国公司离这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利润是最高的。200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169家国有企业获取利润达6276.50亿元，相当于全国总利润的27.9%。而其中利润最高的12家企业占到了这169家企业中的五分之四(79%)。而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能源和矿产品企业，它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由于原材料和能源迅速涨价所造成的。
一次美国经济大衰退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对于美国方面的出口(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一半。眼下中国有1亿人依靠或者间接依靠服装业为生；在经济衰退尚未发生的今天，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由于对未来可能的银行破产和工厂倒闭的大风潮的担忧，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政治不稳定的担心，所以中国当局尽管华盛顿方面一再施加压力，迄今为止一直限制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据服装行业信息反映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整个行业的年利润会损失82亿人民币，该行业的利润就如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已经被挤压掉了。一家服装工厂主抱怨说：“我即使在街边卖蔬菜都能比现在开厂挣的多。这也是北京方面为什么拒绝用它破记录的1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去修补已经崩溃的公共健康和教育体系。 因为如在中国国内使用这些美元，他们将不得不出售美元而促使人民币升值；这将进一步削减中国出口商的利润。与之相反,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将这些外汇储备投入到外国股市和购买公司债券。
政治方针的改变?
中国胡温实际上知道社会中存在的大量不满，但是基于目前他们所处的虚弱的阶段，他们无法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由此例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以人为本”的口号被设计出来以满足民粹主义的要求，标志着他们向左转的倾向。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些口号不过是幻影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现在的领导层继承了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形左实右)的把戏，这一把戏愚弄了相当部分的观察家使他们以为现在中国领导层的政策与他们的前任者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的政策显得更为保守。今年（中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只占GDP的1.1%是任何主要经济实体中最低的。
目前值得自夸的经济奇迹使中国很快就要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尽管如此，但位于社会底层的10%的人口(1亿3千万)在今天比本世纪初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贫穷。在城市中，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阶层获取的生活水准的提高；但对许多工人而言，提高的薪水实际上被快速提高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重要的基本服务的支出所吞噬。而同时公共服务体系如健康医疗和公共教育由于邓小平“打破铁饭碗”的政策处于极度缺乏资金的状况中。私人在医疗开支的消费占总消费比例甚至高于美国这一数字(根据2006年OECD报告)，同时中国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占GDP的比例甚至低于很多更为贫穷的国家，如菲律宾、秘鲁和印度等。
与广泛宣传的所谓共同富裕相反，近25年来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分化和贫富差别。国家统计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调查显示，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就业失业、教育和腐败问题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报告显示，2000年“贫富差距过大”仅列在第5位，但从2001年跃升到第一位，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以后一直保持这一位序。2006年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调查发现，76%的被访者认为差距比前几年更大了，12.9%的人认为差距与以前一样，只有3.5%的人认为差距缩小了，还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社会性的不公平焦虑是强烈的社会性信号，是对社会问题的警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为下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而准备。
但政府目前在所有的主要问题的政策上都继续倾向于富有者和特权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新的物权法使得最近15年来通过大规模私有化盗窃的国家财产变得合法化。而人民日报将该法律称为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总理温家宝宣布该法律将帮助中国创造一个公开诚实的市场机制。围绕新法律的通过发生的尖锐的公共争论是相当重要的，反映了在国家机器内部两极分化的日益增长，并具体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之中。对于法律的主要反对者来自于大众媒体中的传统毛思想的忠诚派和退休的军方人员。而与此相反，厚颜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秉承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右翼意识形态。中央政府一直企图保持在中间立场，但今年它决定在数年的延迟后通过物权法，以作为一必要手段避免对于它放慢“资本主义改革”步骤的指责。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将公司营业税从33%一律降到了统一比率25%。该营业税比率比美国和英国还低，为了减轻对于外资企业的打击，目前它们享受更低的税率在15%-24%之间；当局提供给所谓的“高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新的减税政策并给与他们1-2年过渡期。尽管表面的口号发生变化了，但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中央与地方
中国政府已经无法摆脱从它前任那里继承的经济增长的自我矛盾：增长的失业人口(每年有2400万人寻找工作)，环境的全面破坏，农村地区的冲突，大规模拖欠工资现象等。在正面的表面化公众形象背后，政府的策略导致了令人担心的全社会爆炸性的不满。根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存在和发生复杂的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非常大。
中央政府正在削弱中，因为它无法对抗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力量，也无法继续控制各地日益独立的地方政府。一个(中央的)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宣称，有些时候中央政府的政策甚至出不了中南海。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中央政府的政策都被基层所阻碍。这些事例包括猖獗的非法农业土地销售， 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关闭不安全的非法小煤矿，持续的拖欠工资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和采纳中央政府的环境标准。正如中国经济季刊编辑所评论的：“冲突发生在中央政府的愿望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需求之间，而往往100个案例中有99个案例是地方政府获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随着私人资本的日益增加和旧有的中央政府计划经济体制的崩解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移。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一直努力游说中央政府以企图在与别的地方政府争夺利益时获取（中央的）支持和倾向。各地的省地市政府在北京总共建立了约6000个驻京办事处以达到游说中央政府的目的。这些办事处每年要花费超过200亿人民币来与中央政府的各部门建立“关系”。(新华社报道)
为了争夺市场，投资和资源，中国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中央政府的各类政策由于地方省政府的有意忽视和修正无法得到实施或者变得走样。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强权联盟来执行他们自己（隐藏）的“备忘录”。
如福建省方面发起台湾海峡西海岸经济开发区以吸引台湾投资离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同时两大三角洲之间也为了各自的资本和市场而进行争夺。双方都设计方案以建立本地经济区将周边省份的市场和资源吸引到他们的轨道内，帝国主义WTO的规则要求打破中国内部的贸易障碍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内市场割剧化的真实状况。
由此而来, 经济腾飞将更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不意味着中央政府政治层面的衰弱。各省的统治精英们越是在经济上互相争斗，越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权以保护他们面对来自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运动，并裁决各省间的争端。由此在未来，尤其是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央政府会重新获取它在经济政策上的决策权，但这个过程是脆弱而又充满危险复杂的困难和经常冲突敌对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情况甚至在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存在，而现在则是进一步大规模地增长。
劳工斗争和觉悟
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发生着令人惊讶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无论是安徽的民工、河南的大学生还是深圳的妓女，所有的行业和社会等级都被卷入其中。自从1920年代以来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浪潮, 每五钟在中国会发生一起抗议事件。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全国发生314，000起劳动争议案件，这个数字是2000年的2倍多。大部分的争端(62%)都发生在(北京, 广东, 江苏, 上海和浙江等)6个最富裕的省份。这种在发达地区所发生的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未来在向哪里去。来自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希望广泛分享国家财富的愿望完全可能成为在即将到来时代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扳机。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 整个社会在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会突然发生重大的革命性政治巨变。这曾经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1978年的伊朗，1986年的韩国，也曾经发生在1925年的中国。
特别是受到过度压迫的"民工"所表现的巨大反抗正在提醒当局，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这目前又处于最薄弱的状态。在这些工人中，年轻妇女的角色相当重要；因为她们在许多工厂里担负了2/3以上的劳动力。许多工厂老板本以为女工相对更驯服，但最终发现她们经常会成为罢工的领导人或者发言人。
社会主义者一贯支持所有移民工人获取平等权利，反对歧视和警方的骚扰。在国际上，工人国际委员会曾经在爱尔兰，在美国，在希腊和许多其他国家，支持和组织过移民劳工运动；帮助他们寻求平等权利，并成为他们与本地工人阶级及组织和本地劳工运动之间的“桥梁”。当然，上面提及的例子都是涉及到来自海外的移民劳工，而中国的农民工都是本国的公民，但他们迄今为止如同海外的移民工人一样被当作第二等级的公民来对待。
在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动荡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有时规模甚至超过10万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从工业污染到公共服务私有化等。在最近的阶段，由于腐败官员非法征地引起的抗议占到了所有抗议中的60%。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村的活动分子正在逐步采纳无产阶级的措施，如以联合起来的方式进行斗争--封锁道路、占领场地、甚至进行地区总罢工。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所有卷入其中除了农民外也有边远地区的劳工, 农民工和别的产业工人。
在农村地区对于毛泽东的支持有明显复兴，包括在各种游行示威中使用毛的肖像，徽章和毛式口号。但今天这一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联盟，与其说他们是接受毛的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方法，不如说这是人们，尤其是年老的一代，对昔日的计划经济和其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怀念。
大规模的农村地区的抗议迫使北京当局许诺将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上做更大投入。虽然这些措施在某些地区产生了一些效果，但同时总的来说政府的投入实在太少。许多的地方政府处于财政极端不安全的状况下，相当部分已经破产，同时也意味着在地方层次上，资金从应该的”接受人”处被”重新转移”。尽管在1980年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农村带来了临时的经济增长，但也由于”改革开放”造成”后遗症”，此后农村许多地区处于经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况。而农民阶层所遭遇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2001年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政府粗略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历史上唯一一个放弃”发展中国家”保护待遇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中国政府失去了补贴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保护本国农业的机会。大规模补贴的国外农业出口, 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出口，在过去的六年中已经在中国农业中摧毁了数百万的农业工作机会。而且由于在许多边远地区存在的权力真空可以发现宗族文化的重新兴起和黑社会化的泛滥。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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