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一代：中国城市“新失业群体”调查
当人们还没来得及为城市中失业下岗工人的出路寻找到灵丹妙药的时候，另一批更为年轻的失业大军已浮出水面。他们只是一批二三十来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规模不小，且呈日趋增长的态势。就全国范围来看，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人左右，只有40一50％能够实现就业。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这些年轻人被称为“新失业群体’’。但是，“新失业群体’’与“老失业群体’’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年龄的差距（虽然仅仅从年龄上来说，既然“老失业群体’’常常被政府和媒体称之为“四O五O人员’’，那么，“新失业群体’’也可以被称为“二0三O人员’’）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新失业群体’’留下了太多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的特征。
新失业群体的就业困境
新失业群体成为失业大军的特例，他们的就业困境体现在：
一、新失业群体自身条件不利竞争。
首先，教育资本匮乏。辽宁省劳动厅2004年所做的失业人员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在新成长劳动力中，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员占总数的41·41％，中专程度的则占33·73％。这表明，文化水平偏低构成了新失业群体向上流动的最大障碍。这是因为，由于工资工作不稳定性的不断增加，青年人被暴露在巨大的社会风险下，教育程度低得可能根本得不到职位。中等教育程度只能在职业社会化中起很小作用，并且只能进入进入劳动力市场很有限的部门。实际上，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时间的延长，反而强化了这种社会不平等。
其次，技术积累不足。随着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大规模失业的爆发，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被挤压出了劳动力市场，完全被塑造为“去技术’’的一代。由于新失业群体没有正式的就业经历，通常是从一个不稳定的工作跳到了另一个更加不稳定的工作。因此，新失业群体即使工作，也并不能实现经验和技术的积累。
第三，社会资本缺失。风险社会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以不平等的方式施加在社会群体上的，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无法也不愿继续接替父辈的工作，家庭社会网络又不能为其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很多新失业群体处于风险之中，却缺乏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资源。
二、新失业群体就业环境恶劣。
新失业群体的自身不利条件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来自于社会、产业结构转型所滋生的恶劣就业环境。
随着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化，很多企业纷纷面临发展困境，不断向市场吐出劳动力资源，却无法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同时，农业劳动者的工业化进程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体系，挤占第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新失业群体不得不面对上述来自于下岗工人和农村劳动力的双重溢出所带来的就业竞争压力。这种竞争不仅是工作岗位的竞争，也带来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工作报酬的不断降低，利益受侵害强度也不断增加。
同时，相对于第二产业不断缩水的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进入门槛比较低，因此，7 O％的青年就业集中于第三产业中较低层次的服务业。事实上，由于大量求职者涌向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中很多工作岗位都已进入了饱和的状态。
三、新失业群体成为社会政策的空白点。
尽管新失业群体仍在快速膨胀，并不断陷入失业的泥潭不能自拔，但新失业群体的问题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社会政策的指向也遗漏了这一特殊人群，正如沈阳市某官员在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
“从现在的政策来看，国家从1994年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从那时起，沈阳就把国家的所有政策都贯彻下来了，规定有四种人可以享受再就业政策，包括免税及一些其他优惠。青年大学生可以享受一定的政策。但是，沈阳促进就业的政策几乎全是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至于青年人失业这块，确实没有特殊政策。”
由此可见，新失业群体并不能像下岗职工或大学毕业生那样，享受就业优惠政策，加之其自身知识和技能条件的限制，制度等宏观环境的制约，均使得新失业群体在获取就业机会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制约，陷入就业困境。
新失业群体的“失业”悖论逻辑
里夫金在《劳动的终结》一书中早有预言，他认为信息时代所产生的更加自动化的全球经济，正在使劳动的本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使得各国在21世纪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不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成千万上百万的劳动力找不到需求。
今天，里夫金的预言在世界很多国家得到验证，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受到了失业的威胁和折磨。对此，很多学者认为，失业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主动或自愿失业，他们不是不能就业，而是由于就业期望过高，不愿迁就造成的。但课题组认为，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实际上，在新失业群体不工作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逻辑选择机制，这往往比新失业群体选择就业更为复杂。
1、夹缝中的一代：消费与收入的比较。
也许仍然会有人对年轻人的消极懒惰表示不可理解，在他们看来，虽然收入不高、工作恶劣，但毕竟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不应该选择待在家中。我们在此不对这样的看法做出评价，但是，有必要在这里指出，隐藏在诸如消极、懒惰这些主观性因素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由两个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夹缝(孙立平，2005)。
一个二元结构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在上世纪6 0年代由美国学者皮奥雷等人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两个市场或部门：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初级市场有高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升机会，就业的稳定性，工作规则是公平的和有适当程序的。而次级市场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提升机会，就业不稳定。
在中国，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它通过户籍制度体现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出来。因此，这个二元结构带有很强的社会身份的特征。直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仍然存在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同时对主要是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设置很多限制。这样就形成了主要以城市劳动力构成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在中国，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形成的劳动力几乎无限的供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相差要更为悬殊。
同时，由于城乡两部分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城市与农村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二元结构。目前我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三倍多。如果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六倍之大。即使纯粹以货币收入而论，在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42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936元。这样一来，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需要承担的生活费用几乎有天壤之别。
如果将这两个二元结构交叉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双二元结构。进一步地，可以依据与这个双二元结构的关系，将目前所有就业者分成三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既在初级市场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同时也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大部分就业者属于这个群体。
第二个群体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但也基本不承担城市中较高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农民工大多属于这个群体。
第三个群体则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却同时要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们。一般而言，越是在大城市中，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与城市生活费用的差距就越大。处于两个二元结构夹缝中的就业群体主要由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其他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所构成。
从上面的结构背景中，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新失业群体的就业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其中的一些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城市中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的，而维持城市生活方式的费用是高昂的。以天津为例，许多次级市场中的工人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元，甚至更少。这样的收入，只能维持一个市民很低的生活水平。对于喜欢社会交往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只够请朋友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当然你可以指责他们为何不放弃城市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还要和朋友在一起吃饭。但我们知道，放弃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部分年轻人中更愿意选择收入预期高但却很不稳定的就业机会(孙立平，2005)。
总之，尽管我们承认新失业群体成员本身有其特有的弱点，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将眼光盯在这些弱点上，而是应当通过逐步缩小和消除两个二元结构，为新失业群体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新失业群体的夹缝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身份与就业间的矛盾。新失业群体由于缺少知识技能，需要与农村劳动力同处一个劳动力市场竞争岗位，农村劳动力不但可以承担那些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工作，也无需承担城市生活的昂贵支出，这些都使农村劳动力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处境的尴尬，相反，他们大多数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恰恰源于城市身份和城市生活的优越感。
由此，不难发现，新失业群体的失业不再是简单的个人因素作用，实际上，也是个体在面对结构挤压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
2．被迫性的主动失业：生命周期与失业
在调查中发现，新失业群体对于不工作的选择往往还可能是一种“被迫性的主动选择”。被动与主动看似一对矛盾，但实际上却生动的描述了新失业群体，甚至是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代际之间生命周期的重要时点交错或重叠出现导致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体都会相继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这是个体发展的正常规律。但是，在课题组对于新失业群体的调查发现，恰恰是这种正常的发展使青年人的职业生涯陷入异常，并成为“新失业群体”中的一员。
在课题组访谈的新失业群体中，绝大部分被访者都是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独生子女，在他们进入青年时期的同时，父代也转入终年期的后期或开始进入老年期。因此，照料父母的重担也在不知不觉中落在了他们的肩上。独生子女的家庭构成注定了这种责任没有其他家庭成员能够互相分担，且很多新失业群体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这又限定了他们不能长期依靠雇用专业人员来化解此难题。因此，在这种别无选择的困境中，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出工作岗位——不工作——以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
生命周期的变化是青年人开始面临新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选择，除了来自于父辈进入老年期所带来的身体危机外，他们同样也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背负起家庭的责任。结婚生子是个生理上完全成熟、完全进入成人世界的标志，但是很多新失业群体却因为仍然需要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生活，而生活不稳定，对未来茫然等原因是他们在客观上选择了逃避责任。事实上。课题组的调查也显示，结婚、生育对于新失业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总是需要在工作与生育之间做出选择，女性从怀孕中后期开始，往往就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工作，直至子女照顾问题得到解决。
新失业群体所生活的时代，温情脉脉的“单位制’’早已退出了个体职业生涯的舞台，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置身于没有合同保障、饱受外部冲击的工作岗位上，缺乏职业技术又导致其被替代的风险极高。因此，他们必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市场经济意味着效率，意味着以经济为导向，特别是在企业根本无须为劳动力供给问题而担心的情况下，很少有企业会为他们的生活变化支付成本。
新失业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女性群体，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没有专业技能的服务行业，这些工作是以潮流和时尚为载体的，退出就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与社会脱节、与时尚无关，当她们再次选择进入工作领域时，年龄的优势已经“损失殆尽’’，就连先前积累下来的服务技巧也显得过时落伍了，因此，她们只能陷入择业中的无奈困境。事实上，在课题组对于新失业群体的访谈中，很多女性都描述了类似的经历和处境，在言谈话语之间，我们也感受到了她们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内心的无奈和抱怨。
一位女士说：“有孩子了就不干了，你怀孕了，再说现在的小姑娘有的是，谁还乐意用你这么大岁数的了?超过三十的人家都不用，像我现在，我今年二十八，那都不行，嫌你岁数大，就挑你毛病，……有孩子，人家怕你三天两头有事啥的，都不行，我也是，有孩子以后换了好几个工作了，自己找，也费劲。”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在经历生命周期变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失业，仍然有一小部分新失业群体可以幸免于此，通过调查发现，那些成功避免失业风险的新失业群体并非得益于制度上的人性化设计，而是借助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保护。
一位被调查者说：“前些日子我妈病了，病得还挺厉害，我就得在家照顾。我领导是我一好朋友的爸爸，所以就没事，要是别的单位，估计工作早没了。”
新失业群体一旦丧失工作机会便难以迅速重新就业，原有的素质和技能就会不断退化，更难适应企业对岗位技能的要求，由此形成失业一技能退化一长期失业的恶性循环，最终致使他们丧失工作信心，退出劳动力供给市场。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职业机会也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旧的职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便捷地进入退出，他们的生存空间将逐渐压缩，他们的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劣。
[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课题项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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