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迟到的高层研讨
7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7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交通部、中共山东省委、中共青岛市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青岛港科学发展模式高层研讨会，主题是“科学发展观在青岛港的成功实践”。
青岛港的发展，放到全国去看，不能算多大多重；这类关于国企的正面报道，篇幅不能算大，位置也不能说“抢眼”。但这个报道最不同凡响的是，现在，终于有人为国企说话了，并且是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组织者又是党中央的重要工作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全国总工会及该港所在或所属的相关部门、省委、市委，参加者又是来自目前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政策研究、理论探讨的顶尖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这篇报道，也许常人未必给以多高的重视，然而，对于长期被边缘化、妖魔化的国企和工人阶级来说，这无疑是在汹涌而至的私有化浪潮中看到了久违的曙光，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忧心忡忡的心境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不是工人阶级自作多情，而是这个高层研讨确实说出了这些在毛泽东时代耳熟能详、而近一二十年来却弱如游丝、近乎虚无缥缈的话语。因为这既是对客观实际的准确概括，又最能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声。
报道说，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青岛港积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尊重广大职工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大力发挥榜样的力量，努力形成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推进科学管理，强化机制创新，承担社会责任，塑造了“精忠报国、服务社会、造福职工”的企业理念，并在推进农民工“主体化”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在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型、创新型企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指出，青岛港科学发展的先进经验集中体现在“以人为本、科学决策、自主创新、尊重人才、质量第一、节能降耗、共享和谐、领导垂范”八个方面。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强调，只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充分调动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国有企业就一定能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对于国企、对于广大工人阶级的期盼来说，这个高层研讨确实来晚了，但毕竟来了。
二、难得的标本意义
实际上，早在2006年4月，人民日报就隆重地向全党全国推荐了一批国企改革的好典型。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一大批国有企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深化改革、锐意创新，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当天起，人民日报陆续刊登了９家国有企业典型的报道。2007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又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好典型》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向全党全国推出了青岛港这个典型。同日中国青年报也作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次日，人民日报又以《奇瑞汽车：勇走自主品牌路》为题对奇瑞公司进行了突出报道。赞扬这个成立不到10年的国企，依托自主创新，打造汽车工业的民族自主品牌，如今已成为具有整车、发动机及部分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轿车企业，整车生产能力达４５万辆，发动机年生产能力达４０万台，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成长最快的国有企业。
然而，大概是这些报道仅仅是“消息报道”的原因，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报道过去也就过去了。而这次研讨则不同，因为这里已不仅仅是媒体自己的看法了。研讨会的组织者、参加者的权威性，从大家的解读中读出的青岛港对于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往深处想一想。另一个令人感到久违的喜悦的是，7月23日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栏目，又以“快速发展的国企”为题，对我国国企蓬蓬勃勃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报道。
媒体和高层的这一变化，令人欣喜。结合对胡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笔者认为，青岛港等国企的发展实践，对于坚持“四个坚定不移”，颇具标本意义。
1、解放思想的标本意义
胡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看看青岛港实现科学发展的实际，想想我国改革进程中的种种怪象，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胡总书记把“解放思想”放在“四个坚定不移”之首的深意。否则，就难以扭转长期形成的“改革就是实现私有化”的思维定势，就难以跳出那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为我们精心设置的所有制陷阱，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就难以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改革伊始，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就利用我们急于发展的渴望和对外界情况缺乏了解，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公有制刮起了妖魔化的妖风，力图在全社会形成“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要发展就必须实行私有化”的思维定势，为实现私有化创造舆论氛围。
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建国后的前29年历史所作的总体评价就是：毛泽东执政时期或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29年，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于是，他们在自己编造的神话的基础上又推导出一个结论：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然后又为全国人民指出了一个改革方向：私有化。厉以宁说，国企“好比一个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搞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转引自《十年文萃》第510页）冀志罡在2004年9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写道：“几个世纪的经济历史和经济理论都证明了，产权不明的资产必然被滥用，必然产生‘租值耗散’。国企的经营绩效，除非得到政府的特权保护，一般都不如民营企业。”
事实果真如此么？
先看建国后29年的经济发展数据：这个时期，我国GDP年增长7.45%，而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分别为：美国3.4%、德国5.85%、英国2.45%、法国5.05%、意大利5.1%、加拿大4.85%、澳大利亚4.55%、印度4.8%；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分点。略低于日本的8.7%和苏联的7.75%。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这29年高达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苏联相媲美。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投产，职工人数百万、千万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
再来进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比较。先看国际情况比较：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至1985年为6%；私有制国家1960年至1970年为 5%，1970年为 3.6%，1975年至1985年为 4.7%。经合组织成员国20世纪 80年代为2.6%。苏东剧变后，由于大搞私有化改革，俄罗斯的经济下降了50%以上。
再看我国与国外情况比较：1952至1998年，我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3.4%。1949至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按同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2%，而世界平均是4.l%。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的头20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从资金利税率上也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公布的材料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1957年为34.6%，1975年为22.7%，1990年为12.4%。另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材料，“世界500强企业”（其中95%为资本主义企业）1997年的利税总额只相当于总资产的1.32%。而2000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2.87%。我国重点企业2001年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高于世界500强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按汇率计）2002年中国500强平均资产规模是世界 500强的 6.46%，而利润是12.06%；人均资产是世界500强的.57%，而人均利润是 29.62%。
再从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比较：据李培林、张翼通过对全国508个样本企业的调查，对1995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具体测算和分析，资本收益（净利润）率：国有62.93%，集体3.17%，民营10.47%，国有股份制21.40%，中外合资合作3.27%；社会贡献率：国有1053%，集体644%，私有359%，中外合资合作50%，其他501%。调查发现，有些国有企业利润少，但也不能证明其效率低，因为：（1）工资水平高。2003年国有企业人均工资是私营企业的1.8倍。（2）冗员多。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大于其利润总额。（3）保险福利比重大。国有企业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缴纳的部分，占工资的40%。私营企业参加比例至今极小。如果将整个社会的福利负担在各种经济类型中进行平均分配，各项指标要低于国有经济。（4）税负重。国有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多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另据睢国余等《中国国有经济效益分析》一书：国有企业的税负在1986年以后一直高于其他经济成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的负担维持在非国有经济的2－4倍；据《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7期载：百元销售收入所缴纳的税金，1989年国有企业为9.28元，中外合资企业为4.57元，外资企业为0.02元。）。（5）利息支出多。（李济广《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另据《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私营企业，同时又死亡10万多家，60%的私企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
上述数字，用无可辩驳的数据戳穿了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言之凿凿的“公有制必然低效率”的弥天大谎；而青岛港实现科学发展的不凡历程，则以实实在在的事实说明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跳出这些“精英们”设置的思维定势，走出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天地。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歪理邪说几乎如影随形地一直力图左右我们的改革方向与道路，并且给我们设置的“国企改革只有私有化一条路”的逻辑陷阱。在他们的“指导”下，国企“改革”经历了“三部曲”。
第一步是通过剥夺工人阶级的企业主体地位和参与企业管理话语权，使国企改革成为仅供少数人操盘、工人群众只能任人拨弄的游戏，使国企进一步失去工人群众支持，彻底失去活力。在当时一次全国总工会对近百家国企5400名职工的调查中，有52%的职工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参与企业发展与决策的权利，63.2%的职工认为未享受选择并监督领导人的权利，63.1%的人认为无权参与企业内部分配，59.4%的职工认为自己没有享受主人翁的待遇。随着工人主体地位的丧失，相当多的国企的自主经营权已经变成了国企当家人的“自富权”。1997年国家统计局对8省市256家亏损企业的调查发现，真正属于政策性亏损的企业不超过10%，80%以上的企业是因为厂长经理经营管理不善和“败家”造成的。
对工人阶级在这些国企主人翁地位的剥夺，实际上是掐灭了这些国企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这些国企也在悄悄发生质的变异。正是这种变异，一方面直接导致工人阶级与企业的离心离德，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进入自己原本不熟悉的资本游戏规则，任人摆布。这样就很自然地成了被人耍弄、贬抑，甚至妖魔化的对象。于是，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精心设计的“改革”第二步“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第三步把国企卖掉，并且是“靓女先嫁”，并且是贱卖、甩卖，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国有企业普遍出现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情况以后，接踵而至的便是这些“精英们”提出的种种将国企名为“改制”实为“卖掉”的理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说，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说，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则更进一步：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有人将这些“理论”，形象地表述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等等。所谓“改革代价论”就是，“改制就是一种改革，既是改革，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就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所谓“靓女先嫁论”就是，国有经济搞不好，国有经济要退，而且应该是“靓女先嫁”，否则就“老”了，再也嫁不出去了，非得贱卖、甩卖不可；所谓“冰棍论”就是，如今的国有资产就像渐渐融化的冰棍一样，不要等化了之后再去卖，要在没有化之前快快贱卖、甩卖，越快越好；所谓“烂苹果论”就是，现在的国有资产就像是一筐苹果，中国的老太太们吃苹果老是挑烂的吃，好的舍不得吃，最后都变成烂苹果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论。一句话，公有制怎么干都不行，只有将其抓紧卖掉，才是唯一出路。
于是，卖国企就成了改革的代名词，大批国有资产在“改制”的旗帜下堂而皇之地被瓜分，流入了不法分子腰包。据报道：资产评估值为1.01亿元的河南省长葛市发电厂在“改制”过程中，被由原厂长梁佰岭为首的35个自然人以1500多万元的底价一次性付款买走。浙江绍兴一家年发电1.5亿度、供热50余万吨、年上缴利税上千万元的热电厂，也以48万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少数干部和企业经营者。更有甚者，还有法院与银行联手制造假案侵吞国有资产的。据媒体报道，2000至2002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另据新华社消息，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和县建行联手制造52起民事假案，共造成892．32万元国有资产流失。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国资委相关人士承认，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目前存在的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个有名的私营企业“德隆”也成了“冰棍”，那些宣扬“国退民进”的人，改了调，非要让国家想办法救“德隆”不可。许多主张对国有资产大甩卖的经济学家，则对“德隆”的“化掉”保持沉默。
由此可见，那些“新自由主义精英”设置的“国企改革只有私有化一条路”的逻辑陷阱有多么可怕！我们设想，如果当年青岛港的带头人也陷入对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的迷信，青岛港发展的逻辑结论自然也难逃被“化掉”、“烂掉”、“卖掉”的命运。所以，青岛港实现科学发展的累累硕果告诉我们，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打破这些所谓“精英”编造的种种神话，才能跳出这些“精英们”设置的逻辑陷阱，使国有企业重振雄风，使我们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得到坚定不移地巩固与发展，使我们的国家真正走向繁荣富强。
2、改革原则的标本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无论是青岛港，还是勇闯自主品牌的奇瑞，他们实现科学发展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国企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青岛港之所以能够由1988年前的吞吐量只有2000万吨、港口资产不足5亿元的普通小港，18年后一跃成为吞吐量突破两亿吨，港口资产156亿元，跻身世界十大港口之列，离不开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技能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这些创新，哪个不是改革呢？
奇瑞公司，1997年3月，在安徽省芜湖市郊区的简陋办公室里开始起步，面对国际众多知名汽车制造商的挤压，不屈不挠地坚持走自主品牌之路，到2006年，终于以７款汽车销售增量超过10万辆，总销量达到30多万辆的骄人成绩，跻身国内乘用车行业销量四强。这里同样是通过改革，实现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了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实现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
7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叫做“快速发展的国企”的《焦点访谈》。这期节目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说明国企的强大生命力。据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刘东生介绍：目前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去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是11000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呢？比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增长了50多倍，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只有210多亿元。去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是7547亿元，最近这三年中央企业每年增加的利润就有1500亿，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三峡工程的投资。在这期节目中，主要对中粮集团和地方国企河南永煤集团的改革发展情况作了访谈。中粮集团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来经营，科学管理，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带动农产品的种植高产高效，推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增大附加值，使得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河南永煤集团2004年开始改革，实行工资与安全挂钩，重金设立零受伤奖，改革开始至今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而同时他们的煤炭产量却增长了好几倍，集团在2000年前还巨额亏损，到现在已成为河南省的利税大户，国有资产每年都递增50％以上。
这些发展好的国企需要改革，那些多年来被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忽悠”得颠三倒四的普通国企，更需深化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前些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中后期，国企的亏损面是在不断扩大。其成因，正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所说，主要是由于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税收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经营管理松驰，领导班子不力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实现。
但是怎样在深化改革中落实好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呢？笔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在改革中，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莫过于所有制问题了。那就是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胡锦涛同志还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这样就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出了质的规定。那就是：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共同富裕。
这才是我们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这个基本原则，就必须与那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倡导的私有化改革彻底划清界限。
这些“精英们”对他们所推行的改革的政治意图从来是不回避的。张维迎2004年8月24日在《经济观察报》上说:“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过程，是20多年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的目的就达不到。”他还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写道：“我的看法是，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国有资产变成债权而不是股权。”“国有企业股份化或许可以理解为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可以预料，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赤字的增加，政府将被迫出卖政府的股份。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渐渐演化为非国有的股份公司。”“改革的最终成功在于造就真正的股东”。曹思源在《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一书中提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冀志罡在《南方周末》上讲：“要推动改革，就应该逐步地让国有资产流失成为私有财产。”“处于转轨期的中国，需要的正是突破和尝试。固执地坚守原有的法律规定，牺牲的将是改革大业。”
这就不难看出, 张维迎他们所说的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民营化即私有化；他们要化掉的，是“中国国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私有化实质上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根本”的资本主义改造；把国企私有化既是“改革的方向”，又是改革“最终成功”的标志（张勤德《搞好国企改革大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一答“主流学者”》）。
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历经“国退民进”、改制、破产倒闭几个阶段，我国公有制企业急剧下降，很快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比重的严重倒置。据对2004年底经济普查，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19.2万个，比1996年216万个减少196.8万个，下降91.1%；比2001年36.9万个减少17.7万个，下降48.2%；仅占二、三产业企业法人数的5.5%，集体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45.6万个，比1996年501万个减少455.4万个，下降90.9%；比2001年85.6万个减少40万个，下降46.9%，仅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10.5%；而私营企业法人数达198.2万个，比1996年82万个增加116.2万个，增长1.42倍；比2001年增加65.9万个，增长49.7%，占企业法人总数的61%，外商企业法人数增加了1.3万个，增长9.6%。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占80.1%。
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到2003年底已改制3430家，改制面达81.2%，到2004年4月，已有3377家关闭破产，占企业总数的近80%；核销资产2238亿元，下岗失业职工达620多万人。国资委主管的大型骨干企业509家，改制面达79.4%，2004年转让国有企业产权3599家。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196家，到2006年底只剩下161家，减少35家。计划在最近二年内只保留80-100家。（孙学文《私有化与贫富分化世界之最》）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很快就影响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最近时期凸现出来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等等民生问题，尽管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所有制结构变化导致的贫富悬殊，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直接决定了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即主要的、基本的分配。由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财政分配）以及所谓“第三次分配”（慈善捐款）来解决这些问题，从事情本身说当然是好事，但它只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如果避开所有制问题来谈公平分配，是不科学的，是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的。（李成瑞《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所谓“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坚持一切从我国实际出发，既要根据我国发展水平、又要符合我国社会制度特征，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照搬西方模式、以实现私有化为目的的改革方向划清了界限——我们所需要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国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繁荣富强。青岛港、奇瑞公司的发展之路，正是我们要走的正确发展道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企发生大面积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但产生大面积亏损的深层原因，既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自身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精英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贪污腐败所致。这都需要依据不同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完善。
在客观环境上，比如利改税，改的结果，企业税负一般占企业利润的78%左右，挫伤了一批效益较好企业的积极性；截至目前，我国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国有企业仍然创造着1/3的GDP，而上缴税收却高达总税额的2/3左右。又如拨改贷，仅此一项就使很多企业陷入债务深坑。再如，物价管理，国家对国企价格的严盯紧防，同时又对私企放任不管，这不但为私营企业平价买国企的产品转手高价出售提供了条件，而且为私企操纵市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房地产就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经营环境。由于国企财务明细，不仅对各级税务部门公开，而且还因企业负责人的公务人员身份经常由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细问深究，在发展竞争性业务时常常因没有条件做好“幕后文章”而败在私企手下。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此外，由于这个客观因素造成的人才被挖走、市场被挤占、资金被挪用，以及婆婆乱插手，各方都揩油等等问题，也是造成亏损的原因。对于这些客观环境因素，国家有责任通过政策调整和市场环境整顿为国企发展提供与私企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发展环境。
在自身体制机制方面，国企也确有很多急需改革、完善的东西。在大的方面，如何实现既要保持国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同时又能体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特点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在具体问题方面，如分配，怎样能够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真正做到同工同酬？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怎样处理老职工因年老体衰而收入下降问题？等等。
对于新自由主义精英恶意唆使造成的恶果，亦应引起高度重视，拨乱反正，让国企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比如，他们经常鼓吹的“一包就灵”，不少企业承包人大捞一把，亏了本，一走了之。他们提出的“靓女先嫁”，效益好的卖了，亏损的留下了。对此，要在坚决依法追究的同时，通过积极探索，在保持国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前提下，发展完善体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特点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来解决。对于在不少国企中较为严重地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党组织陷入软弱涣散、消极腐败严重、“庙穷方丈富”等现象，则更要像青岛港那样，积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尊重广大职工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大力发挥榜样的力量，努力形成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推进科学管理，强化机制创新，承担社会责任，塑造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理念，同心同德，共谋发展。
这正如2007年1月24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说：“青岛港的出色业绩和成功经验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国有企业将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获得越来越强的生机和活力；任何外部环境的改善，都不能取代企业自身的努力，在大体相同的外部条件下，决定国有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国企内部；企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进行组织、管理、技术创新，把企业自身的事情办好，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一个优秀带头人，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愿我们的国有企业都能够从青岛港的经验中受到鼓舞和激励，愿我们的国有企业中涌现出更多的青岛港。”
3、发展道路的标本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然而，怎样去鉴别我们的发展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又好又快呢？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标准。那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无论青岛港，还是奇瑞等优秀国企，他们所有的经验与业绩，其根本意义，就是用自己卓越的实践为我们揭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正是为了这个发展，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无论其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有无偏差，急于让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急切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对于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他们都有十分明确的态度。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自不必说，首先提出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同志，虽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但他也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邓小平文选》等3卷,第224页)
领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一直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他们终于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上看到了“机遇”。他们利用我们一些同志的无知、对西方经济技术的新鲜感，通过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技术的种种“合作”途径，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同时也影响、培养了一批国内代理人。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实际上就是这批西方代理人。他们中间既有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头戴教授、学者光环的各路权威，甚至还有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的老同志。他们对我进行渗透、颠覆、西化、分化的努力如影随形，将伴随我们的改革开放全过程。这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危险在于某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始终想从内部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200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对于中国到底要走什么主义的道路的问题，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谢韬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原国防大学正师职研究员、大校辛子陵还说，现在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原中国体改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说，“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第1页）。
对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徐景安说，“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摆设，一块招牌。现在官方的口号，在民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被当作讽刺与幽默。”（《中国走向》第100页）谢韬还说，“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要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对于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谢韬说，“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劳动者在商品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或劳动过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企业或财富的主人。”（《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2期）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国情调研中心主任刘吉说：“所谓‘弱势群体’，一般也是落后生产力群体”（《中国改革》2006年第17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说，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对于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注重社会公平，关心弱势群体”，刘吉说，“目前的社会差距是好事。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谢韬说：“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来说是社会的进步。”（《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动力。”“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徐景安说：“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被剥夺，只能赎买，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走向》第46页）。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何关银说，“有一些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造成的贫富分化等等，这无疑于煽动穷人闹革命。”（《毛泽东旗帜网》2005年11月23日）
对于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许耀桐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撤销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年第2期）辛子陵说，“经过一次大的动乱，中共（包括半途而废的改革派和顽固不化的‘左派’）将像苏共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给中国共产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命。”“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将发现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如果物权法的出台使得共产主义成为非法，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萧依《物权法开启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
对于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党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是反对的”；“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叫什么社会主义呀？讲得难听一点叫专制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李锐《德国之声》2006年9月9日）又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
从上述言论，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主张与争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善、发展与完备，而是从主义到政党、从政权到制度，从路线到目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改变。另一方面还可以发现，他们在进行这些鬼蜮之行的时候，都要装出或悲天悯人、或大义凛然的样子——资本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都要远远优越于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计，我们只能如此，不得不如此！
笔者之所以认为青岛港等国企改革发展成果对我们全面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具有“发展道路”的标本意义，就在于他们用自己鲜活的卓越业绩既证明了改革对于国企的必要性，更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中国人民的不可或缺，证明了国有企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稳定的柱石，国有企业搞好了，会使我们的国力更强，老百姓也会从中受益。
青岛港是具有１００多年历史的特大型港口。1988年前，青岛港的吞吐量只有2000万吨，港口资产尚不足5亿元。当年交通部在全国沿海圈定的集装箱四大枢纽港中没有青岛港。而到了2006年11月18日凌晨6时，青岛港全港吞吐量突破两亿吨，跻身世界十大港口之列；港口资产达到156亿元，“十五”期间年上缴国家各种税费由7亿元增长到15.3亿元；外贸吞吐量居全国港口第二位，仅次于上海港；铁矿石进口量居世界第一位；原油进口油量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一位。
如果说青岛港的意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全国人民受益的话，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的“中粮集团”发展道路则揭示了发展国企对于相关领域的人民群众又是多么重要。
新疆的水果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而味美、甘甜，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多是农户分散经营，产业规模做不大。加上鲜杏不宜保存、销售难，一直制约着当地这个行业的发展。近几年，随着大型国有企业中粮集团的进驻，使当地的林果业种植、加工、销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粮集团在新疆屯河就有160多万亩的原料基地，他们麾下的屯河喀什果业公司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杏酱加工厂，产品95%出口到欧美等国。同时，当地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得到了优化，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一倍以上。
位于天山北坡的吉木萨尔县气候和土壤都适应种植番茄，可番茄也曾让当地的农民吃尽了苦头。2004年他们的番茄丰收，可由于订货的民营企业无力收购，结果原本应该几毛钱一公斤的番茄贱卖到几分钱一公斤。种番茄让当地的农民伤了心，也让这个乡的番茄产业几乎崩溃。2004年他们种了1820亩，可到了2005年锐减到了264亩，直到国有企业中粮集团接手当地的番茄产业后，危局才迅速扭转了。如今这里的农户不仅放手发展番茄产业，国有企业还提供种子、化肥和栽培技术，就连外国专家也到地头指导。由于新技术新品种的采用，今年估计产量可以达到9到10吨/亩，提高80%。据新疆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乡长王立业介绍：这个乡2006年种了4400亩的番茄，农民收益相当高。我们今年全乡种了9100多亩的番茄。从这些年数据直线上升增长，就可以看出来，中粮集团进入以后给咱们农民带来的收益。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中粮集团在一片“国退民进”的喧嚣中，还通过接管一家“民企”，对其进行了公有制改造后，进一步凸现了国有企业更大优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这家生产蕃茄酱的企业在2005年到2006年前后，经历了民营和国营两个不同所有制的阶段，由于科学管理的细化程度不同，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企业的年产量却由原来民营时的8千吨发展到实现公有制以后的2万吨。
4、发展本位的标本意义。
所谓发展本位问题，就是在发展中坚持以谁为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讲得十分明白：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这与厉以宁等人提出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3000万老工人），必须让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维持现在的状态，通过他们的辛苦劳作，以保证少数人的享乐的“改革代价论”相比，双方的立场、途径、目的岂不是爱憎分明、泾渭有别！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心，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在完善体制、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践中，必须一切以人为本位，一切以人为核心，一切以人为目的，把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着眼于满足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现实需要，坚持万物人为本、万事民为先的唯物史观，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摒弃把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唯一尺度，倡导把人的精神、文化和自身发展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
这里有几点应该给以明确：一是这里所指的“人”，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泛指“任何一个人”；二是指发展行为的实施主体必须是“人”，而这个“人”同样必须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是指发展的目的必须是“人”，当然，这个“人”同样也必须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见，“以人为本”，把胡总书记所说的科学发展观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极力推行的以物为本的庸俗发展观划清了界限。
党中央之所以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倡导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不仅已经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而且严重腐蚀党政干部的政治信念、执政原则，毒化社会风气。眼下风行的资本崇拜、外资崇拜、权力崇拜、GDP崇拜、金钱至上等等行为，莫不能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中找到思想理论根源。正如张勤德同志所说：实际上，正是由于以物为本，片面、畸形、不可持续的庸俗发展观的影响，致使我们的发展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它使我们的发展成为建国以来对环境污染最重、对外资依赖性最强、付出社会成本最大、产生腐败现象最多，以致社会治安状况最差、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凶、国家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发展，等等。（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
青岛港、河南永煤集团等国企最令人敬佩之处就在于，同样是在这种香风毒雾的弥漫之中，他们硬是保持了自己的金刚不败之身，在自己的“领地”实践着“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来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1月24日的报道则用具体事例，对青岛港怎样“以人为本”作了诠释：
在常德传（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看来，这些年青岛港的发展可以用三种力量来概括：真理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理想，我们领导班子用理想把员工凝聚在一起，对事业、员工充满感情，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都是民主决策。”
从1988年至今，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为员工涨工资28次，“十五”期间每年工资涨幅都在15％左右，一线工人的收入大幅提高，甚至高过了机关干部。“十五”末职工年人均收入达到了50118元。而在这28次涨工资中，集团却并没有先给机关干部涨工资。很多一线工人看不下去了。1993年2月，在青岛港的职代会上，职工代表提议给领导班子涨工资，获得了职工们的支持。全港职工自发出资25万元，要求重奖领导班子，却被领导班子退了回来。“职工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他们的信任和理解胜过任何奖励，奖金我们不能要。”常德传说。
常德传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他就是青岛港大家庭中的长子，照顾好这个大家庭是他的责任。这些年来，青岛港没有一名职工下岗回家。
2004年，由于生产业务流程调整，原先担任火车信号工的34名加工厂女工下岗了。常德传得知消息后指示：要把职工稳定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领导班子作出决定，购置12台缝纫设备，把34名女工安置到服装加工车间工作。经过培训，这些女工的岗位技能不断提升，还练成了“70分钟制作一套工作服”的岗位绝活。
常德传是个细心的人，看见食堂工人用冷水洗菜就觉得心疼，亲自找人解决温水洗菜问题。然而他却难以顾及自己的家庭。看到他经常累得回家倒头就睡，妻子就忍不住抱怨。
“工作和家庭很难兼顾，我一辈子就做这么一件事，就是要敬岗爱岗。”常德传说，党给我的太多，作为国企负责人就应该回报。
河南永煤集团则是在改革中，针对私企靠“带血”的煤快速暴富的普遍情况，将改革的着眼点放在矿工安全上，实行工资与安全挂钩，重金设立零受伤奖，改革开始至今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这与私营煤老板屡屡发生的矿难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欢乐”问题时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执政如此，发展何尝不是如此？青岛港等国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样验证了这句至理名言。
2006年年底，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上传来好消息，在共有1500余名技术能手参加的10个通用工种比赛上，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一举拿下了四项第一。
类似的优异成绩在青岛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集装箱作业效率四破世界纪录，铁矿石作业效率六破世界纪录，全港职工练出1500多项“绝活儿”，创造及刷新集团、全国、世界纪录400多项次。青岛港人在不断创造历史。
河南永煤集团同样也是由于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矿工的主人意识、积极性、创造性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改革开始至今三年多来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煤炭产量却增长了好几倍。他们2000年前还巨额亏损，现在已成河南省的利税大户，国有资产也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那些严重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国企与青岛港的根本差距就在发展本位的确立上。可以设想，无论我们宣传得如何好，作为改革、发展的主体，工人群众一旦发现自己在这个改革中已经没有了企业主人的地位，没有了多少话语权，在利益分配时已被划在了圈外，并且随着社会地位的迅速下降，昔日的国家主人翁自豪感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谁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现实呢？
5、发展品格的标本意义。
发展有没有品格？对于这个问题，不知各位专家学者是否曾经论及，但我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为何同样是大国富国，有的令人厌恶，有的则令人尊重？为什么同样知识渊博的文化人，有的被人称为学者、文豪，而有些则被人鄙视为文痞、文化流氓？即使无产阶级队伍里，也难免有思想卑鄙、行为龌龊者；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队伍中也不乏清廉耿直之士。根本原因就在于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品格问题。对于品格问题，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回避不了的。
从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看，也已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品格。
一种是以青岛港为代表的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品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的企业精神，看到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看到人际和谐、上下同心、共谋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另一种则是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引领出来的带有“私有化”标签的发展品格。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则是“金钱至上”大旗下的卑鄙与龌龊：官场、商场的尔虞我诈，人际关系的冷若冰霜，社会道德的残缺不全，日常生活的安全危机等等。为什么不少西方国家在公共场所专门用简体中文打上社会公德方面的警示牌，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民众也讨厌这些靠“西化”暴发起来的新贵和依靠GDP升迁的官员的无知与傲慢。对于这一点，看一看多年来出国群体的构成主体就一清二楚了，占绝大多数的基层民众是没有那些机会的。
我们在由贫弱到富强的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发展的品格问题。而发展品格的形成则完全取决于发展原则的制定者、发展道路的引领者的个人品格。
青岛港的发展正是代表了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品格要求。认真总结并大力弘扬青岛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品格，当是我们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应有之义。但是，鉴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打着“更新观念”的幌子对改革宗旨的严重扭曲、对社会的精神污染、对人民的心灵荼毒积重难返的严重现实，当务之急是要揭穿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发展品格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实质，批判其对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进步的严重危害，并拨乱反正，肃清流毒。
如果有人说这是意识形态之争的话，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和暴发的新贵们阶级属性之外的品格属性吧！
首先看其极端自私与冷酷的品性。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经典言论要数厉以宁的“改革代价论”，那就是为了少数人的享受，必须牺牲一代人，牺牲3000万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作出毕生贡献的老工人，必须让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维持生活现状、辛苦劳作。而他却从“改革”中“积累”了数亿元的家族资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则是直接把发国难财作为发展门径：“ (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暴发新贵的典型言论自然是任志强当仁不让。畸形的“暴富经历”，只能造就畸形的性格与胆识。《工人日报》曾发表特约观察员闻道《中国房地产商与福特的天壤之别》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两个国际大亨在发展自己产业的同时对社会民众的基本态度。一个是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早在1914年，他就已经提出，“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1914年1月12日，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天5美元，90多年前的5美元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要知道，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不过440美元而已。人类由此进入了汽车时代。这位商业巨子毕生的追求是让每个美国人都能开上他的T型车，为此他不断压低T型车的售价，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他朴素的初衷是，如果连生产汽车的人都买不起汽车，还指望谁来买？如果没有人买得起，他造的汽车卖给谁？另一个是日本商人松下幸之助，他奉行的是“自来水哲学”：“企业必须有一种使命感，不断努力生产，使产品像自来水一样丰富而廉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惠及全人类，彻底消灭贫困。”该文拿出做比较的中国房地产商是经常以大言不惭吸引眼球的任志强。任志强的经典语言是：“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与国际有名的大资本家相比，我们最不能想象的是任志强居然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政协委员。连国际大资本家都不敢说的话，他居然能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其冷酷与自负岂不昭然若揭？王石川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文中对这些畸形暴富者的看法颇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心声：曾几何时，我天真地认为，某些财富新贵应该顾及公众的心理承受力，要友善要有气度；我也劝说像我一样的草根，面对精英的话语暴力要理智、冷静、宽容。正如学者秋风所言：“新兴的财富群体，哪怕只是从纯粹自利的角度考虑，他们恐怕也该自我克制。”节制是精英的身份证，财富精英们应该有道德自觉。事实证明，这是让人多么汗颜的一厢情愿！任志强们总是最大限度地向公众情感宣战，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连冠冕堂皇的借口也放弃了，连最基本的常识也罔顾了，比如志强这次就单纯把商人与惟利是图画上等号。
再看其极端阴暗与卑鄙的手段。要说他们手段之阴暗卑鄙，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和暴富新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判断素材。
他们为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提供理论根据，常常偷换概念，以售其奸。高尚全是通过断章取义，以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取代了衡量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制度标准，抹煞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根本性标准；而厉以宁则提出了“新公有制”理论，把所有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包括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都说成是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性质。
为了给私营企业主增大“利益诉求”分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也很会在概念上暗渡陈仓。且看他在“新社会阶层”这个概念上如何上下其手：2007年2月16日，通过《中华工商时报》引述，他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的表述，置换成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人员……”。句式的表述就这么一变，就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六个社会阶层轻而易举地偷换成了新社会阶层包括“六个方面”，即“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六种人”。以博采见长的新闻记者，面对老到的专业官员，并且这位官员又是假“党的十六大报告”之口偷换这一概念，这样，“新社会阶层拥有1.5亿之众”、“新社会阶层为国家做着1/3的税收贡献”等等字眼，也就铺天盖地蜂拥在各大媒体之上了。
为了尽快搞垮公有制经济，挤垮国企，他们甚至公然唆使私营资本拉拢、腐蚀党政官员等“下三滥”的龌龊手段来达到目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维迎则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生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这样贪官与不良私营企业主的勾结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阴暗与卑鄙主要表现在制造歪理邪说方面的话，那么，暴富新贵们的这一特点则主要集聚在对国家财产的巧取豪夺、对劳动群众的敲骨吸髓上。2004年8月31日《市场报》刊发了一篇题目为《解密中国大富豪“暴富流程图”》的文章，其中引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对不法新富阶层的暴富过程所作的注解：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这部分国家资金（银行贷款）来购买那部分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正是这些一不靠办企业，二不靠科学技术，三不懂计算机、不懂外语的“新文盲”，通过这个“运作”功夫，加上不怕坐班房、掉脑袋的超人心理素质，居然一穷二白起家，硬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中，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翁。今年5月被公安机关立案审查的河南首富孙树华，2004年10月，以1.17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跻身《福布斯》2004年中国富豪榜第138位。但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他就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土地证明等资料，从数家金融机构取得贷款13.6亿元（据新华社2007年5月29日电）。最近暴露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更能说明一切。
最无耻的莫过于他们身份与行为的根本对立。这些人多为中国共产党员，且是被捧到手心里的专家、学者，或是曾被委以重任的领导干部。然而，就是这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破口大骂共产党、公开宣传反党主张、要求共产党下台，大干败坏党的威信、离间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勾当。马立诚、凌志军写道：“谁敢说俄罗斯的改革失败，谁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交锋》，第273页）这是不是想使苏联剧变的悲剧，在我们国家里重演呢？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国甚至提出：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这些言论受到了“动乱精英”刘晓波的赞扬：“体制内的异见越来越与体制外的异见趋同，甚至仅从异见本身的价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间几乎可以不分你我，共同挑战独裁政权，共同扩张着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间空间。”（转引自2004年9月27日《环球视野》鸿雁文）
这正如苏杜所说：“连美国的资产阶级为取得南方庄园的亚特兰大战火都不敢提一提，连欧美的资产阶级为取得中国市场的鸦片战争都不敢讲一讲，连为了“效益第一”，用普通起重设备代替炼钢专用设备，用明火三轮车充井下运输车这样的现实都不屑一顾，还发明什么‘暴力社会主义’的新名词，这样的名家，人前人后，不觉得脸上发红吗？”所以，人们难道不能发问：你们的政治信仰既然已经改投于共产主义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义门下，为何不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呢？为何还要赖在你们自认为应该下台的共产党内呢？最起码是不光明正大。
综上所述，正是他们的品格太差，就连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也照样鄙视他们。
2004年，由郎顾之争引起的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论战，就很能证明这一点。在这场争论中，那些平时耀武扬威、常常以改革的法定代言人自居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首先是集体失语，随后是猖狂的反扑，给郎咸平扣上一顶“反对改革”的大帽子。郎咸平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没有共产党员的桂冠，但他那国家利益至上的嫉恶如仇的品格却令许许多多中国人铭刻在心。《北京晨报》当年9月15日报道，左大培等10教授（研究员）发表声明，42名南京地区的海派学者也举行“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集体声援郎咸平，指出“中国的产权改革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大命题，经济学界因此产生了激烈争论”。对于这次争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作为新自由主义精英们不遗余力推进的“改革”硕果，那些不良私营企业主更是不顾任何廉耻。如果说，山西黑砖窑事件尚属极端事例的话，那么，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没有给工人买医疗、工伤及养老保险；周末加班、不享受带薪的法定节假日；罚款、非法搜身，辱骂甚至殴打工人；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限制工人自由；拥挤的宿舍，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等等情况则比比皆是，以致引起国际社会、乃至国际垄断资本的强烈抗议与制裁。
从2003年3月以来，跨国公司在其美国国内一直处于消费者关注与舆论抨击的焦点。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对产品销往美国的16家中国工厂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生产自行车、运动鞋、服装、电视机和其他日用品的工厂完全无视工人的权利，对工人进行剥削。美国劳工组织以及消费者运动公开宣称，拒绝购买留有发展中国家工人血汗的商品，并要求跨国公司对其供应链上的企业的侵害劳工权益行为承担主要责任。刚开始，耐克公司的管理层对此并不以为然。然而事实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耐克的员工开始担心在给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公司打工，美国的消费者也开始上街游行，声称他们不只愿买“带血”的便宜鞋子，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会也纷纷赶来要求耐克关闭在亚洲的工厂。
2004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道了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的中国供应商的工人实际工资为每小时16.5美分(约1.36元人民币)。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立即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沃尔玛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地区的数家供应商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虽然中国供货商与沃尔玛仅是采购关系，在法律并不承担“血汗工厂”的罪名，但公众和媒体掀起的拒绝“血汗商品”的声讨，使沃尔玛无言以对。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道义，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是，它在全球供应商更严格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制度，凡申请成为它的供应商必须先填申请表，只有达到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订单，成为它的合作伙伴。2006年7月底，沃尔玛到义乌市“验厂”，近70家义乌优秀企业仅有两家通过“检验”。沃尔玛将会对有合作意向、但暂时没有通过“验厂”的企业不定时“检测”，直至通过“验厂”才能实现合作。
让国际垄断资本强制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尊重工人基本权益，实施他们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岂不让我们国家颜面丢尽！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价值？
他们的为所欲为，就连西方政治家们也看不下去。新华社2007年1月24日播发一篇专稿：英国《金融时报》23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全力击破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文章称，前几年，大量地方腐败官员不计后果地大幅扩张投资，房地产业以及相关行业吸引了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政府进行调控理所当然。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强力调控下，通货膨胀还是再度探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就是宏观调控遭遇到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导致宏观调控措施不能完全见效。
150多年前，马克思曾这样描绘过法国和英国的贵族：“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现在，深受两极分化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臀部上的“私有化纹章”。当然，他们在民众那里变得臭不可闻，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殷切的人民期待
十七大召开在即，胡总书记“6.25”重要讲话既是为党的十七大定下了主调，更是让全国人民吃了定心丸。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精英们通过对公有制、对国企的一系列妖魔化贬损、通过提出、设计并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退民进”、以贱卖为本质的“改制”等“举措”，已经在社会上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中形成了“公有制必然低效率”、“国企改革只有贱卖一条路”的思维定势和逻辑结论。不仅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广大农民阶级重新陷入弱势群体地位，甚至导致了社会性道德失范，美丑不分，善恶颠倒。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外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自以为时机成熟，公开叫嚣要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要推进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军队国家化、瑞典模式、台湾模式等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中国共产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甚至要退出历史舞台，要取消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等等，就是在这人民群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忧心如焚的关键时刻，胡总书记的讲话可谓拨云见日，冰释众惑：
胡总书记“6.25”讲话，重申“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叫嚣要取消公有制“主体”概念的如意算盘再一次落空了；宣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表明我党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更是堵死了他们鼓噪企盼已久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瑞典模式、台湾模式等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为了防止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断章取义，以售其奸，“6.25”讲话直接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指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并特别强调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就不仅强调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为这个“中心”从制度框架、实现途径、最终目的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在客观上改变了四项基本原则长期被淡化和边缘化的地位。
尤其让广大基层党员和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兴奋的是，胡总书记的讲话重新提出了久违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重提“群众路线”，号召“更加自觉地坚持求真务实精神，更加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如果说胡总书记重要讲话主要是体现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话，那么，最近对青岛港的高层研讨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快速发展的国企”的深入报道，则是用活生生的科学发展典型诠释了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这是基层党员与人民群众之所以欢欣鼓舞的又一原因。因为大家从青岛港的高层研讨，看出了中央对公有制、对国企、对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对发展的目的等基本问题的基本态度，也看出了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人民对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的十七大寄予了殷切的期待。
一是希望全面落实胡总书的重要讲话，要防止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断章取义，兜售私货，继续大干他们的私有化。要防止他们在“特色”上做文章，借“特色”塞入西方资本主义那些货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糟蹋为非驴非马的怪物，最终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幌子与遮羞布。尤其要防止他们利用割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联系，借口“中心”淡化或边缘化“四项基本原则”。要特别警惕他们“军队国家化”和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图谋，防止他们煽动动乱，乱中夺权。许耀桐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具体地说，就是撤销政权系统中的党组织。”这不就是要逼我党下台吗？辛子陵所说的“经过一次大的动乱，中共（包括半途而废的改革派和顽固不化的‘左派’）将像苏共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给中国共产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命”，不就暗示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必须来“一次大的动乱”吗？对于他们这种政治图谋，决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掩耳盗铃，演绎现代版“皇帝的新衣”。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民政府镇压反动派的权力，“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毛泽东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当然，由于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忽悠”，也有不少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和一些善良的人们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加上对日益腐败的社会现象看不惯，思想上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要将他们与那些别有他途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严格区别开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但对少数公开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公开宣传卖国的冒牌党员或变质党员，应坚决清除出党，剥去他们用以欺骗人民的“外衣”，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
二是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专家、学者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帮助党中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篇布局。鉴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在思想界、理论界和改革的实践中散布了大量似是而非的东西，客观上已经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在不少同志那里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和逻辑惯性。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专家、学者就担负着更加重大的时代使命。当务之急是要夺回本该属于党和人民的话语权，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清理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扭曲我国改革方向的各种歪理邪说，同时又要加强对我国发展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与完善，提出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设计与理论指导。
鉴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扭曲与毒化极为深重的实际状况，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资本主义状况的研究，从社会发展规律上、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严谨的科学分析、充分的事实根据，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与正在走向没落的基本趋势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教育党员与人民正确认识资本主义，重建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
六月八日，中新社播发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新动态研讨会的消息。研讨会发布了《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之三）。黄皮书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中逐步激化。在黄皮书的专论中，黄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说，在当今世界，由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但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这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因为因特网的广泛使用，国际资本可以脱离实务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鼠标轻轻一点，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从而实现自己价值的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正是基于上述两点，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出现这一基本经济现象：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330多倍，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总和。黄皮书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李慎明表示，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黄皮书提及，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阶段。
无独有偶。今年四月，英国国防部在未来30年趋势报告中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将在全球实现复兴。
三是希望主流媒体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说实在话，长期以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主流媒体是不满意的。首先看他们对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000年年底，英国两大新闻机构在全世界进行了一次千年历史人物的评选。马克思被评为英国广播公司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仅以一分之差，被路透社评选为最著名的风云人物第二名。今年四月，英国国防部在未来30年趋势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将在全球实现复兴。可是，这些最能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事件，很难见诸于我党的主流媒体。让人稍微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英国国防部这个预测总算引起了中国新闻社的注意，给发了一个简短的消息。而这同一个新闻事实，在中国日报发给《大河报》的特稿中，不知是中国日报所发的原稿中没有提及还是大河报刊发时故意删除，见诸大河报端的稿子中却未能看到这一表述。
再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经济、国企的态度。青岛港的发展，几乎贯彻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却少有新闻单位问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虽然浓墨重彩地报道几次，但其他媒体干什么去了？对青岛港这样的国企健康发展状况的长期失语，难道不是对公有制经济在改革进程中的发言权的剥夺吗？不是对基层党员、基层民众知情权的剥夺吗？为什么那些虚假的甚至是对国有资产毫无顾忌进行掠夺的“典型”都能作为改革样板堂而皇之地连篇累牍进行报道？那些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甚至是无耻的卖国言论却能不惜版面屡屡见诸报端？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今年的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河南的主流网站大河网居然刊发了应该让日本、美国灭了中国的无耻言论。当正直网友致信论坛版主要求封闭这个帖子时，竟然得到该论坛版主这样的集体答复：这是言论自由，要保证言论自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无论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性质要求，还是看看自己的衣食父母，我们的主流媒体都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到党的立场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全面理解、宣传党的主张、人民的要求，把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每个基层，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路线健康发展。对于那些受雇于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整天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网站要进行坚决打击。
胡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给了人民以信心；青岛港的发展，更使人民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广大基层党员、广大工农群众坚信：只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胡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最后就以《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