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7名十七大代表都是谁？
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廉卫东发自北京
许多民营企业家已经远远不甘于担任人大和政协的职务，他们渴望接近更高层
领导人和地方官
十七大代表的大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没有进一步的身份介绍。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一眼看出最熟知的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于６月２日因病去世，不过在５月２８日上海市党代会的选举中，他依然当选十七大代表。
包括黄菊在内，政治局九常委均在地方参加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曾庆红、罗干分别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当选，这些地方与他们的故乡有关；贾庆林、黄菊和李长春，当选地点是他们工作过的北京、上海和广东；但温家宝在四川当选，吴官正则在内蒙古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票当选。江苏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报道说，此事在家乡“激起阵阵涟漪”，“是江苏党组织和人民的光荣”。
除了已被“双开”、进入司法程序的陈良宇外，２３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当选。在政治局委员中（不包括军方委员），只有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中直机关当选，其余都在地方当选。
此外，在地方当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除了军方代表外），中共党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宣部部长、中组部部长。
由中央分派到地方当选的领导人，并不占用地方名额。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说，由于中央机关官员多，领导人到地方选举，以保证机关内的一线党员能当选。
国务院各部委现任党员部长（主任）、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领导人均当选代表。在民主党派担任部长的卫生部和科技部，其党组书记高强、李学勇亦当选代表。他们的当选单位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均当选，其常委会委员大多数在名单之内。
比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以及广东、江苏两大强省，除了军方代表外，各有１２个党委常委，当选的人数分别是１１人，８人，１０人，８人，１１人和９人。
在当选的“书记”中，市委书记最多，大约３００人，１４个乡镇党委书记，而县委书记不足２０人。
劳模和支书
除了来自官员群体的代表外，基层代表人数也比以前大幅增长。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３１个地方代表团中，农民代表４６人，其中村支书３３人，妇女主任２人，普通农民１１人。
在陕西省的４２名代表中，５８岁的“治沙劳模”牛玉琴是其中惟一的农民。“０．２％的农民代表就是我，０．２％的小学文化还是我。”牛玉琴说。
同样是女性，３７岁的安徽淮南养猪大户陈广书也受到认可。“我是被作为先进模范人物被推荐上的。”她说，７２１个省党代会党代表，有７００人给她投了赞成票。
邓小平曾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陈广书带动了当地五百多户家庭养猪致富，像她这样的人物，是典型的模范形象。
在各省当选的农民代表中，劳模和劳动能手之类的头衔非常普遍。
企业家代表和律师
江苏省仍然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最多的省份，被称为“钢铁教父”的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和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都是第二次当选全国党代表。
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沈文荣、朱相桂与远东集团的蒋锡培、综艺集团的昝圣达、重庆南方集团的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刘思荣等７位民营企业家集体亮相，曾引起热烈议论。
去年底的六中全会，中共提出“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简称‘双新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随后，在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规定，省区市的十七大代表中，“双新组织”代表要占“适当比例”。
这一阵容现在扩大到２０个左右，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宁夏等。
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６人入围２００６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在最前的是第５９位的梁稳根，当年财富３２．８５亿元；山东威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学利虽然排名已到了３４２名，身家仍达到８．８亿元。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参政经验丰富，身上有许多政治光环。６１岁的沈文荣曾是张家港市委副书记，两届全国人大代表；５７岁的朱相桂，是全国劳动模范，也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的代表；５０岁的梁稳根，１９９３年起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本报曾报道浙江老板竞逐党代表现象，今年当选代表的浙江万丰奥特集团董事长陈爱莲坦率地说，“我以前也得过很多荣誉，但我觉得这个全国党代表是最高荣誉。”
意义远非如此。许多民营企业家已经远远不甘于担任人大和政协的职务，他们渴望接近更高层。
“最后形成什么建议还不敢说，但下个月，我们的调研工作就正式开始了。”陈爱莲说。她已经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工商联等单位，开始收集民营企业和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声音，“我们不是代表自己的企业，基层民营企业家的声音需要通过我们反映上去”。
新社会组织中，第一次出现律师的身影。一位是全国首位通过直选产生的律协专职会长、重庆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另一位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玉华。
“游走于上下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像国家机器的维修工，哪个零件坏了，问题在哪，能及时发现。”翟玉华说。
革命元勋后代与明星村长
多位中共元老的后人出现在名单中。比如：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现任中国残联主席）、次女邓楠（现任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现任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李维汉之子李铁映（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林（原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云之子陈元（现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薄一波之子薄熙来（现任商务部部长）；陈庚之子陈知庶（现任甘肃省军区司令）；廖承志之子廖晖（现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名单里还包括一些著名的“明星村”村干部：比如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南街村支书王宏斌，山东寿光三元朱村支书王乐义等。
他们为何能当选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廉卫东发自北京
他们是否能领会党代表选举的真实意义？图为江苏省苏通大桥现场对未能参加会议的党员宣讲中央和省委有关推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候选人的文件精神 张剑肥／图
新华社８月２日公布了２２１７名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名单。次日名单刊登在全国各大党报头版头条上。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王贵秀等多位党史、党建专家均表示，在党代会前公布代表名单，“这在党史上还是第一次”。
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执政党更加注重民意与民情。“以前，选举仅仅局限在党内，在组织的范围内公布。”中央党校一位资深党建专家说。
谢春涛认为，将公布名单与选举过程中的公示、纪检和审计介入等措施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执政党力图引入公众参与，达到监督和制约代表候选人的目的。
“现在，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雪薇说，“尤其是在党内的情况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应该增加选举的透明度。”
“怎么当上的”
５８岁的陕西靖边“治沙劳模”牛玉琴当选十七大代表，亲戚远远地就问：“怎么当上的啊？”
牛玉琴是全国闻名的老劳模、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拿过的荣誉不计其数。“选不上，我就回家继续干我的。”牛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两次通话中，她一说起自己的工作——１１万亩荒沙、１００多只羊，总是同样的话：“我现在太忙了。”但尽管很忙，她还是一路从靖边选到榆林，到西安，直到北京，当选了四级党代表。
一天，她被告知当上了县党代表；在西安开妇代会时，又增加了榆林市党代表资格——市党代会，她终于到了现场，惟一一张弃权票来自自己；到了西安，她一看选票，自己名字赫然在列，还是想都没想，没投自己的票，结果７票弃权，２票反对，她被高票通过。
党代表的候选人推荐提名采取“三上三下”的办法——由支部提名，再到基层党委、县级党委、市级党委，反复上下征求意见，最后形成候选人初步名单，提交给选举单位。
“三上三下”的过程，张晓霞也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她是北京奶牛中心种公牛站的技术总监。“上面下来好几次，找我的同事谈话，但是这些我没有参与。考察我，我不应该参与对吧？”
当列入初选人选后，这回市委组织部找了她本人。十多个同事被市委组织部约谈，“一个一个进去”，等到她最后一个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领导们连饭都没顾上吃”。
像牛玉琴和张晓霞这样的一线党代表，据中组部公布的数称，占到了代表总数的２８．４％。而从十四大以来的三届党代会，这一比例分别为２２％、２４．１％、２４．３％。
官民比例是近几届党代会关注的焦点，这样的情况在人大选举中同样存在——比如大多数部长和地方党政一把手，同时具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
中央对此作了硬性规定——除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维持不变外，其他选举单位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一般比十六大时相应提高５个百分点。
他们首先要在提名阶段得到保证。在推荐提名以及考察之后，选举的第三个步骤，即选举单位党委（工委）常委会确定初步人选名单——票数不会是惟一的指标，他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责，是保证候选人结构的优化。
一线党员代表和“双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代表的增多，正得益于此。中央要求代表“不仅要具有先进性，而且要同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重庆市给了“双新组织”两个名额，由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和一个民营企业家获得。
确定预备人选后，最终的决定权是党代会的投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差额为１５％，比十六大多了５个百分点。竞争的结果，孙发荣高票当选，而另一人则落选。
也有代表在顺利当选后又被淘汰。本报记者发现，６月１日当选十七大党代表的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并没有出现在２２１７人大名单中。中石化６月２２日发布公告，陈同海因严重违纪辞去董事和董事长职务。
选谁不选谁
在安徽省的党代会，红花山集团董事长俞乃平在最后环节被“差额掉”。通知下达时，俞乃平感到很“遗憾”。
从公司支部推荐，以及长时间的“三上三下”，他并不抱有希望。但组织部下来考察，他内心燃起了希望。他和奇瑞老总尹同耀，是惟一进入正式候选名单的芜湖企业家。
“一旦当上党代表，就能见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就能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县人大代表，顶多就是和县领导和工商联反映。”他认为，民营企业需要与国有企业平等的机会，包括贷款、立项等等。“重视和支持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切切实实的支持。”
但奇瑞老总尹同耀顺利当选，俞乃平却没被选上。他将此归结为“知名度还不够，缺少宣传”。而且，“党代表的选举是自己争取不了的”。
张晓霞清楚地记得，组织谈话时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党代表的责任是什么。另一个是怎么参加好党代会。我说，履行职责，认真把大家的心声反映到中央去。”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党代表不只是个荣誉。“党代表首先要有责任感，其次，要有能力，不能只是感谢党感谢组织，必须知道普通党员的心声，并且能够将其反映上去。”
“我不识字，开会不会记笔记，只能记脑子里，上北京开会要讲话的，我说不了什么，”牛玉琴解释自己为何不选自己，“但是，我会实话实说。”
牛玉琴同时也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党的意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
“如果社会民主发展了，而党内民主滞后，那党就落后了，就会很被动。”王长江认为，党内民主搞不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而民主的决策过程，需要“充分的讨论”和“不同意见的表达”。
代表做什么
“党代会应该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王长江说。自１９８８年起试点的党代会常任制，在他看来是一个抓手。
“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层次阶段，到底是往前推进，还是放缓，甚至后退，怎么办？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全国分成３８个代表团——除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团外，还包括中直机关代表团、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武警部队代表团和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
经过资格审查的党代表们，将在金秋季节走进人民大会堂。他们手中的权力包括：听取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报告，选举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讨论党内重大问题，以及修改党章等。
按照惯例，具体的选举办法将在会议期间公布，再由大会主席团通过。是否扩大差额比例，甚至将在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１９８７年十三大修改党章，规定“党内选举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在十三大，代表的２０％，中央委员５％，候补中央委员的１２％实行差额选举，而省一级，则实现了常委差额选举。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因接连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而流下眼泪。
十四大之后，中央委员选举引入预选——由各个代表团先进行预选，选出正式候选人，再进行等额选举。
同样受关注的是，十七大是否在党章中写入中共的创新理论。历次全国党代会均会修改党章，十五大写入“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写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参照十四大以来的惯例，十七大可能在国庆节后举行，会期大约７天。议程一般在大会前一天，预备会议后公布。
国外媒体普遍认为，胡锦涛发表的“６·２５讲话”，已经为十七大定好基调。自十五大以后，每次党代会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总会令外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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