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身体与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黄斌欢
摘要：本文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待中国大陆持续了二十余年的劳动力转移给社会个体带来的身体以及性的变化。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的批判性的评述，本文认为，作用于社会个体的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以下层面进行分析：流动对个体获得的现代性的争论；资本主义要求的驯顺身体；流动的经历对个体的阶级经历形成的影响；流动者的婚姻/性要求中的剥削；漂泊情感的移置。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看到流动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共同作用下对个体的剥削，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流动者身体/性方面的诉求，这需要我们更加细致的田野经验和更有穿透力的理论透镜。
关键词：劳动力迁移 身体 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现象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这一现象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更深深地型塑了这几代人的生活轨迹。在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亦由开始十余年间暗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农民靠近现代性从而具有的“解放”意义（蔡志海，2004），而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集中对都市“农民”恶劣的劳动环境、高强度的劳动、弱势的权益维护地位和被区隔的文化处境进行讨论，近期来又有学者在福柯式的眼界去看待这一问题，而更有洞察力的学者则将这一现象重返工业化早期的“古典”时期，在两者的对照间进行对现实的反照以及观察其中的权力的踪迹（沈原，2006；潘毅，2005；2006）。以一个导论对这样的流动现象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梳理以及对进路预测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文只是在身体与性的范畴内做一个尝试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将目光聚集在流离（Diaspora）的人的身体/性上，观察身体/性在其间的处境以及流动给身体/性带来的影响。
一、 现代性/非现代性？
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费孝通，1998），村民的交往圈子呈差序格局的分布，以自己的村庄内的近亲为起点，在集市的范围内发展出市场交往、朋友圈子交往（施坚雅，1998），这已被众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各种文学作品所描述。随着农民走出村庄，他们交往的地域空间扩大，交往的性质也更多地转向工具性交往，这为他们超越“地方性知识”提供了机会。相当一部分学者从现代性的获得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农村人—城市人”的视界看待发生在农民/农民工身上的变化，乐观看待这些农民的处境。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相当一大部分学者从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出发，发现现存环境中对农民工的不利因素。制度隔阂、文化区隔、人力资本薄弱、心态弱势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之中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只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一些困难，换言之，可以通过现实的努力进行克服。农民工的“城市化”在他们的笔下依旧是一番欣欣向荣的前景。这样，一方面学者们眼光中的农民工充满着希望，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农民工的生活权利又被生硬剥夺，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转。知识在这里充当了权力的陷阱，充当着“社会巫术”的角色：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麻痹现实，但绝不提供新思想（P. Bourdieu,1999）。
为突破这样作为 “社会巫术”的知识，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真正去面对农民工的社会现实。符平通过仔细的田野调查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幻想世界和实际世界是有差距的，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只需要一定的适应性，并不一定会走向现代性（符平，2006） 。夏铸九则深刻地批判思想直指第三世界空间、城市发展的普遍性，认为后发国家存在以下危机：技术依赖、农业危机、劳工问题、环境危机、地方政府危机、文化经验的脱落等等。城乡移民确实是都市化的主因，而纳入世界市场又造成农业的不稳定，空间规划未能从现实出发也未受国家重视。垄断资本在结构化过程中进一步将世界划分为中心与边陲（夏铸九，1988）。他的论点虽然是基于台湾地区的分析，但是对于大陆学界来说，却不缺乏振聋发聩之功用，以提示我们掩藏在农民流动后面的深层剥削机制。
二、 身体的移置（阶级）驯顺的身体
既然资本主义将身体置于了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在当下中国，这些地方表现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随着经济的变化，可能会发展到武汉等中部城市地区），在聚落的过程中必然就会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这又在中国的打工妹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下中国充斥泛滥着型论述以及关关于女性的身体图像：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需要依靠一种性论述来作为差别体系和层级制度的基础。生产机器的微体权力对平凡的身体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身体，即女性的身体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象为更加驯服、忍耐并且更加适应工厂机器（潘毅，2005）。这样的驯顺和劳动控制又充满联系，工厂对农民的转化必将通过将农民的身体控制在机器生产上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共识的制造、车间政治、阶级和团体力量的博弈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将我们带回马克思等古典社会学家曾经论述的古典时代颇为相像：工人的异化，工人阶级意识的生成，以及集体运动的出现及其策略。身体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一系列身体政治的冲击，在控制—反控制、规训—表达中发出自己或强或弱的声音。
三、 婚姻与性：一个福柯式理解
流动人口带来的第一个涉及性的问题是港商、台商以及流入地男性“包二奶”现象。在90年代最初五年，这一现象引起了各个媒体的普遍关注。在媒体的建构中，家庭主妇一方面被描述为受害者，另一方面又被描述为问题之源，被认为是咎由自取。这显示了社会对妻子的矛盾的双重价值观。而二奶则要不被物化，要不妖魔化。而男性的媒体建构与其应承担的社会代价有很大的不同（谭少薇，2004）。这些论述其实都是在父权意识的笼罩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扩展女性空间，改变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就变得很迫切。随之而来的女性性工的现象，也基本上被置于这一个范畴，但是对这部分人的研究，还非常欠缺。
真正使流动人口的面临着危机般的考验的是随后到来的婚姻困境。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当下中国，流入地都只是将其作为劳动力的“自来水”，需要时就召唤，不需要时就将其遣送回籍（杰华，2006）。从本质上说，这涉及资本主义机制下的劳动力的商品化问题和政府制度的强权下下公民权的问题。
对于已婚的夫妇来说，由于家庭的再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分开，往往是一方进城打工，另一方留守照顾老人和孩子，和维继留守家庭；即使老人还健在，双方都能够外出打工，工厂宿舍的体制并不允许他们相聚。国家政体也只是将它们当作劳动力使用。这一部分人的生活的漂泊，作为国家工业化的牺牲品，投入一代人的生活幸福。
而对于未婚青年来说，如何在飘泊中完成情感和婚姻经历，体现得更为复杂。他们的生活注定为一个漂泊的过程，没有任何的条件能够保障他们在任何一个地点的停留。在打工妹/打工仔工作的过程中，比如深圳市，本身就表现为性别分布高度的不平衡。在社会分工上，打工妹主要为纺织、电子、手工产品等具体操作工种，而男性则多为技术、管理等工种。人口分布呈现比例严重失调状况。更加关键的在于，他们在面对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时候的居无定所。在现实条件、制度基础和文化分布上，打工的男女都很少机会能够在一起，加上流入地不提供让劳工扎根的条件，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几近渺茫。
2003年，笔者在两广之间调查，了解到这样一个个案。来自广西的19岁女孩小洁，中专毕业以后进入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因为对工作不满意，她辞工赴东莞寻工，却由于轻信朋友的谎言，误入传销集团。在传销集团封闭的管理间，她和同样经历的四川男孩小李相识并萌发感情，后来两人同居。脱离传销集团后，小洁瞒着家人，和小李回到四川并生下孩子。一年后，才和家人联系，在家人的帮助下，两人再次到广东，暂时安定在小洁的母亲在某市郊区承包的小农场里，一边帮她的忙，一边也准备开始两人的生活。但是，两年的日子过的很艰难。由于他们经济上不独立，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多矛盾；小孩渐长，两人却连结婚证都没有领；对于两人的前途，他们都没有一个清楚的预期。前路对他们来说是很迷茫的。各方都很矛盾。
这样的田野展现一直不停的冲击着笔者的思路。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应该尽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帮助他们？而我们的政府政策又应该面临着怎么样的拷问？
四、 情感的漂泊：没有归属的流动
伴随着已婚家庭的“漂泊的家”和未婚男女青年的居无定所，漂泊者的认同、感情寄居面临着无根的状况。流动将本来完整的家庭分开，于是迁移者和留守者都不得不过着“钟摆式”的生活，在几个地点和时点之间辗转，不难想象，他们的情感寄居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家庭的功能不得不分化为几个不同的面向：情感功能，经济功能，以及抚养后代的功能。他们往往在这样的家庭延续中顾此失彼。对于迁移者的后代来说，多个地方成长的经历也会提示他们“自己来自何处”的模糊，这可能更加涉及着社会空间的层级分化，经济发达地区歧视性、排斥性的政策和文化在这里县显得尤其明显。
而对于漂泊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的青年来说，这个问题也一样的复杂。关键一点是，他们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在。迁移使他们脱离了乡土社会，但是却从此进入了一个没有明天、没有根的现代社会。虽然说“无根”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是迁移者的无根本质上却远远非现代性所带来，而是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代创造了一个巫术般的幻像，引着这个时代的个体，一波又一波的投入这个没有回头路的深渊。
这是个怎样的时代！
参考文献：
蔡志海，2004，《流动民工现代性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符平，2006，《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第2期。
林蔼云，2006，《漂泊的家：晋江—香港移民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任焰、潘毅，2006，《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第4期。
沈原，2006a,《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
----，2006b，《“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谭少薇，2004，《女性的想象与现实：中港跨境一夫多妻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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