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职业病对工人的摧残

工伤、职业病对工人的摧残

               陈寒鸣

这些年，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很多企业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

1993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刊登梅建华、皮广州撰写的长篇通讯《打工妹之死》，

揭露一些“三资”企业经营者滥用职权，为所欲为，侵犯工人民主权和人身权利，并提出：打工妹舒景芳之死及其后发生的种种情况说明，必须尽快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劳动法，以避免这类悲剧的重演！现摘编如下：

1993年2月11日，湖北省罗田县廖家坳乡工商所所长舒高峰接到通知：正在广东

省南海市沙头镇中外合资企业丽宝床上用品公司打工的同胞妹舒景芳，于2月10日，突然七窍流血而倒地，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厂方说死因是“胃出血”。

舒高峰强忍悲痛日夜兼程赶到广东南海沙头镇。对于身体一直很好，根本没有

胃病的妹妹，却因胃出血突然猝死在工作上，舒高峰颇感蹊跷。于是，他提出要看看妹妹临死的工作台。但是，该厂老板李剑雄不仅不见死者家属，而且还以“不允许影响生产”为由派门卫加以阻止。对舒景芳死因感到怀疑的该厂140余名湖北籍工人强烈要求家乡的司法机关派员前往调查。罗田县检察院当即决定指派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兼法医王大勇前往南海。

2月16日下午，王大勇风尘仆仆地赶到广东南海沙头镇。黄厂长仍坚持说舒

景芳是胃出血死亡的。沙头镇医院只出具了“死亡证明书”，但没有死者的病历记载，医院拒绝提供详细情况。于是，王大勇向沙头镇派出所提出尸检建议，该所领导答复：“此事我们已经做了调查，死亡结论与医院证明相符。”

工作责任感极强的王大勇只好赶到佛山市检察院汇报情况，争取他们的重视和

支持。该院经与佛山市公安局联系，当即决定进行尸检。

午饭后开始对死者的尸体进行系统解剖，切开胃和肺，均没有发现出血灶；打

开头颅后发现在，颞骨骨折延伸经过颅中窝至右颞部，整个颅底完全横断，大脑、小脑广泛性出血。

出血灶在头部而不在胃，推翻了厂方所说的胃出血死因。联合尸检组于是急匆

匆地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发现，死者生前操作的机器右侧有一横向运动的连杆，边杆有2×3厘米凸出的螺帽。死者生前站在机器左边操作，边杆运动时与对面固定钢板间最近距离15厘米，最远距离50厘米。结合尸体解剖的情况，毫无疑问地证实死者系机器的连杆在劳动中打击左颞，并对头部挤压，使颅底骨折，中枢严重损伤导致死亡。

面对事实，李老板不得不承认舒景芳确因工死亡。后在南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的干预和督促下，厂方向死者家属赔款33000元。李老板继而又威胁道：“在这儿死一个打工的算得了什么！花5万元能处理的后事，我宁可花10万元疏通关系去打官司！”原来李老板已用金钱铺平了道路。

正当王大勇为澄清舒景芳的死因而感到快慰时，却不知一场灾难即将向他袭

来。2月22日，王大勇准备动身返回湖北，站在沙头镇桥头等一起回湖北的死者家属时，突然被一群彪形大汉莫名其妙地团团围住。这时路过此地的几位湖北籍工人也一同被扣了下来。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身着司法人员黄色制服的王大勇准备掏出工作证以示身

份，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矮个子玩弄着手里的水果刀，指着王大勇说：“不用了，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谁！我们找的就是你！”正在这时，一辆车开过来停下来，车上的人用广东话和这群人嘀咕了几句，他们才吹着口哨悻悻地散开。

灾难终于没有降临。但与此同时，在沙头镇打工的200多名湖北籍工人却大多

遭了殃。2月21日下午，湖北籍工人丁际云等一行5人找厂方结算工资，在厂部从下午3点一直等到5点，等来的却是当地派出所和特警队的人。他们说护送丁际云等5人回湖北，所有的路费由他们出，结果却被送到监狱。一顿毒打之后，老板指着他们说：“我要把你们送到香港黑社会手里，让他们来收拾你们！”丁际云等5人在监狱蹲了15天，随后被送进佛山市收容所，直到湖北籍女工用钱替他们担保后，才获得人身自由。

就这样，在沙头镇打工的200多名湖北籍民工在经受种各凌辱和皮肉之苦后，

陆陆续续返回湖北。直到一个半月后，仍有近10名杳无音讯。

本世纪（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夏衍曾撰写过一篇反映资本家残酷压榨工

人的《包身工》，文中“芦柴棒”那凄苦的身影至今还萦绕在人们的脑际。令人震惊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南海市沙头镇丽宝床上用品公司老板李氏兄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压男工、侮辱女工，用卑劣的手段，制造假像，导演骗局，实在令人扼腕！记者案头的一伤资料表明：深圳停工、罢工事件中，有60—70%是属于资方故意侵犯工人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所造成的；有10%是属于工人素质低，要求不合理的结果。

在“三资”企业中，我们既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要维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这是两者利益关系中不容回避的矛盾。那么，有没有一个“杠杆”来调节这些矛盾呢？有，这就是人们盼望的“中国劳动法”。

  撰写这篇通讯的记者无疑是很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中提到的那位“工作责任感极强”而又险遭不测的司法干部王大勇更是令人敬佩；二位记者期盼“中国劳动法”早日颁布出台之情更溢于言表，他们写道：“据报载，深圳蛇口工业区内一家港商独资企业以‘订单多，生产繁忙’为理由，大幅度提高生产定额，强迫工人每天加班生产4到6个小时，有时需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星期天也不准休息。有一位女工劳累过度，竟一头栽倒在车间里。该厂有30多名女工自动停止加班加点，以示抗议。厂方将一名带头女工开除出厂，工会出面干预。港方经理说：‘我们是按法律办事的。你们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我们加班生产。另外，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和限制加班的时间。’工会的同志拿出了深圳市政府下发的‘三资’企业中工人加班加点的规定和政策提醒港商，对方却耸耸肩：‘这些我们都知道。可这些规定和政策是你们内部的，我们不好执行喽。’由于没有劳动法，一起简单的工伤死亡事故，迫使家乡‘父母官’不得不千里迢迢，辗转反复，请司法人员出面干预，费时、费事、费力，问题还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解决。”

广东省惠州市富惠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投资方是香港盈利时制造厂有限公司，有1000多工人。2001—2002年，该公司有三名年富力强的工人以同样病症离奇地死亡了：35岁的四川人张祥于2001年6月27日突然感到全身无力，胸闷头痛，第二天早上7时半，工友们发现他已死在宿舍的床上。33岁的苟朝伦以同样的症状出现后不久，于2001年2月4日晚上被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但抢救无效而于次日死亡。33岁的马富满于2001年7月11日上班时突感身体不适，症状和前两个人临死前一样，次日凌晨病情加重，浑身无力，不能动弹，被送往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也抢救无效而于当日下午死亡。苟朝伦死亡后，其家属曾要求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厂方提出：若解剖结果与厂方有关，厂方给予赔偿；若无关，厂方则不负担一分钱。无奈之下，亡者家属只得放弃尸检，厂方赔偿2万元了事。马富满死亡后，厂方干脆以法医也下“系因急性左心功能衰竭而死亡”的结论为由，认为死因与厂方无关，不负担任何赔偿费用。除了已亡故的这三位年轻工人外，2001年9月7日，在该公司磨光部工作长达13年的陆英快全身无力地晕倒在工作台上。自2000年9月以来就经常头痛、打喷嚏、冒冷汗等状况的陈杰，2001年12月4日晚只吃了几口饭便感到全身乏力，两臂麻木僵硬，随后瘫倒在地，经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救治而存活，医生对他做出了“贵金属中毒”的疑诊。而与陈杰同一工种的多名工人亦相继出现相同症状，这使工人们“每天都揪着心，真不知道工龙的悲剧何时在谁身上重演？”死亡工人所在的金属表带磨光部有130多名工人，每天资都要接触二氧化硅、重金属、三氯乙稀等可能导致职业病的有害物质，但厂方从不将这情况告诉职工，更不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或对工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而且在工人死亡后，还竭力推卸其责任。（参阅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所载《吞噬年轻生命的真凶是谁——惠州一企业一年内离奇死亡三人》）深圳龙岗区蔡涌镇致丽玩具厂是世界各牌意大利CHICOO公司的一个制造企业。像“耐克”鞋在世界各地的工厂生产一样，CHICLL开发技术提供品牌、负责销售，而致丽厂则完成加工制造，把货发往世界各地，老板是香港人。1993年该厂发生大火，全厂三四百工人从一个狭窄的楼梯往外奔蹿，窗户多被铁条钉住，一层离楼最近的大门被封死，打工妹们挤在楼梯上不能动弹，大火挟着大毒黑烟滚过来，结果87人被烧死（除两名男工，其余全是打工妹），51人受伤，好多是皮焦肉烂的重伤。事发后，草草了事，人都鸟兽散了，但香港一些劳工组织——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仗义执言，抓住致丽的后台、意大利CHICOO公司不放，迫使其支付数万美金给死伤者和家属，并委托香港天主教组织明爱中心发放。天主教组织没有死伤者的名单，深圳的政府和工会等任何一个机关都不愿意出面管这件事，于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只得请求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所《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工作的谭深予以帮助。谭深花了7年的时间单枪匹马地去艰难寻找，在寻找过程中，谭深从109封打工妹的信中体会到了她们平日生产劳动的艰苦：“每天最少要干12小时”，那些“伞布的气味让我薰得头疼，一点也不想干。……三个多月领了两个月的工资。由于带工的又扣了几十元钱，我3个月共领到50多元钱。”“上班好烦，天天加班到10点，有时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两三点，前天昨天连续上班有27个小时之久。”“赶活累死人”，“半年多才发三四百元钱。”……谭深在寻找过程中还了解到，那个平时压榨着打工妹血汗的香港老板，事发仅被判了两年刑，还被提前释放，现在顺德开了一间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厂，正火着，广招打工妹、尤其欢迎在“致丽”干过的火中幸存者和死伤者家属，但要求将所有死亡、受伤的证件都要交给厂方。（详参2001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艰难的寻找》）

2002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有篇题为《“五金之都”之闪光》的正面性表彰报道。其文乃《人民日报》记者袁亚平所写。据该文称：“异国情调的‘阿根廷文化节’，竟然在浙江中部的永康市举行。一个国家一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举行如此重大的活动，这在浙江省还是第一次。阿根廷驻沪总领事米格尔·阿尔费雷德·贝约先生去年到永康市访问，在中国科技五金城流连忘返。中国科技五金城是全国最大的五金专业场所，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名牌企业的五金产品汇聚在这里。”“记者在永康市采访时又听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一座建筑面积数千平方米的永康五金产品展销馆，最近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亮相。至今，永康市在国外设立分公司的企业已有30多家，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永康产品的注册指标。”“目前，永康五金企业1万多家，做作业人员20多万人，形成了电动工具、有色金属冶炼、小家电等八大支柱产业，产品达1万多个品种，其中10多项五金产品的产量位居全国之最，100余种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这就难怪永康市委书记楼朝阳要很自豪地对记者说：“我们基本形成了‘强项在工业，特色在五金，优势在民营，活力在市场，后劲在科技’的民经济发展格局。去年全市内生产总值82亿元，财政总收入8亿元，综合经济实名列全国百强县（市）第七十位。永康成为闻名世界的五金之都。”这永康何以会成为“闻名世界的五金之都”的呢？2002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从一个侧面披露了个中秘密：
                        “五金之乡”还要轧断多少手指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

    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的浙江省永康市，今年以来，发生手指断离或手掌裂损以上的

严重事故近千起，不少工人落下终身残疾。记者最近到此地采访得知，金华市安全生产部门

竟认为永康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抓得好，将于近期向本地区其他县市介绍其经验。

究竟有多少人受工伤

    永康位于浙江中部，是隶属于金华市的一个县级市，五金工业是其支柱产业，产品主要

有电动工具、小家电、汽车摩托车配件、防盗门、滑板车等。五金业普遍使用冲床、压床、

剪板机、整平机等机械设备，如果忽视安全生产，极易造成手外伤事故。

    没人说得清永康市五金企业和工人究竟有多少。市经贸局的统计是：企业有7000作家，

从业者20多万人。永康市常务副市长韩杰估计，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手工作坊还有数千家。

有人买一台机床放在家里雇四个工人就开始生产。

    据永康市经贸局统计，去年全市工业企业因手外伤住院的病人总计300多人。记者走访

了当地几家医院，与永康相邻的缙云县铃氏伤科医院是一家知名的外伤医院，住院的手外伤

病人90%以上来自永康五金企业。记者在这家医院的出入院上看到，仅今4月至11月，来

此住院的记康手外伤员就有234例。附近还有一家田氏伤科医院，其院长是钭氏医院院长钭

大康的大舅子。钭大夫说：田氏收治永康手外伤病人的数量与本院相当。位于永康市内的永

康卫校附属医院规模稍小，但其手术外科的一名胡姓医生说，他们前10个月至少收治了250

名伤员。

    走在永康市的街上，随便问一个路人，都能说出几家治疗手外伤的医院。当地此类医院

有六七家，有的伤员还到较远的金华市一些医院就医。

    从以上调查估算，金华永康市五金待业发生的断指、损掌等严重手外伤事故已近千起。

伤者痛说不幸遭遇

    在几家医院，当得知记者来意后，住院病人纷纷围过来，争相进述自己的遭遇。34岁

的黄端荣是安徽泾县人，在永康钢管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务公。今年11月8日，他的右手食

指、中指、无名指被冲床从根部压断，虽经手术治疗接上，但手功能已不能恢复。医院尚未

允许出院，但公司老板付了1万多元医疗费后就不肯再给。他面临着中断治疗，病情进一步

恶化的困境。

    伤员们反映，企业为赶任务，对新工人普遍缺少岗前培训。人手不够时，常随意调换工

人的岗位，导致工人对机器设备的性能和设备操作方法不熟悉，出现操作失误；超时工作的

情况比较严重，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很多人疲劳作业；相当一部分企业设备

陈旧老化，经常操作失灵。几家医院都证实，春节过后，企业招收新工人，订货单较多时是

事故高发期。

    就在记者要离开永康卫校附属医院时，一个身材不高的小伙子追上来。他叫刘杰，广西

河池人，今年4月1日到永康庞强工贸有限公司打工。合同上写明他的工种是操作压机。但

有一次订单多，企业要赶货，老板又派他去操作冲床。他不肯，老板就说：“你出来打工不

就是为了赚钱吗？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6月18日，他左手4个手指头被冲床冲断。

手术和住院期间的医药是老板付的，但出院后的生活费、后续医疗费及企业拖欠工资，老板

却一分没给。他要求回家，老板只肯出两三千元。

    刘杰说，他们厂的工人每个月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加班。全厂70多人，今年以来

已发生三起较严重的手外伤事故，其中一个贵州小伙子手指被冲断，老板只难两千元就让他

回家了。刘杰的老乡孟朝辉也向记者反映，河南地区一起来永康打工的18人中，已有两人

断了手指，一人手掌被打穿。

政府主管部门如是说

    记者就五金行业手外伤事故频发的情况先后采访了永康市劳动局副局长李晓春、经贸局

副局长王健儿和常务副市长韩杰，他们作了如下表态：

    李晓春：工人建规操作、自身素质差、文化程度不高、技能低、操作中存在侥幸心理等

“劳动者自身的原因”是导致事故的首要因素；同时，此类事故多发是永康行业特性所决定

的，五金业机械本来就容易导致手外伤，再加上多处于发展时期，竞争激烈，事故多是必然

现象。

    王健儿：永康市企业数量太多，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紧缺，主管全市安全生产产的经贸

局安全生产办公室只有4个人，经常处是管人员培训管不了事故处理，管事故处理管不了人

员培训。

    韩杰：永康市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特别是今年以来，自上而下，着力健全有关

管理机构，狠抓有关政策的落实，严格执法，取得了明显成效。金华市安全生产部门认为永

康的基层安全管理工作抓得比较突出，正在让永康总结经验，准备向全地区推广。

如果“永康市政府”真的“一贯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狠抓有关政策的落实，严格执法”，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会有那么多工人被轧断手指吗？仅仅是因为“工人违规操作、自身

素质差、文化程度不高、技能低、操作存在侥幸心理”等“劳动者自身的原因”才会被轧断

手指，而轧断手指的工人自然是活该了吗？难道一定要以轧断无数工人的手指来换取“五金

之都”的美名，并且还要掩耳盗铃式地宣称“永康的基层安全管理工作抓得比较突出”，要

让“永康总结经验，准备向全地区推广”。我们不知是否让更多地方、更多的工人以伤残来

换取所谓经济成效吗？我们确实到了必须对这些年的社会发展观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实在说来，这些年来，由于片面强调发展、追求效益，地方政府又多注重从自身立场乃

至所谓政绩出发考虑问题，再加上非公企业主以及公有制企业的承包人们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因而很不注意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甚至对于工人连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态度都没有。这就使得断指式的工伤事故遍布各地，如报载：

                   断      指      之       痛

                       本报记者  蒋骅

如果能遇到星探，林其锦没准儿会成为一个让少女惊叫的偶像明星。他高高的个子，轮廓分明的脸庞，大眼睛明亮而清澈，但他永远也没有成为明星的机会了。眼下，他的两只手都包着厚厚的纱布，左手镶着钢板，要几个月后才能取出。

2005年3月14日下午，林其锦在鞋厂干活儿。他的工作是用脚踩住机器，然后用手把裁好的鞋底拿出来。这一次，鞋底的位置远了些，他不得不欠起身子，努力伸手去够。一直连续加班的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渐渐离开了踏板……机器轰然压下，双手血肉模糊。

林其锦双手共有5只手指骨折，医生也不知道今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在医院里，他听说有受工伤者的手指因为坏死而被切除，这让他对自己的将来很担心。他盘腿坐在病床上，耷拉着脑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缠满纱布的双手。

“就像卖猪肉打折一样，打个五折六折，是很普遍的”

根据番禺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打工族”）总干事曾飞扬的估算，在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我走进“打工族”的时候，莫德富正在咨询索赔的法律问题。他的左手一直藏在衬衫的衣摆下面，用右手捂着。我请求他把左手拿出来，他迟疑一下，慢慢抬起左手。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恐怖。没有无名指，食指和中指是脚趾移植的，大拇指和小指上布满疤痕。脚趾接在手上，指节很短，前端显得特别肥大。是一种触目惊心的不协调。

2004年6月，他的手指被油压机轧伤。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职工劳动能力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六级伤残。

莫德富打工不到两个月就遇到工伤，厂方没有为他买保险。住院一个月后，因为厂方拖欠医药费，只得出院。伤口仍在化脓，他又自己掏钱买消炎药吃。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五级至十级残疾的职工，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天，莫德富出厂办事，回去时保安就不让他进门，从此被赶出了工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工厂理应赔给莫德富所有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可他没拿到赔偿。

“老板不肯见我，老板的律师听说我要求赔偿，说做不了主，问来问去也没个结果。”

“你想通过法律途径要到赔偿吗？”

“打官司要花钱的，我没钱。”

每天，曾飞杨都会面对像莫德富这样无助的求助者，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几年前，曾飞扬却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当时，他的工作是律师助理，作为企业的代表，和受伤的工友谈赔偿问题。

“你怎么代表企业主去说的？”

“比如规定该赔7万元的，老板说，最多4万元。我去主持调解，工友请不起律师，也耗不起时间，最后拿了4万元走了。”

“这是什么感觉？”

“就像卖猪肉打折一样。打个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到后来我受不了了，良心不安啊。”

1998年，他和廖晓峰发起了打工者俱乐部，在办工商注册手续时遇到了问题----他们都没有执业律师证。工商部门只批准“代理文书”，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我们只能收文书处理费，很少的一点钱，能够成本。租了很小的一间办公室，大家吃住都在一起。”曾飞扬并没料到，媒体后来对他们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每一张探访表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在“打工族”，一个姑娘捧来一册装订好的工伤探访表，大概五六十份。每张表格上，都印着同样的问题：姓名、性别、年龄，何时受伤？受伤原因是什么？在什么工厂？谁负责医疗费？有没有人照顾？有没有买工伤保险？等等。

我问，还有吗？

姑娘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打开一个柜子。“这里全是。”我一看，厚厚的几大摞，足有几千份。

多么似曾相识的画面！

半年前我采访周立太，一个在广东为断手民工打官司而声名远扬、也颇有争议的律师。他带我走进档案室，打开四面墙上的落地柜，指着那些发黄的卷宗，“每一个卷宗背后，都有一只断手。这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血泪史。”

同样的，每一张探访表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晚上，我继续研究“打工族”的《工友通讯》。一篇名为《我的未来不是梦》的自传，让我认识了志愿者刘先进。

“我是陕西人，1995年，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广东，寻找美丽的梦。2002年1月17日，那个对我来说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上班时机器无情地轧断了我的左手，当时眼前一片黑。

“第一次手术时间长达8小时，那种痛苦无法形容。在那段时间里精神的压力和肉体的痛苦使我都快崩溃了。这时开始接触到了‘打工族’，他们经常派探访员来讲工伤知识，以及待遇和赔偿的问题。

“我伤好后，评为六级伤残。最让人心痛的是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厂里不给我工伤辞退费，还扣压了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把我赶了出来。

“我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只好找‘打工族’，他们把我写了劳动仲裁书，结果我拿到了我该拿的三万多块钱。这以后我一直在做工伤探访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工友。”

我立刻打电话给曾飞扬：我要和刘先进一起去医院探访。

刘先生一点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长长的头发，染成黄色，在脑后扎个马尾，穿一身紧身黑色上衣，像个摇滚青年。

和莫德富一样，他一直把左手藏起来。在我的要求下，他拿出来给我看。

我的感觉仍然是：恐怖。中指和食指，在指尖处只有正常人一半宽，到了手指末节，却仍然正常。疤痕狰狞地爬满大半个手掌。

怎么会这样？

他苦笑着说，那台机器是高温的，我的手除了压伤，还有烫伤。

做老愿者有收入吗？

“有一些，要养活自己，还需要打工。我在歌厅唱歌。”

到了方树泉医院，他熟门熟路地带着我径直上了四楼的病房。

四楼有七八间病房，全是手外科的。小屋里住四五个人，大屋里住八九个人。楼道里有8张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人，无一例外地包着手。

刘先进张望了一下，选择了一间没有护士的病房。他掏出一本《工友通讯》，递给一位伤者。“你好，我是‘打工族’的，我们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这间病房的人似乎对他的介绍没什么兴趣，他退出来，到另一间更大的病房开始介绍。我也和病人攀谈起来，我翻开《工友通讯》里刘先进的那篇文章，告诉他们面前的这位就是。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病友立刻来了兴趣，向他打听如何索赔。

很快，房间里热闹起来，别的房间的病友也涌进来。刘先进赶紧掏出探访表让他们填写。

“他们哪里是来看我？他们是来看钱的！”

王小小（化名）住在病房靠近走廊的角落里。我走进病房时，她正半跪在床上，扭动着身子，一边咬着苹果，一边半带哭腔地喊“热死了，热死了”。

小小露在外面的左手没有受伤，没有看见她的右手。我的心一紧，难道她的右手没有了？

姐姐秀秀揭起妹妹病号服的一角，却见王小小的右手被纱布捆在肚皮上。“我的手少了块肉，医生说要绑在肚子上，让肚子上的肉和受伤的手长到一起，再从肚子上割下来补到手指上。”

我翻起她床头的牌子：20岁，右手食指皮肤缺损。

“怎么受的伤？”

“我在鞋厂压鞋底，被机器轧的。”

“你们工厂以前有人受伤吗？”

“有，我这个工种就有很多人受伤。”

“你见过她们吗？”

“没见过，有的人一直在养伤，有的人走了，受伤了谁还愿意留在这个倒霉的工厂。”

“你上班前受过安全培训吗？”

“没有，就是组长告诉我怎么放料。”

这时，王秀秀凑过来问：“我妹妹还没买保险，你说能拿到多少赔偿……嗯，她还没成年呢。”

我一听愣了，“你妹妹哪年出生的？”

“1990年5月。”

童工？！

王小小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还不到16岁。

“你妹妹念初中了吗？”

“没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一阵子就出来了。”

“这么小就出来了？”

“都一样，我也是这么小出来的。”

我转向王小小，“什么时候进厂的？”

“2004年7月。”

“受伤时几点？”

“凌晨5点。那天上夜班，从晚上干到早晨。”

“你每天工作几小时？”

“总要十二三个小时吧，没有休息天。”

“你们宿舍住多少人？”

“三四十个人，像火车那样的上下铺，一共有3层铺。”

“谁送你来的？”

“工友送我来的，可是工厂没有拿钱来，医院要等钱来了才肯做手术。”

“钱几点送来的？”

“大概9点多吧。那时候我流了好多血，一直在哭。”

“很痛吧？”

“刚受伤时没感觉，从机器里拿出来以后一直特别痛。”

“厂里交了多少住院费？”

“大概6000块。”

“厂里有人来看过你吗？”

王小小腾地从跪坐的姿势改成跪立，尖叫起来：“他们哪里是来看我？他们是来看钱的！”

“我要用一枝秃笔记下工友苦恼”

每次探访回来，探访员都要写下探访过程。他们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勉强能做到文字通顺。从档案的角度看，他们的资料很粗糙。但正因为原始，反而给人更多的震撼。

黄小燕，２０岁，四川达州人。２００４年春节后，进某灯饰厂工作。她负责操纵一种机器，因为是剥线皮用的，大家都叫它“剥皮机”。

２月１９日，黄小燕操纵着这台还不太熟悉的机器，突然觉得左手凉了一下，急忙抽回来，只见左手中指、食指和小指不见了，只剩下白花花的骨头茬子，血流不止。

工厂没有派人来看护。每次她提出这个要求都被老板拒绝。她老是偷偷哭，怕爸妈知道了伤心，怕男友要分手，更担心工伤赔偿不会那么顺利，因为厂方没有和她签劳动合同，更别说保险了。

２００４年４月，志愿者冯连臣在惠州市人民医院，遇到了一位即将被截去手指的工友，他的爱人欲哭无泪。

“两个月前，我丈夫在工作中，右手４个手指被机器剥走了肉，老板把他送到镇医院治疗。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就稀里糊涂接受了厂方安排，对医院一无所知。第一次手术是把他的手指缝在胸口长肉，第二次是拉皮手术，把大腿上的皮割下来包在手指上，然后再逢在大腿上让它慢慢长。一个月后从大腿上取下来。医生说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一星期后，腿上的伤口开始流血，小指和无名指整个变黑了，食指和中指的末节也变黑了。我去问医生，医生说是我丈夫体质差，吸收不好，缺乏营养导致伤口长得慢。还警告我们离开医院后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怕继续住下去整条胳膊都保不住，只好转院。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我丈夫身体差，还是医院的治疗水平差。”

王福，河南兰考人，１７岁。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８日，进入泰Ｘ集团做冲压工。进厂时，厂方既没有与他签劳动合同，也没有对他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就安排进车间工作。

“每次我都提心吊胆地操作，那台冲压机压下来的时候声音能让人吓一跳。２００４年４月３日下午，机器出了问题。我的右手手掌被冲压机死死压住，五根手指被活生生地切断了。我在车间里大叫，厂方叫保安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保安不肯进去，我只好忍着剧痛走进去。过了一会儿，厂里领导拿钱来了，对医生说：不要给他接了，包一包就行。

“医生没有听他的，把四根手指接上了，但是大拇指却永远没有了……更气人的是，我听说我的大拇指已经捡回来了，但厂领导却把它扔了。我们厂里的老板很厉害，厂里发生过很多工伤都没有赔偿过。在这个医院，就有我们厂８名工伤者住院。我听很多工友说，老板很可能是当地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害怕，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厂里一分钱伙食费都没给，也没派人陪护。只有舅舅在照顾我，用他捡垃圾的钱给我买饭吃。”

张洪，湖南人，１９岁。２００３年９月９日进入惠州某鞋厂。厂方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提供安全培训，便安排他操作冲床。还规定一天工作１１小时，一周工作７天。

９月２９日，机器发生故障，轧伤张洪右手。虽经救治，食指和中指却永久失去了功能。厂方拖欠４０００多元医疗费。

张洪的父亲多次到惠州劳动局，工作人员答应督促厂方。张洪手指发炎，日渐肿胀，也不见厂方到医院交钱。其父母多次去工厂催促，始终没见到老板。

一位办公室人员在电话中“接见”了二老，说张洪是在工作中睡觉而被轧伤的。厂方本不应负责，医疗费只承担一半。还说：“厂方不会赔钱了，你有本事就去告我们。”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冯连臣总很痛心。“无良老板的行为直接把工友推向生活的悬崖。我要用一支秃笔记下工友苦恼。我们不愿意发生工伤，工伤让我们失去快乐，整日在旁人鄙视的眼神中生活。有时我们像垃圾一样被人弃置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灭，眼睁睁看着我们身上流出的鲜血，被无良老板当作美酒来畅饮。我们不甘心受冷落，可又无法改变现实。”

“为什么广东手外科发达？因为断指多，有市场呗！”

在方树泉医院医生办公室，两个医生正忙着写病历。说明要采访，其中一个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要医院办公室同意。

赶到办公室，出示了记者证。工作人员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你到底要采访什么？

“了解一下这里手外科手术的情况。”

“哦，手外科啊，很多工伤的……你要是报道了，会不会影响我们这里的投资环境啊？”

我一时语塞，“白衣天使”在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时，先想到的居然是投资环境！

手外科的谢主任是１９９９年建科时，从骨科调来的。手外科共有１２名医生。每天平均急诊在１５到２０例，有时更多，伤者绝大多数是工伤。

“听说广东是全国手外科最发达的地区？”

“从医疗技术上说，不是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确实是全国领先。这里手外伤的量很大，医生临床经验丰富。”

“怎么会有这么多伤员？”

“我们这里‘三来一补’企业多，主要是加工业和制造业，所以很多工人手受伤。你可以去顺德、深圳那边看看，那里的手外科也很繁荣，还有专门的手外科医院。”

在互联网上检索“断指，医院”，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千条介绍，但主要都在珠三角。

广州和平手外科医院网站介绍，自创办以来收治了６０００余例急诊及门诊手术病人，断指再植成活率９５.５％，尤其是指尖离断再植、手指多段离断再植、双手十指离断再植等复杂、罕见的再植达到了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恒生手外科医院，是１９９３年创办的一家民营医院。该院拒绝透露具体的救治数字。但在他们的网站上，这样介绍院长黄卫东：亲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术３０００余例。

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在珠三角可谓赫赫有名。两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２００４年，两幢高楼拔地而起。

一位３０多岁的手外科医生，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说他１０年里做过大约４０００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一例。言者神情淡定，闻者无不诧异。

广东某医院手外科的宋大夫，６年前从北方某省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广州工作。他的同事，也大多来自外省。“学手外科的人都知道，广东，特别是深圳这边的手外科好找工作，待遇不错，还能给医生和配偶解决户口问题。”

在广东，几乎每个镇，都有专门的手外科。宋大夫估计，总数超过百家。而在广东、浙江以外的其他地区，手外科很多还设在骨科中，极少有专门的手外科医院。

“为什么广东手外科发达”因为断指多，有市场呗！那些手外科医院完全是市场造就的。十年前，很多医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断指手术，接一只断手至少两三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医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场，自己出去开设手外科医院，都赚了大钱。接一个断指一般要花５０００元，一年断上几万只手指，还有其他手外伤，你算算，多大的市场！“

刚开始工作时，面对血肉模糊的伤手，宋大夫有时也会害怕。“伤情各种各样都有：压扁的、整个手掌切断的、带烫伤的……有的肉都被压成泥了，只能截掉或者从身体其他部位割肉来补。时间久了，我也变麻木了。”

一次，宋大夫收治了一个小姑娘，老板说她有１８岁，但长得极其瘦弱，个子很小，一看便是童工。后来一问，只有１４岁。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报警吗？”

“不会，通常伤者的医药费都是先由工厂支付，报警了，谁来付医药费？没有了钱，吃亏的还是伤者。”

“这不是你的丑，是社会的耻辱”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与曾飞扬一起，开展一项工伤课题调查。他们对珠三角地区３８家医院、１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５８２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的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

数据显示，７１.８％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的工伤者分别占工伤者总数的７０.２％、１５.４％和１０％，城市户籍职工受工伤的只占４.3％，其中大城市的工伤者只占１.６％。

绝大多数工伤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龄２６岁，３１岁以下的占８１.６％，１７岁以下占４.５％。接近六成的工伤者未婚（５５.８％）。

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机器轧伤和割伤，占７５.８％。受伤部位最多的是手指。被调查的工伤者总共有４０１人手指受伤，占受伤总数的６９%，受伤手指７６５个。

在现单位工作１年内发生工伤的占调查总数的７５.１％，其中，新上岗发生工伤的占14.8％，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３１.1%，上岗１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２９.２％。

工伤发生最多的企业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工伤比率高达５３.9％，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比率达到２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伤发生率只有３.5%和1.9%。

６１.7％的工伤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１１％。

６６.3％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８小时，日平均工作时间为１０.18小时。超过五成（５０.9％）的被调查者经常加班，加班的时间最短的是１小时，最长的是８小时，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

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２０.3％，减发工资的占１６.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２４.5%和38.5%。

在整理材料过程中，谢泽宪常常是看着看着就痛哭起来，需要很久才能平静下来。

她特意设计了“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一项。结果发现，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都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而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

她最后得出了“工伤问题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影响广东和其他省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的结论。“高速发展的ＧＤＰ掩盖了工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谢泽宪分析，工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工伤者生命和健康权益受到的重大伤害，其次是企业的经济损失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由于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广东的工伤问题又演变成为外省农民问题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工伤发生较多的企业中有很大比例的外资企业，工伤问题又可能演变成目前备受关注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由于工伤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走投无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

谢泽宪观察到，刘先进们不太愿意把受伤的手露出来，受伤的阴影一直还留在心上。“其实他们完全不必这么自卑。要知道，这不是他的丑，是社会的耻辱。”

“谁弄断了他们的手？”

根据广东某媒体报道，１９９８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１万多宗（多数都是断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四部委专门派来一个联合调查组。当时的情况相当严峻：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青海电机厂，半年内竟然连续有４８名员工断指。这家媒体还报道说，从１９９８年起，地方劳动部门已经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６年后的今天，情况如何？

我没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数据。

“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３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４万个”，这是曾飞扬的判断。他是这样推算的：工伤探访项目有５个固定的志愿者，每人联系４家固定的医院，每次在每家医院至少完成５份探访表格。每个月探访３次。１年下来至少就有３６００张表格，也就是３６００起工伤事故。而在珠三角，拥有手外科的医院总数超过１００家，志愿者能接触到的，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受伤工友。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的认可。

常驻珠海、为外来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乐祥国，正在调查珠海某企业，该厂１年内发生了５８宗断指事件。

十余年间，珠三角经济蓬勃发展。可创造这个奇迹的打工仔、打工妹，工资水平仍维持在十年前，仍在承受工伤之痛。

谁弄断了刘先进们的手？

机器！

是机器吗？

曾飞扬认为，珠三角工伤事故频发，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改革开放之初，在一片“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呼声中，很多被国外淘汰的机器设备被“引”了进来。“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企业的设备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培训不足、仓促上岗也是主要原因。记者在医院调查的四十多位伤者中，没有一位承认自己受过安全生产培训。

周立太律师，因为替工伤民工打官司而名扬全国。深圳是他的发祥地。“断一只手，企业以前只需要赔几千、几万。我周立太帮民工打官司，他们要赔几十万、上百万。那些企业跑到政府去诉苦，说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不下去了。”

最后，周立太黯然离别深圳。

曾飞扬们，虽不曾面临周立太的窘境，但也举步维艰。采访中曾飞扬一直强调，我们很注意把握分寸，我们不是工会，我们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有的底线，我们是不能碰的。

工伤者出院后去了哪里？如何生活？

记者拨打他们留在探访表上的手机号码，几乎全部停机。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曾对他们做过追踪调查。他们有的回了老家，靠着赔偿的钱开个小店，有的还在广东，等待着漫长的诉讼。

根据法律先仲裁后起诉的规定，外来工诉讼成本越来越高，这让工伤者苦不堪言。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伤残外来工正常的诉讼时间长达１０７０天。大部分人由于诉讼时间过长，不得不放弃，最终导致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曾飞扬有很多想法，但资金的匮乏、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纸上。“我很想建一座工伤纪念碑，就在工伤最多的珠三角。我们不能让打工者流血又流泪。”

“为什么不做呢？”

他沉默。“这该是政府做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2005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断指”惨剧早已不是新闻，对于那些靠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发家致富的吸血鬼来说，

矿难一死就是几十人都无所谓，何况断几根手指头？而面对这样的惨剧，又何以不见党、政

府和工会的踪影呢？倒是出现了一个“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这样一个被简称为“打

工族”的机构，原来是几年前站在工人对立面而给企业主做代理的几位律师“良心不安”，

发起组织了“打工者俱乐部”，目的是要义务给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但因为他们都没有执

业律师资格，所以工商部门只批准他们“代理文书”，并“不含法律咨询”，这才有了这么一

个不伦不类的称呼。工商部门面对工人的“断指”惨剧和几位“良心不安”的律师的正义之

举，如此处置，并且，那几位律师给企业主做代理时无人说有何不妥，而一旦他们“良心”

发现，转而要义务给打工者提供法律咨询了，工商部门立即出来说他们都没有执业律师资格。

这立场和态度是何等鲜明！我们且不说这工商部门是否具有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恐怕连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或许在他们看来，工人被轧断手指只是因

为“工人违规操作、自身素质差、文化程度不高、技能低、操作存在侥幸心理”等“劳动者

自身的原因”所致，何必为他们提供什么“法律咨询”？记者说得好，这实在是“社会的耻

辱”！是人民共和国的悲哀！

 《中国青年报》有篇报道：

为何工伤不断竟无诉讼 

艾君

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中是一片平原，过去被称为“黄泛区”。因盛产泡桐，那里成了

木材加工基地。又因加工厂的电锯设备简陋，安全保护措施不力，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人在锯木时致伤致残。山东荷泽市庄寨镇南亭子村一个诊所的大夫对记者蠊：“村里光断手指就能装一箩筐。”由于经常发生断指、手掌被电锯锯断的事故，那里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扫断指”的医疗广告。不少诊所的老板就是看到这里生意好，“几乎每天都有来接断指的”，和那些做木材生产的老板一样“赚得盆满钵满”。（10月30日《大河报》）

说实在的，因为农村小厂矿的机器设备落后而导致打工的农民受伤致残的事并不少见，

就连深圳因同样原因致伤残的打工者也不是少数（有个叫周立太的律师就代理了这样的赔偿诉讼500多起）。在人口太多工作又少情况下，那些工厂主面对的是在厂门外排起的打工长队，他要命不会去改造他的设备——“能让你干就不错了”。所以，虽然矿井透水，煤矿和烟花厂爆炸等事故不绝于耳，可怜的农民兄弟还是“前仆后继”。不是他们不怕死，而一家老小等着吃饭、穿衣、缴费，不干，钱能从天上掉下来？

耳闻目睹的太多，太多又说了白说，我们对此类事已经几乎麻木，但我对这则“断指

一箩筐”的新闻感到吃惊，是因为“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没见到一起因断指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没有法律纠纷，或许是因为老板“大度”，赔偿的诚心和数额让受作的农民很满意？事

实并非如此。农民孙兆明断了四根半手指，接指手术费花了8000元，可他在老板那里干了半年，总共只拿回2000元的工钱。这次断指倒让他背上了几千元的债。还有更让人吃惊的，有个叫孙永强的在锯木时，被反弹回来的木头打在胸口上，不久死亡，“老板仅拿出了400元”。而更多的断指事故，“据一些知情人讲，有些是私下解决的，老板一般是赔俩钱就算了，更多的是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

记得广西南丹对死难矿工的赔偿数额是两万元（有的还高些），而这里一条命才400元

——谁会对这样的赔偿满意？不满意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原来，之所以不打官司，是“由于双方有口头协议，干活期间出现伤人、死人事件，后果自负”。也就是说“后果自负”的口头协议，竟成为那些老板对农民们受到伤害却置之不顾的挡箭牌！

多么无奈的“无诉讼”，多么沉痛的“无诉讼”！

对农民来说，“一箩筐断指无诉讼”，一种可能是根本不知道有可以为他撑腰的法律，

不知道《劳动法》，不知道《民事诉讼法》，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口头协议根本就是违反无效的协议，不知道像这样屡屡伤人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安全保障的设备根本就不许再生产下去。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担心告不赢。

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法律机关的注意。农民不知道有这个法，说明

在那里对法律的宣传不够；而担心打不赢官司，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对法律失去信心。同时，像这种“木材加工基地”且“几乎每天都有断指”，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而竟能弃耳不闻，熟视无睹，亦可见对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漠视到了何种地步。

我们知道，法律应当有两条“线”。一是“高线”，即“惩罚线”：法律对无论多高的权

贵都能征治；一条是“低线”，即“保护线”：能够对社会最底层的弱势者进行可靠的保护。保护线越低，惩罚线越高，反映出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越好，社会秩序就会越合理。

当看到“一箩筐断指”而竟连诉讼都没有的新闻时，我们忍不住要问：法律的最低线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农民包括进去？

诉讼又能怎的？有这样的事：

17岁少女工伤失右臂难获赔偿

           未成年人伤残赔偿遭遇困境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山东省滕州市17岁的少女李景贞来北京打工失去了右臂，而让她和家人没想到的是，通过打官司来为白己讨个说法，竟是那样的难。由于法院的判决无法执行，自己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无法安装假肢，生效判决竟然成了一纸空文。

“黑作坊”使健康少女变残疾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李景贞谈起受伤的过程仍然心有余悸，嘴唇颤抖。2005年12月14日，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李景贞和她的父亲讲述了他们艰难的维权经历。

李景贞家住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马庄村，2002年2月，辍学在家的她经人介绍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楼梓庄，在老乡郭治涛开办的豆制品加工厂打工。在这个小作坊里，她每天从清晨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

2005年3月6日早上8点多钟，悲剧发生了，李景贞在加工豆制品时右臂被机器卷入。李景贞的父亲闻讯赶来，要求立即把女儿送到医院，但由于厂长郭治涛不在厂里，正在工厂值班的郭治涛的嫂子以“自己做不了主”为由拒绝了李父的要求。眼看女儿已经快不行了，李父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女儿送到了积水潭医院。当天中午，李景贞接受了右臂截肢手术。

在积水潭医院住了几天以后，郭治涛提出让李景贞出院，理由是“省点钱给孩子安装假肢”。在这几天里，郭治涛承担了全部的手术及医药费用。

出院后，李父提出让郭治涛出钱给女儿安装假肢，遭到了郭的拒绝。“好好的一个闺女，胳膊被弄断了，她今后乍办？”无奈之下，李父决定寻求法律援助。

2005年5月，北京市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李景贞请了两位律师，帮助她打官司。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发现，郭治涛开办的豆制品加工厂是个“黑作坊”，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属无照经营，所用房屋系中铁十六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务公司）所有。

生效判决成为“法律白条”

两名律师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中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如果已经发包或者出租，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于是，李景纠多郭治涛和中铁十六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5年6月，法院裁定驳回李景贞对电务公司的起诉，判决郭治涛赔偿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及误工费、交通费、伤残鉴定费等共计67万多元。李景贞上诉后，北京市二中院维持了一审裁定，判定电务公司不能作为本案原告。

据了解，判决生效后，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庭来到郭治涛的豆制品加工厂，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只利下几台锈迹斑斑的机器。执行人员又来到郭治涛在山东农村的老家，家里只有几间平房，根本没有能力支付70万元的赔款。

执行难源于法院？

拿着无法执行的法律白条，李景贞父女来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寻求帮助。中心律师赵辉告诉记者，此案中法院的裁定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都存在错误。

据介绍，电务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供的示意图显示，郭治涛从事豆制品加工的房屋在其管理的范围内，同时，在一审笔录中电务公司承认收取了郭治涛的水电费，郭治涛在当庭陈述时也表示电务公司收取了他的水电费用。另外，郭治涛从事豆制品加工的房屋位于电务公司大院的北半部分，在该房屋的北面、西面及北面都有房屋，而且都是电务公司对外出租的房屋。

为了摆脱责任，电务公司和郭治涛均否认存在租货关系，法院因为李景贞不能提供电务公司与郭治涛之间租货关系的直接证据，驳回了其对电务公司的起诉。但赵辉认为，作为打工者的李景贞是不可能持有郭治涛与电务公司租赁协议的，但根据其他证据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链条。根据民事证据规则，法院应支持优势证据一方的主张，本案中电务公司向郭治涛出租了房屋，直接导致了郭治涛非法从事豆制品加工长达5年之久，昆导致李景贞遭受巨大身体伤害的根本原因。如果电务公司能够遵守《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将房屋出租给郭治涛时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查义务，李景贞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确定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本案就是一个例证。到目前为止，李景贞官司胜诉后没有拿到一多钱。事实上，此案是可以有另一个结果的，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应依职权调取证据，不能因电务公司与工厂老板均否认承租关系就不予认定，这样就不会出现虽然胜诉，但是却拿不到钱的无奈局面。

未成年人劳动伤害案件执法存在重大误区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赵辉的意见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去年9月以来，中心先后为几起童工、未成年工在工作中受伤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他们发现相关司法、执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保护这些本已身处困境又遭受伤害的孩子们。

“这些问题都源于法院立案标准不统一。”佟丽华说。目前法院的此类案件立案时有两种意见，一是按劳动争议的有关程序处理，二是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处理。案由不同将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程序和赔偿标准的计算。李景贞的伤情经鉴定属于四级伤残，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5Ìõ，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由此，李只获得伤残赔偿金10万元。而在15岁童工于某的案件中，同样是四级伤残，不同的是法院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三条规定，四级伤残的赔偿金以单位所在地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数的10倍计算，判决非法用工单位赔偿于某近30万元。由此可见，虽然李某与于某的伤残等级相同，但因为法院计算伤残赔偿金的依据不同，二人获得赔偿数额几乎相差20万元。

佟丽华认为，此类案件应以“劳动争议”为由立案，这样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另外，案由不同导致法院诉讼费收取标准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收费办法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每件诉讼费的收费标准是50元，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则依原告索赔数额的比例收取费用。假设一名童工的索赔范围是110多万元，假如以人身损害赔偿立案，需要缴纳至少1.5万元诉讼费。这对于连治疗伤情还要东拼西凑的童工家庭来说，高额的诉讼费可能就把他们拒之于法院的大门之外。

佟丽华说，从中心办理的挽去用工单位未成年人伤亡案件中，暴露出了有关政府部门没有尽到监管责任。2002年，年仅14岁的李景贞来到“黑作坊”打工，直到2005年3月发生工伤事故，3年时间里，不论是工商行政管理郭门、劳动监察部门，还是安全生产部门，都没有主动进行监管，任由这种严重违法的事情存在。

发稿前夕，记者获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决定帮助李景贞向北京市高院申诉。

（2006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看似打蠃了官司，却因扣住死板的法律条文不放，违反《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电务公司既得以不做本案被告，非法经营并雇用未成年工的“黑作坊”业主又逃之夭夭，致使“生效的判决成为法律‘白条’”，导致“未成年人伤残赔偿遭遇困境”，此外，又有“高额讼诉费”将受害者“拒之于法院的大门之外”。这法院是不是人民法院，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法律？还有点人民性吗？是在维护劳动者利益吗？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至于“2002年，年仅14岁的李景贞来到‘黑作坊’打工，直到2005年3月发生工伤事故，3年时间里，不论是工商行政管理郭门、劳动监察部门，还是安全生产部门，都没有主动进行监管，任由这种严重违法的事情存在”；这许多政府部门还能算是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吗？不知这些部门的责任人们的公仆意识、职业道德乃至起码的良心、人性都到哪里去了？然而，诸如此类的事不仅屡屡发生，而且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这使人们不得不感受到“工伤猛于虎”：

一次经历工伤的痛苦过程，让律师黄乐平转变了职业方向。写书，办网站，开通“工伤120”免费咨询电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遭受工伤之痛者，学会借助法律途径获得合理的赔偿，因为他也曾亲身感受到----

工伤猛于虎

本报记者  蒋骅薇

     “我给你一万元，你帮我把那个受工伤的民工搞定。”一位财大气粗的企业主，通过熟人找到律师黄乐平。“你不是熟悉工伤赔偿的法律吗？你就跟他玩程序，耗着他。”

代理费并不算少，但黄乐平断然拒绝。对于另一些找上门的赚不到钱的官司，他反而更有兴趣。

   一天，他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一封陌生来信，一个民工因为工伤来寻求帮助，自从出版《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一书，这样的信他每天会收到十几封。通常，黄乐平只是回复电子邮件给他们，解答他们的疑问，但这一次似乎很不同。来信人是一个名叫王华生的江西籍民工。他不会发电邮，别人帮他代发一次，要收30块钱。

   “30块钱，对民工来讲，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更何况他本身还是一个受工伤者，已经没有收入来源。我怎么能坐视不理？”黄乐平一点没犹豫，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对方。

               王华生很快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大哭。他在浙江瑞安打工，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撞倒，需

           要修补颅骨。老板说不算工伤，拒不赔偿。为了向有关部门求助，他在雨中步行了两个多小。

            没有雨伞，只能用塑料袋包住手术后刚折线的头部……他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讨公道，黄乐平

            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不要哭，你是个男人，就算打落了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咽。因为

工伤的痛苦，我自己也深有体会。”黄乐平说。

从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黄乐平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集团总部担任法律顾问。2002年

            底，他参加了工会组织的球赛，右膝受伤。开始觉得伤情不重，以为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考虑到自己还要在公司发展，所以，“明知道可以申报工伤，却没申报”。

但他的膝伤越来越严重，甚至不能行走。为了不耽误上班，他不得不每天打出租车上下班。在膝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着支架飞赴广州，为单位办理一个标的超过500万元的案子，一待就是9天。有时候摔倒在路上，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爬起来。身高将近1.9米的他，有时候也忍不住掉泪。

当时，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妻子刚怀孕，新买的房子要还贷款。最坏的消息来自医院，医生确诊他右腿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撕裂，必须立即做手术。手术以及康复所需的高额费用超出了他本人的承受能力，不得已，黄乐平提出申报工伤。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是国资委直属的大型企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我满以为会得到妥善解决。3个月后，一个好心的同事才偷偷告诉我，人事部门根本就没为我申报，他们它不认为是工伤。在这之前，我已经为单位挽回了2000多万元的损失，我想，也该为自己讨个公道了。”

职业敏感让黄乐平选择了理性的方式。他去北京市宣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咨询，又我同事当证人。公司有关主管部门很快便对提供证言的同事施加压力。黄乐平只好去找公司工会的一个领导，“我能用诉讼为单位讨回权利，也能用诉讼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才拿到了以工会组织的名义出具的证言。

受伤11个月后，黄乐平终于获得工伤认定。人事部门的领导对此大为光火，用修改液把黄乐平在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上填写的“行动很不便”、“十分痛苦”、“极为难受”全部涂掉。但最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还是为黄乐平作出了公正的裁决----伤残6级。又经历了数十次与单位的艰苦谈判，黄乐平得到了12万元的赔偿。他随即离开了那个单位。

在申报工伤与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的过程中，黄乐平翻阅了不少关于工伤实务处理的书籍，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资料在涉及工伤处理的全过程时都有欠缺。“像我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要从中寻求全面指导都相当艰难，普通人哪里看得懂？尤其2004年1月《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之后，工伤认定乃至工伤待遇落实的全部流程，都没有介绍。

“我要写一本既专业又‘傻瓜’的书，让民工都看得懂。他们也许请不起律师，但可以按照这本书的指导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种理念下，黄乐平的第一本书《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面世了。书里涉及牵位工伤保险缴费不足问题、平均工资的计算及扣发工资的补发、交通黄的报销、医疗费的报销、护理费的计算等一系列实用问题。

这本书于2004年9月1日出版，一版印了5000册，短短4个月内售完，大大出乎出版社的预料。2005年推出的第二版印刷了1万册，也很快断货。

“书出来之后，我接到许多求助电话和信件，光是信件就有400多封。在回信过程中我考虑，我写信回答一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也只有一个人获得帮助；如果能够公开的话，就可以被很多人看见，很多人可以从中获得帮助。我能不能办一个网站呢？”

2005年4月，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www.gongshang120.com）成立了。站长黄乐平确定网站的宗旨是“关注弱势群体维权，感受工伤职工心声”。网站如今已有丘万注册会员，有的会员还是地方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随着“工伤120”知名度的提高，找上门来寻求帮助的民工也越来越多，张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当别人带我去见张先生时，他已经不认识妻子了。2005年3月，他打工时不慎掉入地下室，脑部严重受伤，醒来时已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右半身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无法坐、立和行走。”黄乐平回忆起张先生在郊区租住的平房：不足6平方米，一张上下铺的木板床和一把折叠椅就是部家当。

黄乐平带着张先生的家属去区劳动部门申请工伤，申请4次才被受理。而工友受到包工头的影响，拒绝作证，无法证明劳动关系。为争取时间，黄乐平只好协助张先生家属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因为没有和用人单位达成和解，接下去，还有慢长的法律程序要走：申请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一直到民事诉讼。

黄乐平计算过，正常情况下（不含强制执行），在法定时效内走完工伤维权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约3年半），如果用人单位存心设置障碍，这个时间可以长达1932天（5年多）。他所认识的一个人，为了工伤赔偿，从开始到打完官司，花了将近6年时间。河北沦州的一个受害者，申报工伤12年了，还没被认定。“让最弱的群体去接受如此烦锁的程序，这就是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的尴尬。”

他举了王华生的例子。王华生两次手术花了3.5万元，每月伙食费160元，补品（鸡蛋、红糖以及低档奶粉）100元，房租200元，医药费300元……而全部收入就是妻子每月挣的五六百元。在遭遇工伤的13个月后，王华生拿到了工伤认定书，但这仅是开始。“有时我也犹豫，是否应该劝他们接受较低的赔偿而避免长期的法律程序？”

实际上，很多工伤者迫于经济压力，最后不得不接受的低价的“私了”，甚至放弃索赔。黄乐平认为，应该修改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制度，“取消那些给工伤者带来巨大压力的烦琐程序，比如把相关的权力全部交给劳动仲裁委员会，而不当成行政行为处理，这样既可以节约社会成本，也不会影响处理水平。”

在黄乐平的帮助下，王乐生重新做了工伤认定，从原来的9级伤残（赔偿不到3万元）改为6级（赔偿约6万元，且用人单位不能随便和伤者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又又方重新坐下来进行调解。2006年1月，王华生终于拿到了赔偿。“我听了黄律师的话，不看到钱，绝不签协议”。

王华生的难题解决了，黄乐平却觉得越来越累。他像是陷入了一个深潭，无法自拔。

为了给张先生认定工伤，他跑了4趟区劳动局，却因为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空手而回。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一次；找证人作证3次，最远的一次跑到昌平；为病人康复及伤残鉴定、行为能力鉴定取证，去康复中心三次，朝阳医院两次，方庄医院一次，安定医院一次，北医六院三次。由于张先生家属提供的立案材料不完整，他不得不代替家属一趟趟跑法院，至少不下20次。此外，看望张先生、配合家属与事故负责单位协商、协助媒体采访等至少5趟；专门向张先生的家属了解情况，做家属的工作至少5次；由于案情复杂，找资深律师、法官朋友探讨案情不下5次……

黄乐平说：“到目前为止，我在张先生的个案上投入了30个工作日，直接现金投入超过5000元（家属只支付了1000元）。最深刻的感受是，民工维权真难！”

几年来，黄乐平直接回复过的工伤咨询不下2000人次。这牵扯了他很多精力，以至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对他颇有微词，因为这些咨询，黄乐平全是免费的，而律师事务所毕竟还有经营的压力。民工法律意识的薄弱，举证能力差，有的家属还埋怨免费为他们代理的黄乐平。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我70%的精力都花在工伤维权上，却好像帮不了几个人，这种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吗？

“出1本书，可能比做10个案子对社会更有贡献。”黄乐平说。王华生就是在《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维权行动。眼下，黄乐平已经出版了4本书，还有两本即将出版。下一步，他希望成立一个民间机构，用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民工提供帮助。“这做起来很不容易，我已经联系了大半年，进展缓慢”。

在开通了工伤咨询热线电话后，他“希望有更多进入律师核心业务的人参与进来。如果由那些边缘化的人来做边缘化的事，或许会让这事更边缘化”。

黄乐平希望：“最好是那些开着宝马车的人，也能来为民工维权！”

（2006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

黄乐平好样的，干得很不错！但由这报道中我们看到，私有企止主居然敢于明目张胆地说：“我给你一万元，你帮我把那个受伤的民工搞定。”真是财大气粗，气焰嚣张呵！而本应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和本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都到哪儿去了？究竟是淮制定出那个“让最弱的群体去接受如此烦琐的程序”的“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这是制度的尴尬，还是制定制度者的罪过？

工伤之外，工人们还受到职业病的严重侵害。请看报道：

被流水线吞噬

李真

我只见过他两次，在南方的一家医院。他双手合十，低头不语。病房里很静，沉默。我

仿佛能听见他满身的水泡破裂时发出的脆响，烂开的皮肤结成的黑痂包围了双眼，使他看上去像只熊猫，绝望和忧郁，盛满在那双18岁的眼神里，深不见底。

 当我回到北京，再次直面相机里他的眼神，那种脆弱，那分沉重，那种水泡破裂时能

清晰听见的脆响……

 这是一群因工作而遭受苦痛的人，这是一群因身份而遭受漠视的人。

像流水线的循环往复，不适、请假、看医生、皮肤溃烂、晕倒……

见到华丽，是在广东一家职业病防治院。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在外人眼里，除

了皮肤上密密麻麻的黑斑，她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华丽的老家在四川渠县，17岁开始出来打工，至今已在深圳待了两年多。假如没有一

个月前那场“像感冒一样的小病”，她会和大多数打工的女孩子一样，在流水线上重复着自己的生活。

“感冒”是在华丽进了那家手表加工厂后得的。2003年8月初，进厂第二天，她被安排

在流水线上冲压表壳。“淬火后的不锈刚要冷却，然后要压，你看这个是这么小这么薄，加工的时候是很大一声不锈钢……”说起他的工作，华丽拉过戴着手表的同室病友的手，提着手表壳向我比划。一个大的圆形的机器，旁边放着一个抽屉样的冷却箱，装满冷却液，淬火后的表壳毛件就放在里面，工人直接用手从冷却液中取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

黄黄的冷却液流得满车间都是，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华丽经常被熏得头发晕，但想

想前一份工作，她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前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制衣厂做质量检查，干净轻松，但每天两次的搜身让华丽不能忍受：“别人总在身上摸来摸去的，不好……”因制衣厂扣压身份证不给，她是借了别人的身份证来到手表加工厂的。

 这里是计件工资，一个工人一天至少完成3000到4000个成品，而一个毛件变成成品

至少经过三四次冲压，有的大表壳要压10几次才合格。

以三氯乙烯为主的冷却液，在华丽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就会湿了她的手，会溅到她的衣服

上，会挥发在空气中，会流得满车间都是。

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伸手，从满是三

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再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华丽和厂里的300多个姐妹们，从进厂那天就开始了像机器一样的工作。这种生活，华丽说她早习惯了。在任何一条流水线，无论制衣厂、玩具厂、电子厂，还是其他什么厂，人和机器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要吃饭。

 当然，人还会生病！

 20多天后的一个早晨，华丽开始咳嗽、头晕、恶心，发高烧，脸身上的皮肤肿得像红

萝卜，奇痒无比。

华丽请了假，自己到附近的小诊所去看。“可能是感冒了。”当天医生给他打了针，第二

天开始发紫的皮肤上出现了泡状的斑点，像小孩子出麻疹一样。医生说是打针过敏。几天过去后，能跑能跳的华丽不能走路了，口腔里舌头上开始出现水泡，并和身上、脸上的皮肤一样开始溃烂，再后来人就昏迷……叔叔把华丽送到了某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这个词才开始出现了在华丽耳边。

 其实，在华丽发病前，厂里已经有两个打工妹因同样的病症住进医院，只是华丽不知

道，其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三四下之后，就是3分钱。因为你只有全神贯注，才有可能完成定额，才可能拿到300元钱的基本工资，才可能拿到150元钱的全额工资。只有超过老板规定的数量，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时候，才有可能拿到500元钱以上。

不到两个月，医院里，华丽在等着老板送医药费的时候，又有一个打工妹因同样的原因

被送进来了。而此时的工厂，因病走人的工位，不出两天就会由新如来的打工妹顶替，在冰冷的流水线上开始麻木地运转。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南方有外来打工者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发生着。整个广东省，像华

丽这样在工作中因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有患职业病条件的人，就约有1000万。在这1000万左右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人也像华丽一样，是在患病后才发现身体不适，甚至危及到生命时，才知道自己患病。此时，无论患者是正值青春年少，还是年富力强，无论及时医治，还是经济宽裕可以长期治疗，都已无法挽回他们一世的健康和一世的平静生活，有的人还因此放弃生命。

 2002年11月2日，华丽厂里第一个发病的打工妹，在医院跳楼自杀了。

“她很快就能出院了。”11月15日，当我在医院里见到华丽时，她就跳楼的女孩很漂亮，

皮肤很白，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臭美”，大家都叫她“美人鱼”。“她的病比我轻，皮肤上的斑根本不明显。”华丽用手掀着自己满是黑斑的皮肤，告诉我。

“美人鱼”来自贵州，18岁。

            她们刚入院的时候，医生问过她们同一个问题，说过

同一句话——结婚了没有？以后不要再干这个工种了

寸头，因服用激素而胖得有些夸张的脸，架副眼镜，皮肤黝黑。一笑，满脸上只有眼白

是白色的——三氯乙烯使李冬梅原来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像抽了几世的烟，满嘴黑黄。

29岁的李冬梅来自四川广元，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进厂。她根本不知道，打工，除了挣

钱以外，还会有这么多痛苦。

李冬梅进的是一家电脑加工厂，她的工作是刷洗经过清洗液浸泡的电脑主板。每天，冬

梅右手拿刷，左手戴上防静电棉手套，把一块接一块滴着清洗液的主板拿起来，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刷洗一遍，放下，再拿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主板经过冬梅的手，被清洗液浸湿的棉手套，到下班时不积压要拧过多少次。

那是一个很大的车间，所有的窗都被封死了，只有几个很小的换气扇，还经常不开。以

三氯乙烯为主要成份的清洗液，使整个车间充满令人作呕的臭味。冬梅8月初进厂工作，到8月底的时候就经常被薰得头晕，必须到车间门口去换几次气，才能挺过一上午。

冬梅和厂里的其他工人一样，进厂工作没有得到任何培训，戴手套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是为了保护主板。

9月2日，冬梅的脸开始发肿，舌头发烂，全身密密麻麻的小红点痒得钻心。她的双手

除了抓痒已没有时间再去清洗主板。这时，冬梅决定辞工——刚出来就得了这莫名其妙的病，她自认倒霉。9月8日递了辞职报告，老板了解情况后，很痛快地说3天后来结工资吧。

 没等到3天后，李冬梅的脖子已肿得和脸一样粗，晕倒在去医院的路上。在老乡的帮

助下，她被送进医院。“全身95%的皮肤严重溃烂，肝腹水……”冬梅向我讲述她入院后的情形：“脸上的皮肤都是裂开的，像暴皮的甜瓜，用药后烂皮结成黑痂，整个头就是个黑瓜，只有肿得合不上的眼睛，还露着一点眼白，就是个鬼啊！”

不光脸，冬梅全身都成了一个暴皮的瓜，没有裂开的皮肤也起满了水泡，光水泡里的液

体一次就抽出了300毫升。已裂开的皮肤让医生大伤脑筋，要护理，要防止感染，就要用药，由于冬梅的名疫系统被严重的破坏，小小的一次感冒就会要了她的命，而一旦用药，冬梅的体温就会降低，就有可能感冒。几个医生商量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在冬梅的病房里增加一台暖气炉，每次护理时不但门窗紧闭，还要打开暖气炉，以保持病房里的温度。“护士都说给我做一次护理，她们就像洗了一次桑拿。”

 这样的护理，冬梅一天要做3次，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冬梅没有躺着睡过

一次觉——躺，裂开的皮肤就会粘在被褥上，就会大块大块地脱落。“打针都是问题，护士用手一捏我，再松开时，她们的手上粘着我的皮。”冬梅挽起她的裤腿，腿上，大片大片紫黑色的疤痕中，零星点缀着没有烂过的白晰的皮肤，像装饰。

 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三氯乙烯中毒者。

 三氯乙烯是一种有机溶剂，作为清洗剂、萃取剂被广泛应用在电镀业、不锈钢器具制

造业及电脑主板制造业等行业。三氯乙烯可经呼吸道、皮肤进入人体，中毒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亦可累及脑神经、心、肝、肾，轻者会引起过敏瓜，如出现药疹样皮炎，全身皮肤过敏，甚至全皮剥脱萃取；重者会损坏肝肾，甚至死亡。三氯乙烯中毒和苯中毒一样，是近年来严重危害打工者健康的职业病之一，死亡率高达60%。据了解，深圳市使用有毒有害物品的企业有3699家，全市从事有害作业的工人有9万多人，95%的涉外企业都有职业中毒事故发生。

 在这家医院里，近30位和冬梅一样的三氯乙烯中毒者，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她们

刚入院的时候，医生问过她们同一个问题、说过同一句话——结婚了没有？以后不要再干这个工种了。

 职业病的隐蔽性，劳动者知情权的缺失，使中国众多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因工作而把

自己的身体置放在职业疾患的火山口，在日积月累中，眼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火山爆发的那一刻，却束手无策。

2001年，深圳一工厂26名女工化学品中毒；2002年，河南有一个叫失裴店的村子里，

200多人，占全村近一半人数的青壮年劳力，因长期接触粉尘而矽肺病，有专家预言未来10到20年里，这个村子将会“缺氧而滞”；2002年7万，广东安加鞋厂10名女工正已烷中毒……早在20多年前的马来西亚，为发展经济大量引进外资，发展以电子产品加工为主的新技术加工业，大量年轻女性进入工厂，而10几年后，这些女工中的许多人发现，想生一个孩子是那么困难——电子产品的加工中，要大量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有机溶剂，职业中毒和有害金属幅射，导致她们多次流产或畸形儿。“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了一代人的代价。”一位马来西亚汉学者这样说。而今天的中国，在聚集了大量外来打工者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区，情形与20多年前的马来西亚何其相似。

看看满身的黑疤，对自己全身皮肤高达95%的创伤和剥裂，冬梅感到更大痛苦的是她发

病后得知，导致自己和几个工友一起中毒的那批清洗剂，是不合格的产品，本应退货，但老板要求她们继续使用。

“为什么？难道我们的命还不如那几桶清洗剂值钱？”

最可怕的职业隐患，不在于化学品的毒性和机械的不安全，而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生命

的漠视。

这种漠视，可以追溯到有劳工群体出现的任何一个区域和任何一个年代。上个世纪80

年代初，一家生产音响的美国电子加工厂在台湾投资建厂，吸引了大批年轻女性进厂工作，生产时使用的大量有机溶剂不被处理就直接流入地下，而女工们吃住在厂区。慢慢开始有人不舒服，有人查出患了癌症……该厂于1994年被迫关掉，到1998年时，这场职业灾害的受害人数达到2000多人，癌症患者达551人，死亡234人。而厂里的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是从厂外带水饮用。

 这种漠视，至今还在延缓。2003年5月某开发区，一外资手机配件厂里，一道明亮的

玻璃墙，把工人和管理人员截然分开，管理者几乎不踏进车间一步，而那些花样年华的打工妹并不知道那道玻璃墙的真正用途；2004年3月，在我离开那家职业病防治院近半年之后，已出院元气华丽打电话给我说，她们厂里前不久又有一位打工妹因同样的病住院了，这是那个厂的第五位三氯乙烯中毒者……

 工作应该是美丽的，职业应该是崇高的，但当这种美丽和崇高因劳动者身份而不平等

时，注定相伴的还有伤痛！

   老板说了：给你付钱，是我讲良心；不给你付钱，要打官司？

你一个外来的打工妹，就咱那司法程度，我不用出面都能拖死你！

李冬梅和两个工友发病后，当地的防疫站曾去厂里做了检查，从检查报告单上看，她们

所在的车间，三氯乙烯、苯等几样化学品的含量严重超标，三氯乙烯竟超出了允许值三倍还多。冬梅说，检查一结束，厂里马上给全厂300多工人做了体检，其中有20多人肝有问题，“厂里只说是肝炎”。这20多人全部被辞退，厂方没有告知任何理由！

 “告？我们怎么告啊？”冬梅说：“治疗期间老板付钱，你不能告他吧？治疗期一结束，

所有花费你自己出，进不了厂，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治疗结束后能不能得到厂方的赔偿，是冬梅最耽心的事。丈夫从四川老家前来照顾她，

已抽空去找过几次厂方，厂方的态度很不明确——“我也做不了主”、“不要着急嘛，等出院时再说吗”……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谁心里都没底。

 湖北小伙子黄绍武，病都没治好就被赶出了医院，未来会怎样，他更没底。

 1976年出生的黄绍武，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工厂打工已五年，原来打算在2003年春节

回家去结婚，可一次体检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由于长时间处在噪音车间，他的听力严重受损，几近失聪。医院通知去住院，厂里不同意，他自己做主去了医院，住了4个月，之后，被医院赶了出来——入院时交的4000元早就花光了，因厂里欠医院6000元费用，医院中止了他的治疗，让去厂里要钱。

“厂里都7个月没给我发工资了，怎么会给我钱去治病？”深圳宝安区的一个街头，有

些内向的黄绍武安静地向我说着他的事情。我尽量少说话，因为他一看到了张嘴就会很紧张——他听不清我在说什么，除非我吼出来。这让他很自卑。

 出院后，黄绍武的日子是这样过的：从同样打工的女朋友的工资里分出点钱作为自己

的生活费；找一个地方让自己住下；去区里卫生防疫站投诉，区防疫站说我们已去厂里做了检查，其他事情我们不管；他又去市防疫局，防疫局说我们办，已下了催办通知，你等着吗，等起来就杳杳无期，再去问，对方说话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急什么？让你等你就等着吧！”

黄绍武能不急吗？治疗在最关键的时候中止，比不治痛苦。医院更不会给他出职业病诊

断书；如果要和老板打官司，没有诊断书就无法进入法律程序，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拿到赔偿。出门就要花钱，一个人的工资俩人花，挣2000元也不富余，何况也就几百元。

2003年11月17日，我见到他的时候，小伙子有点绝望：“给报社也打过很多次电话。

说工厂时，他们说不报道工厂；说医院的时候，他们说也不报道医院。被医院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社会很黑暗，为什么我们打工的要做点事就这么难……”

 黄绍武无法拿到的诊断书，是证明他的职业病情况及决定他应获得赔偿的惟一依据，

也是每一个职业病患者做起来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每一份职业诊断书的出现，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过程：

你发病，到医院就诊，职业病医院根据你的病情可确诊你患了职业病，还要有工作环境

检查报告。由医院或你通知你所在工厂所属的防疫部门，他们去你工作的车间做检查，出一份报告交给你所在的工厂，正在为你治病的职业病医院需要你交给他们一份工作环境检查报告的复印件，而这份复印件必须有工厂的公章。于是，拖着正在被职业病侵蚀的身体，你开始在医院和工厂间奔波。没有劳动合同，你还有厂牌；没有厂牌，你也确实有事实劳动关系。最倒霉的就是你一发病就辞了工。如果你比较幸运，没辞工而且又是老板把你送进医院，那就不用担心老板不承认你是他的员工。他承认了，但要让他能顺利给你一份检查报告的复印件，并在上面盖上他的公章，就不是你去一次可以办下来的。就算你依然很顺利，拿到了盖有公章的复印件，交给了医院，医院一查你的医疗费情况，乖乖，你还欠着我6000元，对不起，请你先交上这个钱我才能给你诊断书。

 就算拿到了诊断书，打工者要想依法维持权益，也仍然艰难无比。在深圳一家印刷厂

打工的吴磊，在2003年和他的3个前后相继白电油中毒，经治疗出院后，因要求职业病赔偿而被厂方辞退。他们4人拿着职业病诊断书把老板告上法庭，官司从去年（2003年）年中开始，一审、二审到终审，在许多好心人和组织的帮助下，一直打到今年（2004年）3月份，才算有了最终结果——4个人共赔偿15万元。这4个人中，最大的34岁，小的20岁出头。出院时，医院的结论是他们已完全康复。

“稍微一活动就浑身酸痛。”一个工友说。吴磊抚摸着不停颤抖的腿告诉我，“晚上它经

常一跳一跳的抽筋，我控制不了它。”原本应是生龙活虎的青春少年，过早地成了4个病汉。15万元？多少金钱，能“购买”一个生命健康的幸福生活？！

 在漠视中，生命便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甚至，可以一钱不值。

 在“美人鱼”自杀后的11月3日，一位苯中毒的18岁打工妹，因医治无效去世了。

她已在这家医院治疗了两年多，有病友说由于厂方欠医院医疗费高达40多万元，医院在与厂方协商过程中，给她换了口服液，也许这导致病情恶化，后来抢救时，她的血管都输不进去血了，因为她在苯中毒的那一刻就失去了生血功能。

已经治疗了两个多月的李冬梅，我见到她时还是重症监护对象。那时她已经花了近20

万元，还得再花多少钱，才能出院？老板能给她支付到何时？鬼才知道，何况她没看病时就递了辞职报告。这种情况下，老板说了：给你付钱，是我讲良心；不给你钱，要打官司？你一个外来打工妹，就咱那司法程序，我不用出面都能拖死你！

在寻求公平的整个过程中，我不知道会在哪一个环节上，可以体现出一个打工者的生命

尊严，以及他们作为一个公民应获得的尊重——黄绍武的要示不高，他说如果厂方愿意私了，补他半年的工资，按诊断书上的最低评残级别赔他两万元，加工资有个三四万元，他也就认了。

    花衣服、吃烧烤、看电视……多姿

的生活使生命多彩如虹，也使生命薄脆

如磁，点滴的碰撞便足以使她如烟而逝

黄绍武后半世的听力，还可以用金钱来估价；对于已烟消云散的“美人鱼”的生命，我

们又有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

华丽说，“美人鱼”特别看重外在形象，“我们长了这么个病，好倒霉”，这是“美人鱼”

在住院期间最常说的一句话！

自杀前的第三天，“美人鱼”与华丽一起射过医生，还偷偷去逛街买衣服。“美人鱼”很

在乎体形，由于吃药伴服激素，人有些发胖，她一直抱怨自己太胖，这衣服不能穿，那衣服也不能穿。

如果华丽手臂上脖颈上，治疗后遗留下的密密麻麻的黑斑还不算醒目，我想冬梅腿上那

触目惊心的“抽象画”，肯定使“美人鱼”思考了很多。

自杀前很长一段日子里，华现说“美人鱼”过得很开心，从医生允许她们可以出去晒太

阳的那一天开始，逛街、吃烧烤就成了她们乐此不疲的事。不出去的时间，她几乎总在电视房里。

这是一个爱美的女孩。生活中还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事情，多姿的生活使生命多彩如虹，

也使生命薄脆如磁，点滴的碰撞便足以使她如烟而逝……

“美人鱼”是从冬梅隔壁的房间里跳的楼。11月2日的早晨，打扫卫生的护工最先发现

了摔在楼下的她。第二个发现这事的医生是尖叫着从冬梅的房间里冲出去的。那时，冬梅和她的丈夫还睡着没有起床，因为头一天晚上12时他们还和“美人鱼”在一起。那天，“美人鱼”很不开心，因为入院时老板借给她的400多元钱不见了，那是厂里给她的惟一一次抚恤。

说起“美人鱼”，李冬梅夫妇俩都很沉默。“医院里应该有个心理治疗室，像我们这种病，

一进来至少得治疗3个月，谁的心理随力都有个限度。”冬梅说，在“美人鱼”自杀前几个月的时候，这里已有过一个跳楼的病人。

问起他们未来的打算时，李冬梅的丈夫，这位1993年就在深圳打过工的小伙子，握着

头不知该说什么。老家那边，没有人出去打工的人家，很穷，吃盐巴都成问题，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从头干到尾，也还是个“倒找户”（收入不够支出的人家）。但出来，危险太多了。“你不知道，在医院刚看到她时”，冬梅不在房里的时候小伙子悄悄对我说：“从这楼上跳下去的心我都有！她那样子，人不人鬼不鬼……”小伙子蜷坐在我对面的病床上，满含泪水的眼睛死盯着自己搓来搓去的双手。那一刻，无助、无奈、痛惜……种种感觉在病房的寂静中扩散，沉重得使我无法开口。

从冬梅的病房出来，我去了隔壁那个阳台，齐腰高的护墙上面没有任何防所网，也没有

玻璃窗，毫无遮拦的护墙外就是直落五层的地面。

只五层高的距离，就这短短的一段距离，一个花样的女孩，轻轻飘下，就此别过。看着

看着，仿佛下面仍还躺着穿病号服的她，心像被针刺了一样疼痛，泪就落下来了。

就要离开医院的那个晚上，我决定让华丽带我去每一个病房看一眼。在这座八层高的医

疗楼里，有三层是住院部，住满时有180多人。住院部最上一层全是苯中毒者，我最终没有上去，因为在下面每走进一个病房，我的心都会痛，我的灵魂都会被拷问：

崔选武，男，20岁，来自云南，三氯乙烯中毒，正处在皮肤溃烂最严重时，满脸黑痂，

指甲正在褪去；

赵宜春，女，19岁，来自江西，正乙烷中毒，已在医院住了8个月，可能还要住一年，

病床上堆满了英语字典、自考教材等书本，还有一个电脑键盘；

 吴艳平，女，18岁，来自湖南，三氯乙烯中毒，已治疗两个多月，肝严重损伤，脸上

因服用激素而发出鲜红的光；

A，女，17岁，来自陕西，三氯乙烯中毒，刚进院，皮肤红得像萝卜，说话时也不能停下抓痒的双手；

 B，男，20风，来自河南，噪音导致听力下降，给你说话，整个楼层都能听得到他的声

音，他还问你听清了没有……

[手记]2003年11月的一天，我一广州开会，听人说在某职业病医院里，一个不到18岁的患病打工妹跳楼自杀了，接着又有一个19岁的打工妹也在这家医院不治而亡。在那个会议上，这件事很快就淹没在其他话题里，我却久久不能释怀——是什么会使一个花季女孩选择放弃生命，又是什么会使一个生命只有19年的历程？！虽然已有几年服务于打工群体的经验，也接触过很多患职业病的打工者，最终我还是决定走进那家医院，去看一看那些本应灿烂奔放如夏花的生命，是如何承受了那不应由她们承受的苦痛。

    几经周折，在2003年11月15日终于找到了那家医院。由此，华丽、李冬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开始走进我的镜头。

    与他们相处的时间里，除了随处洋溢的青春气息，更多的就是他们对出院后赔偿的担忧。华丽厂里第一个三氯乙烯中毒的打工妹，在华丽入院后不久出院了，大家都知道她回厂办理赔偿去了，可谁也不清楚她到底办得如何，“如果刀子办不下来，我们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离开那家医院的第二天，我按照华丽她们提供的电话打过去找那个女孩，但对方说厂里没有这个人。至此，我不知道那位来自四川的打工妹是不是还在深圳打工，不知道她会不会照顾自己已不再健康的身体，更不知道她能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她们走出自己的家乡坐在流水线上的那一刻开始她们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太多的未知，但很多的伤害和痛苦本来都可以远离她们，只要我们能以对待生命的态度对待她们，而不用把她们看作机器！

    对于她们当中大多数来说，在漫长的打工生活中，职业病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就是这一个小插曲，他们不但要付出身体上的代价，还要在精神上再遭受蹂躏。

    2004年2月23日晚，北京，我的手机忽然响起，那边传过一个年轻的声音：“我是崔选武，你还记得我吗……”是那个满身水泡、满脸黑痂像熊猫一枯的男孩！他说“你帮我问问律师，厂里不赔钱，我该怎么办？”

    2004年3月26日晨，华丽发短信给我，说她已出院，但厂方没有赔她钱，也没让她上班，她怎么才能拿到赔偿？

    一张张本应写满笑容的脸，一个个本应充满活力的年轻身躯，只因为他们想用的劳动来改变一下生活，走出了生养他们的村望而却步，坐在了一条条流水线上；只因为他们想多挣点钱，早日回家去看看几年没见面的父母亲……努力工作，无比忍耐，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工作的快乐被撕碎，自己的身体被毁坏，四面白墙一张床，一身病号服，生命开始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他们的生命，在一些人眼里，早就没有了任何尊严。

    他们错了吗？

    “你还记得我吗？”我的耳边时时响起这句话。是的，多年后，还有谁会记得崔选武，会记得华丽？

    这是来自最先开放的南方的伤痛，而在那些经济起步较晚的内陆城市，正有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重复着像华丽、冬梅他们一样的打工生活。在中国1.2亿的流动人口中，华丽、冬梅他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同样，在生存压力和强大的经济资本体制里面，他们也仍只能称为沧海一粟。

    但是，我们不能看着他们最终汇成“中国之痛”。

                                       （2004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两年前在福建仙游县石英石厂打工的49名贵州农民，身染矽肺病返乡。他们饱受病痛折魔，且至今索赔无望              

他们何时走出病痛阴影

      本报记者  孙海涛

两年前发生在福建莆田的群体职业病事件-----“东湖事件”余波未了，据记者调查，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凤冈、正安3县，49名农民两年前在福建仙游县打工，身染矽肺病返乡，至今饱受病痛折魔，索赔无望。

外出打工染病

2004年10月，在东湖乡打工陆续返乡的农民中，又确诊49名矽肺病患者

5月19日，贵州省湄潭县下坝村。一名中年妇女带着3个还未成年的子女挤在一间破饭房里，木板床上堆着一床露出棉花的破棉被。门外是用石块垒起的灶台，家中已无存粮下锅。

这位妇女叫蒙传芬，两年前她的丈夫在福建打工，由于工作条件恶劣，不幸得上矽肺病，赔偿所得的6万元钱全部用来治病了，还是没保住性命。……蒙传芬每每想起丈夫，就目光呆滞，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家门口，一坐就是半天。

与蒙传芬丈夫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下坝村35岁的陈守林，虽说只是矽肺病一期患者，可陈守林每跟记者说上几句话，就要喘一阵气。每天早上他都要咳上半小时，吐出的痰是白色的。他告诉记者，一同回来的患者这些日子又死了两个，他现在根本不敢下田，怕受凉发病，只能用赔偿的钱开了个小店糊口。

事情回溯到几年前：1993年到2003年，贵州湄潭、凤冈、正安3县交界处的数百名农民自发到福建仙游县石湖村石英石厂打工。工区60余家小作坊连成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自色粉末，工人们就是在这种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环境下工作……

2003年，一位身患矽肺病的农民无钱医治，濒临死亡，给湄潭县委、县政府写了求援信。农民工的恶劣工作景况由此被披露。

此事惊动了国务院，由劳动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公安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分赴福建、贵州展开调查。

贵州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对首批返乡的89名农民进行检查，确诊46人患有矽肺病，另有10人已死亡。福建省迅速查封了非法作坊，迫使业主出资进行赔偿。湄潭县46名患者及10名死者家属共获得222万元经济赔偿。仙游县部分政府有关人员因监察不力受到处分。

2004年10月，贵州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在从东湖村陆续返乡的农民中，又确诊49名矽肺病患者，其中湄潭县32人、凤冈县12人、正安县5人。这些农民现已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可获赔的希望却比较渺芒。

维权遭遇举证难

患病农民工找不到一张证明材料，走不通诉讼路；政府在农民工维权中也很为难

要索赔，首先要有自己和业主的劳动关系及因劳动而致病的证明。然而，这些患病农民工现在找不到一纸证明材料。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企业在职工上岗前和离岗前均应为职工检查身体，以确定职工在工作期间是否患上职业病。东湖村的小作坊没有经营执照，工人们没有上岗证，也没有谁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按件计酬，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任何文字依据可以证明曾在谁的作坊里打过工。况且，民工流动性大，也就无法提供是在哪里打工致病的证明。当地的非法作坊被查处后已是门关人散，返乡后才被确诊患病的农民工又到哪里去找作坊主？

没有证据，诉讼的路就走不通，农民工无奈只得找政府。然而政府也为难。当时负责湄潭县农民工索赔的副县长贺玲说，农民自发外出务工，受到职业病伤害，按理应依法寻求维护权益的途径。第一批农民索赔成功是国务院和两省政府督办的结果，是个特例，不能作为解决此类民事纠纷的常态。

贺玲认为，建立法治社会就要依法行政，政府不能也无力承担无限责任。对农民工的诉求县政府也在努力帮助，但作用有限。

未获赔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为治病，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目前，遵义市委、市政府已责成市劳动保障局汇总3县情况，寻求解决途径。市劳动保障局局长郭建一无奈地告诉记者，举证困难这点不突破，很难用劳动保护法规为患病农民工维权。

避免悲剧重演

提高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治劳动力输入地的执法环境

据了解，贵州省在有组织进行劳务输出时，已把各种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作为劳动力培训的重要内容。但是，面对就业压力，农民工们往往为了保住有限的岗位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普遍不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不敢要求企业缴纳“三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据估计，全省有组织劳务输出的数万民工中，履行各种法律手续的不初1/3，而自发外出的逾百万民工，则基本没有任何用工权利的保护。

同时，一些劳动力输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却为本地企业创造“宽松”环境，不能严格监督企业，放任非法用工现象存在。

遵义市一位多年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说，法律应当居间制衡农民工和业主之间的权益，这就要求执法者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据了解，不少国家对非法用工的老板处以重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200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诸如此类的事例，多到举不胜举的程度。2004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有篇新华社记者屈维英的文章，题为“煤矿工人健康亟待关注”，文章写道：据卫生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煤矿尘肺病患者达25万例，约占世界的一半。2002年，全国死于尘肺病的矿工达2343人，是矿难的3倍多。我国是世界是最大的产煤国，拥有煤矿工人近千万。由于我国生产力比较落后，加之矿山管理不善、经营粗放，致使广大煤矿工人生命健康受到煤尘的严重危害，全国每年尘肺病造所在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间接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尘肺病是危害矿工特别是煤矿井下工人最为严重的职业病。在“煤都”大同，仅大同矿务一个局已累计尘肺病患者10082人，累计死亡于尘肺病的矿工达到3131人，其中去年一年就死亡115人。记者亲眼看到，尘肺病人不仅因喘不过气而在痛苦中呻吟，而且普遍文化低、子女多，经受着病痛和贫穷的双重折磨，并影响到他们的家属和子女。由于各地煤矿大量使用农民工，尘肺病正在快速地向农村转移。

    近千万的矿工中尘肺病患者达25万例，占了世界尘肺病患者的一半；世界上最大的产

煤国，大约也应算是世界上的“尘肺大国”了吧！我们的矿工兄弟们不是矿难暴死，就是尘

肺病慢死，而对于后者来说，还要“经受着病痛和贫穷的双重折磨”：这究竟怎么了？2006

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该报记者周欣宇采写的长篇通讯，读来更令人感慨：

那些变成石头的肺

                                肺的洗礼

早上7时15分，53岁的煤矿工人张沛被推进手术室。躺在浩白的手术台上，他一言不发，神情略显紧张。他正等待接受“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手术”。

这一天是2006年4月12日。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四周异常安静。而若在夏季，这里早就游人如织了。

8时30分，在全麻状态下，医生把一根“Y”型导管插入张沛的口腔，用来进行左右两肺的“气、水”分隔：一侧肺由麻醉呼吸机供氧，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另一侧肺则连接管道进行灌洗。

“咕咚咕咚”，在寂静的手术室里，液体倒入仪器的声音异常响亮。1000毫升澄清的氯化钠液体沿着粗大的导管一次灌入张沛的肺里，冲刷、裹挟着沉淀在里面的煤粉。不到3分钟，从引流管缓缓排的液体，已变得浑浊不堪。

3个多小时，共有10瓶总计10000毫升的液体进入张沛的肺里。从肺里灌洗出的液体被回收进几只大玻璃瓶。待瓶子静置几分钟，拿在手中细看，上方的液体中悬浮着一些灰色的絮状物，而底部，是密密的一层黑色煤灰屑末。

12时许，手术仍在进行。回收液颜色逐渐变浅，从黑色变成灰色，直至接近无色。

12时30分，手术结束。

张沛是心西省平朔露天煤矿一位有着30年矿龄的老钻工。早在1995年，因为二期尘肺病，他在这间手术室接受过同样的治疗。两天前一进医院，张沛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给他做手术的尘肺科主任陈刚：“大夫，您还记得我吗？我又来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黑瘦的张沛脸和脖子布满红色的斑块，但精神不错。他声音很大，嗓音沙哑，说话时不时爆发出阵阵剧烈的咳嗽声。

他讲起熟悉的井下生活：工人们开山放炮时用干风钻凿岩。电钻一开，岩石粉、石渣随风四处飞溅。鼻子里堵得全是颗粒大小不一的渣子，需要用手抠出来才能呼吸。每天收工后的好几个小时里，吐的痰都是灰色的。

1990年前后，张沛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夜里，经常一口气上不来被憋醒，靠着被子坐许久才能再慢熳入睡。以前结实的身体突然垮了，原本轻松的活儿也变得吃力起来。1995年，他被确珍为尘肺病。

此次，和张沛一同来洗肺的，还有他的十多个同事。前年，矿上进行了一次体检，但始终没公布结果。直到这次来之前，这十几个人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你们先洗洗肺吧。”张沛没有多问。他知道自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其实，矿上像他这样症状的人并不少见。

带着张沛的胸部X光片，陈刚指着上面密布的“蜘蛛网”介绍，张沛呼入的粉尘末，都是入侵人体的异物。人体要想方设法消灭它们，结果就在肺内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包围圈”。在显微镜下观察，“包围圈”的中心是极细微的粉尘，周围是与它们展开过斗争的“吞噬细胞”，以及密密匝匝包绕的纤维组织。这样的一小块结构，在医学上称为“矽结节”。虽然它的直径只有几个毫米，但是这些矽结节广泛分布在肺里，占据了肺泡的位置，使患者的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

渐渐地，这些矽结节越长越大，后来会相互融合，成为直径十几厘米的大团块，正常的肺组织被这些硬邦邦的东西取代了，自然会严重影响到呼吸功能，直至呼吸衰竭，最终死亡。

据介绍，目前世界上也没有能治愈尘肺病的特效药。洗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缓病情的发展，但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病情。

1995年洗肺后，按照治疗要求，张沛应该脱离井下作业。因为已经受伤的肺如继续接尘，病情将加速恶化，但现实的情形是，张沛的儿子正在上中学，在矿井做后勤服务的妻子后入极低，全家的生活基本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于是一天边没犹豫，张沛重返原来的岗位。直到1997年以后，张沛的工种变成“钻机维修”，但仍然是在井下工作。

10年里，张沛所在的煤矿，年产里已从30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每吨煤的价格也从几十元上涨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业的这个春天里，正在继续“枯萎”。

即使如此，在医生们眼中，像张沛这样的国有煤矿尘肺病患者，其境况远不是最窘迫的。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医生异口同声说过一句话：“最最悲愤的是那些农民工，得了病没人管只能等死，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

                               梦断矿山

30岁的杨国焰看上去家个小老头。一件破旧的蓝色条纹西服穿在身上，就像被挑在一根竹竿上。当他说起话来时，像是有一只风箱在你耳旁拉来拉去。

杨国焰11岁上学，16岁小学毕业，之后在寨子里种了两年地。直到这时，他还不曾离开过贵州省天柱县柱溪乡的地盘。这里，因为承接着大自然的丰沛雨露，树绿山青，空气清新。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他浑然不知。

18岁那年，同寨的一个伙伴随口对他说：“跟我去矿上打工吧，一天能挣二三十呢！”

杨国焰不信：“干啥能赚那么多钱？我没技术，人家能要吗？”

“肯定要！你那么壮，哪个会不要呢？”那是1994年，杨国焰说那时的自己，身体结实得像头小牛，和寨子里的年轻人摔跤打架，从来没人赢过他。

天柱县的大山里那几年开了不少小矿。一个拉上一个，渐渐地，寨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吃饱家乡的饭食，深吸一口甜甜的空气，再看一眼期望过止好日子的妻儿老小，转身沿着田梗走出去，奔向那些个给他们带来梦想的矿山。自然，没有人想得到，离家的人们，会带着灰色、黑色，甚至花岗岩一样颜色的肺回到山寨。

杨国焰的工作是打炮眼。“塞进雷管，点着炸药，只听‘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四周全是灰。两米以内的灯都看不见了”。

从那时起，他断断续续在四五个小矿井打过工。一次干几个月，挣上两三千，就回家待几个月，没钱了再出去干。

生活条仲明显好转的杨国焰娶了邻寨一个姑娘。结婚几年，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可就在这时，他的衰老进程明显加速。

2000年，杨国焰感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稍微干点重活，就像扛了千斤重担一样沉重，“气只能喘到一半就喘不动了”。开始他以为是支气管炎，可无论打针、吃药，怎么也治不好。两年以后他被确诊为三期尘肺病。

杨国焰不敢再去矿上打工了。可光在寨里种地，入不敷出，一年下来，净收入源自每斤3元多钱卖掉的家中仅有的两头猪。他一狠心，远到浙江打工，在工地上帮人家剪钢筋。别人一月能挣一干多元，他干不了重活，每月只能挣到四五百元。

不久，他在浙江碰到一个同寨人。老乡告诉他，他的妻子跟别人走了。临走前丢下一句话传遍了寨子：“谁会跟个半残废人过日子呢？”

杨国焰没有怪罪妻子。他赶回老家，把孩子委托给乡亲，一个月出50元，请人家帮着做饭洗衣。

他和几个一起打工的人去找以前的矿主，希望讨个说法，但被臭骂一顿，还险些遭打。他们也想去法院起诉，但因他们与班之间从未签过劳动合同，无法确立劳动关系。他们当中有人一年去几家矿，有的干了两年就再没去过，劳动与患病的关系就更难以确定，最后只能作罢。

为了洗肺，杨国焰拿出这几年在浙江的全部存款，又在寨子里挨家挨户借了4000元，总算凑够了洗肺要花的8000元。

“寨子里得这个病的已死掉四五个了。”杨国焰象在说别人的事情，看不出一点伤痛。“能借到钱的就来治病，借不到钱的在家等死。”

漫长的沉默中，杨国焰肺里“拉风箱”的声音在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不知说什么好，我匆匆说了声“保重”，起身告辞。

第二天，突然想起忘了给杨国焰拍张照片。可陈刚主任告诉我，他已离开医院。前一天的检查结果表明，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这是尘肺病最常见的合并症。有肺结核是不能洗肺的，否则非常危险。

“他说来之前就知道。”陈刚翻看着病历，“但是因为上不来气太痛苦，太想洗肺了，故意隐瞒了病情。”

我有点接受不了，觉得病人抱着满腔希望而来，却满腹失望而去，实在有些残忍。

陈刚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他讲起一个故事：去年3月，来了一位背着氧气瓶的病人，42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60多岁。他的呼吸已经明显衰竭。为了筹钱治病，他把家里惟一的一头牛都卖了。但他这种情况，根本上不了手术台。一听不能手术，他一下跪倒在陈刚面前。

“作为医生，我每天跟那么多病人打交道，这时仍然感到钻心的痛。”他说，“尘肺病一旦到了晚期，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昌明的现代医学这时毫无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活活憋死。”

张沛和杨国焰只是中国上千万煤炭大军中两名再普通不过的矿工，但他们用眼晴、双手和肺，一同见证了十多年来煤炭业的春暖和秋凉。

白伤猛于红伤

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老主任车审言也用自己的眼睛和手术刀，见证了尘肺病在中国的发展史。

她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各矿务局每年夏天都往北戴河送疗养员，这是当时煤炭系统的一项传统福利。矿工们来疗养时，常常有人找到医生，说自己咳嗽、胸闷，要求借疗养的机会顺便治病。经过检查，他们几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病----尘肺病。

1988年之后，随着煤炭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整体不景气，很少有矿务局再送工人过来疗养了。北戴河疗养院只能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车审言很清楚，对矿工来说，最迫切、最需要的当然是治疗尘肺病。

经过技术上的探索和准备，1991年3月15日，尘肺科首次为患者成功施行双肺灌洗手术。当年总共洗了45只肺。这些人，大多是矿务局送过来的疗养员。

此后，车审言和同事经常到矿山寻找病源。“我们一说尘肺病的症状和危害，呼拉一下就围上来好多矿工，边听边使劲点头。”说起那段历史，车审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煤矿的领导不欢迎我们。甚至私下说，求求你们快走吧，工人们要是都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就没法干活儿了。”

那些年，车审言在矿山亲眼目睹过不少重度尘肺病人。他们普遍的症状是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要保持跪姿，最后往往发展成肺心病。“那就不仅仅是肺的问题了，而是全身多个脏器的衰竭。其状之惨，让人不忍目睹！”

怀着对尘肺病患者的同情，每次手术中，车审言都把使用的灌洗液的瓶盖留存下来，存多了就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再把卖来的钱全买成贝壳项链，病人洗完肺要走时，她就送上一条。说到这里，车审言掉下了眼泪，她摘下眼镜，抽泣着说：“花几毛钱买的小项链，会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说要带回去送绘老婆、孩子，因为他们自己根本就舍不得买。”

即使车审言们如此努力，整个90年代，疗养院的病员还越来越少，直至2000年，来洗肺的病人仅有60多名。但最近这两年，车审言发现，尘肺病八群有突然爆发的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尘肺村”。比如浙江秦顺的一个村庄，曾经有二三十名病人一起结伴来洗肺，其中有些是非常年青的患者，“胡子还没长出来就已经三期尘肺了”。

卫生部刚刚发布的数据也在印证着车审言的感觉：截至2005年底，中国尘肺病病人累计已达60万例，死亡17万人。每年新增1万人。

“全世界的尘肺病患者，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中国的尘肺病患者，煤矿工人又占一半。”车审言介绍，“你可能不相信，我们国家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的3倍还多！”

据主任医师马国宣介绍，发达国家如今已基本消灭了尘肺病。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早在1995年便建立了全球消灭尘肺病项目，目标是到2030年消灭尘肺病。中国政府也做了相应承诺。

而现实的情形比简单的数据还要严峻。据陈刚透露，所谓“60万”的尘肺病人数，仅仅只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按照在全国煤矿总产量中的比重，地方、乡镇、甚至私人煤矿的尘肺病病例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实际数字至少在百万人以上。

中国煤炭职业病研究所所长马骏预言，照此形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前后，尘肺病将成为中国农村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形势不等人啊！”马国宣几次重复着这句话。

尽管尘肺病发展的严峻形势已引起中南海的高度关注，经温家宝总理批示，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已于2004年11月成立，同时启动了尘肺病康复工程。但截至目前，该基金会仅收到18家企业的4000多万元捐款。

“这笔资金对于众多需要救助的尘肺病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马国宣翻看着厚厚的病人档案说，由于资金和能力所限，康复工程主要面向会员单位的尘肺病人。大量返乡的煤矿农民工，不在康复工程的范围为。

“何况，我们现在总共只有10个医生，两个手术台，每年只可以给300多名病人洗肺。如果增加到4个手术台，每年最多可以洗600多人。即使这样，上百万的病人什么时候才能洗完？”马国宣苦笑着摇头。

一位从事多年安全生产报道的记者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对于矿难等“红伤”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但对于以尘肺病为代表的“白伤”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为什么？”他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激动，“因为尘肺病是把钝刀，杀人不见血。它不传染，不会马上威胁生命，更不会导致旅游萧条、餐馆歇业，而且‘牺牲’的往往都是农民工！”

富饶的贫困

一个月来，尽管采访了数十名患者、医生和相关人士，听他们直接或间接讲述了大量煤矿工人的艰难与辛酸：矿井下那黑漆漆的巷道、弥漫的烟尘和不绝于耳的咳嗽声，以及煤矿昔日的衰败与今日的繁荣。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那一切似乎都不够真切。

煤炭工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怎样生活着？是什么让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忍受尘肺的折磨？煤炭工人到底怎样分担着时代高速发展的成本与收益？特别是那些尘肺病患者，难道真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他们的肺，在追赶急驶的GDP车轮时衰竭而死；他们的肺，在为富不仁的矿井中窒息而亡。

我决定亲眼到矿山去看看。据说，想了解中国的煤矿要到山西，距太原市不到40分钟车程的西山煤电集团就是个不错的样本。

从本原市开车上山，目的地是西山集团下辖的已有50年历史的官地矿。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曾视察过这里。

一路上，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沿途两侧的山坳里，隐藏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私人煤矿，其中大多数没有生产许可证。对此，大家虽心知肚明，但因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睁一眼闭一眼。

到达官地矿，无法取得下井许可。我只好爬上护栏观望黑洞洞的井口。真是好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啊：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装满黑煤的列车驶出矿井。一节车箱装煤3吨，一车20节左右，可以装煤约60吨。

有关人员介绍，该矿去年产量达到423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即将开工的总投资超过三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第一条地下输煤管道，入口在官地矿井下300米深的储煤仓，出口位于太原第一热电厂附近，完工后将使该矿每年再增加300万吨。

资料显示，官地矿7000多名矿工中，有近3000名一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正式工的比例很小，一般是班组长和一些技术工种。农民工又分为农民合同工和农民轮换工，合同工年限1年到6年不等。

官地矿每班下井人数800多人，每天三班，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以前矿山效益不好，逢年过节都会放假，但从2003年以后，一年365天都是工作日。

下午3时，上早班的工人坐着绞车升井了。早班的工作时间是早6时到下午2时。但工人从井口坐上绞车，首先要穿过8700米的大巷，历时40分钟，再下车步行20分钟才能到达工作面。这样，每天在井下的时间实际上大大延长了。

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钻出绞车的矿工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28⁰C的的气温下，他们个个身穿劳动布制做的厚棉服，脚踏黑色胶鞋。全身上下，除了牙齿白得耀眼，到处都是乌黑的，尤其是鼻孔下面的两道黑，分外显眼。

“怎么不戴口罩呢？”我走上前问。

一群人哄的笑了：“在井下哪有人会带口罩呢，本来就闷得上不来气。”

这群人，几乎全都来自晋南的贫穷山区。矿上每年到几个定点的偏远地区招工，经济条件稍好的地区，根本不用去，也没人会来。

矿井两侧的山上，错落着大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矿工们自发形成的村落，当地人称为“棚户区”。山上没有路，只有一条踩出来的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往山顶。我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上山，随便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

这是矿工翟谷（应被采访者要求使用化名）的家。他的妻子徐芳（化名）今年27岁，儿子上小学1年级。8年前，来自山西运城农村的他们花500元买下这座房子时，屋顶只铺着块破油毡。陆续花了几百元修理，才能够勉强遮风挡两。

“别的还能将就，就是没水。”徐芳指了指地上的两只小塑料桶，又指了指儿子，不好意思地说：“旁边的山上有个水塔，都是俺俩去提水的。”

我举起相机对准徐芳，她的脸剧地红了，慌忙用手挡住镜头说：“俺们是受苦的人，别拍了，丢人呢。”

来自山西的资料显示，到2005年底，这个省仍有9.4万户、共计25.6万煤矿职工住在“棚户区”。大同的同煤集团的70万职工家属中，目前仍有16万人住在自建的“棚户区”内。

这些“棚户”是矿工们自己建造的，反衬着煤矿行业节节上扬的业绩神话。

据报道，2003年中国煤炭产量达到16.67亿吨，比2002年增长22.6%；2004年达到19.56亿吨，同比增长17.3%；2005年继续增长为21.1亿吨。

中国煤炭协会一位副会长说，近几年累计投资煤炭的资金已达2000多亿元。全国煤炭行业的投资2003年为437亿元，同比增长43.3%；2004年为702亿元，同比增长60.8%；2005年对煤炭的投资接近900个亿，同比增长50%左右。

由于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在山西这片昔日贫背的土地上，随处传诵着“煤老板”们富得流油的神话。特别是“2005胡润能源富豪榜”发布之后，公众的传闻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有关煤老板们的暴富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次集体购买了20辆“悍马”的新闻。一位山西记者向我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太原市某大酒店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悍马的身影，那真叫一个霸气，轮胎和坦克一样宽。”

除了购买豪车，据说煤炭老板们还喜欢购买豪宅。他们的目光多投在北京、上海，当然广州、深圳、海南等南方城市的豪宅区也能发现他们的身影。据说，在北京建国门外的SOHO现代城等高档楼盘，经常可以看到山西煤老板开着豪车出入。去年煤老板们组织的上海购房团，其团员身家的门槛是5000万元。

一位山东记者绘声绘色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几个山西来的煤老板到山东办事，顺便买了一些土特产准备带回家，可因为东西太多乘飞机麻烦，老板们大手一摔：“那就顺便买几辆商务车一起带回去！”

在煤老板们如此炫目的生活背后，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几乎都在拚命超产，然而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比重不升反降。

据安监总局测算，中国国有煤矿的安全投入缺口巨大，生产设备超期服役的约占三分之一。中国煤炭协会中小煤矿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德军认为，非国有煤矿投入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私营煤矿，几乎是一片空白。

资料显示，我国对煤矿安全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是3.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说：“全国国有煤矿累计的安全欠帐非常惊人！根据测算，今后三年内，至少需要投入约518亿元资金才能清欠这些陈年老帐。”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私人煤矿的通凤口都被当成拉煤的通道了，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经费。在张沛工作的露天煤矿，许多地面土方工程都承包给了私人工程队，但他们连降尘必备的洒水车都没有。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司长宋元明断言，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现在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其实大大降低了。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富富有余，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

出身煤矿家庭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张昶曾利用暑假时间做过一项调查。在陕西省某大型煤业集团，井下一线工人的年收入，不到中高层管理人员的5%。与之对应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井下工人的工资在70元以上，即便是矿长（相当于正处级二级生产部门负责人）月工资也只有72元左右。也就是说，20多年来，管理人员年收入的上涨幅度是一线矿工上涨幅度的24倍之多。

“煤价上升带来的收益是别人鱼塘里的鱼，看起来眼馋，事实上却离自己很远。”张昶酸楚地说。

在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标本室里，一个木柜子里摆放着十几瓶液体。这些都是尘肺病患者洗肺后的回收液：灰黑色的、乳白色的、砖红色的、墨绿色的……不同的颜色，源自不同工种矿工的肺。

主任医师马国宣指着一个被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的灰黑色的肺部标本说，这是一个长期被煤尘摧残的肺，几乎已经全部纤维化，它的重量超过正常肺的一倍以上。她永远不能忘记，那次她参与一个尘肺病人的尸检，当她的手术刀割在尸检病人的肺上时，发出吱拉吱拉的声音，“感觉像切在石头上”。

  不顾一切地挖煤：“10年里，张沛所在的煤矿，年产里已从30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每吨煤的价格也从几十元上涨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业的这个春天里，正在继续‘枯萎’。”“像张沛这样的国有煤矿尘肺病患者”“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毕竟其所在的国有煤矿还帮他治病，为他洗肺。而煤矿私有化，让资本主去疯狂地挖煤。根本不顾工人死活，最最悲愤的是那些受雇于私有煤矿的农民工，“得了病没人管只能等死，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结果，吸血鬼们富得流油，挖煤工的肺却变成了“石头”。可怜的多苦多难的矿工们呵，“他们的肺，在追赶急驶的GDP车轮时衰竭而死；他们的肺，在为富不仁的矿井中窒息而亡”！年产20余亿吨的煤不正是用工人的生命换来的吗？矿工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演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关煤老板们的暴富神话”！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农村进城务工的流动劳动者有1亿个，还有1.36亿农村劳动力留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2亿人。但是，我国职业卫生服务的覆盖面不到20%。2006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载白剑峰文章《还有多少“带血的电池”》说：“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缺乏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仅纵容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材料继续使用，甚至竞相降低招商引资门槛，使一些未经职业卫生审查的项目违法立项建设。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的违规行为，致使我国职业病发病呈不断止升趋势。”是啊，“带血的电池”、“带血的商品”换来的是“带血的政绩”！并且，更应看到，1600多万家有毒有害品企业、2亿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都在资本家手里，而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根本不可能关心工人的生命安危。这是当今中国工人遭受职业病摧残折魔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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