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土地私有化：所有权没那么重要
刘正山
最近，因为富锦、三门峡等地区农民分地问题广受关注，土地私有的主张又开始喧嚣起来。我对土地私有、公有，均没有偏见。我认为，争论私有或公有，或者实践中采用土地制度的公有或私有，并没那么重要。土地产权的界定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所以，非要强调私有制或者公有制，也是没有意义的，要视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而定。
从政治角度看，实行土地私有制，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公有制占主体”，那么，GCD合法性的基础就没有了，所以，这条路至少在现在是行不通的。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更愿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产权明晰是必要的，它是进行交易的前提；但是，产权明晰并不意味着非要区分所有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的所有权是政府的，没有私人所有权（Ownership right），但是其土地利用效率之高，举世瞩目。原因在哪里？用地单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收入权、转让权。只要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在有一定年限中，他人无权对该地块染指，政府也不能违约收回（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从这种意义上看，所有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传统理论将所有权神圣化，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所有权最主要的是鉴别权利归属。比如，你的一本书（签上有自己大名）让人走偷了，警察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该书就物归原主了。现代法制有两个传统：大陆法系和判例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历来对所有权比较重视，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动产。比如说，牛群散失了，但主人在牛身上作了记号，这就容易保障所有权人的利益。
就土地而言，在法庭的裁决上，所有权的概念到今天还是有用的，但已经没有早先那么重要。这就是反向所有（Adverse Possession）法例。比如说，一块土地所有权是我的，如果我不使用，也不管理，你占有了这块地，并开始使用。过了一定年限，我没有向你提出归还通知或警告，在法律上你可以申请而将这块地据为己有，我的所有权就失掉了。
其实，所有权本身是不能增加产出或收入的。例如，说我的房子是你的我可以不反对，但你进门必须得到我的许可，而且你进来之后我有权把你赶出去。张五常说的以下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呵呵，有些人误以为我全盘否定张五常）：就解释行为而言，产权的处理要着重于使用权、收入权、转让权这三方面。我可以举很多案例，如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模糊的，如果追溯集体到底是谁，我们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联产承包制下的农地效率显然没理论上想象的那么低下，反而生命力强劲。问题的实质在哪里？我们不妨假设某农民承包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比如说是10亩，期限为30年（时间会影响人的预期，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但这种影响的结果，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是符合递减规律的。也就是说，开始是递增的，到一定点以后，保持不变，然后，走向递减。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因素）。按照中国的农地制度，在这30年之内，他只“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耕地只是在添丁进口时或其他少数状况下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不影响他的耕种活动。正常情况下，农民的土地承包情况不会有大变动。除了土地不可以转让（包括买卖、转租等）和变为农业以外的用途外，农民拥有一定的产权。这其实相当于农民租了一块土地来耕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在经营活动中偷懒，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交给国家的和集体提留的，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数额，如果农民努力耕作，其土地收益将很可观。比如说，经营一年收入10000元，交给国家和集体的2000元，自己可以留下8000元；如果再改进技术，年收入可达20000元，那么，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农民可以剩余18000元。但是，如果农民整天吊儿郎当，则年收入可能为1000元（甚至可能为零、为负），那么连应该交纳给国家和集体的都不够，更别说自己的生活费用了。显然，这种制度相对于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等条件下，农民毫无产权（包括收益权）和经营权而言，是一种效率的改进。
我不否认当前农地产权存在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并不是所有权不明晰，而是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的实现受到约束，特别是受到行政的干涉且没有有效的措施加以维护。这种情况，就如同给你一把开门的钥匙，却可以随意收回，也就是说，农地的产权是破碎的产权。此问题，我已专文谈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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