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与富人，谁有“两会”上的“利益表达渠道” ？
中共“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迈开步子，中国新一届的“两会”就在这个新的阶段召开的。在本届政协会议上，作为政协委员女富人张茵也许因缺少民主实践而不很习惯中国式民主，她说了真话、实话，为本阶层或企业利益诉求的几个正常提案，却被质疑“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社会责任感”似乎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仅仅为富人说话”？
相反，穷人们早已习惯于“网络民主”的自由，他们不必考虑诸如“政治成熟”或“利益影响”（反正都没有），撇开提案本身的经济是非，以“谁为穷人说话”的冲突性语言直捣“制度性问题”源头，使“张茵提案”迅速扩展演变成涉及诸多政治性议题。
民主在官方会场中遭遇意外压抑而在会场外非规范化实践，虽然在中国时有发生，让人倍感幽默，但从争论与质疑声中可以看出，中国遭遇民主实践的困扰也许在官场多于民间：首先，进入“两会”的每一个代表或委员是否应该或能够真正负起责任，履行职务，伸张自身阶层的利益？其二，中国当前不同利益群体是否都有自己的真正代表？其三，利益表达渠道对于不同群体是否都是畅通的，权力机构都同样给予密切联系与关注？其四，民间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代表或委员们是怎样产生的，谁为自己说话？
贾庆林在政协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事实上张茵们是“两会”中真正活跃并受到各方关注的人群，而且在各级“两会”中他们对国家或地方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发言权 。这证明富人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畅通的，虽偶有常识性习惯思维影响，显得有些意外压抑，但是富人的利益诉求往往总是容易得到表达与关注。
但是在“两会”的“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中国真正穷人的声音很难听到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原因是穷人群体中缺少代表，还是穷人代表中缺少真正的穷人，天平显然是倾斜的。随着“张茵提案”现象的迅速发酵，凸现的议题是民主在穷人一边的缺失。
宏观地看中国当前在发达或较发达地区，因贫富两极迅速分化而形成的两大主要利益群体已初露端倪，其对立状态也已隐约可见，且因权力过分依赖利益而缺失政治考量，两者对立趋势正日益严重。在网络论坛上，绝大部分政策与政治性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燃“民主”与“制度性”政治议题的爆发。
国营企事业特别是其中垄断企业的中上层掌权者或权利相关者、所谓“新兴阶层”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等，这部分群体与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合在一起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依附紧密联系，掌握了中国全部财富的80％以上，并几乎拥有全部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财富与权力集中的高度与速度，在全球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只用了大约不到10年时间，使这部分群体的生活和享乐水平可能已经达到“资本主义高级阶段”。
而“社会主义”体制的前“依靠力量”，国营和民营企业中的底层工人、基层的科技或工程技术与一般管理干部、九十年代前后从国营企业退休的干部职工、下岗待业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农民等这一部分“平民百姓”，并没有真正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所谓“医疗难”、“教育难”、“吃肉难”等等困扰问题也都是对这部分人群而言。官商勾结、富裕阶层多房炒房引起的房价飞涨“买房难”，受益的是富人，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这部分贫穷人群。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至今仍维持在最低水平线附近，他们被告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已经分化并客观存在的这两个主要不同利益群体，都是创造中国GDP的主体与基础力量。可怕的是政府权力因利益因素在政治上过度倾斜前者，已经成为导致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制度性原因，“两会”上显而易见的代表结构失衡所形成的“利益表达单声道”，表明中国广大基层平民在“两会”中民意表达缺失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不仅无助，而且在工资收入等直接利益、社会福利分配以及公共财政的支配上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
多年来民主缺失、权力不受制约是造成并掩盖“贫富差距”的真实原因。“贫富差距”却被说成仅仅是“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造成的，似乎是“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涉及各方切身利益的某些错误政策是怎样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区人为地“制造”富人与穷人，并不断拉大“贫富差距”的事实已存在多年，这一真正的原因却一直以各种理由被掩盖着。
其中，在政治与经济上影响最为广泛的例子即是所谓“退休工资管理双轨制”，这是一个利用公共资源维护权力者自身利益的典型例子，它不仅是“民主”的屈辱，而且也使政府经常高调的“公平、正义”蒙羞。
这一所谓“双轨制”迅速改变了几乎覆盖中国全部城镇职工本来相同的命运。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同，与某些民营企业家的“先富起来”不同，也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完全不同，它不是改革开放应该出现的问题。
例如，同样是包括相同国家干部身份并具有相同高级职称的工程师、科技人员、产业技术工人甚至清洁工在内的各类人员，特别典型的是其中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相同时间的同类退休者，仅仅因为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的不同，竟在一夜之间被改变命运并在短短的七、八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差距被人为地由两倍左右开始一直拉大到三、五倍之多。而企业的真正创造财富的人，上交国家利税的人，“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艰苦奋斗、贡献一生”直至退休的劳动者，却落得一生贫穷。
多年来在“两会”上许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甚至多少无关痛痒的“提案”可以热议，然而这一涉及千万贫困干部职工切身权益并可以标记为严重“失政”的政策性错误却从未成为“提案”在“两会”中得以认真讨论加以纠正。虽然多年前在网络上就有广泛呼吁和抨击，甚至有数名有良知的新华网记者的详细评述，政府也有所谓“一次出台，三年连调”的“政策倾斜”，其结果却越倾越斜，依然是年复一年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恶性循环。
这一结果在经济上的影响是将本来有权享受改革成果的数千万干部职工无情地推向最低生活水平线，严重影响这一群体晚年的生活质量；而在政治上由于制定这一“先天下之富而富”政策的是权力者自身，因而这一结果的影响是与政府高调的“权为民用”、“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令人不可思议。
显然，民众对于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落实已有太久期望，对于政府已不是听你说了什么，而是用眼睛盯着你作了什么。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改进过于缓慢，不仅伤害民众特别是穷人应有的权益，也伤害政府自身的公信力与凝聚力。
因而，穷人对于“两会”上“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与富人“表达渠道”的过剩所反应的不满，似乎已经证明中国社会转型可能已经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任何名以“特殊国情论”、“民主循序前进论”而实质拖延民主进程的托词，都显得过于苍白和不合时宜。
也许，与人民爱民主不同，权力者本能就不喜欢被约束，更爱“自由”。所以，民主进程更需要人民自己去推动。
雨乐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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