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重庆允许政府“试错”成为胡折腾官员的保护伞
郭春孚
今日读了一则新闻，忧心顿起。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是：《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政府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尝试。政府还可对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土地流转、财政金融和社会管理等事项进行更多的改革实验。
众所周知，重庆一直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1983年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2007年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新的起点上，重庆担负着为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探路的一部分重任。这就是说，尽管重庆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却要“大胆地吃螃蟹”。在大胆的试验中，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就需要一些探路者勇于先行，作出牺牲。对他们在试验中所犯较轻的错误，未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巨大损失，或不是故意犯的错误，不属于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和腐败行为，对责任人减轻处罚或免除责任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人民也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采取立法的方式保护有关人员“试错”，不符合党一贯的办事原则，很有可能给一些官员胡作非为打开绿灯，成为一些人借改革开放之名胡扎腾的保护伞。
如果说改革开放“试错”要受法律的保护，那么在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王明、李德、秦邦宪、张闻天等人与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应该受法律的保护？以此类推，建国后犯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应该受法律的保护？事实与此相反。
尽管我们党曾经多次遇到重大转折关头，但都没有为自己犯错误找可以原谅的借口，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没有为自己犯错误预设开脱的借口，更没有立法保护免予问责。我们党之所以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原因有千条万条，但领导正确是很重要的一条；当我们党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后，人民不仅原谅了我们的错误，而且更加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可能有人会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错误，官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对那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官员给予保护是应该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对的，实则是错的。
首先，党和人民批准你做官，就是信任你，认为你具有正确执政的能力，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执政能力，那就应该把位置让给别人，而不是为自己犯错误寻求政策和法律保护。在许多人的眼里，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也是最法治的国家，似乎也没有一部允许政府“试错”的法律。难道美国没有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只是重庆才有？难道美国人因循守旧，不敢开拓创新，只是重庆人才观念超前、敢于开拓创新？
其次，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份子，官员应该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份子，理应严格要求自己，比普通人做得更好。不仅要勇于探索，还要勇于承担；不仅要勇于创新，还要勇于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品质，那就不要做官。既然选择了为民做官，那就不要怕承担责任，更不应为自己犯错误开脱，设置庇护所，寻找保护伞。
第三，共产党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一定要永远牢记犯过的错误，警钟长鸣，吸取教训，确保自己的领导基本正确，不发生大的失误。共产党员也应如此，而共产党员中的优秀份子——人民的父母官更应如此。原谅自己的错误，就有可能使一些官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预设免责政策，甚至用立法的形式保护“试错”，那就会使一些官员麻痹大意，草率行事，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却可能重复发生。一个保护官员犯错误、充许官员重复犯错误的政党，能有生命力吗？
第四，在执政体制中，要强化问责制，而不能建立免责制，更不能设置怂恿制。立法允许政府“试错”，就有怂恿犯错误之嫌。这个口子一开，许多不伦不类的潜规则，就有可能一窝蜂地浮升到面上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打造成保护自己胡作非为、贪污腐败、鱼肉人民的铜盔铁甲。经济特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通过试验性表现出来，这一点不能否认；但以“杀出一条血路”受到标榜的“特事特办”，在血雨腥风中产生出来的不仅是改革开放的红果子，也有特殊化的恶果，而特殊化给特权化开了先例，最终导致许多地方的“一把手”踢开党委搞改革、抛开政府搞开放，规章制度形同虚设，集体领导成了官样文章。一个人说了算，一支笔批了算，就是特权化的表现，打的旗号就是“学习特区经验”、“特事特办”。重庆立法允许政府“试错”，四川呢？天津呢？广东呢？重庆可以立法允许政府“试错”，为什么我四川、天津、广东就不可以呢？如果重庆、四川、天津、广东可以，我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可不可以呢？有人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是为什么？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孳养大了地方诸侯，地方“一把手”架空中央，一个人说了算。如果立法允许地方政府“试错”是对的，那么全国人大就可以立法允许中国政府“试错”。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
第五，要做到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就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错误更多地消灭在萌芽状态或未造成重大损失之前。而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对官员的监督制度，形成保护人民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机制，特别是要立法保护人民群众有效行使监督权，而不是立法允许政府“试错”。你立法允许政府“试错”，但如果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人民群众是不答应的。而我们党是把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是始终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庆立法允许政府“试错”，是明显违背这些原则的。我们不是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手段，用好这个手段，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实现社会进步，而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除此以外我们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呢？
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有错必纠。胡锦涛总书记要求“不折腾”，而重庆立法允许政府“试错”，涉嫌赞同、鼓动、怂恿、包庇官员胡折腾。这是应该立即加以纠正的。
2009年1月3日于北京明春苑
电话：010—83701573
手机短信：13522382072
[附]
重庆立法允许政府“试错”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获悉，今后重庆开放工作创新有了容错机制的保障，免除促进开放工作创新者的后顾之忧，保护开放工作的积极性。
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还规定，政府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尝试。政府还可对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土地流转、财政金融和社会管理等事项进行更多的改革实验。
重庆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王国富介绍说，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要求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符合重庆开放实际的运行机制。要开放就必然涉及创新，但“大胆地吃螃蟹”就有可能犯错，为免除创新者的后顾之忧，保护开放工作的积极性，鼓励大胆探索，重庆在立法促开放时特别设置了容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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