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输入型金融危机的威胁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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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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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
北京金融大街27号投资广场,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走进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的办公室,满满一墙的图书映入眼帘。在“硝烟四起”的金融战场上,这里让人一下子放松了神经。
“中国经济最大的内伤”、“财富转移和流失”、“输入型金融危机”……但是,提及大宗原材料暴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常清痛切而无奈地甩出这一连串让人为之震撼的表述和词语。
价格暴涨颠覆传统思维
从最近两周开始,国内外期货市场上有色金属、能源和贵金属期货价格大面积暴跌,再次引起了市场各方的争议和关注。
“商品价格经过持续大幅上涨之后出现回调整理是很正常的修正,短期价格的调整,幷没有改变整体商品的大牛市格局。”常清说。自2001年始,全球贵金属、有色金属、能源等大宗基础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尤其是今年以来,商品价格一路飙升,迎来了风光无限的“超级大牛市”。
对此,常清表示,对大多数人而言,国际国内商品大牛市的来临已无疑义。然而,在这波行情中,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涨幅之高却令业界和一些经济学家们跌破眼镜。
从供给角度看,世界商品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过剩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对基础商品的需求急剧放大。这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反差开始凸显。美国经济在摆脱9·11的阴影后也开始高速增长,这无疑加剧了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紧张。
从金融角度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使得国际市场上资金供给比较充裕,因此导致了“流动性泛滥”;同时,美元的贬值也会影响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但美元贬值也非近日之事,甚而在美元升值的时候大宗商品价格照旧处于涨势之中,经典的货币理论也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粗放型增长难掩中国经济“内伤”
“大宗原材料价暴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内伤’。”从2003年,常清就开始研究大宗原材料上涨对中国经济影响。他认为,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他深为这场世界经济增长的“盛宴”最终由中国来“埋单”而感到忧心忡忡。
近年来,全球商品市场逐渐成为最大的投资亮点。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为这次商品牛市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告显示,2005年,中国矿产品贸易总额突破3000亿美元,较2004年增长25%。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也在继续增加:原油进口达12682万吨,铁矿石进口27523万吨,锰矿石进口458万吨,铬铁矿进口302万吨,铜矿石进口406万吨,钾肥进口917万吨。
常清表示,“中国支援了全世界”,然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却照账全付了这场经济增长盛宴的“单”。
他说,当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时候,会通过中国初级产品的进口直接带动中国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但是由于产业结构落后,制造业产品无法形成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因而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无法通过下游产品价格上涨来转移价格风险,导致制造业企业利润下降,经营状况恶化。
从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来看,加工工业上市公司利润已在不断下降。由此可见,每一次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都会造成国内财富的流失,对中国经济造成中长期的伤害。
常清指出,财富的流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从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8500多亿,但如果考虑到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按当期购买力来计算,我们的外汇实际购买力却在降低。拿原油价格来说,1999年时是12美元一吨,而现在是75美元,翻了六倍多,但我们的外汇储备1999年时是1500多亿美元,目前祗增长了五倍多,这说明外汇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原油价格的上涨。
常清指出,中国经济的“内伤”目前还祗是隐忧,几年后人们会感受到切肤之痛。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人们祗看到当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却对伴随而来的效益很差的问题视而不见。
变“中国因素”为“中国力量”
商品价格狂舞,牛市前所未见。在这轮国际范围内的超级大牛市当中,国内企业叫苦不迭,经济有可能陷入“悲惨型增长”,那么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常清的基本判断是“市场永远是对的”,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要尊重市场、顺势而为。
从宏观上来讲,政府已经不能左右市场的价格。他说,中国的国储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已远远不适应今天的经济形势,所以才出现了干扰价格信号的问题。如前几年橡胶价格每吨涨到1.5万元左右时就抛出了库存,使价格暴跌。国内胶价一段时间在1.2万元左右运行,但后来大涨到每吨2.3万元以上后长期居高不下。国储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幷没有给企业发出在国际市场大量进货、订长期合同的信号,眼下国内橡胶几乎已断炊。
从中观上看,加强行业自律,发挥企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对行业将会起到保护作用。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行业自律体系有待完善。现在的行业协会官方色彩浓厚,协会组织者都是政府官员,与行业幷无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就无法寄希望于行业协会。
从微观上说,常清强烈反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大量套期保值业务。
由于客场作战的原因,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套保量大了之后,短时期内容易成为国外基金狩猎的对象。量做得越大,价格往反方向运动就越快。因为期货市场是多空对峙的市场,在运行中,资金实力、追加保证金的时间、市场头寸持有技术等,都需要有体制保障和非常专业的资深人士,而中国企业体制目前还不能完全适应其运行。中国企业在境外保值,常常出现一些意外事件就源于此,如中航油、国储铜事件等等。
既如此,结论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面对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全面风险管理,锁定成本,提高竞争力,让价格波动不影响企业经营。
而作为政府来讲,要认真思考如何将中国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乃至全球的定价中心,让一些受“中国因素”影响巨大的商品在中国期货市场上形成合理均衡的价格。
来源: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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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视野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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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5月31日电/最近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前几年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了刺激经济复苏,都纷纷降低利率,以增加货币供应量。
南方都市报发表Manatt Jones国际咨询公司顾问吴向宏文章称,传统上,降息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它创造的大量货币资金,主要会投资于本土境内,促进本土经济复苏。然而当代经济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金融信息化、电子化使得资金的国际流动十分容易,几乎没有成本。这三大经济体降息创造的大量货币资金,就不再满足投资于本土境内,而是像苍蝇追逐食物那样,全球飞来飞去寻找投资机会。很明显,像中国这样经济连年高速增长、通货膨胀又较低的经济体,是国际流动资金的最好投资对象。
资金的国际流动导致了国际货币供应的不平衡。一方面,美国等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迟迟不能奏效,不得不延长低利率的时间;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面临经济过热危险的经济体,明明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仍然难以压缩货币供给,投资仍旧快速增长,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依然不断上扬。
文章分析,要抑制国际资金的上述不平衡流动,一个理论上很完美的办法,就是让汇率随行就市地浮动。比如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就会推动人民币汇率上升,也就是人民币“越来越贵”。当 人民币升值到一定程度,国际资金就不敢再“购买”人民币,亦即将停止流入中国。相反,如果保持僵硬的汇率政策,国内的资金供给,很大程度上就会和国际上的资金供给同步。换句话说,国际上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会很快输入中国境内。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失效。这个道理,正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提出的所谓“不可能三角”定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一个国家要么采取浮动汇率,要么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可能既稳定汇率又保持自主的货币政策。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完美状况是不会出现的。现实生活中,一个国家总要在稳定汇率和自主货币政策二者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问题就变成了: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二者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很显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可能对此有不同看法。金融部门可能更加关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希望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贸易部门则可能更担心汇率波动加大外贸企业的成本,更看重低价人民币带来的出口竞争优势和创造的相应就业机会。宏观经济部门也许担心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上涨可能造成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而另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也许觉得房地产价格上涨幷不是坏事,自己正好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总之,汇率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家权衡不同集团的利益需求,妥善地加以解决。
文章认为,这种利益博弈,还要结合国际范围内利益博弈的大环境去理解,才更有希望得到合理解决。正如美国试图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国际化一样,中国也应当考虑到,在汇率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国际课题。像美、欧、日这样的经济体,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就应当考虑到其国际影响。事实上,货币政策的国际合作早已在一些大国、大经济体之间开展。欧元就是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最大成果之一。G8俱乐部也是发达国家间协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机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政策合作中,不能被动依赖美国等大国的“善意”,而要扮演一个积极行动者的角色。比如说: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到G8俱乐部等组织当中去,也应当更积极地考虑地域性的货币合作。例如对于主要由日本方面通过亚洲 开发银行提出的“亚洲货币单位”,就可以考虑采取更灵活积极的态度来促其尽快完善成熟。采取这类积极的姿态,不仅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更能向世界昭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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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再被动地适应国际市场,现在是反过来考虑影响国际市场的时候了。”
5月26日,在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主张,在大宗能源商品的定价方面,中国应有意识地主动干预和威慑国际市场。
“国际能源商品市场基本形成了寡头幷存的竞争格局,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但我们参与定价的能力被人为压低。”这是他得出的结论。
“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石油消费快速增长、供求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国家石油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中石油发展研究部处长朱建军说,中国石油安全面临油价、油源、通道和政治等四大风险。
据专家预计,到2020年,国内石油消费量4.5-5亿吨,国内原油产量保持在2亿吨左右,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
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正在建立的石油战略储备,面临着成本抬高的压力。随着低油价时期的结束,短时期内很难再遇到低价建仓机会。
“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追求储备的直接回报,而应从争取国际定价权的角度上,考虑加大在原油战略储备上的资金投入。”白明认为,从宏观上看,祗要能够对控制原油进口价格有利,战略储备的建仓成本高一些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储备亏损也是值得的。
他主张,现阶段应适当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石油储备,不仅能够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行使国际定价权的回旋余地,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鉴于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资金的参与程度远远小于实物层面上的参与程度,白明建议,国家可以考虑在国际市场上投入一部分不以投机为目的的资金,进行风险对冲,甚至在必要情况下付出一定的资金“护航”成本。
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购买国外石油期货和期权,形成随时可以投入开采的后备生产能力。“这样一方面增加国内供应的安全预期,扭转国内企业对于石油价格波动的非理性逆向反应;另一方面强化对国际市场的威慑能力,加大国外投机资本炒作的成本。”
中国能源企业继续实行“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争夺国际定价权的又一有力手段。“海外项目决不仅仅是为了多挣几个钱。”白明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项目,中国可以将自身对国际市场的定价影响力,向贸易同行或者贸易伙伴延伸,促动契约化的能源定价合作。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李明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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