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中国崛起必然遭遇美国霸权围堵

中国崛起必然遭遇美国霸权围堵

《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代序）节选

杨斌

中国必须应对软、硬两条战线上的霸权挑战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后不久就骤然改变了友好姿态，发动了逐步升级的全方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势，包括军事领域中启动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的计划，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直接延伸至中国的大门口，外交领域中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支持威胁中国主权的分裂势力，经济领域中采取强硬态度逼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中国的出口等等。等等。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的转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崛起的趋势必然同美国霸权发生矛盾，这不是由中国希望和谐的善良愿望或“惹不惹美国”决定的，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利益必然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崛起，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2010年4月22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太空军事化的舆论压力，进行了具有全球快速攻击潜力的“宇宙战机”试飞，表明美国在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优势的情况下，仍在企图获得当年大英帝国曾拥有的绝对军事技术优势，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防御和保障美国自身安全，而是为了打击任何威胁美国霸权的国际对手的攻击性需要，以确保美国能凭借世界霸权获取源源不断的垄断寻租利益。当前美国正竭力开展太空武器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不断进行“宇宙战机”和激光武器攻击洲际导弹的试验，一旦获得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就随时可能选择发动战争，正像当年大英帝国通过工业革命获得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后，不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建立世界霸权并掠夺大量财富。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军事技术和国防建设，确保美国无法获得像当年大英帝国一样的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否则鸦片战争时代遭受西方列强掠夺的悲惨经历还会重演。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警惕美国运用谋略发动攻击国际对手的隐蔽战争，因为，现已暴露出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在越战失败后为维护霸权衰落，进行了运用软政策武器攻击国际对手的战争形式创新，通过隐蔽战争打击了包括前苏联甚至日本等盟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扭转了越战后美国霸权一度衰落的不利国际实力对比格局。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前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十年前，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笔者的分析推论主要依据1983年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时，接触到的美国高层智囊提出的“ 缓和”战略构想。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战争的军事冒险付出的代价更大，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软政策筹码作为美国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战略武器。

随着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历史事实证明美国高层领导人确实采纳了这种战略构想。尼克松曾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 ，“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1] 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重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经济、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政策武器网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辛格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 ，清楚表明尼克松政府已开始将经济金融政策筹码，视为影响、控制别国和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战略手段。[2]

笔者所论述的运用谋略攻击国际对手的“软战争”，虽然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学和军事学的研究范围，但完全可以涵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阔视野。两千年前诞生的世界权威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就是从广义谋略角度而不是狭义军事角度来看待战争。孙子将谋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纳入广义战争范畴，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广义谋略博弈列在比狭义军事博弈更为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之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国家谋略博弈而非攻城掠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实力接近，这种实力均衡格局条件下战争代价特别残酷。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差距，不像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那样悬殊，西方列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的先进军事技术，相对于亚非拉民族的落后武器拥有压倒性优势，亚非拉民族的长矛弓箭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进行军事侵略的风险代价很小而掠夺财富巨大，因而西方列强总是优先选择军事侵略进行殖民扩张，没有太大必要考虑非军事的谋略攻击手段，特别是军工垄断财团获利同发动战争存在着密切联系，更不愿意考虑战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残酷代价，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和核武器出现才改变这种局面，大规模军事战争逐步降温为冷战、局部战争和软战争。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避免战争两败俱伤的残酷代价，普遍重视运用谋略作为争取生存和攻击对手的手段，管仲曾辅佐齐桓公运用粮食武器征服了鲁国、梁国。因此，孙子强调“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贷，则诸侯乘其弊而起”，意思就是发动战争攻城掠地是不得已的办法，长期战争消耗国力会导致财政困难，军队装备损耗、锐气挫伤，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实力对比就会发生不利于本国的变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遭到失败后陷入的困境，同孙子所论述滥用军事手段招致的困境极为相似，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世界人民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武器，弥补军事装备劣势并成功抵抗了帝国主义侵略。但是，美国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不会因此而改变，为维护世界霸权不会放弃攻击国际对手，必然寻求运用谋略攻击并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这就意味着在新国际形势下帝国主义的战争形式，必然依照孙子所论述的受经济因素制约的战争规律，发生从赤裸裸军事侵略转向谋略攻击的战争形式变化。

尼克松显然重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战而胜》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这些由美国总统亲自构想并付诸实施的国际博弈谋略，无疑符合孙子所论述的广义谋略战争博弈的范畴。历史事实表明，“软战争”的确是孙子强调的不可不察的国家存亡之道，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指使情报、外交、经济部门策划秘密战略，发动了旨在瓦解前苏联的“冷酷无情的经济战争”，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他全然不知道美国早就输掉了“冷战”并转向“缓和”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是美国策划的软硬兼施的“软战争”。

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实施的“缓和”战略，其本质是国际格局发生不利变化的新形势下，帝国主义为维护世界霸权进行的战争形式创新，即以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筹码作为武器进行的“软战争”。列宁曾作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3]由于谋求世界霸权寻租和超额垄断利润具有排他性，帝国主义为获得世界霸权必然采取各种攻击性手段，遏制、削弱国际对手的崛起和经济军事实力，在拥有军事优势时就会选择战争作为攻击手段，倘若国际均衡格局发生变化导致军事冲突代价高昂，垄断资本贪婪本性也会驱使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运用各种谋略武器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马克思、列宁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运用谋略攻击的战争，但是，根据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却可以推导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出现这种战争形式的创新。

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本质

2010年3月，美国国会一百多名议员联名呼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民主党议员舒默还提出一份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的议案，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面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4]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正迅速升级。数年前美国也曾对中国挥舞“汇率操纵国”的大棒，但是，事实证明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结果适得其反， 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分别比2005年底和2004年底升值了14.17%、16.28%，2007年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43%和103%。[5]美国毫无疑问清楚地知道这些客观事实，但却依然顽固地坚持施压推行毫无效果的政策，从维护两国正常贸易利益的角度来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倘若从谋求世界霸权的金融战争角度来考察却令人豁然开朗，可以很好解释许多令人感到困惑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金融战争遏制中国经济崛起，谋划金融战争的幕后力量包括美国政界和金融财团，充分证实了列宁论述的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的交织、勾结，美国政界策划对华实施金融战争攻击的幕后力量，就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掌舵人——凯洛琳•巴塞洛缪。当时美国施压中国实施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已初见成效，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利用人民币升值套利收益颇丰，而且成功操纵股市暴涨暴跌获取了巨额暴利，中国沿海出口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并纷纷停产倒闭，华尔街垄断财团踌躇满志采取半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谋划，准备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加快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

这次会议提出由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建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5年到8年时间内，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3年到5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施加压力和政策误导，迫使中国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和开放资本账户政策，为美国金融投机热钱进入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诱迫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向西方资本开放银行领域和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尽管美国深知施压国际对手实施汇率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但实践证明能够产生破坏国际对手经济的实实在在效果，因此，美国政界才不厌其烦地以消除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顽固坚持毫无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压汇率升值政策，以实现其维护世界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战略。

美国华尔街敢于以半公开的形式策划这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虽然已有大量类似信息曝光，许多中外学者也曾著书揭露美国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如日本著名银行家竹内宏的《日本金融败战》，美国地缘政治家恩道尔的著作《石油战争》，美国前国际金融家约翰·帕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施瓦茨关于里根政府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著作，笔者十年前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宋鸿宾先生风靡中国的畅销书 《货币战争》等等，但是，这些著作关于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披露和预警，并未引起中国舆论界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警惕和重视，许多人将其视为“极左惯性思维”甚至贬低为“阴谋论”，即使美国次贷泡沫濒临破裂迹象日趋明显之后，美国还能顺利地施压中国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升值，成功诱惑中国购买了大量次贷衍生金融有毒资产，误导有关方面承诺金融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政策”，华尔街金融财团纷纷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美国垄断企业纷纷收购大中型国有企业，渗透中国战略行业并获得许多行业的市场控制权，因此，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才不敢于顾忌引起中国的警觉，有恃无恐地以半公开会议形式策划遏制中国崛起的金融战争。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施压日元升值未能消除日美贸易逆差，但却成功诱发日本泡沫经济并打击实体经济，导致日本陷入二十多年停滞至今无法康复，从而成功挫败了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霸权形成的威胁。前几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也没有消除中美贸易逆差，但是，却打击了中国沿海出口工业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迫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投机领域催生各种资产泡沫，同时向国际热钱发出谋利信号大量涌入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套利和炒作股市楼市攫取了巨额暴利，推动原材料、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干扰了中国宏观调控，大大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困难。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大棒，汇率波动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而且还涉及被列宁称为国民经济神经中枢的金融领域，能够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带来巨大套利收益，向国际金融大鳄、鲨群发出对中国进行金融袭击的信号，吸引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推动中国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资产泡沫膨胀，为国际资本利用更为复杂的各种金融武器攻击创造条件。

从软战争视角看预测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

从隐蔽战争的视角考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预测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危险并且防范其产生的强烈冲击。美国金融风暴引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几乎完全出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料。英国女王责怪名声显赫的西方经济学家，竟然无法预见到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媒体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著名金融专家发表的盲目乐观言论列为2008年美国最糟糕的经济预言之一。美国政府高官称无人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他们对这样的预测有意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笔者十年前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指出美国面临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可能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严重全球经济衰退，还论述了中国应如何未雨绸缪维护金融安全并防范全球危机冲击。

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具有新特点，危机首先从金融领域爆发并逐步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而不是像19世纪那样由工业生产过剩逐步扩展为金融信用危机；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操控危机的能力，能够通过借贷杠杆、金融衍生品和宏观货币政策，蓄意制造各种经济泡沫的膨胀并控制泡沫引爆过程，能够暂时缓解、推迟危机并促使其合并成更大的危机，这样就能将具有巨大破坏威力的危机作为武器，有选择地定向攻击国际对手以谋求世界霸权寻租利益，掠夺各国广大民众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危机损失。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但是，欧洲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反而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2009年末美元遭遇信誉危机出现大幅度贬值之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不失时机发动了金融战争攻势，大肆炒作自己参与孕育的迪拜和希腊债务泡沫，美国权威金融评级机构也骤然调高了迪拜和希腊的风险评级，促使迪拜和希腊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并引爆了债务危机，扭转了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并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经济形势反而好于欧洲，将一度威胁美元霸权的欧元经济拖到了分崩离析边缘，显示了美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战争向别国转嫁巨大危机损失。

由此可见，倘若人们从金融战争的独特视角进行深入考察，就能更加清晰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不同特点，识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为制造泡沫和提前出货套利，蓄意散布的种种虚假理论、统计数据和媒体舆论的误导，认清其制造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的种种假象，预见到危机爆发危险并采取措施防范冲击避免财富损失。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罪名起诉高盛财团，揭露的大量证据清楚表明高盛财团曾积极参与制造次贷泡沫，推动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以挽救网络泡沫破裂衰退，许多次贷金融衍生产品都是高盛财团首先设计和推广的，高盛财团显然清楚知道次贷蕴含巨大危险并迟早爆发危机，但是，高盛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次贷泡沫刺激的复苏和繁荣，串通美国的权威金融评级机构将次贷衍生品包装成3A级债券，积极向美国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欧洲、亚洲的金融机构兜售，还操纵政府施压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大幅度浮动升值，通过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施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大中型国企私有化，诱骗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两房”债券和次贷衍生债券。与此同时，高盛财团却悄悄为次贷危机爆发定向转嫁损失作准备，购买大量信用违约保险蓄意作空其兜售的次贷衍生债券，操纵垄断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压制关于危机的预测，等待其周密布局并顺利抛售持有的高风险次贷债券后，再选择时机利用其竞争对手雷曼的破产最终引爆次贷危机。值得指出，美国垄断财团还蓄意操纵政府制造假象掩盖危机，甚至在次贷危机的各种迹象日趋明显后仍歪曲统计数据，压低通货膨胀数据将能源、食品涨价排除在物价指数之外，制造出2008年头两个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假象，直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才修改了统计数据，宣布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上已经步入了经济衰退。2009年1月26日，英国《卫报》曾撰文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灾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花旗、高盛等华尔街大银行的高管都是核心参与者。

国内外成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少数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了从现实出发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将现实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密切联系起来，与不同利益集团为追求经济利益进行的博弈、斗争联系起来，正视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将金融战争作为掠夺财富手段的现实。风靡全国的畅销书《货币战争》的宋鸿宾先生，从新型战争的高度考察金融垄断资本的博弈谋略，论述了金融垄断财团如何通过控制私有中央银行，操纵货币政策蓄意制造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掠夺财富，对发展列宁关于金融垄断资本的理论有重要意义。不少人仅将《货币战争》看作茶余饭后消遣的畅销书，其实，该书中包含着关于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的准确预警，倘若参透该书价值可帮助人们避免巨大经济损失，中国富豪惨遭美国大投行金融衍生品集体屠杀的悲剧，或许正是他们不理解、轻视《货币战争》价值所付出的代价。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恩道尔，以基辛格重视的控制世界的石油、粮食和货币武器为主线，撰写了《石油战争》、《金融海啸》等一系列著作，以丰富翔实资料揭露了美国全方位软战争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恩道尔先生曾在2005年撰写文章预见到次贷危机迫近，他还在2008年石油价格高峰期时指出其泡沫性质并预见到暴跌来临。

倘若有关部门重视宋鸿宾、恩道尔对次贷危机的预警，并且组织人力对“两房”的真实经营状况进行深入调查，而不是简单轻信美国政府和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和评级，就能更好确保中国外汇储备安全并避免蒙受巨大损失，中国众多企业就能避免轻信高盛并且签订一系列对赌协议，因石油价格骤然暴跌而蒙受高达数百亿元的损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罪名起诉高盛财团之后，欧洲金融机构也纷纷起诉、追讨高盛欺诈造成的损失，默克尔甚至声称将发动一场打击金融投机的“战争”，中国也应动员政府、民间和舆论力量追究高盛等美国金融机构，通过兜售次贷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这样有利于阻止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将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和大量失业的责任嫁祸给中国，挫败其将美国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情绪转嫁给中国的企图，挫败其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遏制中国崛起的金融战争，防止美国制造舆论为今后右翼政府上台推行更加强硬反华政策进行铺垫。

马克思曾预见到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将会演变为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6]，列宁也指出金融垄断资本必然贪婪追求垄断利润和世界霸权，其重要手段就是使   全世界的竞争者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7]，从事投机欺诈活动的金融天才将获得大部分利润，并且破坏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8]，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已经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帝国主义将会采取金融欺诈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以不现实假设为前提，完全不考虑包括欺诈在内等任何道德风险，还将考虑到现实存在各种欺诈的理论，统统贬低为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阴谋论”，因此，无法预见华尔街大量欺诈行为诱发的金融危机，更无法揭示美国施压背后隐藏的软战争谋略，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维护资本利益有意回避客观弊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当然更不应该回避研究在世界格局改变的条件下，金融资本操纵国家运用欺诈手段进行的金融战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客观考察垄断资本贪婪所诱发的种种道德风险，包括运用暴力手段发动战争谋求世界霸权，通过欺诈谋略掠夺财富并攻击国际对手等等，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

十年前笔者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曾指出，“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尽管泡沫维持和破灭的趋势同时存在，很难准确地预测泡沫膨胀何时发生逆转，但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最终是难以持续的，我国必须作好防范最坏情况的准备”。9美国著名金融评论家吉姆格雷特指出，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达到了二战后历次危机的十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规模，当前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也就是说为治病代价远远超过了疾病本身损失。[9]显而易见，判断美国经济衰退的病症究竟是好转还是恶化，不能仅仅观察一、两项指标的上升或下降，还必须观察为挽救病人采取了多少急救措施，采用大量输血换来脸色稍微好转并不意味着病情康复，美国为促使经济状况略显起色的代价正在激增，当美国经济严重依赖输血措施时根本谈不上真正复苏。2009年底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众多企业界、金融界的巨头谈论世界经济前景时，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危机并未消除而是仅仅被推迟了。有人认为宋鸿宾、恩道尔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升级的预测不准确，其实，这正是金融垄断资本具备一定程度的操纵危机能力，将制造泡沫和引爆危机作为金融战争武器之后呈现的新特点。恩道尔曾准确预见到次贷危机和石油价格暴跌的来临，但他同时也指出很难准确预测危机爆发的具体时间，因为，垄断财团暗中操纵着泡沫膨胀和破裂的过程，往往蓄意制造大量迷惑人假象再出人预料地引爆泡沫，这样有利于垄断财团诱惑投资者落入骗局并提前出货谋取暴利。

据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彭博新闻社报道，截止2009年2月，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出台的各种救市计划金额高达9．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美国政府8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巨大规模引起了世人关注，但是，这只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付出救市代价的一小部分，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收购不良资产等方式提供资金高达5．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的8000亿救市计划的六倍多。[10] 美联储向私人银行机构提供资金不需要征得国会同意，它承担了美国各种救市计划累计成本的绝大部分。据路透社2008年9月25日报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危急形势时，美联储一周内平均每天向金融体系注资高达1880亿美元。[11]美国注入巨资挽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将挟持政府注资救市视为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美国政府向国际集团（AIG）注入八百亿美元资金后，该公司的高层经理集体到海滨度假狂欢，尽显骗局得逞的狂喜而丝毫没有愧疚之情。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这就更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沉溺于虚拟泡沫经济。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利润更加依赖于投机赌博性交易，高盛的高风险投机性日均交易额达到2.45亿美元，同次贷危机前200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显示出美国银行业潜伏着比次贷危机前更大的风险。[12]

美国政府宣布2009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呈现较大幅增长，似乎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并进入复苏阶段，但是，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更多反映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状况，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失业人数仍在持续攀升，美国劳工部发布的10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失业率突破10%。2009年11月1日，美国拥有百年历史的最大中小企业贷款机构CIT陷入破产，标志着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其经营状况和偿还贷款能力仍在不断恶化之中。2009年10月，美国最大的商业房产融资公司Capmark金融集团，因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宣布即将申请破产保护，也反映了美国商业及其相关的金融业仍未摆脱严重困境。

尽管美国政府宣布2010年第一季度失业率出现了下降，但是，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和差距。2010年1月份，美国372个城市中有 363个城市的失业人数上升，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的27个城市之中，几乎所有城市的失业呈现恶化而仅有一个城市好转，这个城市恰好属于加利福尼亚失业最严重的城市，其失业率刚刚攀上27.3%的高峰后才出现小幅回落。据美国某些媒体分析，美国失业率下降同众多失业者丧失领取失业救济资格，以及长期失业人口丧失信心并不再寻找工作有很大关系。2010年6月26日，由于美国国会的延长失业救济期限的法案未获通过，美国有一百二十万失业工人丧失了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同时美国劳工部宣布上周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47万人，反映出同政府宣扬的经济复苏不协调的恶化就业状况。[13]2010年6月23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国政府购房退税补贴政策到期影响，美国5月份新房销量暴跌32．7％，跌至近五十年来的最糟糕水平，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经济复苏严重依赖于政府“输血”，一旦拔掉输血管病人康复的假象就会破灭。[14]

美欧政府的反危机政策是用新的债务泡沫挽救旧的债务泡沫，债务泡沫可以推迟却无法阻止最终清算日的来临，不断膨胀的债务泡沫最终将导致危机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1929年大萧条，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超过了1929年，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未偿付债务的总额是GDP的160%，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未偿付债务的总额是GDP的365%，而且随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陷入困境将会上升到500%，倘若考虑到金融衍生品未偿付债务总额还将会大幅度扩大十多倍，这就意味着美国蓄积的经济危机能量远远超过大萧条时期，正处于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巨大债务泡沫火山口之上。[15]人们深入考察一下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强劲经济复苏，就会发现美国媒体广为吹嘘持续数年的经济繁荣，其实也不过是虚假的次贷及相关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从广泛欺瞒世人的眩目繁荣到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充分揭示了泡沫性经济复苏、繁荣的不可持续性。

美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制造危机缓解和经济复苏的假象，促使经济危机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美国为挽救网络泡沫破裂仅仅发放了三、四千亿美元次贷，但是，2009年7月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表示，联邦政府各项挽救危机计划的总金额将高达23.7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增值，相当于2002年美国挽救网络泡沫代价的一百多倍，[16]这意味着当前美国注入巨资出现的危机暂时缓解迹象，并不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并恢复健康状态，而是通过债务泡沫膨胀蓄积着更大的金融风险隐患，下一次债务泡沫破灭时挽救危机的代价就会出现成百倍扩大，美国延续这种天量信贷挽救危机办法迟早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中国不应效仿美国的天量信贷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因为笼统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很大，难以有效甄别实体经济与楼市、股市的投机泡沫，倘若美欧泡沫经济破裂再次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国继续延续这种天量信贷政策刺激经济，就很可能同外部冲击发生共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为美国制造舆论嫁祸各国央行和主权货币提供借口。美国积极误导世界各国央行发放天量信贷刺激经济，其战略目的是准备利用民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惧，嫁祸各国央行并彻底剥夺各国的货币发行主权，推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为滥发货币导致美元衰败后继续控制世界金融作铺垫。

中国必须警惕当前美国滥发货币刺激泡沫性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效仿美国诱导各国央行实行的天量货币政策格外危险，美国制造的更大债务泡沫不可持续并且将会迟早破裂，更猛烈的金融风暴冲击将会引发国内外泡沫破裂共振，相互叠加形成远远超过单一泡沫破裂造成的破坏。中国还将面临宏观货币政策陷入失效境地的难题，中国继续扩大信贷可能面临恶性通货膨胀风险，紧缩信贷则会加剧国内外泡沫破裂共振的双重打击，届时中国应立即对银行存款实行通货膨胀贴息保护，防止广大民众的储蓄存款遭到通胀侵蚀甚至化为乌有，导致社会财富和购买力蒙受重大损失加剧经济衰退，同时果断实行严格的物价管制阻止输入性通货膨胀，实行谨慎甄别的区别性信贷政策严格抑制泡沫经济并大力扶植实体经济，等待生产增长足以遏制通货膨胀之后再考虑逐步放开物价。《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对于应对美国金融风暴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复杂局面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宝贵经验，避免受到西方加剧经济失衡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误导，防止中国陷入宏观调控失效和“衰退通胀”的两难困境。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宣扬的所谓经济复苏的泡沫性质，利用危机缓解的短暂平静时期抓紧调整经济结构，建立起常备不懈抵御西方危机冲击的经济机制，切不可盲目轻信美国经济复苏并收购美元资产，不可效仿美国诱发了次贷危机的滥发信贷失败货币政策，不可长期实行西方诱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财政赤字政策，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风暴来临。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工具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实施“缓和”战略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逐渐在全球范围流行，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推荐，其核心内容包括金融、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在战略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等等。十年前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曾指出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其实就是酿造金融和经济危机攻击国际对手的厉害暗器，中国应谨防“华盛顿共识”误导中国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笔者的分析判断为国际形势发展所证实，特别是阿根廷金融危机和拉美反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兴起。中国领导人出访考察拉美各国期间也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危害，中央指示加强研究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社科院专门成立了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汇集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课题报告和专著《新自由主义评析》，深刻剖析了“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弊端，标志着中国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17]

随着深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流行同美国奉行的国际战略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冷战时期迫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周边国家实行特殊政策，允许韩国、台湾等战略盟友推行国有化，通过政府干预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发展，但是，美国为维护垄断财团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限制其它他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府干预政策，不少拉美国家一搞国有化就被中情局策划政变推翻。为了遏制社会改良思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传播新自由主义作为对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如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堡垒的芝加哥大学，1957年—1970年在美国政府资助下为智利培训了数百名经济学家，智利前外交部长瓦尔蒂斯称此为“有组织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别国的惊人例子”。[18]

根据福特执政时期美国参议院调查披露的事实，为了阻止智利社会民主党的阿连德执政，美国政府、中情局和大公司卷入了策划军事政变活动。早在根本没有石油危机滞胀和“凯恩斯失灵”的1971年，中情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按新自由主义改造经济的详细计划，有意将智利扶植成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披露，“中情局合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19]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实质上是美国谋求全球利益的国际战略工具。[20]西方经济学的其它学派或多或少承认市场失灵，唯有新自由主义顽固拒绝承认任何市场失灵或缺陷，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和经济干预政策，可以为华尔街游说取消金融管制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诱发拉美、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酝酿美国金融衍生品和次贷泡沫膨胀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金融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政策武器，倘若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必然影响美国实施对华国际战略。2005年美国大金融财团深知次贷泡沫繁荣正逐步走向破灭，就加紧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销各种有毒资产，通过施压中国金融开放打开输出、转嫁金融危机的大门。时任美国前财长的前高盛总裁保尔森指责中国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动公关力量压制中国反对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就制造了中国高储蓄影响美国经济的论调，为今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将罪责推脱给中国埋下伏笔。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不知内情也配合推动金融自由化，指责反对“华盛顿共识”就会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某些经济学家还表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是赞成“华盛顿共识”的非国有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他们根本不知道“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获诺贝尔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实质上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让发展中国家下地狱”的误导政策。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给拉美、俄罗斯造成的灾难视而不见，还竭力阻挠国内了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实践失败的真实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某些学者在主张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也提出应该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和多党制，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美国对华舆论攻势的配角。他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靠独裁军事政变才在拉美推行开来，即使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党国际，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资本的极右政策，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21]2005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圣保罗宣言中明确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道路”。倘若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反而对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毫不知晓，对其危害采取一种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态度，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可能像俄罗斯一样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恰恰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维护受到举世赞扬的“北京共识”的成功改革道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受新自由主义侵蚀、威胁，防止中国重蹈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的灾难覆辙。

由于受到“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误导，有关方面完全忽视了美国金融泡沫趋于破灭的大量迹象和预警，甚至在危机迹象日趋明显后还大量购买两房债券，花费巨资收购濒临破产的美国投行、基金的股份，蒙受了假如重视关于美国经济金融战争的研究成果，吸取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教训就完全能够避免的不必要损失。由于在美国施压下人民币汇率浮动升值过快，数万家中小型出口企业因难以适应纷纷停产，同时吸引大量国际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潜入中国，在中国的股票、房地产、期货等各种市场上兴风作浪，通过制造各种投机泡沫和大涨大跌掠夺了大量财富，令广大股民、基民在沪深股指遭受暴跌中蒙受惨重损失，大大增加了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猛烈爆发后的今天，美国政府高官还竭力将金融危机的责任推脱给中国，警告中国不要背离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道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高盛亚洲区总裁还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不应放弃金融自由化和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自由主义是代表十九世纪统治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与之对应的是政治领域的保守主义政策，国际领域中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亚非拉民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流行，同样伴随着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崛起，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政策死灰复燃，摇身变为英美右翼政客公开鼓噪的“新帝国主义”，以及对亚非拉国家实施的隐蔽新殖民主义。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右本质茫然不知，误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搞极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同属“极右”，旧自由主义是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推崇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则是今日新帝国主义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国主义经济利益，倘若我们为了纠正以前“极左”的错误，将新自由主义误当作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所犯荒谬错误的“极右”程度，就好像为了纠正王明的极左错误，干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现这种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受西方的影响和误导，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2004年底，美国出版了一本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清晰地揭露了美国策划经济金融战争破坏别国的内幕。该书约翰·帕金斯的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国际金融顾问，但他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比中央情报局(CIA)规模更大、更秘密的庞大情报机构。CIA和NSA招募经济学家来充当“经济杀手”，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跨国银行、金融咨询公司、国际贸易公司、跨国制造企业等等。约翰·帕金斯以国际金融顾问的冠冕堂皇身份，穿梭往来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向当地的政府、银行和民间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暗地里却是扮演着美国“经济杀手”角色。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的目标和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建立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尽力让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流入美国，进入我们的大公司。我们以最少的军事力量投入，做到了最成功。只有到了万不得以的时候，政府才考虑动用武力，比如伊拉克。我们现在的‘美帝国’ ，不同于历史上的强大帝国，主要是以经济操纵别国，而非武力。‘经济杀手’ 无所不做，通过制造虚假财务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情和暗杀等手段，拉拢别国的精英”。经济杀手大量渗透厄瓜多尔、巴拿马等拉美小国，当然更不会放过中国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22]

约翰·珀金斯揭露的关于美国经济杀手的大量事实，表明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由大银行和跨国公司融合而成的金融工业垄断财团，仍然背后操纵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金融机构，通过扩大势力范围和建立全球帝国来谋求垄断利润，但是，随着核武器出现大大增加了发动战争的风险成本，传统军事战争越来越多为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所替代，采用武器越来越多从坚船利炮变成了误导性的经济金融手段，包括经济杀手惯用的经济模型骗术、游说公关、贿络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经济援助和贷款，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并竭力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特别主张取消政府金融监管的金融自由化化政策，诱迫发展中国家盲目开放为国际热钱进入敞开大门，通过培育泡沫经济蓄意酝酿金融危机，趁机打击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等等。由于美国花费大量金钱作为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伪装，通过各种基金会慷慨资助文化交流和经济研究项目，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已改邪归正发生本质性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和战争的理论已过时了，实际上，倘若人们揭开经济杀手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援助的伪装，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和贷款援助，其实就是当代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软战争武器，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乃是当代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新战争形式，也是垄断资本谋求超额利润和掠夺财富的新剥削形式，就会更加体会到马列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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