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博弈的根本是在于财富的再分配，这些财富的根本是维系你生存空间的资源，因此在全球通胀博弈下，货币的涨跌都是在金融虚拟的基础上的东西，而资源的流向，才是实体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说兴登堡凶兆，其中除了创新高和创新低的同时存在以外，麦克莱摆动指标（McClellan Oscillator）为负数也非常关键，该指标是一种市场广量指标，藉平滑涨跌家数差值制作而成。仅有少部分个股上涨的行情，是空头市场的特征。换句话说，持续一段涨势的多头市场，目前虽然仍处于上升的局面，但是下跌的股数已经大于上升的股数时，代表多头行情即将结束。反之亦然。现在的世界在08年危机以后这就是少量的发达国家的上涨渔利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被掠夺，印钞地区的通缩和经济发展地区的通胀，最终都会演变成为一种全球的通胀，在这样的通胀模式下谁持有货币谁被掠夺，谁多发行货币谁渔利，这一定是一个正反馈的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了固定的国际金融利益集团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兴登堡凶兆被应用于世界各国为主体的汇率、利率和货币购买力之上，反应的就是世界全球经济的全面下滑经济危机二次探底的凶兆，也是世界走入动荡的凶兆。
在世界全面动荡的时刻，各个国内的银行的竞争是博弈本国的货币，他们的行为和印钞要被国家央行所限制，但是国际间又如何博弈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有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但这也只是相当于国内具有垄断地位的大银行而已，国际的博弈完全是一个没有央行存在的金融时代的市场，这与央行体系建立之前的各国金融业竞争博弈的情况是相类似的，在那样的时代，真实地博弈就是利用货币博弈实物资源，中国古代的钱庄历来就有通过银票（类似于多印发的货币）博弈土地、粮食、丝绸布匹等等资源，而钱庄的生存的关键也是在于自己的资源储备，所有的钱庄东家同时还经营着土地、粮食、货栈、当铺，他们的利益来自不同战略物资之间的套利，他们资本的核心就是钱庄，而维持钱庄银票的价值还须要窖藏白银以备挤兑发生，在挤兑时钱庄需要的是真金白银和粮食布匹，而不是其他钱庄的银票，原因就是对于其他钱庄的银票在关键时刻人家刁难你，你就要完蛋了。而现在的世界各国央行之间的博弈就与这样的市场类似，所需要的就是促使实物物资进入自己的经济体，同时需要硬通货进行储备。美联储就储备了世界第一位的黄金，中国的黄金储备与中国的货币总量相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在金本位破裂，国际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波列以后的当代信用货币之下，并不意味着央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印钞，更不是仅仅可以通过印钞就可以对付银行的挤兑危机而不要储备！在没有储备的情况下印钞的结果一定是报复性的恶性通胀同时伴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在纸币印钞没有金本位的时代，老百姓拿着纸币恐慌性的购买商品就是一种对于央行体系的挤兑行为的新形式新表现。那么需要的贮备是多少？在金本位的时代衍生10倍也是很高的数字，我们的货币发行量与我们央行所需要的贮备资源的数量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关系，因此在国家拥有央行主导货币发行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战略储备也是应当与我们的货币发行量是挂钩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把握避免货币挤兑的发生。而对于西方的央行私有，所需要的储备就是控制私有央行背后的强大金融资本集团所能够调配的资源数量。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的就是巴塞尔协议的意义更大的是在于央行的印钞货币的信用安全问题，在于支持央行的储备与央行的货币发行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的金融资本在持有商业银行和持有央行、产业资本等等的资本来源和控制是同源和高度锁定的，他们对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是某种对于央行的货币发行限制，央行不会发行让他们自己的资本承受不了的货币量。而对于中国我们的央行和商业银行是名为国有高度锁定实际上又是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博弈的，我们的商业银行难以承受货币增加后的资本充足率以后，银行是大规模的融资把实业所需要的资金更猛烈的抽血的，各个商业银行增加资产的欲望是难以控制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效应。
在美联储为代表的背后是强大的西方资本势力，他们是由重大战略物资储备的，出资成立美联储的十二家战略储备银行后面的摩根、洛克菲勒等家族控制着世界的石油、钢铁等重要资源，而对于日本的银行背后的大财团，更是储备了大量的资源，日本的各种资源储备都是世界前茅的，就如白益民先生在《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中告诉大家的，现在日本是资源大国，要比中国的资源还要多。而对于我们的央行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在央行的自有资金由1999年12月末的336.8亿元减至2009年8月末的219.75亿元或累计减少34.74％的情况下，近10年来，央行的总资产累计扩张了5.18倍。其中，最重要或也是惟一具有实质意义的资产扩张发生在国外资产，其累计扩张幅度高达11.08 倍。我们看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央行总负债高达21.9万亿，以央行的自有资产来计算央行的资产只不过是负债的1%，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以巴塞尔协议来要求我们的央行的话，我们的央行的资本充足率是远远的不足的。而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进一步的就是不断的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规模，美联储的资产已经从几千亿美元扩张到二万亿美元以上，以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和资本的控制力来阻挡国家的金融风险。
央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是中国在通胀压力下的重大问题。我们可以说央行是国家的，国家有大量的资产可以注入，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国家的资产也有变现的问题，仅仅是央行持有的巨额外汇资产，要变现的抛售美国国债，也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这样的央行的资本充足率，所对应的应当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央行20多万亿的资产负债总额的背后，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我们至少应当有2万亿的战略物资储备，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家的战略储备金额与这个2万亿的差距是很大的，中国把一些油田不开采的储备是不能作为这样的战略储备的，原因就是在急需的时候开始开采是来不及的。中国刚刚开始筹备国家战略储备局作为专门的机构，但早在1939 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法案，开始进行全面系统的资源战略储备。在20 世纪末，建立国家矿产品战略储备制度的发达国家已经至少有10 个。原苏联也建立有矿产品战略储备，但其国家储备情况出于保密目的而未见披露。中国在国家的督促下仍然有大量的粮仓被开发了房地产，中国到底有多少存粮谁也不知道，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粮食是非常关键的。为了粮食安全，日本政府重视粮食自给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对外采用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方式，阻止外国农产品的进入，例如，日本的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而中国的粮食关税等保护非常少，被美国等土地资源丰富可以奢侈的大面积耕作的低成本农业冲击很大，将来发生危机中国的粮食安全系数也是岌岌可危的。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货币发行主要是依靠外汇占款的形式来完成的，这样的货币发行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发行的货币是必须与美元挂钩的，也就是只能是盯死外汇汇率的货币体制，一旦国际经济的风吹草动必然对于中国经济有极大的影响，在汇率波动的时候这样的影响是更巨大的，这已经不是外贸损失那样简单的问题而是中国国家经济整体的主导权交给了洋人，记得当年中国把汇率从人民币3贬值到5，在由计划与市场接轨使得人民币汇率稳定在8.3左右，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和货币发行不是被外汇汇率所绑架的，中国的经济金融自主权比现在要大得多。中国金融货币绑定外国货币，限制了中国金融的自主权，就是中国在新时代的西方殖民化，因为在过去殖民者需要的是实物的资源，要的是关税权、筑路权和矿山开采权，而当今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时代，这些权力可以浓缩到一个层面，那就是金融货币权。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中国从来都是钱、粮、土地相互作用相互挂钩的一个金融系统，在世界各国也是金融与地产不分家的。现在中国脱离了这样的体系发行信用货币也是要有问题的，各个地方政府储备大量的土地并且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取得大量贷款，这样的再贷款也是印钞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资源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并且造成被动印钞金融效应，这些土地资产的市场出动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也是极大的，中国的土地名为国有实际上全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地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博弈中央的不仅仅是房价更是房子背后的金融体系。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国家平抑房价的国家战略土地储备呢？让国家的土地储备与央行金融联动才是关键的，现在搞保障房没有背后的央行金融力量，靠地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国家没有土地储备，这样的土地储备不与央行的货币相挂钩，如何能够打压下来房价？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贷款的方式印钞造成货币流动性泛滥，国家又如何能够通过紧缩政策不顾地方政府的财政垮台？
我们看一下当今房价的暴涨，我们要更本质的看一下问题的原委，在这些年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暴涨的，房地产的开发与之是关联很大的，就算是土地的增值也是我们大力投资基础建设的结果，但是对于这样的暴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房价的平均涨幅与黄金、铁矿石、铜等等并没有脱节，这些大宗商品暴涨的背后就是美元购买力的大大降低，我们以外汇占款为主绑定美元的货币发行方式就是连同美元一起贬值。我们如果换一个参照物，我们要是以绑定国家土地储备、大宗商品价值等等为货币的信用来源，这样的涨价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元的贬值就显现了，我们的房价问题的本质还有就是金融货币问题，我们的货币参照物改变了。而这样的绑定土地和大宗商品的背后就是你需要央行足够的资源、土地的储备和控制能力，我们的央行没有这样的储备，就不得不借用美元的信用被美元所绑架。西方的金融家进入中国的银行体系成为战略投资者，他们为中国设计的金融体系肯定要参入他们的利益取向的，中国的海归为中国的金融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负面作用，这里不仅仅是他们在西方所学受到了西方利益主导下的学说的倾向性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还有个别人更是在这样的与世界接轨中看到了他个人私利与华尔街的对接点，一旦有了私心再聪明的人也会成为傻瓜的。
而更加广义的问题就是资源安全问题。而对于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关键就是在于央行的安全，现在可以做贴现和印钞的情况下，以往贵金属的挤兑银行是不存在的，而真正对于金融体系的挤兑就是我们的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的恶性通胀得不到控制，对抗这样的金融风暴所需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源储备，这样的资源储备是要与你的货币总量M2相对应的，如果没有这样多的资源储备，你的恶性通胀就难以避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特色，以贷款而不是证券为企业主要融资方式的金融体系，广义货币M2的总量肯定是巨大的，中国的M2总量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过程之中，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源储备不足，恶性通胀的风险就会梦魇挥之不去，因此我们要借助巴塞尔协议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我们的资源问题，来理解我们的战略贮备问题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于我们的金融安全问题不在于下面的商业银行而是在于央行和资源贮备，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保障，相对于我们的10万亿美元的M2我们贮备了2万亿美元，且不说这些钱又有多少是减值了或者是次级债危机后的垃圾债券无法表现损失了，起码这个安全保障是外国的货币，我们的安全实际上是被抓在他人手里的，这是新时代的一个国家丧失金融主权并成为金融殖民地的一种表现，这样的现实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因此在中国我们需要的就是建立中国的资源版图和金融的高边疆。
而对于中国超发货币要让它不贬值，最佳的办法实际上还是金融资产的实物化和增加更多的储备，比如将中国的土地资源变成国家的货币发行储备，把中国特有的稀土资源变成一种新的贵金属货币，这样就可以使得社会上超量的货币会储藏这些资源进入流通，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中国的金融系统的坏账是如何解决的，这样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我们的住房进行了改革，让原来非商品的住房商品化，这样按照费雪方程式：MV=PT （M 一一货币的数量；V 一一货币流通速度；P 一一物价水平；T 一一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 ）我们就可以看到商品多了所需要的货币就多了，物价水平就可以下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住中国的通胀，尤其是在央行已经超发货币的情况下，更需要如此。对于美国也是在超发货币的时候由金融体系创造出现新的商品——金融衍生品，还解决货币问题的，而所有这些都是要有足够的储备为保障的，而贮备掌握在谁的手中，你的金融权力就在谁的手中，现在中国的货币发行储备是外汇，是在外国人的手里，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就是被抓在外国人的手中，要把主动权变成自己控制，就要有自己足够的资本充足率，同时还要有与货币发行相适应的资源、商品等等的储备，中国国家的主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金融货币权必须在中国控制之下，而巴塞尔给我们的意义更重大的就是在于我们央行的行为和央行的储备。
现在的通胀实际上是产能过剩和资源紧缺的滞胀，通胀显示了巨大的不均衡性，而对于我们的流动性不均衡，就更需要有足够的储备，这样的储备对于紧缺的产品不均衡所产生的震荡可以采取微观调控的方式平抑流动性的变化避免投机过度产业被渔利，而中国的定价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央行本身也有义务避免中国的定价权被掠夺，央行有足够的储备的好处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可以与货币政策联动，同时以央行这样的储备是可以通过印钞来低成本完成的，而在中国现行的货币资产、存储属性为主的金融社会，中国的利率是不可能太低的，政府以财政自有资金博弈世界的定价权的成本是过高的，其流动性、即时性和成本性都比不上通过央行的直接操作，而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的美联储也在直接操纵金融衍生品，而这些衍生品背后也是对应着各种资源和渠道的资金最终要对应对于储备的，美联储的资金可以认为是无限的，对于机构的衍生品投机就被压制了，而中国央行在国内也是被视为资金无限的，美国能够操作衍生品中国央行就应当能够操作国家的战略储备，央行的操作涉及不同物资的战略储备能够更好的进行微观调控产业经济，避免国家的产业被外国所掠夺，因此对于央行而言在中国的经济意义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不仅仅在宏观，实际上微观更有意义，而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的借鉴意义在于这样的不均衡的程度，流动性的不均衡不超过巴塞尔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而央行能够有与之联系的战略物资储备，那么国家在流动性不均衡的动荡中金融体系价格体系就是安全的，巴塞尔协议更大的意义在于央行的储备率在于对于中国央行与战略储备关系的一个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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