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印经验比较
印 阿玛蒂亚•森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
丁启红译
本文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第15届研讨会上的演讲。文章主要提出了两点，一是经济的繁荣在何种程度上会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险、社会工作的建设，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二是社会发展中的关系必须得到经验的审查。文章对中国和印度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在1979年前在社会发展上取得远比印度更好的成绩，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很好地保持下去，不过，近些年中国又开始重视社会发展，这些分析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文章内容如下。
一
有机会在本次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的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我深感荣幸。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为促进世界社会发展这一重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济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但是，是社会发展而非仅仅经济发展才是人类进步的核心这一共识还有待提高。事实上，单从经济指标本身的增长来评估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一些社会焦点问题如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充足而负担得起的住房、基本社保等也对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的影响。进而言之，我们在社会中彼此怎样相处对于拥有自由幸福的人类生活来说尤为重要。
当然，“只抓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这一说法并不新鲜。事实上，亚里土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财富和幸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伦理学》的开篇，他对此就有了深刻的见解：“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并以他物为目的。”经济发展固然是我们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性价值，二是经济发展与繁荣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与派生价值，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但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有理由追求财富，但这只是因为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好，而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重要。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和能力，即我们必须过一种有理性的生活。
就像香港几十年来所呈现出的，以及中国大陆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后所展现出的，好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可以带来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足，摆脱长久以来的清苦生活。中国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与28年前实行经济改革时候的贫困人口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上的增长。然而相比之下，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拉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却并未能使贫困相应地减少。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追求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而应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以他物为目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人类生活的进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发展经济上，还要将眼光放长远一些。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在本次讨论社会发展的重大会议的开幕式上将此阐明，是我应尽的责任。
二
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视为条件性的或伴随性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可能从运作角度来讲是更重要的原因）。经济的繁荣在何种程度上会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险、社会工作的建设，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好的社会政策也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长久、富裕和充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对社会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达到的效果也是远远不及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及实践所能达到的成果。
中国在这两方面的经验就给我们上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课。就拿医疗来说吧，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战争年代，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但三十年后就不同了，即使是在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前，人均寿命估计也接近70岁了。那时，从经济上讲中国还是比较贫困的，但也就是从那时起，它就开始在卫生医疗成就方面与比它富裕得多的国家相竞争了。事实上，它向世界证明了，卫生医疗成就的取得并非离开了经济手段就没有希望，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中国早期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告诉我们：人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策，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当然，这些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的经济与后来相比要相对滞后。实行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飞跃，这在世界上也是令人瞩目的。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奇迹般地缓慢下来了！我们不禁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的人均寿命在逐步接近85岁（世界人口寿命的最高限）时，人均寿命出现增长放缓的趋势也是很正常的。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均寿命（1979年的68岁，现在的72岁）与日本、西欧国家，甚至是与香港相比都是属于中等水平的。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到导致增长减缓的社会原因上来，而不是将这种减速视为将要达到所谓的最高限的迹象。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人均寿命只增长了四岁，这一事实警示我们，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精力来重新审视和检讨我们所实施的社会政策！
去年我在北大的一次研讨会上也提出了我的这一观点，我从随后的热烈讨论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确已经被广泛意识到了，不管是普通群众，还是政策制定者。在那次会上，我很荣幸地聆听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一席谈话，他从社会层面就这些问题明确提出了很多看法，这些问题是中国想要保持它过去以来一直取得的成功地位所必须面对的。之后，我也有机会阅读到了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内部讨论的一些资料，了解到，比起过去二十年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所得到的关注要多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社会政策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与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关。也许，在解释中国在卫生医疗成就方面发展速度减慢的原因时，核心问题与中国在1979年经济改革后所实施的医疗保险私有化有关。当然，经济改革在解放农村生产力，建立灵活的工业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它也使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有效利用全球贸易和商业机会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先者。但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虽然一般而言是巨大的，包括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减少）却是大幅度下降，这很可能是由于突然废除全民性的公共医疗保险造成的。在改革前的年代里，虽然卫生医疗的质量通常会存在较大差异，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会被某一类医疗所覆盖，即使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它们依靠的是公社经济体制的运作。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减缓在时间上几乎与废除全民性的医疗保险的时间是一致的，同时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自费购买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也是一致的。
当然了，社会政策的变化是可逆的，许多迹象表明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公开讨论以及政策分析中正得到极大的关注。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政策问题值得我们在中国国情的条件下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次研讨会所关注的某些特殊问题，比如说社会工作的作用、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对所谓的“社会资本”怎样进行运作的理解、面向较为贫困的借贷者的小额信贷体制的运转，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从很多方面来讲，就研究政策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
三
对中国适用的经验有时对其他国家也适用，有时结果会更好。就拿对全民医疗保险的需求来说吧，它是一个普遍性的需求。请允许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印度的一些经验吧。在中国实行经济改革的1979年，印度的人均寿命大概只有54岁，也就是说比中国的68岁少了14岁。事实上，印度从1979年起，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为中国的3倍，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在人均寿命上相对于印度的优势减少了约一半，即印度的为65岁，中国的为72岁，印度的一些时事评论员对此深感骄傲。直到1979年，印度的发展速度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但1979年以后，当一系列政策导致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放缓时，印度却还大致保持着先前的速度，这就使得印度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由慢变快，赶上了中国。中印地位的相对变化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引进了什么新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改革的政策，而是当中国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变缓时我们印度却在缓慢而持续地增长。
由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这通常是因为直接受到中国经验的启发而改变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它也必须比以前更深入地来解决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在印度，不同的邦采取截然不同的社会政策，各邦之间的差异仍旧相当大。比如有着3000万人口的喀拉拉邦是印度发展最好的邦。就像中国还未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一样，喀拉拉邦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险。即使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50％以上的医疗保险需要通过自费医疗方式获得，但该州每位居民仍能从政府那儿得到可靠的医疗保险。1979年，喀拉拉邦的人均寿命是67岁，中国是68岁，但是现在它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均寿命大概是75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民医疗保险在喀拉拉邦被保留了下来，中国某些保留了同样做法的地区也取得了类似的良好成就（甚至比一些大城市的情况还好），但整个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考察死亡率的高低，特别是在最易夭折的年龄段的死亡率，我们能发现更加鲜明的对比。1979年，中国与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在安全条件下出生）都差不多，大概是3．7％左右，但是现在，在喀拉拉邦农村与城市加起来的全部人口中，婴儿死亡率只有大约l.2％（它在1％与l.4％之间变动），大大低于中国的数字（现在仍然约为2.8％）。如果这能代表社会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那么通过考察印度其他那些根本没有实施社会医疗保险，或者不具备良好公共医疗的邦，我们也就能发现其负面的后果。比如，在印度中央邦，婴儿死亡率竟达到7.6％，奥立沙邦、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数字与此非常接近。事实上，印度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国的2.5％高得多。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有些邦做得远远好于印度的平均水平，但有些邦的表现却比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差很多，喀拉拉邦1．2％的婴儿死亡率与印度中央邦的数字完全属于两个极端。
我很荣幸能够为迈克尔•马默特教授所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工作。
马默特领导的委员会一直在从两个方面关注健康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的各项成就和各种自由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成就和自由权利在大众中的分配公正性问题。在委员会中出现的争论告诉我们：仅仅从医疗权利的角度来理解人们的健康权利是不够的（虽然医疗作为影响健康成就的重大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都是很重要的），而应该从分享健康成就的权利或能力这一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待人们的健康权利（即这种权利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社会杠杆的范围之内），应该把所有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都考虑到其中，这不仅包括医疗，还包括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对追求健康、收入等的方法方式的认知的不同。
从马默特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我们已经得知：不平等是一切问题的中心，这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不仅健康成就的不平等是个道德问题（这在评估一个国家或团体时是必须考虑的），而且经济状况和社会自由本身的不平等对健康成就也有负面影响。处于等级制度的底层，被那些所谓的特权阶级呼来喝去的状况使得死亡率明显提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这些“失败者”的放肆行为所致（如酗酒或过度吸烟）。危害健康的做法看起来与在等级制度底层工作的不自由（即无力感）有着部分联系，但这种联系是重要的。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属于社会发展的主旨的一部分，从它对人们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来看，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因此，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对总体的健康成就及其在人们当中的分配都是不利的，而这两者也都是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四
从其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来看，广阔的社会发展领域是如此的影响深远和内涵丰富，以至于我可以继续谈论许多与之相关的不同领域。但是为了给大家留足讨论的时间，我在结束我的讲话前将选择性地谈一个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让我简要谈一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现在有不少的研究正在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贫困和犯罪之间的联系确实得到了大量探究。我支持这种关注，也赞成详细地讨论一下这种关系的本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它可能的形态。
近几年来，从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来解决贫困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好事。我们当然有理由强调这种关联，因为，贫穷的确能使一个人感到愤怒并绝望，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则是反抗、甚至是血腥的反抗所滋生的温床。这种强调往往把经济因素说成了社会犯罪失控的原因，许多社会评论家在想要不局限于只探究犯罪背后直接且显而易见的原因时，也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在探究犯罪的“根本原因”时，的确也包括经济上的贫困和不平等。因此，这种认为造成社会不满和混乱的根源必须从经济贫困中寻找的想法得到了社会分析家的广泛追捧，他们试图透过表面的和显而易见的现象去寻求原因。
这种看法还有另一种好处，那就是在为了消除贫困而采取大众性的协同行动时，它可以被用来发起人性化的——实际上是非常人性化的——政治和道德倡议。世界上那些致力于与贫困作斗争的工人倾向于从暴力与贫困之间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中寻求支持，甚至还试图从那些过于麻木而对贫困自身带来的痛苦无动于衷的人那儿寻求帮助。事实上，近几年有一种趋势日益增强，那就是以如下理由来支持各种消除贫困的理由，即消除贫困才是防止政治混乱和斗争的最可靠的方式。很明显，那些一般的身体暴力行为比社会不公平和对他人的剥夺（甚至是极端的剥夺）更惹人生厌和令人畏惧，特别是对那些上层人上而言。因此，如下做法是具有吸引力的，即能够告诉大家，包括富人阶层和上层人士，严重的贫困是会滋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是会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的。考虑到战争和骚乱的关注度以及大众对此的担忧，近几年，为消除贫困辩护的间接理由——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追求和平与宁静——已经成为了我们与贫困作战的宣传辞令的一部分，其方式就是援引社会发展的需要。贫穷和暴力之间共生和共存的关系使得我们非常自然地提出如下问题：贫困是否可以两次致人于死地——第一次是通过经济上的贫困，第二次是通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屠杀？
我们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关系是否强大到必须因为贫困与犯罪的联系而充分利用这一方式来提倡消除贫困呢？我必须说，从这一方面来看，整个情况是相当模糊不清的，至少有时在那些因果推理中假定的直接性就是模糊不清的。那种把犯罪和暴力的原因都归结于贫穷的观点是将经验方面的联系过于简单化了，这些联系远远不具备这种普遍性。这种关系也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而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更加复杂得多。更一般地说，经济还原论并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好方法。
在此，请允许我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去年3月我在纽约城市大学做刘易斯•芒福德讲座，题目是“加尔各答的文明”，这次讲座让我有机会对如下引人注目的事实进行了评论，即加尔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出奇的低，事实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它以相当大的差距在印度所有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占据着最低的地位。它的谋杀发生率尤其低。在印度，平均每个城市（包括所有的35个城市）的谋杀率达十万分之二点七，德里达到十万分之二点九，但在加尔各答，该比率低至十万分之零点三，同时，加尔各答的各种触犯刑法的暴力事件（包括对妇女的犯罪事件）的发生率也是非常的低。
考虑到加尔各答出奇贫穷的状况，如果说这一切显得有多么神奇的话，那它所反映的是我们思想的局限，而不是现实世界的自相矛盾。必须强调的是，加尔各答在消除贫困和改善物质生活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并不是有低犯罪率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离开政治运动以及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贫困并不是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暴力。
是什么使得贫穷的加尔各答的一般犯罪率，尤其是谋杀率如此之低呢？解释犯罪对于经验概括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存在一些看起来有启发性的合理联系，这些联系将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分离开来。我一直倾向于认为，加尔各答从如下事实中获益颇多，它的种族实现彻底融合的历史相当悠久，在那里，邻里之间不存在其他城市——无论是印度还是其他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种种族隔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理解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许多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今年4月去了南非，在考察南非的高犯罪率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其中一些犯罪活动与当地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产物有关，不只是种族对抗的遗留物，还包括那些隔离开的邻里关系以及因经济原冈而分裂的家庭所带来的糟糕后果，这些都与种族隔离政策并存。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行了种族混合生活制度后，混合生活区还是会直接导致犯罪的发生。我本人也对巴西如此高的谋杀率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在这座城市里，精彩的狂欢节把人类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可否认，尽管我对加尔各答的异常低的谋杀率和犯罪率是有一些推测，但是我其实很清楚经验联系的复杂性及其松散性和稳健性，以至于我完全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的是，在贫穷和暴力之间寻找一种普遍而直接的联系这一倾向是很难维持的。这看起来像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简单概括，但经验事实并没有证明它的准确性。
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等同于否认贫穷和不公平与冲突和斗争有着深远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还需要通过我所谓的经验的刚性的调查和评估。事实上，为了对社会发展做出有效的概括，经验的刚性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应该被引诱而放弃它，不应该被那些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看似合理的联系所鼓动。就像谋杀和其他犯罪活动的发生率所表明的，鼓吹我们所谓的“经济还原论”这样的诱惑是极具误导性的。还有，即使断言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能帮助我们消除贫困，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倡导正义的事业而利用这些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假设性的联系。社会发展作为一项课题需要比这更加确切的标准。
更概括地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平等和贫穷带来的非正义会让人忍无可忍，而贫困带来的苦难也会让人恼火和愤怒。显而易见，我们有理由认定暴力与贫穷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举个例子，很难想象法国2005年秋季爆发的政治暴力事件与这个国家某些地方遭到经济和社会权利被剥夺的人们没有关系，那些人一般居住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郊区，感觉自己待遇差，被人忽视。但是如果仅仅把这次暴力事件看成是由贫穷引起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法国，穷人和富人之间通常由经济来划分，但经济差异和与文化和移民有关的社会及种族差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对于贫困研究而言，探求不同范畴，例如经济、文化、种族之间的一致是极其重要的。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率先这么做了，他在《国富论》中谈到了社会环境与社会不同群体所拥有的那种被剥夺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探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继续亚当•斯密两个半世纪前所说的：捷径已不再适用了。
五
为了留足时间讨论，我想我必须结束演讲了。今天，我一方面提出了有必要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到了有必要深入考察那些使得社会发展变得如此重要的联系。我们要避免两种危险的假设，哪怕是暗含性的假设，一是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人类生活和自由的发展，二是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显而易见到无需要经验检验就可以被引用。关于后者，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看到对社会关系寻根究底的研究的成果而感到惊讶。事实上，经验的刚性对于审视社会发展与对于研究经济发展和进步一样重要，而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已经在进行中了。
我先前所提到的关于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观点又使得进行寻根究底的经验性审查的必要性显得尤为重要。在前面的讲话中我就说过，这个世界从过多关注经济发展而脱离社会发展中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因此在制定政策和促进社会关系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所改进。但这种改进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经验性审查和评估，这一差距必须得到填补。我相信，我所阐明的关于健康、长寿、犯罪和谋杀等问题的观点一定会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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