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子行业的“航母”梦

发表于2009年第12期《农经》杂志

　　种业“航母”梦

　　本刊记者 卜祥 降蕴彰

　　航空母舰，国家最高新作战武器的象征。谁拥有了它，谁就可称保持对某一海域的控制力、影响力。

　　眼下，我国种子行业也希望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型企业。

　　11月26日，广州，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种业高峰论坛（下称“种业论坛”）上，中国种子集团公司（下称“中种公司”）副总经理田冰川向业内同仁发出“联手打造中国种业航母，共同推动中国种业升级发展的邀请”。

　　业内一直认为，谁掌握了种子，谁就掌握了人类生存链条的最上端。种子居于农业生产链条的最上源，始终是农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优良种子对农作物增加产量和改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在中国耕地不断减少，只能靠提高单产来增加粮食产量的宏观背景下，国内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种业的发展也显得空前关注，有激进人士甚至将种质资源与国家主权连在一起。他们指责中国种业开放过度，并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给中国的种业带来的灭顶之灾。

　　有识之士的呼吁，激进人士的直言，相应地，中国种业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今年３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将一份“中国种业调研报告”，呈送至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该“报告”指出跨国种业公司正在加紧研发布局，我国种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赵刚告诉《农经》记者，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超过７０家，主要从事蔬菜和花卉业务。甚至认为在出口型蔬菜生产基地，国内种子品种面临全线失守，全军覆没的困境。并担心跨国公司整合之后，会鲸吞我国的大田作物种子市场。

　　担心我国缺少前瞻性意识，使我国农业发展上受制于人的观点很容易得到媒体的渲染。

　　袁隆平在11月25日于广州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种业高峰论坛（以下简称“种业论坛”）在接受参会记者集体采访时也表示，种子安全因为涉及到专利技术而被国外公司所控制是麻烦事。

　　现行的政策规定，国外种业公司与中国本土公司合资时，最多可以持有４９％的股份。但是，有一种算法认为，如果像杜邦先锋在中国的每一个合资公司都占股４９％，累积在一起，该家公司就成为中国玉米种子业的最大股东。

　　正是意识到很多中国同行将跨国公司视为“敌人”，在种业论坛上，孟山都中国区总裁杜尚在演讲中强调与中国同行们共同建立“合作网络”；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书库强调种子产业是一个非常高度本地化的产业，种子离不开所在的区域。

　　先正达中国区总裁张德忠在回答《农经》记者关于公司在华所占市场份额时，用大拇指掐住小拇指的指尖，示意份额很小。

　　但是，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国内一些种子企业抱有信心。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雷总提示《农经》记者表示：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新品种的研发能力。在这方面，本土企业未必会一败涂地；关键是要迅速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解除制度上的束缚，整合好现有的资源，形成企业自己的研发能力。

　　对未来中国种业抱有信心的除有万向德农这样的民营上市股份公司外，更有“国”字头种子集团--中国种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种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田冰川在接受《农经》记者采访时表示，3-5年内，中种公司要挤入国际种企前10强，实现销售收入20亿人民币，要成为中国种业的“航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邓光联、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玉米中心主任张世煌等人均对《农经》记者表示，中国种业需要打造3至5家“航母”企业。

　　“航母”企业被业内赋于了提高本国公司的竞争力，与国外种业跨国巨头竞争，提高种子产业集中度等责任，最重要的是加强国家对于种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为我国的粮食增产服务。

　　田冰川说，中种公司将通过建立产业战略联盟、建立中国种子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等方式打造中国种子企业“航母”。这将会编入12月定稿的中种公司三年发展规划之中。

　　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中国种业打造航母的梦想由来已久，只不过中种公司的战略或许可以让这个梦想变得真切。因为中种公司是“国”字头，又属于世界５００强中化集团成员企业。如果国家真的需要一个种业航母，通过中种公司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由梦想到现实，不会需要太长时间。

　　与一般种子公司只与一个部委有良好的关系的情况不同。中种公司与农业部、科技部、国资委等的相关主管部门都有良好的关系。它是国家九部委联合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是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政治资源上的优势。

　　“在中国的环境下做航母，不是说做就做的，把小舢板连在一起，还是小舢板。”也有人这样对《农经》表述。

　　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统计分析，近10 年来，良种在全球单产提高的作用率占25%以上（美国已占40%）。种子将成为今后国际农业竞争乃至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

　　2000 年以来，我国种子市场保持着年均5%的复合增长率。在2009年11月25日于广州举行的种业论坛上,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种子协会会长万宝瑞表示，随着种子产业化和商品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种业市场，种子市场价值已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亿元左右，远超过业内分析师的预测。

　　包括万宝瑞在内的与会者都认为，未来10年，中国种业增长潜力显著。

　　更有人预言，不久，我国的种子市场价值会攀升到1000亿元。围绕着一蛋糕，打造中国一流的种子企业已成种业绕不过去的任务。

　　但是，中国航空母舰型种企的出现之路上还有多少障碍需要清除？这是业界需要直面的问题。

　　上篇：国企“航母”战略

　　中种公司，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农业部种子局基础上成立。得益于种子局的基础，这家公司很快速成长。

　　1985年，国家实行种粮脱钩政策，中种公司种子产业随大势有长足发展。1988年，中种公司与全国种子总站分设，机构、职能、人、财、物完全分开，成为农牧渔业部部属企业，完成了职能的转变。

　　1995 年到2000 年，国家开始实施“种子工程”，逐步推动种子市场向市场化发展。

　　1999年10月公司与农业部脱钩，成为中央企业。2003年公司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

　　张世煌认为，这家公司在２００７年之前，只是一家会赚快钱的公司。本身研发的能力并不强，大量购买国外公司像ＫＷＳ、利玛格兰等公司的品种，销往国内。

　　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种公司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重组，成为其全资子企业。种子公司并入农化公司，与国外种子巨头杜邦先锋、孟山都形成相似架构。

　　赵刚质疑中种公司并入中化集团之后，由“国资委”的儿子变成“孙子”，导致中种公司的竞争力下降。

　　2008年，中种公司业绩被隆平高科、丰乐种业、登海种业反超，跌至行业第四。

　　更有人质疑，中化集团是贸易起家的公司，擅长进出口贸易，尽管也经营农药化肥等业务，但对种业的研发、试验、成果推广和应用并不擅长，也不愿投入研发经费。

　　但是，张世煌认为，自从并入中化集团后，中种公司有了变化。主要体现在整个公司人员素质的提高上，从而管理上也有了变化。张世煌对《农经》记者说，非农资本进入种业是对种业的一种提升。

　　目前该中种公司公司主要在玉米、水稻、蔬菜油料和棉花种子具有相对优势。

　　2009年底，中种公司制定三年规划，对集团发展提出新战略。

　　而身为中种公司负责战略的副总经理，田冰川近半年一直很忙。

　　目前市场上，中种公司是惟一“国”字头企业，也是惟一宣称要做整合者的种子企业。

　　田冰川与中种公司战略投资部奔波于北京、西安、武汉、三亚、广州之间。

　　8月末，《农经》记者向他表明了采访意图。他说，中种公司在资本并购与技术投入方面将会有新的动作和规划，这些都将写入中种公司新的三年战略当中。这个规划将在１２月初拟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在广州，《农经》记者又一次见到田冰川。田冰川直言，我们国家对于种业，应该像造大飞机一样。国家要下大力气投入。要下大力气把国家级的种业航空母舰给发展起来。如果不下定决心，再过10年，我们还是会落后于人，而且可能落后更多。中种公司是最大的种子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本身就要承担社会责任，是主力军，和国家队。国有企业要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这方面中种公司的责任重大。

　　也有业内人士担心，中种公司宣称整合，会不会造成种子行业内的“国进民退”？王雷希望所有的整合都是利用市场化的手段。

　　并购难题

　　在中种公司的网站上，中种公司公开宣称其战略定位是成为中国种子产业升级的积极推动者。

　　中种公司战略投资部总经理王晓明对《农经》记者介绍，中种公司从去年起就实施了春雷计划，计划并购适合的种子企业。

　　“中种公司做为种子产业升级的推动者，并购重组是必要的，从国外经验来讲，是全球种业前10强的成功经验。”王晓明对《农经》记者说，“我希望企业明白，不改变，像过去那样的好日子不能长久。只有强强联合，实现产业升级才有活路，才能参与到国际化竞争。推动产业发展。”

　　与十年前相比，目前我国种业的资本多元化有利于种业整合。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后，各类民营种子企业纷纷成立、外资种子公司进入我国。

　　王晓明介绍，中种公司下一步的并购工作将与中种对于国内粮油主产区不同品种的战略布局相配合。

　　水稻，主要着力于长江中下游发，玉米着力于东北、黄淮海和西南地区。小麦则着力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花侧重于黄淮海流域。而油菜则侧重于长江流域。

　　中种公司兼并重组的对象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研发基础的企业，最好能在区域具有领先地位。“公司本身要治理的好，纯粹。”王晓明说，“至于对于并购对象现在的财务状况，并不是最主要的考虑指标，从长远看，要能支持中种公司对于产业的控制力度。”

　　从企业的成长来说，并购是外延式开发。我们国家种业高度分散，管理上难度很大。根据国外的经验，种子产业走上集中之路是必须，政府和企业都需要种业能够提高集中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种业的并购整合时代已经来临。”王晓明说。

　　据奥瑞金种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介绍，国际上，以农化和生物技术为背景的企业纷纷涉足种业形成了眼下种子公司的局面。这些公司以种业为载体，连带着实现化肥、农药等产品的一起销售。从而形成种子与农化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

　　王晓明告诉《农经》记者，农化类企业与种业企业结合的好处是，让种业能够按照工业化的规模化、标准化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方式来做。另外，从市场营销的方面，也能把现代市场的经营管理机制带到种业中来。

　　他认为农药、化肥和种子，都是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必要的部分。所以，农业的综合能力比较强。而且农业板块，是中化集团是中化集团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化集团和中种公司的重组，是对于我们种业一个极大的促进。对中种公司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刘平认为，这样的架构更有利于公司取得销售利润，占据市场份额。从种子开始，选取适合的农药和化肥，本身就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扩张。

　　据张世煌透露，当初，中种公司并不是中化集团惟一考虑的并购对象。中化还看中了另外一家种子公司。只不过最后并购没有成功。

　　在中种公司未来的规划当中，当然也包括运用并购手段来实现中国种子产业的升级。背靠在化工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中化集团，并购相对于中种公司来说，更富有空间。而田冰川本人，正是做战略规划出身，他原先正是在中化集团战略规划部任副总经理。

　　在杨凌国际种业合作研讨会上，他着重讲述了种子企业利用资本并购和研发投入来快速壮大公司。

　　但是，田冰川对于未来并购大计是讳莫如深。坚持并购者一贯的少说多做的作风。

　　王晓明则对《农经》记者说，“并购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就像谈恋爱，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同时也需要股东单位的支持。但关键是创造双赢。”

　　就并购本身而言，种子产业自身的特点是轻资产型。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和品种，种子企业一般很少重型设备和资产。这个特点导致种子企业并购相对于其它产业来说更加容易操作。但是风险也高。

　　国内的机制和历史决定了中国种子企业数量多，登记注册的有8000多家。做得好的企业，很多一部分不愿意当“凤尾”；而做得不好的企业，又有严格的缺陷，不适宜并购。这是刘平对于并购的认识。

　　并购有难度，王晓明对此有认识，他认为并购的成功很难靠一方力量做好。毕竟不是恶意收购。

　　具体要并购多少家企业，“目前还不好说。但是对于重点区域的龙头企业肯定是考虑对象。”王晓明说，中种公司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种子产业的集群。

　　对于并购，孟山都公司发展的历程最容易被人提起。下表中列出了孟山都的并购大事。

　　2009年11月26日下午在广州，孟山都中国区总裁杜尚先生在接受《农经》记者采访表示，最近一年销售收入约在110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约有10亿美元。而在2007财年公司的销售收入为85.63 亿美元，净利润达9.93 亿美元。

　　孟山都的并购之路，给中国业内很多人的启示是科技创新和并购重组是种业公司变强变大的必经之路。

　　牵头战略联盟

　　中种公司打造业内“航母”的第二个战略是以种子国企的身份，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种子企业战略联盟。

　　田冰川告诉《农经》记者，中种公司响科技部的号召，正在组建惟一一个国家级的种业战略联盟。全国很多一流的科研院所，包括全国种业前50强里面一些比较优秀的企业，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种子协会都准备加入这个联盟。

　　据介绍，中种公司组建的战略联盟分为七个专业组。分水稻、玉米、小麦、蔬菜、生物技术等等。这七个专业组，现在已经有了章程。参盟的机构都盖了章。田冰川说，到11月下旬，已经有53家企业机构加入。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像一些上市公司。科研单位包括一些农科院的主要植物所，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签了约的联盟相关文件已经报到科技部了。”田冰川说。

　　田冰川向《农经》记者大致述说了未来战略联盟的构想。“第一，是大家确定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中国种业产业的升级，要提高种业的集中度，要使种业升级。第二，在共同目标之下，分成七个专业组，在每个专业组下面，我们设定了不同的项目。比如，在水稻方面 ，我们该怎么做。在玉米育种方面，我们又该怎么做。我们要把基础性的研发、应用型的研发和产业转化相结合的一个纽带。”

　　刘平认为种子公司太多，靠大鱼吃小鱼是个解决办法，但我国缺少这种文化，大家都不想死。因此建立种业企业战略联盟就有了必要性。在现行条件之下种企做大做强、要与发达国家的种业巨头相抗衡，就必须或者兼并或者联合、整合资源，因为零星分散的小企业是难以建立和支撑从资源到品种的育种创新链。

　　但是，对于联盟的核心驱动力，张世煌表示怀疑。他认为，现在的各类联盟都不是什么新事物，包括登海种业也在搞在区域性的联盟。但是，联盟能起到什么作用？怎么避免联盟不成为一群“乌合之众”？

　　万向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是好几个联盟的参与者，包括中种公司的联盟。但是，公司常务副总王雷告诉《农经》记者，他对于联盟的章程基本没细看。“有些联盟来了，我们也会参加一下，但是没有发现联盟具体办过什么事。”

　　这暴露出联盟的种种问题。

　　刘平认为，中国种业的现状只适合搞战略联盟，其好处在于，目前的种子企业只能在育种、扩繁、生产、销售、推广等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具有竞争优势，而不可能在所有环节都具有竞争优势。通过战略联盟，成员企业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合作方的核心能力和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成员企业又贡献出自己独特的能力和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

　　田冰川认为中种公司在国内产业转化能力最强，而科研院所，有基础研发和品种研发的能力，这方面他们比种子公司强。

　　如何将这两方面结合，成立战略联盟就是一个办法。

　　在田的设想中，种子公司在与盟友合作，确定品种和领域之后，中种会出资金，把科研项目落实到具体的科研机构中去。成果由中种公司公司转化，转化之后，利益共享。科研院所能等到科研资金的反哺用于科研。中种则把好的研发成果实行转化。

　　他同时希望随着战略联盟的加深，可以逐步探讨更好的合作方式，比如资本层面的合作。

　　现实当中，各种战略联盟却未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对此，刘平建议，战略联盟由种业公司来整合最好，由他们联合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加工公司、育种公司一起，做到各负其责，共同分享产业链上的利益。加工企业可以通过订单农业的形式联合种子企业、种植者。他认为，订单农业只是一种方式，具体用哪些方式可以探讨。关键是照顾到农民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如果能这样，就该放开思路去尝试。

　　巨资投入创新

　　中种公司打造业内“航母”的第三大举措，是计划投巨资来做研发。

　　农科院研究员孙东升总结种业现状为：“中国种业没有核心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种，研发能力不强。”并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在《种子法》颁布之后，没有多少改变。

　　2000 年《种子法》颁布以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办法来规范和促进种子行业发展，可以说，种子行业面临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

　　但是，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平在种业论坛上尖锐指出：种业企业育种创新能力低。而育种是种业企业的生命，品种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他认为，我国种业企业大大小小8000多家，多以产、销为主，育种的材料、人力资源不足，无力投入或者根本就没有育种投入。拥有自主品种权的企业也就100多家，目前的申请量占1/3，许多企业还是买的申请权而得到的品种权。

　　我国拥有科研能力的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科研经费投入平均不到销售收入的1%，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而目前发达国家的种业一般为8%-12%。

　　与国内种子企业投入研发资金少不同，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十分慷慨。

　　刘平指出，孟山都2008年研发资金为9.8亿美元，先正达研发资金为9.69亿美元，分别占其年销售额的8.6%和8.3%。

　　反观我们国家，整个转基因重大专项的投入大概只有250个亿人民币。两相比较，我们投入比较小。在企业层面，更少有投入上亿做研发的。

　　而目前，我国共有持证种子经营企业8000多家，其中有效经营区域为全国的育繁加销一体化的企业也就80多家。

　　研发能力不行，已是共识。但是对于谁该成为研发创新的主体这一问题，在国外很明确是企业，但是在国内却并不为人内心所接受，中国有特别的科研研发体制，受历史影响，中国的研发资源很多都集中于研发机构。

　　对此，王雷很是愤慨。他对《农经》记者说，“现在还有人质疑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其用意何在？”

　　田冰川认为，中国种业的发展比较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入太少。中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种业集团。２００７年经国务院批准与中化集团重组之后，在整个农业的投入品方面，正在按照工业化流程化这样的一些理念来进行种业的升级。

　　在科技创新的投入方面，中种公司总农艺师刘杭在中国农业产业化年会上表示，在北京北七家，中种公司计划投入７个亿建设中国种子生命科学中心。此举已获中国国家科技与技术部科学支持计划的资金支持，其目的正是要提高中国种子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追求孟山都公司。

　　田冰川向《农经》记者透露，中种公司正在立项建立一个中国种子的生命科学中心。在北京北七家那边是总部，在武汉、三亚我们还要建立分中心。所需投资在固定资产加上设施投入方面大概有6-7亿的资金。这些投入，一方面来自中化集团和中种公司，更主要的钱来自于后续的运行资费。每一年的科研投入。我们算了一下，20年，可能投入80至100亿元。

　　另外，据田冰川介绍，中种准备招聘一些行业内高层次人才，响应国家千人计划号召，纳入国家千人计划。从人才给创新以动力。

　　而中国种子协会的邓光联在种业论坛上则希望能够扶持龙头企业。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要求，鼓励和支持种子企业逐步成为种业研发创新主体。

　　但是，种业的科研不是一个当期就可以产出的项目。投入周期长，风险大。如果完全靠企业自己投入，很难见速效。

　　因此田冰川希望国家能够把一些育种项目纳入国家的重大专项里面，然后能得到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

　　田冰川给出的理由是“种业是国家的一个大事，是关系到国家命脉、产业安全的大事。中种公司又是完全国有的企业，需要国家和国企携起手来，一起把科研的事情做好。”

　　据了解，中化集团去年是3000多亿的销售收入，80多亿的净利润。而整个中国种业的一级的批发市场价值，约在300亿。全部的市场价值算500个亿，约占中化集团一年销售收入的六分之一。

　　田冰川对于外界认为中化集团将中种公司当作“提款机”表示不理解。他举例说，中种公司这次成立中国种子生命科学中心，正是利益于中化集团下的大决心。种子研发的持续投入很重要，半途而废不行。

　　而中国种子生命科学中心这么大的投资研发目前还没有。中种公司背靠中化集团，研发的投入平添了许多底气。

　　“另外我们在全国还要建立82个种子筛选平台。并建立育种站。使这些形成一个网络。”田冰川对《农经》记者说。“这个计划我们正在报批的过程之中。作为重大项目，需要报国资委批准。”

　下篇：“航母”海域迷雾

　　长期以来我国种业研发与产业化相互脱节，产业链分割严重。张世煌说，关键是要把现有的资源激活，整合。整合的目的是把中国的种业产业链打通。他认为打造中国种业“航母”决不是新的闪亮口号，中国种业之所以难以产生“航母”，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有利于企业在竞争中发展的市场机制。

　　而国内种业的现状是，大企业、小科研，大科研、小企业，大科研、小作坊。如果不把造成这种局面的障碍给扫清，不修改相关的政策，不改变思路，中国种业“航母”即便新鲜出炉，可能只会是“拉郎配”，无法与国外种子企业竞争。

　　否则，中国的种业“航母”仍然会是个梦。

　　提高种业门槛

　　对于中国种业的产业集中度提高问题，田冰川这样给《农经》记者算了一笔账。

　　“要打通种子的产业链，航母型企业的现阶段投入至少需要100个亿。中国种子市场价值目前大约有500亿。未来几年，随着种子商品化率提高，可能到800亿，直到1000亿。如果你要做到10-20%的市场份额，最低需要100个亿。”

　　2008年种业上市公司登海种业、隆平高科、敦煌种业、丰乐种业全年种子营业收入分别为4.17亿元、10.91亿元、11.1亿元、9.41亿元。

　　田冰川认为，中国的种子公司没有一家在总市值地占到5%的。这个产业相当分散，这就是问题。

　　以1000亿来算，比起整个消费类产业，比起工业类产业，还只算是小产业。

　　田冰川认为但是它带动的整个农业生产和加工，带动的消费，是相当庞大的。所以，种子产业是一个龙头，不要看这个龙头是500亿，还是1000亿，它带动的可能是几千，乃至上万亿的整个农业产业链。从种植产业链到加工产业链，它呈几何级扩张。如果从一开始的种植业的产业链中，就没有一个产业的集中度，那么后面的产业化程度也将会受到影响。

　　张世煌也持同样的观念。他认为中国种子产业属于基础产业。而其后的种植业，也应该属于基础产业。而农产品加工产业则是支柱产业。至于战略产业，则要归通信、能源等产业。但他同时认为，粮食总体来说，关系到人的吃饭问题，应该属于战略产业。

　　也许正因为种子产业的市场价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中所占甚微。所以国家层面对于中国的种子产业没有一个相应的产业政策。

　　但是，对于基础产业，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需要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张世煌对《农经》记者如是说。

　　一般来说，一个产业总会有一家企业占有10%或20%的市场份额。如果没有，可能就有问题。

　　“即便正常的优胜劣汰，最后得到的结果，也是产业集中度的适度的提升。孟山都、先锋，这些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是很高的，加在一起会超过50%。在玉米和大豆里面，都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家占有份额过5%的，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资金和销售收入应该超过100个亿。如果达不到这个地步，你说中国的种子产业怎么提升？”

　　田冰川在反问《农经》记者之后，呼吁国家尽快出台相应的种子产业政策。他希望在产业政策中明确地提高种子产业准入门槛。

　　而张世煌更直接，他要求《农经》记者呼吁大幅提高育种公司的准入门槛。并希望将国家级的种业航母公司的注册资本提升到１．５亿。而且只准有３至５家这样的大航母。２０至３０家区域性的大公司。７００至８００家小公司。其余的，都转化机制成为分销商。

　　作为政策指导，一方面是在提高门槛的同时，一方面下放权力，比如将品种注册审定权下放到公司。使大公司有一定的自主权。

　　而我们国家的种业现在的大问题是，科研单位办公司。这是张世煌非常不赞成的。

　　而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中国的种子公司多达８０００余家。这其中大部分公司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掉。

　　另外，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等传统也影响了中国种业的优胜劣汰。更有一大批企业与地方农业管理部门在利益上纵横交错，难分难割。更是增加了产业集中度提高的难度。

　　如何解决这种局面？

　　田冰川在接受《农经》杂志采访时表示，“各个部门要多参与，但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件事谁来牵头？国家有中央农业工作办公室，像这样的机构来牵头，可能会更好一些。用国务院的名义，提升到国家层面，而不是一个个部门的层面。”

　　破除双重利益取向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邓光联在种业论坛上说，我国有400多家公共科研院所从事农作物种子研发工作，人员5万多人，机构庞大、人员众多、负担很重。

　　但是在张世煌看来，扼制中国种子研发活力是其实不在人员数量，根本原因在于因为体制改革不到位。已经围绕中国的研发机构形成了双重利益取向。

　　身为农科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张世煌对于双重利益取向的危害感触尤其深。他说，拿农科院玉米方面的研究来说，一共有３个课题组，一个组可以得到国家的科研经费４万元。但是相当一些科研人员，一边占着公共的研究经费，当作福利。另一方面，又去揽市场上的研发经费。混淆了公共基础研究与竞争性私人研究的界线。一身兼着二着身份。这样的结果是，在玉米育种研究方面，现在连一个能写起码的有水平的研究论文的人都找不到了。相反，在水稻等公共基顾研究尚沿续的科研机构里，别人的论文水平相当高，常有新的成果。

　　“所谓的改革，已经导致有些课题组只有一个人的局面。而为了继续申领科研经费，一些人不得不走“捷径”，走“改良”、“微调”的种子。这样的结果是，多少年来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同时，因为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有着远低于商业育种的成本，也扼制了国内种子企业在竞争性的育种上的投入。最终科技改革走了一半的路。

　　邓光联认为，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3%，只有个别企业达到8-10%。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公益性研究和商业化研究的主体和分工不明确；国家投资育种项目，其研究成果缺乏效益最大社会化的机制。

　　他同时指出，从基础研究看，面向社会的公益性基础研究严重滞后，科研追求“短、平、快”；从应用研究看，缺乏统一布局和资源的有效整合，育种项目多在低水平重复；项目缺乏明确目标，脱离生产实际需要；育繁推相互脱节，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

　　刘平针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药方是，完善国家投资机制。在公共经费投入方向上，对于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突出科研院所主体地位；应用性研究和竞争性研究要逐步加大企业的参与力度，加快技术的产业化，不断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国家投入研究成果社会共享和利用机制。

　　而实践证明，排他性的独占权形成研究投资回报机制，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投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在科研投入中既有公共资源又有私人资源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公共资源投入的形式和数量，又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如何解决公共投入导致科研竞争的不公平挫伤私人机构研发投资的积极性的问题，从而避免对私人研究资源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这样是我国种业蕴育“航母”之前必须解决的体制问题。

　　尾声

　　２００９年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种子协会举办的号称我国首次公开、公共、公益性的农作物品种权转让拍卖会上，由河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选育、河南省审定通过的玉米新品种“滑玉15”以500万元高价拍卖成功。由中国种业“五十强”第五位企业---万向德农种业有限公司买断，获得了独家生产经营权。

　　获得滑玉15，有利于保持公司品种上的持续性。据该公司200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00多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78%。

　　随后《农经》记者致电德农副总王雷，王雷在电话中很是无奈地说，其实，关于这个品种的拍卖活动，只是应相关部门要求所举办的一个形式。转让价格是双方早就商定好了的。

　　王雷说，其实种子是不能拍卖的。因为它不是标准的商品。

　　这个回答让《农经》感到震惊。

　　如果种子不能拿来拍卖，为何相关部门要求补办一个拍卖的形式？

　　业内人士向《农经》记者解释，这可能是为了显得“更市场化”一些。

　　我国《种子法》自2000年7月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后，中国种子行业走上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假拍卖这样的“伪市场化”现象。“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虚假害处更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与直面真问题相比，“伪市场化”让我们沉醉于虚假繁荣，不思进取。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邓光联认为， 1997年，农业部要求各级种子公司与管理机构分设，以改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状况，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开始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非计划的种子生产经营市场。这一时期，许多国际知名跨国种业在内的外资企业也开始进入我国种业市场。至今年，外商投资参股的企业70多家。

　　在我国种子市场的大门打开的情况下，中国种企需要与跨国巨头比产品比服务比技术。关上大门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

　　正如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所言，表面上看，在种子市场上，是中外不同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如果我国种子企业所处在的体制缺陷改变不了，我国的种子市场也就无法蕴育出自己的“航母”。

　　“《种子法》实施近十年了，那里面的漏洞太多。我们应该尽快修订《种子法》。”张世煌向《农经》记者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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