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应当慎行

蒋高明

本文以《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应当慎行》为题发表于《中国周刊》2010年第2期(总第115期), P 60-61

        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中国有关方面却悄悄地为转基因水稻、玉米的商业种植发放了通行证。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不久前，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名委员做客人民网，逐条驳斥媒体对转基因作物的“质疑”。在他们眼里，转基因食品不存在什么风险，可放心食用。他们批评媒体和公众的负面舆论，阻碍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
针对专家们担忧的“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的问题，生物安全委员会辩称：2020年我国粮食要比现在增产10%，而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常规育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单靠常规育种不行；就目前全球资源少人口多的现状来说，转基因是解决粮食短缺现状“唯一可取”技术；就中国制定的2020年新增粮食产量500亿公斤的具体目标来看，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也是必由之路。

        上述所谓的答媒体疑问明显是答非所问，有意转移话题，而且“转基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选择”的观点，也缺乏科学依据。

转基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稻增产问题

        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它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显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八分之一，而非唯一。多年来，限制我国粮食产量的因素在于人而不在于技术。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单纯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赖，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我们说转基因作物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粮食产量的决定要素，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节减少导致产量下降。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不是品种不行，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如果农民改“两季稻”为“一季稻”，再好的品种也保证不了产量，包括转基因种子。

 转基因水稻存在的风险不能忽视

        科学家们之所以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严重担忧，原因在于某些抗虫转基因作物含有一种BT毒蛋白物质，虫子食用后会被毒死，因而能够产生防虫效果。但水稻是人类的主粮，昆虫无法下口，人类长期食用难道没有害处吗？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转基因食品安全不止“转基因马铃薯事件”一个案例。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等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即基因污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001年发生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等，都成为转基因作物（动物）实验或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典型案例。

        由此可见，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其利在“商”

        既然转基因作物存在那么多不确定因素，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疲呢？答案就藏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中的“商”字里头。在转基因作物无形利益链中，科学家、种子公司、专利持有人、转基因专用农药和肥料公司等，早就将目光盯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后的巨大利润上了。仅就转基因研发而言，我们从2008年就启动了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科技重大专项，这是一个与大飞机研制并列的重大项目，研究资金高达200多亿元。有些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控制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随便与转基因沾边的研究人员也有几百万的经费可以支配。

        对生物公司而言，商业化研发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为公司收获了巨额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套动力机制。转基因水稻目标并不在“种子”本身，其背后的化学产品，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也会给生物公司带来滚滚利润。如转基因大豆就需要“开小灶”，除了照样使用大量农药、化肥外，在杂草控制方面，还需使用专用除草剂——抗农达。这种除草剂，农民只能向他们购买。而让人家赚钱的同时，苦果却留给了当地农民。孟山都专用农药不仅杀死了阿根廷的庄稼，还伤害了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那些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

警惕“科学利益共同体”危害

        以生物技术公司为背景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形成了特殊的“科学利益共同体”。受雇于生物公司的某些所谓“自由撰稿人”，在倡导转基因方面呼声颇高。一些人士鼓吹，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而且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在中国销售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标注；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知的、反科学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阴谋的分子；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私的、正直的和为科学献身的。

        “科学利益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就是剔除异己的过程。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很多专家，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这样，他们就不愿意听到反对的声音，也不愿意公开讨论。他们对公众显示的实验结果是，转基因水稻对试验动物大鼠未见不良影响，据此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对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无任何危害。

        “长期食用无任何危害!”，这样轻描淡写的言论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例长期安全食用转基因稻米的成功例子。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作为高技术储备我们当然需要重视，面对转基因水稻将要进行商业化种植，让其进入食物链，则事关每一个人的健康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如果罔顾安全问题，只为眼前商业利益，那么，转基因水稻等主粮的商业化推广，很可能就是利在当代，祸及千秋的愚昧之举，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