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基因水稻与“中美国”
千里行 ([email protected])
2009年末中国农业部批准转2项转基因大米（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许可证书。虽还需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进入正式商业化生产，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学者们声称5年左右进入全面推广和商业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为中国互联网上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趣的是，“2012年”尚未到来，但中国的左右派却因“转基因水稻”发生了政治“磁极逆转”的现象。一贯自诩的“民主自由”右派们在此问题上或作壁上观；或赤膊上阵公然与官僚权贵和利益集团站同一阵线，“反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就是“反科学”、“反人类进步”，就是“义和团大师兄”。
而多数“温和改良”的“新左派们”却毅然地“站起来造反”，文章、宣传、歌谣和顺口溜遍布互联网和真实世界；被誉为“新左派”旗手的学者张宏良更是呼吁要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行“全民公决”。（张宏良《这里就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舞吧》）
原本“僵化而激进”的左派力量总与以小资主流的网民（中国3亿多网民多数可归为“中产阶层”）有着诸多隔阂，但此时却是同气连枝，心心相映。而喝卡布基诺、开通用雪佛莱、一集不拉追美剧的中国“小资们”却被“强硬右派”们的当头一棒打得眼冒金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只因自己以人权为重而“怕死保命”，想吃几口“有机食物”，热爱环保潮流追求“自然风尚”，竟然就成了“极左余孽”和“义和团民粹分子”？
“转基因水稻”的科学研发确实不是政治问题，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却是政治问题。水稻是全球一半人口30亿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仅国际贸易年产值即达数百亿美元。中国古语“民以食为天”，而列宁更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确实绝大多数普通人不是生物学家或者基因专家，除了所得知的半真半假的一些信息，搞不清楚具体“转基因”作物的原理，但同时网上注册无数“马甲”来“贩卖”转基因概念的“科普人士”也绝不是这方面专家；无非拿网络和书本的所谓知识“现炒现卖”而已。
不过这并不妨碍绝大多数人有权决定自己吃什么和了解其有什么危害？而这恰恰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与民主。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假如说人民连自己餐桌上的食物是什么都无法决定，奢谈决定国家的制度和命运岂非可笑？今天现实中的中国人民就是既无法决定自己餐桌上的食物（如三聚氰胺牛奶和转基因大豆油）；同时更无法决定国家的命运。
选择的自由是民主最基本的条件，假如连选择也谈不上，更何况谈得上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只有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的自由或者挨饿的自由。而在现行制度下，推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结果便是，除非你属于极少数的官僚权贵或资本富商，也许你有可以选择不食用转基因水稻并愿意为此支付的成本，但对于普通民众何尝有选择的自由？
你可能是收入略高的“中产阶层”，一旦“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种植后，且不论技术的“基因污染”问题。作为难以标注和区分的大宗散货，中国目前食品监管如此混乱，你真能避免不吃“转基因水稻”吗？外出用餐、食堂用餐真能避免商家提供的“价廉物美”的“转基因大米”吗？
而至于对最广大底层民众更是如此。目前“转基因大豆油”就是很好的例证。当市场上40多元一桶的大豆油全部是转基因豆油，而所谓“非转基因的”花生油和山茶籽油售价达、90元乃至过百元时，不用说广大农民和农民工（2008年人均收入4700元左右），即使对月收入千余、两千元的普通城镇居民而言，难道你真得有选择权吗？
民主的选择权是建立于普遍性、廉价性和适用于大多数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的。这并不需要多高深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准，而是意味只要拥有基本常识和能力即能实现。支持“转基因大米”者经常爱玩弄辞藻的声称“怀疑转基因作物技术”是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但事实上“无罪推定”是用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就是保护“绝大多人（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基因技术”作为一种纯技术，无所谓其本身的权益；权益的主体只可能是技术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在关系到绝大数普通人利益的情况下，当然应该保持应有的谨慎。
“支持转基因”者经常以民众不懂科学容易受人蛊惑为由，阻止他人表达意见。但显然又忘记了民主自由中本来就包含着非专业民众对于统治精英与专业精英的质疑与限制。历史地来看，民主本身就是群众用来对抗精英的利器。最明显的2个例证就是司法参审制度与普选制度。司法体系和条文往往非常专业和复杂，而一般民众对于法律知识所知有限；但无论是英美法系的英、美等国的陪审员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德等国的参审制度，亦或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其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反映普通公民常识与价值观、限制公权力和确保参与民主及实现人民自治。此外，就直接的政治权力而言，若仅是因为没有足够专业知识就无权表达，今天在多数国家至少表面上得到承认的普选权根本就不会实现，因为当初正是无知无识的无产阶级通过百多年集体抗争才赢得了全民普选权。
2009年，“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词汇。这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哈佛的教授佛格森所发明的，用来代指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美两国间的紧密联系。两国合计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就在这两天德国的《明镜》周刊又提出了“印美国”的概念，指这2个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和经济发展，也象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国作为实体生产的低技术但具有庞大劳动力的一方，而美国是掌握核心技术的而主要依靠附加值发展的一方，这本身其实也是世界中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写照。无论是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全球化。而转基因作物技术的扩散和商业化应用也反映了这一全球化的趋势。因为这并非是单纯地技术转让共享或技术竞争，其实转基因技术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发展，就是一直依托于大规模的跨国商业资本的开发和扩张。
而更为重要的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彻底摧毁前工业时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最基本核心；虽然由于机械和化肥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大规模集中，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美国的工业化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早已彻底摆脱了田园诗般的小农自耕方式；但其仍然收到诸多自然条件（地理、水利、虫害和气候等）的限制。而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大国，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农业仍然是以小农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且同时由于这种方式所注定的“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外来的大规模的资本，尤其是跨国农业资本很难介入其生产链发挥作用。
为此，必须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小农生产方式，而这种摧毁不仅是单纯的金融手段或者政策导向，而且也包括“转基因商业化”的技术手段。由于上游的极少数垄断商业资本控制核心基因技术（无论是美国孟山都为首的跨国农业资本还是中国国内某些与之合作的商业资本），并可同时可以控制与之相关的化肥与农药等技术产业，而恰恰这会导致农业越来越依赖于集中在少数大资本手中的技术、工具与资金，终端的小农由于“转基因作物”的抗虫害等特性和种植的规模化减少相关的精耕细作和劳动力投入，但这种劳动力的节约并非是意味着“农民的解放与自由”，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得以进一不析出，完成中国小农无产阶级化，中国农业工业化和中国全面城镇化的目标。根据众多推算，在2025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6%，城镇人口达到近10亿。所以，由此“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也自可看作是“中美国”细胞核中“美国基因”对“中国基因”的入侵，而资本主义化的中国也将因此更为融合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中。但这绝不是什么进步与繁荣，而正如当前的经济危机所表明的，这不过是对于底层民众的盘剥与压榨的继续。
而只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所有自然资源与科学技术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与控制之下，通过由工人代表、消费者代表和社区代表共同组建的委员会，通过民众的民主意见表达，对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与日常安全的食品和农业生产进行监督，才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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