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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业部和一些专家公开表示不存在风险，但许多人并未打消疑虑，3月11日又有几十位以高校教师和研究院所人员为主的人士联名呼吁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一方面是转基因研究者的保证，另一方面是非专业人士的怀疑，决断的天平应向谁倾斜？
——争论焦点——
转基因仅仅是学术问题吗？
既然农业部和一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已经多次打保票，反对者依然不肯放弃其立场，他们是否因为“不懂科学”而过虑了呢？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北京大学科学与技术哲学专业硕士下上说。
下上的研究方向为转基因相关争议问题。“有坚定支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学家，也有质疑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学家。这本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正常的现象，也是科学创新发展的必要基础。”下上认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往往引起激烈矛盾，是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消费者的信任或恐慌。
“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些许怀疑，会导致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强烈抵制和生物技术公司巨大的经济损失，遭受到支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科学家的猛烈抨击。在英国的转基因土豆事件和墨西哥的玉米污染事件中，这种矛盾显露无遗。”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样的复杂问题上，中国科学家的意见也是不同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刘华杰也认为，“这事在科学界并没有定论。”那么，在这类并非纯学术的激烈争论中，中国公众处于何种角色？
科学家说了算，还是公众说了算？
“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不是几个、几百个、几千个科学家说了算，而是全体老百姓说了算。”刘华杰认为，“公众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在此基础上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选择。专家、媒体并不能代替公众作出选择。”
“在科技风险的应对中，多样的声音更有助于问题的公正解决。”下上说：“公众作为纳税人，是科学研究经费的来源；公众作为受众，又是科技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向公众全面地传播各种科学结论。我们应当营造正常的、多元的讨论氛围，给公众参与科技事务创造条件。”
刘华杰认为，最终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是民众的个体心理感受问题。“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反转基因是否神经过敏？
在有关部门已经检验合格的前提下，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呢？一些人不这么认为。
下上介绍说，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短期的、直接的影响较小，但是长期的、间接的、累积的影响还难以确定。危害可能表现在：一是毒素问题，外来基因可能会带来新的毒素，引起急性的或慢性的中毒。二是过敏性问题，外来基因产生新的蛋白质可能会引起人类的过敏反应。三是抗药性问题，作为转基因食品的标记基因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能被转入人体消化系统的细菌体内，使其对抗生素药物的治疗产生抗性。
另外，转基因生物在环境中释放后的潜在风险及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错综复杂，有对生物环境造成危害的可能。不能排除发生这样的情形：通过基因漂移形成抗性杂草或超级杂草，具有很强的抗药性；目标害虫产生抗性，并进化增强；非目标生物可能因为误食转基因植物或遭“基因污染”的新种植物而受害；导致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如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转基因生物通过竞争、环境胁迫使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或者丧失。
2006年8月4日，《科学时报》曾发表中美科学家的联合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欠佳——虽然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它害虫肆虐。
报道称，据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转基因棉花在种植第3年时经济效益最好，但从第4年开始情况发生逆转，使用杀虫剂数量上升，投入成本竟然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收入却低了8%。到第7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经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第二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国外先例——
公众如何能参与到科学决策中来？
不懂学术的普通民众，如何参与科学决策？下上举例说，为了引入公众参与到转基因作物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日本和韩国分别召开了“共识会议”和“公民会议”。
日本的“共识会议”共召开了四次会议，首先进行两次准备会议，向公众代表说明转基因农作物的利益和风险的基本知识，总结整理出“关键性问题”，然后在第三次会议上由专家针对“关键性问题”做出回答，让公众和专家进行讨论，最后第四次会议上，完全由公众整理出“公众意见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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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公民会议”由韩国教科文组织，以“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为题，召集十四位不同背景的公众人士组成公民小组，与专家对话。公民小组设置了七个转基因相关议题，总共召开过两次的预备会议，以及长达三天的正式会议，最终成果以报告形式体现。
下上认为，“共识会议”和“公民会议”既是解决转基因的社会争论的民主方法，也为科学传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借鉴日韩等国的基础上，可以期待中国的转基因食品问题和其他科技问题得到公众更多的参与。
延伸阅读
中国公众对转基因议题关注为何不及欧美高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决定了转基因生物这项高新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前途：一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其二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占据强势意识形态和话语地位的背景下，对科技专家的尊重、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科技专家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成为必然。而在中国，如果一种产品得到官方的正面态度特别是科技专家的支持，公众就会对此产品完全放心地予以接受甚至趋之若鹜。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议程中，负责转基因生物研发的科学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科学共同体中反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郭于华还指出，高风险社会的现实使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缺少关注。因为眼前的、直接危害生命的危险，诸如各类食物中毒、各类假冒伪劣产品和药品等，远比可能存在的、尚未确知的未来危险更可怕，更让人关注。
另外，中国农民在遭遇转基因的新作物和技术时，其信息、资源和能力都是极度缺乏的，尚未与转基因农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也不对相关决策构成影响。
除此以外，转基因食品在国际市场受到关注和抵制，与NGO的强势作用密不可分。而在中国缺少这种声音。少量环保方面的NGO工作重点放在保护紧迫的生存环境，转基因食品及其生物安全问题尚未进入其工作内容。
相关链接
袁隆平称应招募志愿者进行转基因食品试验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疑虑重重，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表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招募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以确定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到底哪些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风险？袁隆平介绍说，比如一些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虫抗病基因“虫吃了要死，人吃了会怎样？很难说”。目前，一些很难说清是否存在危害的转基因食品只在小白鼠身上做过动物试验，并没有在人身上做临床试验。对于这种状况，袁隆平摇头提醒应持慎重态度。
袁隆平建议，对抗虫、抗病、抗杂草等转基因食品，应先招募志愿者开展临床试验。“我自己就是志愿者。我愿意吃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我吃了没问题，但这还不行。我这样的老人现在没有问题，但下一代就没问题吗？”袁隆平进一步表示，应该招募年轻的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他们吃了没事，他们今后生的孩子也没问题，那就说明(转基因食品)没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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