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治病深知医改问题多多
致卫生部长的公开信
从医改以来，本人先后在南、北方各住了一段时间医院，亲历或亲见、亲闻了不少医疗“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触目惊心的，为对人民负责，特写这封给卫生部长的公开信。以期取得纠正或改善。
医、卫工作，其实有些问题是卫生部本身难以解决的。医、卫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卫生和健康，中华民族在解放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被世人讽刺为“东亚病夫”；在毛主席领导的共和国建国后的20多年，中华民族欢发了青春，一举取得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伟大胜利，而挺起了腰杆，成了东方巨人。这无疑包含了医、卫工的辛勤劳动和奉献。使解放前人均寿命35岁，即一个短寿的民族，而延长到69岁，成了举世公认的长寿的民族。然而，毛主席去世后，在这近30年的“医改”鼓噪声中，人均寿命不仅原地踏步，而且本来已是60岁后人才开始衰老，现在提前到40岁后就衰老；整天把“科学”、“文化”放在嘴上喊的这30来年，偏偏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降为58岁；全国每年有220多万人自杀，其中25万人自杀身亡。这些问题，客观地讲，是社会腐败、堕落、资本主义化的必然结果。但同“医改”的彻底失败，密不可分。其实，这近30来年，“改革”的黑手，伸到哪里，就腐败、堕落到哪里。老百姓闻“改革”色变、恐慌就在情理之中。但本文，主要谈“医改”。
一、为什么人民看不起病？
人民看不起病，是“医改”失败最突出的标志。对此，人民呼声极高，影响极坏，后果严重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的威望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加剧了医、患间的矛盾(下面专题讨论)。
为解决看病贵、人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不能说卫生部不重视，而是想了点办法，想抑制住。但我认为基本上治表不治本，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我们一再见到报导，卫生部门出招：一而再降低某些药品价格、以及对企事业职工等搞医保等等。这些措施，虽能缓解一些矛盾，但解决不了看病贵、人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因为没有对症下药，没有找出看病贵的根本原因。尤其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盛行的当今，卫生部门上述一些措施，其效果不仅等于零，反而看病愈来愈贵。在此，发表点个人看法。
1、 医、药市场化、资本主义化是人民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
“人民的”医院，一市场化、资本主义化后，就失去了“人民”的属性。而成了一切向钱看、追逐利润的腐败机构。前些年在某地住院，亲眼所见，一位住院的急性黄胆肝炎病人，交给医院的押金己花光，家属向我们诉说：家中已一贫如洗，凡亲友们能借贷的都借了，再无力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了。医院当即停医、停药，患者出院不到五天就归天了。还有一位因劳累过度而患了贩血症高烧不下的体壮小伙子，住院一星期经治疗，已明显好转，但无力再支付医、药费，出院不到10天，又送来医院抢救，当天晚上进了太平间。后来，我听医院掌点权的医生对我说：医院也有难处，不少欠了医、药费的，已要不回来。可见，“医改”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医院，就成了穷人看不起病，生了病就听天有命，甚至拜神求佛；而富人就可在医院小病大养，甚至无病也养，以求“长生不老”。这不仅同旧社会没有两样，甚至堕落到了不如旧社会，因旧社会还有少量医德高尚的医生为穷人义诊的，而本人还亲自享受过几次这种义诊。
2、为了创收增效益而随意拔高医、药费用
1)、打“点滴”抬高药价
一支青霉素抗生素药，估计市场价约20多元一支(注：本人未去药店询价)，但加点葡萄糖和200克氯化钠溶液，一下就抬高到1至2百多元一针。这就难怪有人在“健康管理”报发表文章，并被一些报纸转载，2010年3月12日“文摘周报”，第12版也转载了该文：“中国人爱‘打点滴’”，全文如下：一到感冒流行季节，医院的门诊，病房乃至过道走廊里就躺满了患者，身旁挂着输液瓶，瓶里的葡萄糖盐水、抗生素或中药注射剂一滴一滴地输入静脉中，因此形象地称“打点滴”，似乎输入的水分才是最重要的。这绝对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景。其实为治感冒输入静脉的那些药物没有一样是必须的。葡萄糖、盐从饮食中就能摄取，只要能进食就没有必要直接往静脉里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而抗生素是用来杀灭细菌的，对病毒感染没有疗效，也起不到预防继发细菌感染的作用。如果并发了细菌感染，需要使用抗生素，也可口服，没必要静脉注射。在某种情况下，打点滴当然是必要的，比如患者严重脱水、无法进食，或所用药物不能口服或打针(肌肉或皮下注射)。但是，国内医院打“点滴”许多时候并不属于这类情况。在几种给药方法中，打点滴是最危险的。……，轻则引起局部发炎，重则会有生命危险。打点滴也比口服药物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特别是过敏反应，……，严重的能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此外，打点滴时所用的溶液太稀或太浓，都有可能破坏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输液速度如果过快，或输入的量过多，能引起髙血压、心脏衰竭和肺水肿；如果输入了大量气泡或血凝块，能堵塞血管，让心脏停止跳动。……。
我不是学医、药的，但从生活常识，认为这段文字讲得很客观。其实，上述仅以感冒为例，说明打点滴的利、弊，实际情况我住院都不是因患感冒住院，但不管是内、外科病住院，都是一进病房就打点滴，一直打到出院为止。而同病房或同病区，所有病人，均无一例外的打点滴。甚至一再亲自遇到过病人的病因尚未诊断清楚，就打点滴，最长的达20多天后才确诊是什么病，但已打了20多天的点滴。而本人还亲自经历过，一进医院诊断为“重症急性黄胆肝炎”；无疑，一进病房就打点滴，打了半个月，病情无好转，黄胆指数也居高不下，结果再一查，原诊断错了，不是“重症急性黄胆肝炎”，而是胆道堵塞，而立即仃药，改为轻剂量激素口服药片，约3、4天一切症状消失，黄胆指数也恢复正常；可是打15天点滴的苦头白吃了。最严重的是我一位战友的夫人，住院治疗已病愈，将于第二天要出院，只因预付的住院押金还有富余，决定再打一针点滴巩固一下，结果一针下去，就命归黄泉。
谁能说一名从医多年的医师们不懂如何给药最对症？但由于现行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的压力，不谋利创效益，不仅奖金落空，就连基本工资也保不住。修正主义制度迫使他(她)们不得而为之，乱打点滴，以抬高药品价格而创效。病人付出的不仅是高昂的医、药费负担，更承担了身体受损，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还应指出的是，个别医疗部门或极个别医、护人员，同一些不法药商、医疗器材商勾结，哄抬价格，把价值几元、几十元的药品或医疗器材，哄抬到几百、几千元，从中层层渔利。甚至有的医疗单位，把市场上的电动洗脚盆等等，以各种手段冒名给予患者以可报销，不仅个别医、护人员从中获利，还腐蚀了患者。
3、高昂的化验费
现在住院治病，化验费非常昂贵，贵到了无法思意。30年前化验一下血，约几角至1元多钱，而这次住院，仅某一天一大早抽血化验，给我的清单是这次验血费为1200多元。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去查询，并说：虽这个钱不用我掏腰包，但这是人民的血汗钱供我治病的，怎么验一次血要1200多，是否搞错了？结果他们打出清单，确确实实就是1200多。询问一些病友，都强烈反应现在化验费特高，高到了惊人的地步。我大慨估算了一下，化验费约占医疗费1/4至1/3的比例。其他病友也在这个范围。这就难怪一些互联网上常看到生个感冒治一下至少要花1000几。而我和许多病友，这次住院，每日的医疗费平均，均在1000元左右，而且均不属重病号或疑难病。这么高昂的医、药费，一个普通农民看得起病吗？
昨天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同志揭露京、津火葬场谋取暴利黑幕：仅一个100多元的骨灰盒，七倒八倒，到死者家属买到手，竟达一万多元一个。类似的暴利，在医、药、医疗器材领域，绝非找不到此例。类似这类腐败问题，仅靠宣布几种药品降点价，以期解决人民看不起病，简直是妄想，可以说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像天天喊反腐败，而愈反愈腐败；天天喊要让人民看得起病，愈喊愈看不起病。可以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邪了，邪到了无法救治。但我相信，修正主义寿命不会太长了，人民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清算修正主义的罪恶的。
二、医院不搞科研
据初步了解，除少数三级医院有一定科研任务外，绝大部分、尤其二级以下医疗单位，基本上不搞科研。这种医疗体制，对提高医疗水平是很不利的。你只要住院体验一下，在同一病区的病人，所用药品是大同小异，而且正如上所述，基本上都是一进病房就打点滴，一直点滴到出院或进太平间。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不是学医的，但从唯物辩证法看，即便是同一种病，发生在不同个体上，它的表现和症状决不会是一样的。更不用说个体间的各种差异。因此，某种治疗方案，对这个人有效，对另一个人就不一定有效。这就要求医护人员要认真研究共性和差异，以求对症下药。其实，中医就讲究辩证施治。这就是说，对一位医护人员，不仅要继承别人成功的经验，而更应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新的、更科学的经验。这就是既要学习，而更要提高。简而言之，医护实践，要求医护人员必须联系实践从事科研，取得理论和实践的提高和突破。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医护人员肯登攀医护科学高峯的积极性。另外，我所住过的医院内部广告，都显示有多少主治医师、博士之类高职称的医护力量，完全具备从事科研的条件。因此，从医护实践到医护人员的知识层次，都具备从事科研的条件。不把这部分能从事科研的队伍，调动起来结合医护实践搞科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浪费了人才。无数事实证明，结合实践搞科研，效果更好。可以说：实践出真知，是真理。现在，靠一些院士、教授闭门造车，结果是抄袭成风，假冒伪劣泛滥。这就是钱学森同志为什么责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人才来？我对钱老的提问作了点补充：又红又专同工农相结合，拿出有影响的科研成果的人才，确实没有培养出几个。但是，听从指鹿为马、有奶就是娘的奴才，恰培养出了一大批。至于卫生部门，是不是也是这个状况？本人不知道。
三、医患矛盾紧张
这个问题很复杂，但简而言之，医患关系紧张，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这也不是卫生部门的“新生事物”，现在还有哪方面的矛盾不紧张？可以说党群间、军(包括警、保安之类)民间、干群间、资本家与工人间、地主同农民间、师生间、……，关系都很紧张。紧张到了建国60周年大庆，要调动百多万武装到北京保平安、北京市商店不准卖切莱刀，以防凶杀。但即便如此草木皆兵，国庆前夕，前门大栅栏还是发生了凶杀案。现在的社会状况是：富人怕绑票或杀富济贫；穷人怕饿肚子没有衣穿和住房；没有工作的怕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拍被资本家炒鱿鱼；没有孩子的怕老来无人抚养；有孩子的怕孩子上不起学或找到工作；健康的人怕生病，病人怕看不起病；有老人的，怕老人死了丧葬不起；………。可以说没有一块“净土”。 仅以最近媒体报导为例，四川以设水牢等残害贫苦农民的恶霸大地主刘文彩，千多子孙、亲友从各地回来为刘文彩清明节“扫墓”，在饭馆包席二百多桌人吃饭，大显刘氏家属“风光”，“人民”政府听之顺之，就不知是否有“保安”护驾？但仅数月前，人们自发为人民公认的领袖116周年组织纪念活动，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竟拘捕参于纪念活动的人民群众，关进“人民”拘留所。执政党和政府到了如此敌我颠倒，是非混淆的地步，势必群起事件不断，各类矛盾丛生，社会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搂的状态。卫生系统，也不是“世外桃园”，必然卷进这个漩涡。究其原因：
1)、极个别医护工缺失正常医德。例如前段时间媒体反应强烈的开胸“验肺”案，这是激起民愤的，虽是个别人的行为，但严重挫伤了医护界在人们心目中的声誉和威望。
2)、少数医护工，屈服于一些反动权势，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例如，在推行反动的极左的“计划生育”时，少数医护工在官僚唆使下，在不具任何医疗条件下，把逮住的已孕七个月以上的“超生”孕妇，就地强行流产，造成母、婴双亡。本人就亲自目睹了死者亲友和乡邻数十之众，把遗体抬到医院大厅，而哭声连天，场面悲惨而紧张。医院不仅领导，包括医生全都逃离了现场躲起来。后来不知怎么解决的。但留下的后患可想而知。
为引起重视，再举个案例：
“《岭南文化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杜润琼临刑前的妄语》的采访录，下面是节录：
记者：你为什么对社会现状不满？
杜润琼：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现在社会上许多不正当的东西，都是因为人太多造成。
记者：你平时总笑着摸小孩的头，到时又让他们吃毒药，这样很残忍呀。
杜润琼：为搞国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
可见，杜润琼深受计划生育宣传的影响，认为中国的许多不正当的问题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造成的，为了减少人口，即使用残忍的方法也在所不惜。在计划生育实践中，不是也采用“强迫堕胎”这种残忍的手段吗？由此可见，假如减少人口是功绩，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残忍！计划生育的‘减少人口是功绩’与杜润琼的‘杀人有理’，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章称：“杜润琼是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要西村一个40来岁的村妇，1995年她连续投毒杀害18人”。
以上这类案例，不用任何形容词，这类反动的极左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惨案都是目不忍睹的。折腾到了走资派们的后台美国等帝国主义都指控他们有“人权”问题。
3)、最近各类媒体热报的，某地一位主刀医师，因同该医院院长有矛盾，而被辞退，该医生公认为了“报复社会”，而在不到一分钟内杀害13名无辜小学生，其中9死4伤。治病救人的医生，成了如此残忍的杀人凶手，这不仅中华民族史是特大奇案，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奇闻。
4)、医政部门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也促进了医患间的矛盾。例如，医生不得开“大处方(即超过一定限额的处方)”，违者予以严厉的罚款。孰不知当今某些药品(包括进口洋药)，价格之髙昂，几乎到了“天文数字”。仅举一例，例如许多病例需用的冬草夏草，市场价己涨到每克200多元，但仅仅是两条虫草，如果整个疗程需200克，该多少钱？由于医生对某些昂贵的药，尤其是进口洋药，为避“大处方”而不敢开，但又是对症的良药，结果零敲散打，药吃了不少，钱没有少花，但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效果，势必引发医患纠纷。这里顺便讲一句，当前医政奉行了一条等级森严的制度，用药按官级大小或财富多寡而定，违背了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方針。所以我常称卫生部己不是原来的人民的卫生部，而是官僚、贵人、资本家和地主恶霸的保健部。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其中也难免有极个别患者无理取闹的。还有少数患者，求病愈心切，甚至认为医生该能保治百病，而发生矛盾的。
但必须肯定，由于极大部分医、护人员和病人，受过几十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极大部分医患关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在我南、北方两次住院中，所遇医、护人员均敬业为病人服务，体贴病人，具较好医德。其中不泛受到病人尊敬的优秀医、护人员，这是主流。我们必须把党和政府变修、复辟资本主义，而造成的难以挽回的各类社会矛盾，对卫生战线的腐蚀，同广大勤恳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严格区别开，尊重医护人员的辛勤劳动。即便在医疗方面，发生一些卫生系统共性的失当处，例如前面提到的不管什么病人，进病房就打点滴、髙化验费等，这也是市场化、一切向钱看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逼着干的。
四、医护院校的办学问题
因为本人对医、护院校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发言权。只是对理、工院校略知一点，加上许多媒体对这些院校的评论、揭露较多。基本上肯定教育“改革”是彻底失败的。败坏了校风、教风、学风。并造成工、农子女上不起学，在校生中工农子女比例急剧下降。即便靠借贷上了的，大多毕业就是失业，而出现了武汉几十名大学毕业生回炉上中专“深造”，以好找工作就业；四川女大学生公开登广告卖淫以解决上学经济困境；大学毕业卖肉或当“村官”；甚至干脆自杀离开这个社会等等。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特殊景观。我想，医、护院校可能也难逃脱这类命运，但这仅是本人推理，不代表现实。
我在此想讲一点，即医、护院校的学生实习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学生实习，都是所在院校负责联系按排的，实习费用也是院校承担的。工业院校，一般自己就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有许多是在校内工厂实习的，有部分是到校外工厂等实习的，学校都派指导老师带领实习。但我这次住院发现，遇上正在实习的医、护学生，都是自己找的实习单位，并学生承担全部实习费用。而且不见有指导老师带领。我认为，这是校方极不负责的态度，在经济上似乎现在的学校是单向阀门，只收费或称只搜刮而不为学生支出。学生实习，无指导老师指导，势必严重影响实习效果。如此不负责任，实不可取，无任何值得提倡之处。应予立即纠正。
五、彻底整顿卫生系统
现实情况是党风、政风都整不好，只是天天空喊“提高执政能力”，实质是执政能力每况愈下。道理很简单，共产党不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吃饭”；而靠卖国企、卖资源、卖土地、卖国吃饭，靠少数人先富起来混日子，还何谈执政能力，难道还真有人学不会败家而卖祖宗家产的吗？所以，我还谈什么整顿卫生系统，仅讲点空话。但我倒希望，卫生部能出几个有识之士，学学重庆市领导，摆脱当前大多都在混的“大锅饭”，学重庆另起炉灶、重开张的精神。寄予这点希望，谈几点看法供参考。
1、 坦率讲，“改革、开放”这个名词，让走资派搞成了复辟、倒退为资本主义，和卖国、卖一切祖产的代名词，已经在内、外都臭了。所以希望卫生部恢复社会主义道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理直气壮的走“回头路”，回归无产阶级的轨道，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决裂。重整医卫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康藏大道，坚持把医疗的重点摆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
2、恢复中专以上学生、工人、干部、解放军等全国职、工的公费医疗制度，以及子女和父母的统筹包干医疗制度。恢复农村统筹医疗制度。让全国人民丢掉看不起病这块心病。
报导称：“2009年1月28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交车开支一年9000亿’。惊人数字一度让主持人柴静吃惊，遂重复追问，但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元’。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成。数据显示，1989年‘三公’支出仅为370亿，20年内该项支出竟飙升20多倍。此前，也有媒体曾披露，每年的‘三公’挥霍超过万亿。2007年3月，《法制日报》曾发表过题为《浪费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头号障碍》的文章，该文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公款吃喝3700多亿元，相当于‘吃’掉了我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多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吃’掉了义务教育经费！”
请问：“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多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低保资金，‘吃’掉了义务教育经费！”为什么人民就不能享受公费医疗？难道“三费”比人民的健康还重要吗？如果执政能力都消耗在“三费”上，这还称得上是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吗？
3、把所有医、卫机构，和所有制药厂，所有医疗器材厂，统统收归卫生部门管辖的国营单位。产品由卫生部门调拨，以杜绝假冒伪劣以及不法商层层抬价。许多血的教训，该使我们清醒了。即便目前媒体关注的假冒伪劣流感疫苗，造成死人之多，远超过流感病死亡人数，这还叫防疫苗吗？实质成了杀人剂，创了医卫史的奇迹。
4、对卫生系统全部工作人员恢复固定工资制，那怕大家定得高一点，人们也能理解。坚决取消由领导人个人掌控的奖金制度。本人在1965年到工厂参加社教运动，深知奖金制度的为害。
5、废除一长制，恢复我党经几十年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一长制是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党变修的原因之一。上面提到的福建南平血案，就是因为医生同院长的私人矛盾，激化为杀了13名小学生，其中9死4伤。把任何个人的权膨胀而不受监管，无任何可取之处，这已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
6、彻底、果断清除占进卫生系统的腐败分子。重庆的反腐经验值得推广、学习。
恽仁祥
2010年3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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