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反对“倒退”!
徐汉成
一、改革的两种不同前途
改革与革命的意义相近,社会就是在不断的革命与改革中前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等一系列的改革中建成的。
但改革与革命又是有所区别的:其一,革命是阶级斗争,需要暴力,需要夺取政权,然后才能改革,而改革有时虽属于阶级斗争,但不一定施以暴力,相反,可以通过和平与演变调整阶级利益,实现政权更迭。其二,革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一般都是进步的,而改革就不同了,权力者的利益集团有可能以改革为名,而实现这个利益集团的某种目的。
中国封建时期的改革就不下数十次。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了,不同的改革将为国家带来不同的前途,为人民带来不同的命运,有可能将历史推向前进,有可能将社会拉向倒退。延缓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西汉末年,身为王莽女婿的汉平帝被鸩杀,摄政王王莽扶汉平帝幼子、自己的外孙刘婴即位,此时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京城五十万人上书王太后,要求摄政王王莽做皇帝,王莽当上皇帝后,老百姓寄予厚望。随后,王莽将《周礼》等儒家经典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发动了托古改制,其目的是恢复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由于私有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王莽推行的滞后的、不切实际的改革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将改革者推到了广大民众的对立面,王莽推行的改革推行几年后,即遭到了全社会的猛烈报复。在人们心目中,打着改革旗号的王莽新朝还不如前期的汉王朝,于是就产生了怀旧心理,加上已失去政权的西汉王朝宗室的煽风点火,王莽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动摇,王莽称帝十七年,农民起义把王莽送上血腥的祭坛。至此,王莽的改革宣告失败,新朝也宣告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是一种典型的“改革”,有人说,袁世凯复辟“帝制”怎么能和“改革”挂上钩呢?不然!人们之所以称袁世凯为“复辟”,是因为袁世凯所要实行的“帝制”在中国已经有了多少年,到了1917年,这种“帝制”已经被时代摒弃了,被人民推翻了,中国社会已进入中华民国年代,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非要过一把皇帝瘾,重新建立这种封建落后的政治制度,因此,恢复“帝制”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行为,当然要被人们称之为“复辟”了,所以,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失败了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第一条路是循规蹈矩,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徒弟,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条路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饱经战乱、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如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将日趋激化,社会必然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反过来又会延误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成熟,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跟在西方发达的国家屁股后面爬行,仰人鼻息,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极有遭受丧失主权与领土的完整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就是为着广大的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因此,无论是放眼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放眼国内还是国际,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对于中华民族,这虽是一条前人未有走过的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但同时又是一条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光明之路。
当代中国的改革,同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一种前途是社会主义的完善,另一种前途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一开始,为了防止改革误入歧途,邓小平就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3卷第142页1985年9月23日)“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邓小平文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第3卷第158页1986年4月4日)
二、拯救误入歧途的改革
中国的社会主义自建成之日起,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国内外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央发动的反右斗争粉碎了右派的阴谋。改革之初,又有人妄图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为契机,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7页)
国人理当记忆犹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推翻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叫嚣此起彼伏,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置若罔闻,推波助澜,中国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动乱迹象,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重蹈覆辙,继续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推行“资改”路线,终于酿为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幸亏老革命家力挽狂澜,平息了那场动乱,挫败了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阴谋。
胡耀邦、赵紫阳的倒台,迫使国内外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改变了策略,将一步到位颠覆社会主义改为两步走的分步实施,第一步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发展生产力为幌子,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全面推行市场化,大力培植私有经济,分化瓦解公有制经济,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由于私有制的复兴,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幸的是,党和国家失去了权威的人物,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资改派们第一步推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第2卷第110页)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中国的改革已走上邪路。
面对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矛盾烽烟四起,丛生的贪污腐化,各种各样的社会丑恶现象,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与资改派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在反思改革的失误与失败,而倒退复辟的资改派们不仅不是去反思,反之诬赖说各种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是由于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要挟中共高层继续深化改革,要求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邓小平所说的体制内改革,而是要共产党改名换姓、解体、下野,彻头彻尾的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制与总统、议会制,从“零八宪章”到李锐的“宪政开张”,从中国政法大学“四教授”反毛、污毛的恶劣表演,到街头政治流氓李悔之要共产党“易名”的“七一献礼”……,犹如为共产党套上一条白绫,端上一碗砒霜,逼共产党自刎了断,这就是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第二步!
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拯救误入歧途的“改革”的历史使命又一次落到了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的肩上。
三、旗帜鲜明的反对倒退的“改革”
改革应该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回归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与时代的要求,是最广大人民的心声,因此,我们应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反对倒退的“改革”,反对借“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复辟。
一、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抵制倒退的“改革”。
二、旗帜鲜明的反对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反对篡改中国革命史,反对污蔑、抹杀建国以后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对为国民党招魂鸣冤,为蒋介石树碑立传。
三、立场坚定的反对借“深化”改革之名,彻底摧毁公有制经济,全面私有化。
四、坚决反对将新生的资产阶级称为“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阶层”,反对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名义吸纳到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来,削弱无产阶级政权。
五、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揭露批判西方的伪民主、伪自由,批判普世价值,谨防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要挟中国共产党下野,警惕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警惕苏联解体、苏共下野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四、反倒退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
旗帜鲜明的反对倒退的“改革”既不是缺乏理论基础的蛮干,也不是缺乏政治与社会基础的误打误撞,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的:
一、理论基础
改革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打着改革旗号进行复辟的资改派之所以打着灯笼向右拐,不敢明火执仗的复辟资本主义,不承认中国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歧路,就是因为缺乏理论基础,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崇洋与复古,既没有前瞻性的理论,也没有明确的目标,更是不敢公开阐明其目标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旗帜鲜明的反对倒退的“改革”,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72页)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倒退的改革者又是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以,旗帜鲜明的反对倒退的“改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
二、政治基础
反对倒退的“改革”,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邓小平说:“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9页)“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邓小平文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3卷第195页1986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根本宗旨就是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说“决不改旗易帜”,中国共产党有七千万的党员,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政党,虽然,一部分党政领导权被资改派篡夺,一部分党员已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无数革命先烈、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后继有人,他们也不会对于倒退的改革者坐视不管,在七千万的共产党员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三、社会与实践基础
反对倒退的“改革”,不仅有着敦实的理论基础、厚重的政治基础与广博的社会基础,还有着雄辩有力的实践基础。国人皆知,在近二十年的改革中,产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虽然,资改派为了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将资产阶级说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阶层”,将资产阶级分子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还为这一类靠掠夺国家资财、剥削人民血汗的资本家套上“党的先进分子”、“人民的先进分子”的光环,拉进党和政府的各级权力机关,参政议政。但是面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面对群体的暴力与非暴力事件,他们已是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而解决这些问题又是力不从心,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就是已经走上了邪路。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但是,富起来的分化为资产阶级与蜕变为权贵的既得利益者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广大劳动人民,在医疗、住房、教育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早已对现状深恶痛绝,盼望中国共产党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因此,反对倒退的“改革,其广博的社会基础就是全国的亿万人民群众,人民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资本主义的伪民主,假自由,不愿意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五、要敢于质疑与问责
邓小平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邓小平文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卷第117页)“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第3卷第137页1985年8月28日)
由于改革走入了歧途,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资改派不敢承认中国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不敢承认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承认中国有一个 “资改派集团”,不敢承认中国有一个“右翼资改复辟路线”……。人们的质疑、问责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这就促使资改派的御用文人赤膊上阵、气急败坏压制人民,他们害怕人民质疑,害怕人们问责,害怕人民怀旧,谁要是对“改革”提出质疑,反对改革的棍子便打将过来,文革余孽、极左思潮的帽子便戴将起来。从洛阳的刘三英宣传毛泽东思想遭群殴。到金牌民工的质疑“资改”被抓捕,从张宏良和黎阳的博客、文集被封杀,博客被关,到中国庚友、雨夹雪被威胁,直到因为发表关于转基因真相的文章被威胁关闭网站……,种种迹象表明,资改派已是黔驴技穷。
在复辟需要的时候,他们不是搬出“创新”的招牌,就是打出“解放思想”的幌子。到了人民质疑的时候,就又打出了“文革余孽”的棍子,当人们问责的时候,就又戴上了极左思潮的帽子,奇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不是被质疑了吗?文革不是被质疑了吗?九大、十大的路线不是都遭受质疑了吗?难道倒退的改革就不能质疑吗?难道邓小平去世后的一切就不能质疑吗?改革已历时三十多年,诸多的改革既已有了过程,亦已有了结果,难道就没有丝毫的失误吗?难道就是绝对的完美无缺吗,难道还要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吗?难道人们思想的解放只能向右而不能向左吗?“右翼资改复辟路线” 难道是子虚乌有吗?难道不该批判吗?难道不能问责吗?毛泽东去世后,“大跃进”不是被问责了吗?“反右”不是被问责了吗?文革不是被问责了吗?怎么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到了民主与法治的中国,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就不准人民问责了呢?难道改革后的路线一贯正确吗?历届政府没有丝毫的过错吗?不符合逻辑吧!不符合辩证法吧!那一朝那一代的律法规定,只有领导人去世后才能问责?活着的人就不能问责吗?在资改派与右翼分子的心目中,人民只能做顺民、当顺奴。
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忠于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一切有良知有正义的知识分子、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一切追求进步的青年们,起来吧!义无反顾地誓死捍卫这个伟大民族吧!
二0一0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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