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在转基因问题上肆无忌惮的欺骗

节选自《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70430.shtml

2007-11

目录：

方舟子与那个神秘的“美国生物信息公司”
1 方舟子是否曾受雇于“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
2 方舟子为美国生物公司提供什么服务？

方舟子论转基因：伪“科普”，真“科唬”
1 “科唬”：唬弄人之“唬”
(1) 自命的“主流科学界”代言人
(2) 肆无忌惮的欺骗
(3) 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

2 “科唬”：吓唬人之“唬”
(1) 方博士与中国公众的两次肉搏
A 关天茶舍事件
B 《中国青年报》事件

(2) 方华侨向中国媒体撒泼
A 《上海外滩画报》事件
B 《中国青年报》事件
C 《南方周末》事件

(3) 方科普作家pk世界专家
A “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B “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
C “要么没有学术道德要么没有专业水平”

3 “科唬”：瞎诈唬之“唬”
(1) 方舟子与陈章良
A 方舟子为陈章良抄袭案辩护的四大理由
B 恐龙蛋分泌出的无知
C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豁出去了
D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
E 方舟子为什么要死保陈章良？

(2) 张启发，一个中国学术界培养出来的超级学霸
A 张启发，一个“打造”出来的院士
B 张启发，一个超级学霸
C 张启发与转基因植物
D 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
E 方舟子与张启发

　　（4） 方舟子与那个神秘的“美国生物信息公司”
　　
　　I、方舟子是否曾受雇于“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
　　
　　根据方舟子不是“生物信息学家”这个事实，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专业“生物信息公司”会聘任一个仅仅具备初级生物信息学知识的人，担任咨询科学家？他们要向这个人“咨询”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方舟子从来就没有透露这家“生物信息公司”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业务内容，以及他自己向这个公司提供何种服务——即使在网友们五次三番地就此向他发出质问之后，方舟子仍旧是牙关紧闭，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方舟子说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公司叫做“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所以方舟子这样自报家门，就象有些网友指出的那样，类似于说“我的博士学位来自美国某大学”，明显是既要显示自己的资格，又不愿意透露自己资格的来历。而越是这类遮遮掩掩的举动，就越是让人怀疑其中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然，对方舟子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怀疑”这个水平上，我们就不配说自己是在研究“方学”。作为一门学问，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之上。先看事实。
　　
　　事实一：2001年6月15日，《科学时报》发表《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在溃疡处撒“盐”》。其中说：“方舟子，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在生物学领域，这是方舟子本人的专业，而且至今他在美国从事的也是生物学信息咨询工作，因此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fzz_jxy.txt）。
　　
　　事实二：2001年8月6日，方舟子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是这样回答“选择做自由职业者经济上有保障吗”这个问题的：“我把博士后研究时做的东西（克隆了一个基因）申请了专利，得到一笔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同时，我与人合作在国内开了个专门向国外留学生卖书的网站，还可以拿到一笔钱。此外，我还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兼任咨询科学家。总之，我还是攒了一些钱。”（苏庆先：《方舟子访谈：活跃在网络上的啄木鸟》，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xinmin1.txt）。
　　
　　事实三：2001年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熊蕾在《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其中说：“今年34岁的方在美国受的训练，是一家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顾问（the 34-year-old Fang is a consultant to a bioinformatics company）”。（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science_report.txt）。
　　
　　事实四：2002年11月21日，《华夏时报》刊登韩福东的《方舟子笑谈生物技术》一文。方舟子在文章发表当天就将之转载到新语丝上，并标出其中“不够准确”的地方。但下面这句话，方舟子是认可的：“目前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事互联网开发、写作和兼任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科学家。”(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uaxiashibao.txt)。
　　
　　事实五：2003年7月2日，方舟子在新华网面对视频观众说：“我的经济来源有几部分。第一，我有一个专利，几年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当时和同事们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产品和艾滋病治疗有关系，所以有药厂买了我们这个专利，每年支付一些专利费用，这些可以保证我的一些基本生活费用。第二，有时间我也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这也有部分收入。第三，稿费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虽然说没赚到什么钱，但是维持基本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新华网：《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xinhuanet2.txt)。
　　
　　事实六：2004年4月3日，方舟子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采访时，对“你靠什么为生呢”这个问题，是这么回答的：“我现在属于自由职业，收入比较杂一些。一个是我还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就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药厂会支付专利费。还有就是我现在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八本书，有一部分稿费收入，我现在每个月要写好多文章，有一些属于专栏文章。”(央视国际：《方舟子：揭穿“皇帝新装”》，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403/100837_1.shtml)。
　　
　　事实七：2005年5月，方舟子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当记者问他：“你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时，方舟子答曰：“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收入比较零散。例如，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所以有药厂来用，这样他们会支付专利费。还有，我现在写了很多的文章，出了不少的书，有稿费收入，保障在国内的基本生活是足够了。”（曾繁旭、吴虹飞、陈磊：《方舟子 我是过渡人物》) 。【注：这段话，在后来方舟子自己公布的采访记录“洁本”中不见了。（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nfrwzk.txt）。】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头衔，在2001年6月初次露面，到200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雇佣方舟子的公司，从“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变成了“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而到2004年之后，他基本上不再提及这个收入来源了。这种变化，固然可能是因为方舟子在美国的就业情况发生了改变——在2003年以前，他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担任咨询科学家，在那以后，他只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才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而在2004年以后，方舟子这两样工作都不作了。
　　
　　假如上述推测是准确的，则我们又无法理解为什么方舟子在2004年第9期《科技中国》月刊上发表《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源于无知》一文时，在自己名下，仍旧注明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这篇文章，极为罕见地没有被方舟子挂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中。这当然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已经被他反复发表了好几次，因此有自我抄袭、一稿多投的嫌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他不愿意让海外华人知道他在国内显示的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身份，以免别人问他“HMM怎么个用法” 这类问题。）所以，合理的推测只能是：这“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就是一个东西，这两个名称的后面，或者确有一个商业实体，或者是方舟子的完全虚构。【注：根据熊蕾的那篇Science文章，方舟子所谓“生物信息公司”的英文是“bioinformatics company”，它的“直译”应该是“生物信息学公司”。但方舟子却一直将他的这个雇主称为“生物信息公司”。方舟子为什么要把这个“学”给删去？这是方舟子的另一个秘密。】
　　
　　那么，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和“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是不是方舟子编造出来的呢？一般来说，象方舟子这样“最聪明”的人，是绝不会去干自己认为“无益”的事情的。2001年正是方舟子“打假”生涯从网络走向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一年，他还不至於一边“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边又毫无缘由地凭空捏造出一个虚假的学术身份。这种事情，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愚者尚且不为，何况我们这位“智商高超”的“状元”、“博士”。再说，我们也很难理解方舟子在2001年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自己到本专业之外的公司供职的谎言。这个谎言既容易被戳破，也不利於他的那个光辉形像——刚刚告别科学实验室两年多，就去到一家商业公司打工，不要说“从小立志献身科学”的人干不来，即使是对科学稍微有点儿感情的人都很难办到。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媒体对他如何养活自己的质疑，方舟子完全可以编造其他谎言，如说自己是为那家买去自己的专利的制药公司当“咨询科学家”。 方舟子当然可能是看到了生物信息学的“商机”，但以他所拥有的那点儿知识，他也断不会凭空捏造出一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大帽子给自己戴上。
　　
　　总之，根据以上事实，以及合乎common sense 的推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地说，从2001年起，方舟子确实在为某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或“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服务，并且从中获取报酬。
　　
　　II、方舟子为美国生物公司提供何种服务？
　　
　　在确定了方舟子确实曾经被“一家美国生物公司”—— 且不管它是“生物信息”公司，还是“生物技术”公司——雇佣之后，我们下一个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这家公司到底是哪个？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假如方舟子死不开口，假如那家雇主不肯主动公布事实，——就目前来说，也确实如此——我们是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的。不过，古人云，“听其言不如观其事，观其事不如观其行”。所以，尽管方舟子宁死不屈，死不招供，我们仍有法子把这篇文章继续作下去。这是因为，方舟子拿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做事；他要为人家做事，就要有某种行为。所以，我们只要观察方舟子做的“事”，只要分析方是民行的“为”，方舟子的那个秘密对我们来说就会“不言自明”、“迎刃而解”。 退一万步说，在法庭上，法官或陪审团并不会因为被告拒不招供，就把他无罪释放。
　　
　　前面提到，方舟子最早透露他的“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这个头衔是在2001年6月。方舟子从1998年底脱离科学研究，到2001年6月受聘“美国生物信息公司”，中间隔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这样的人，在美国几乎没有可能会被专业性很强的公司聘任为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说，以方舟子当时的状况，他在美国对美国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又知道，方舟子告别科学实验室的契机，是因为他1998年秋天回国期间，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发现了适合于自己生存的环境。而从2000年夏天开始“打假”之后，方舟子的活动地点也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2003年7月，方舟子在新华网上说：“我现在在美国的生活，一个是写作，我这几年已经出了8本书，大部分是跟科普有关的书。还有我给国内的报刊写一些稿子，像新华社的《环球杂志》，我基本上一个月写一篇。还有《科学世界》，上面也有一个专栏，专门揭露伪科学的。另外我还定期给《环球时报》、《南方周末》这些报纸撰稿。写作占了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再就是上网，维护新语丝这个网站，每天的更新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做。”2006年12月，方舟子对记者说：“这几年我一直是在国内外两头跑，在国内的时间有变得越来越多的趋势。”（《对话方舟子 从写诗少年到打假斗士》，《天府早报》2006年12月6日）。也就是说，方舟子自己承认，即使在美国，他所关注的也是中国国内的问题。其实，从1997年的预谋策划脑白金，到1998年的回国探亲，到1999年的大战FLG，到2000年的打基因皇后，到2001年的打核酸营养品，这一连串的举动，无不证明方舟子所言不虚。
　　
　　据此，我们的一个合理推测就是，方舟子对这家美国生物公司的价值，应该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那么，方舟子在中国能够为“美国生物公司”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几乎是与方舟子亮出“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牌子的同时，从来没有研究过植物、更不要说是转基因植物的方舟子，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为转基因植物大唱赞歌的文章：《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该文作于2001年5月21日，载《环球》半月刊2001年第12期，见2001年6月14日新语丝“新到资料”）。从此之后，方舟子一直是中国国内支持推广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其风头，甚至超过了那些专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专家学者。2004年12月23日，方舟子自己说：“这两年来我写了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做过三次讲座，对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或导致过敏、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破坏生态或导致基因污染等学术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方舟子：《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注：方舟子为转基因植物辩护最卖力的时间段是从2002年底到2004年底，所以他说“这两年来”。在此之前，国内公众对转基因植物问题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方舟子的这“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以及做过的“三次讲座”，我们就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方舟子的所作所为，既象是一个卖力推销自家产品的商业贩子，又象是一个被人雇来压制反对派的打手——他拼命也似地宣传转基因植物是如何如何好，而对那些反对推广转基因植物的环保人士则象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比如，在他的第一篇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文章中，方舟子还只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甚至包括活跃分子，大多其实并不了解转基因技术是怎么回事。目前的这场恐慌，不过是因无知而恐惧的又一个例子。”（方舟子：《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但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方舟子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的攻击调门几乎是提高了三个八度：“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个热衷于制造基因恐慌的反科学组织”；“反科学组织和人士猛烈抨击基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制造对基因的恐惧。”（《“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作于2002年12月8日）。谁都知道，在方舟子的词汇中，“反科学”的含义，与十年文革期间“反革命”的含义，几乎是一样，它们都充满了腾腾杀机。
　　
　　那么，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的有关问题都作过什么样“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一节作详细分析。在此，我们先看看一位网友的归纳。2005年5月，一个ID是“肉唐僧”的网友在博客中国发表《印尼的萝卜，能不能带出中国的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比如方舟子，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出道，就是以头缠白布条、手拿两把破菜刀的扮相在江湖上行走的。但在转基因这件事情上，他却令人拍案惊奇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
　　
　　1、 反对者都是伪科学人士
　　
　　2、 欧洲不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那是欧洲的一个阴谋
　　
　　3、 咱中国不但要允许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而且进来之后不能加标注，以免‘无知的大众’对转基因产品产生‘不必要的偏见’。
　　
　　“以上都是他在一次关天讲座中表明的态度。他那一次的讲座内容，充斥着谎言、谬论和歇斯底里。比如说在美国转基因产品不标注、比如说美国人自己吃转基因大豆产品，吃不完才出口、比如要以牺牲大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呼吁在中国不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注。”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6/transgenic3.txt）。
　　
　　对於肉唐僧给方舟子总结出的这“三条”，方舟子又是咬牙又是跺脚又是晃脑袋地说了一大串“这是造谣”。但是，任何人如果读过方舟子的“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以及听过他的“三次讲座”，就会发现，肉唐僧的所说丝毫不错——方舟子自己甚至在批驳肉唐僧时都会把这三条复述一遍。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对一种不仅自己不懂、而且全世界这方面的专家都不敢说准的问题，夸夸其谈，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肯定呢？他又为什么要对“对手”如此地穷凶极恶呢？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在2001年5月21日以前，方舟子不仅对转基因植物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他甚至对这个问题连关心都不关心。在作于1999年底的《展望数字化、网络化和基因化的二十一世纪》（发表于1999年12月29日《中华读书报》）中，方舟子“展望”了21世纪“基因化”的众多前景，诸如什么“从此我们就有了一本隐藏着人类遗传的全部秘密的密码本”呀、“在未来的几十年间，编码人体的蛋白质（约十万种）的所有基因都将被鉴定出来”呀、“所有与疾病有关的基因突变都将被鉴定出来，基因疗法将成为一种常规疗法”呀、“第一个克隆人还是有可能诞生”呀、“人类的个体寿命有可能被无限制地延长”呀，等等等等，但就是没有提到他后来赞不绝口的“这项刚刚起步、有着无限美好的应用前景、甚至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 转基因植物技术。
　　
　　【注：在1999年底，科学界已经普遍认为人类基因组中所含基因数目比十年前的猜测——“约十万种”—— 少得多，在4-6万个左右。而方舟子在当时还在“展望”“约十万种基因”，可见此人的知识老化，并不仅仅限於内含子。另外，在说出“基因化”可能使“人类的个体寿命……无限制地延长”这样的话之后不到一年，方舟子就极力批判吴柏林说的“基因科学能使您活150岁”，说它是“耸人听闻”、“计算方法是荒唐可笑的，是地地道道的虚言！”由此可见，他的所谓“打假”，实际上就是“打人”，因为他的观点比被他打的人还要“假”，假到“无穷大”(“无限”÷150 = ∞)。】
　　
　　2000年8月23日，新语丝转载《光明日报》两天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江炜）。但方舟子对这个问题相当冷漠，既没有加按语，也没有写评论，并且，这篇文章是和另外三篇谈论基因的文章——刘华杰的《“基因”与“拟子”》、魔鬼教官的《基因的题外话:媒体，需要什么样的科普心态》、和杨昆的《基因疗法　前景看好》，——一起发表的，《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仅仅被方舟子排在第三位。显然，新语丝转载这些文章，不过是因为它们都是讨论基因问题而已。
　　
　　2001年1月28日，新语丝转载了《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1日的另一篇文章，《转基因动物食品安全吗》（朱作言）。这是为转基因技术唱赞歌的文章。但当时方舟子对这一问题仍旧是懵懵懂懂，不置可否，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并且，他在这一天还转载了《南方周末》2001年1月19日的一篇文章，《基因污染：新世纪的忧患》（沈孝宙），该文的主题，就是表达对转基因技术可能造成的灾难的忧虑。这在几个月之后，是要被方舟子嘲笑为无知的，在两年之后，是要遭到方舟子狗血喷头般的痛骂的。但在当时，这篇文章却被排在《转基因动物食品安全吗》之前。（新语丝新到资料的排序，具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性，这是不需要笔者来证明的。）
　　
　　所以说，方舟子在2001年5、6月间，突然成为转基因植物的坚定支持者，肯定有幕后的原因。而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判断，这个幕后原因极有可能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新职业——“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受聘于“美国生物公司”，与他突然间全力支持转基因植物，同时发生在2001年5、6月间，不太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III、 方舟子论转基因：伪“科普”，真“科唬”
　　
　　2006年底，一个记者问方舟子：“如果没有走上‘打假’这条道路，根据您的所学，最有可能踏上哪一条道路？”方舟子答曰：“最有可能成为一名纯粹的科普作家。”（谭晓娟：《对话方舟子 从写诗少年到打假斗士》，《天府早报》2006年12月6日）。这说明，方舟子是把自己定位为“科普作家”的，虽然他自己承认，至少在当时，他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普作家”。笔者在2007年11月27日凌晨google互联网，发现共有212个网页含有“科普作家方舟子”这个字串，其中60个网页在这个字串前面冠有“著名”二字。如果用“打假斗士方舟子”来做相同的搜索，只得到208个网页，其中仅有14个网页在这个字串之前冠有“著名”二字。也就是说，在公众面前，方舟子主要以一个“科普作家”——并且是“著名科普作家”——亮相的。
　　
　　确实，在新语丝的“方舟子作品”之下，有一大类文字被他冠以“科普作品”的招牌。不过，如果稍微浏览一下这些“作品”，人们就会发现，它们之中，有很多并不是“方舟子作品”，而是一些记者和拥趸们的“吹捧作品”，如刘菊花的《读〈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如江晓原的《需要这样的“学术警察”》、如陶世龙的《评扁船儿〈方舟子何以能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论文？〉》，等等；还有一些文字，确实是“方舟子作品”，但它们和科普几乎毫无干系，如《“海归”是这样糊弄副总理的》、《中国青年报与美国骗子大学联合招生》、《“方舟子剽窃铁证如山”的真相》，等等。这些或者不是“方舟子作品”、或者不是“方舟子科普作品”的“作品”，在“方舟子作品•科普作品•科学哲学”中，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比重。
　　
　　除了这些挂羊头卖注水狗肉的“方舟子科普作品”之外，方舟子其余的“科普作品”实际上还可以被继续划分为“炫耀才学的”和“掐架的”两大类，前者属於传统意义上的“科普”（根据维基百科，科普“是指利用各种传媒方式向普通大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而后者则是所谓的“打假”、“批判”之类的文章。可以想象，后者在“方舟子科普作品”中，占据绝对优势。（“方舟子作品•科普作品”分为以下七个亚类：“进化论虚妄吗？”、“进化新篇章”、“科学哲学”、“科学史”、“科普小品”、“神创论批判”、和“进化怪论批判”。这七个亚类之中，“科学哲学”是最庞杂的一个，共有195个条目，其中“纯粹的科普文章”只有三十余篇，不到总数的六分之一。http://www.xys.org/fang/science.html。）
　　
　　毫无疑问，方舟子关于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的文字，是被他划归到“科普作品”一类的。（新语丝网站的“方舟子作品”栏目在2002年以后似乎就不再更新，因此其中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文章，只有《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一篇，以及与之间接有关的《〈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再评侯美婉〈美梦还是噩梦〉兼评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两篇。）从2001年5月到2007年8月，方舟子对转基因问题共发表了三十余篇文章（包括讲座）和评论（包括媒体访）。通读了这些文字，笔者的一个印象就是：它们之中，除了第一篇文章，《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可以勉强算作是“炫耀才学的”“纯粹的科普”之外，其余的文字，多数可以被划归为“掐架的”。在这些“掐架的”文章中，方舟子对於那些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人物和媒体，仍旧是一如既往地破口大骂，把“科学”的大棒挥舞的呼呼山响。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方舟子的这些文章之中，有一些内容却既不是“炫耀才学”，也不是“掐架”。在这类文字之中，方舟子不仅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产品极力推崇，而且对那些搞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包括那些最最让他看不起的中国科学家——也好像“与有荣焉”似的，受到了方舟子的青眼相待。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肉唐僧网友说的，（方舟子）“在转基因这件事情上，他却令人拍案惊奇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的主要原因——一个“头缠白布条、手拿两把破菜刀的”主儿，突然间怜香惜玉起来，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现在谁都知道，方舟子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的。但问题是，方舟子既没有亲手搞过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关于这一点，下面将予以充分证明，但我暂时要提供的这样的逻辑来代替证据：他连自己的本行都似通非通，他对非本行怎么能通？），他为什么要跑到这个领域来兴风作浪呢？他能够普及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前面提到，肉唐僧先生曾把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三条：1、反对者都是伪科学人士；2、 欧洲拒绝转基因产品，是一个阴谋；3、中国应该允许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并且不应该加标签。应该说明的是，这三条，是肉先生根据自己聆听方舟子的一个讲座之后归纳总结的。就那个讲座而言，这个总结是不错的。不过，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言论和文字共有三十多篇，前后持续了六年多，仅仅根据一次讲座，很难得见方舟子观点的全貌。况且，出於某种原因，方舟子在讲座时的言论，和他在大陆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言论，以及和那些仅仅在新语丝上发表的言论，并不完全一致。为了对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观点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的概括，笔者耐着性子通读了他这方面的全部文字（方舟子的粉丝们总是对主子的“文字工夫”赞不绝口，好像他是个语言大师似的。其实，依我看，方舟子要吃文字这碗饭——不靠掐架吸引眼球——，也就是一个饿不死、撑不着的下场），从中总结出了方舟子论转基因问题的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 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一律赞不绝口——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世界粮食危机；
　　
　　第二， 对反对转基因的人，一律骂不绝口——无知、反科学、制造恐慌、玩弄阴谋；
　　
　　第三， 对於支持转基因的人，尤其是那些极力主张推广转基因食品的专家学者，一律“一视同仁”——都是为科学而献身的、无私的、正直的科学家。
　　
　　下面将对以上三点分别进行分析讨论。为了表明我对方舟子的言论不是断章取义、没有对方舟子的本意做出曲解和妄解，我先把他的文章标题及其全文链接，按照它们发表的前后顺序，列出如下清单（由於某些原因，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一些言论和文字并没有在新语丝网站上登出，笔者尊重方舟子的选择，在此不予讨论）：
　　
　　1 01.06.14, 方舟子《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txt
　　
　　2 01.11.29, 方舟子《〈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omw.txt
　　
　　3 01.12.14, 方舟子《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再评侯美婉〈美梦还是噩梦〉兼评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omw2.txt
　　
　　4 02.11.21, 韩福东《方舟子笑谈生物技术》（附方舟子订正）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uaxiashibao.txt
　　
　　5 02.12.05, 【立此存照】6种雀巢食品含有不明基因 为何还在亚洲销售？（附方舟子、Latino2等人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zhuanjiyinshipin4.txt
　　
　　6 03.01.03, 方舟子《“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2.txt
　　
　　7 03.01.24, 【立此存照】谁在对公众隐瞒转基因食品（附方舟子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zhuanjiyinshipin7.txt
　　
　　8 03.03.10, 方舟子《转基因作物恐慌与真相》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3.txt
　　
　　9 03.03.17, 【立此存照】转基因标识为何进展慢（附方舟子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zhuanjiyinbiaozhi.txt
　　
　　10 04.04.19, 方舟子《造谣是伪科学者的最后武器——评肉唐僧〈大豆里的阴谋——听方舟子的讲座〉》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ohu/transgenic4.txt
　　
　　11 04.04.19, 虎甲《纪实•观感：方舟子大侠谈转基因技术》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isc/transgenic.txt
　　
　　12 04.04.20, 方舟子《一点更正》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ohu/transgenic4b.txt
　　
　　13 04.05.31, 方舟子《转基因，标不标记？》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5.txt
　　
　　14 04.12.09, 【立此存照】《南方周末》：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附方舟子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5/rice.txt
　　
　　15 04.12.13, 方舟子《我与“转基因”关系的一点声明》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7.txt
　　
　　16 04.12.29, 方舟子《科学问题不需要“愤青”——驳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谣言》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transgenic_rice4.txt
　　
　　17 04.12.30, 方舟子《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答沈树的质疑》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transgenic_rice3.txt
　　
　　18 04.12.31, 《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transgenic9.txt
　　
　　19 05.01.03, 方舟子《“转基因”与“转生态”》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transgenic_rice2.txt
　　
　　20 05.01.04, 方舟子《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transgenic8.txt
　　
　　21 05.01.20, 方舟子《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liuxianshu.txt
　　
　　22 05.01.25, 方舟子《刘县书是如何断章取义、筛选事实的》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liuxianshu2.txt
　　
　　23 05.03.16, 【立此存照】乐之饼干疑含转基因成分 超市下架家乐福仍卖（附方舟子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6/transgenic.txt
　　
　　24 05.03.29, 方舟子《不要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打“爱国牌”》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transgenic10c.txt
　　
　　25 05.05.05, 【立此存照】肉唐僧《印尼的萝卜，能不能带出中国的泥？》（附方舟子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6/transgenic3.txt
　　
　　26 05.05.06, 方舟子《转基因的妙用》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gene04.txt
　　
　　27 05.05.23, 方舟子《评《新京报》的吓人报道“转基因食品威胁人类健康？”》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xjb/transgenic12.txt
　　
　　28 06.02.06, 方舟子《“直言了”的转基因恐慌与真相》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ohu/transgenic16.txt
　　
　　29 06.03.17, 方舟子《误读“转基因”》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xjb/transgenic15.txt
　　
　　30 06.12.22, 方舟子《不必害怕转基因大米》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transgenic17.txt
　　
　　31 07.07.13, 方舟子《转基因的妙用和延误》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jingji/transgenic.txt
　　
　　32 07.08.22, 【立此存照】蒋高明、李彩虹《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附方舟子、老农评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anggaoming3.txt
　　
　　33 07.08.25, 方舟子就转基因食品问题答《时尚营养》记者问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shishang.txt
　　
　　
　　A、 “科唬”： 唬弄人之“唬”
　　
　　在递交给《中国青年报》的“黑材料”中，笔者曾说：“方舟子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甚多”。我当时所指的，就包括方舟子对转基因问题的所谓“科普”。
　　
　　转基因问题，主要是指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是否存在危险、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可能危害，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转基因本身，即DNA，是否会与人类的基因组发生重组(即转基因DNA与人类基因组DNA整合到一起)；第二，转基因表达的产物，即蛋白质，是否对人类有毒；第三，转基因的副产品，即由於转基因所造成的植物基因组的改变，以及转基因的表达产物所可能造成的细胞代谢谱的改变，是否会使该食品对人类健康形成威胁。而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威胁，目前主要关注的是转基因有可能会通过花粉转移到野生植物之中，这或者可能产生“超级杂草”（superweeds），或者可能使珍贵的野生资源灭绝。转基因植物对环境的威胁还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大量使用抗虫转基因植物，会促使具有抗性的昆虫种群成为优势种群，即产生所谓的“超级害虫”(superbugs)。
　　
　　应该承认，不论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还是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目前来说，转基因植物/食品的危险性还都是潜在的，都还没有成为现实。不过，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够排除它们存在的可能性。从另一方面来看，转基因的种类很多，有抗除草剂的基因，有编码杀虫蛋白质的基因，以及用于筛选转基因植物的抗抗生素基因，等等。而被转化的植物也多种多样，有玉米、大豆、水稻、棉花，等等，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比如，玉米主要是饲料，大豆主要用于榨油，棉花基本上不被食用，而水稻则是人类的主食。所以，笼统地议论转基因到底是否安全、还否危险，并没有多大的科学意义。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们需要的是对每一种转基因植物/食品做出专项的、独立的、全面的安全评估。而问题的徵结恰恰就出现在这里：关于这方面的科学数据奇缺，甚至无法找到。但是，数据的缺乏，却恰恰成就了方舟子。
　　
　　a 方舟子——“主流科学界”的天然代言人
　　
　　方舟子有一句名言：“揭露违背科学原理的骗局无需举证”。 也就是说，如果方舟子想要证明什么，或者想要否定什么，他并不需要拿出任何证据，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编造出一个所谓的“科学原理”。除了善於编造“科学原理”之外，方舟子还会编造什么“国际惯例”啊、“美国法律”啊，等等等等。而在转基因问题上，方舟子编造的是一个“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看看方舟子怎么说：
　　
　　“欧洲的科学界主流并不反对转基因。”（《造谣是伪科学者的最后武器——评肉唐僧〈大豆里的阴谋——听方舟子的讲座〉》，2004年4月）；
　　
　　 “事实是，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科学问题不需要“愤青”——驳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谣言》，2004年12月) ；
　　
　　 “在美国主流报刊上，我没有见过反对转基因的报道，在科学问题上，他们比较尊重专家的意见。”（《〈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2004年12月）；
　　
　　“欧洲科学界的主流对转基因技术是非常支持的，而且认为这种反对转基因的社会势力已极大地阻碍了欧洲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与美国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方舟子就转基因食品问题答〈时尚营养〉记者问》，2007年8月）。
　　
　　而那些反对转基因的言论，则被方舟子说成没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2001年11月），进而扣上“毫无根据地攻击主流学说”的大帽子。（韩福东：《方舟子笑谈生物技术》，2002年11月）。
　　
　　可笑的是，在他的三十多篇关于转基因问题的言论中，方舟子从来就没有说出他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到底来自哪个人、哪些人，来自哪篇文章、哪份杂志，更没有说这个立场的具体内容为何——好象他这个自命的欧美“主流科学界”代言人是举世公认的、他说的话，本身就代表了“主流科学界”似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在今年，2007年，西班牙科学家J. L. Domingo在一篇综述中写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全部通过了各国主管部门的危险性评估。这些评估没有表明这些产品对人类健康有任何危险。尽管如此说得如此明确，但在过去七年间发表在国际科学刊物上的综述文章没有发现，或者只发现极少数量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动物的毒理学/健康威胁进行研究的参考文献。本文回顾了Medline数据库中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潜在毒性的科学信息。……参考文献数量之有限，令人吃惊。并且，绝大多数发表的研究结果都不是制造这些转基因产品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出的。本综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证明转基因植物/食品在毒理学方面安全的科学证据何在？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by the WHO,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products that are currently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ve all passed risk assessments conducted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se assessments have not indicated any risk to human health. In spite of this clear statement, it is quite amazing to note that the review articles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s during the current decade did not find, or the number was particularly small, references concerning human and animal toxicological/health risks studies on GM foods. In this paper,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otential toxicity of GM/transgenic plants using the Medline database is reviewed. Studie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potential use of potatoes, corn, soybeans, rice, cucumber, tomatoes, sweet pepper, peas, and canola plants for food and feed were included.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was surprisingly limited. Moreover, most published studies were not performed by th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that produce these products. This review can be concluded rai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ere is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showing that GM plants/food are toxicologically safe?”(Domingo JL.Toxicity studie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 review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Crit Rev Food Sci Nutr. 2007;47(8):721-33. )
　　
　　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由於试验数据的缺乏，仍旧悬而未决。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科学家会象方舟子那样，不需要证据就能够形成观点呢？如果是那样，他们还是科学家吗？所以说，对转基因问题，国际学术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定论，因此也不存在什么“主流学术界的立场”。
　　
　　其实，方舟子所谓的“主流科学界”，不过就是他在MSU所学到的那点知识，包括象“内含子是垃圾DNA”那样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被他当作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既然掌握了绝对真理，方舟子就自以为他所掌握的东西、他所理解的东西，就是“主流科学界”的观点。比如，方舟子在2004年底说：
　　
　　“有的人可能还有疑问：好了，我知道转基因食品不是为了转我的基因，但是我吃了这种食品后，它被转入的那段外源基因会不会跑进我的体内，无意中把我的基因也给转了？我们可以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生物的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是由核酸组成的。不管转的是什么基因，是从什么生物身上来的，它的化学成份也和别的基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由核酸组成的。吃到肚子里去，这个基因同样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才能被人体细胞吸收。所以可以放心，这个外源基因是不会被人体细胞直接吸收、利用的。”(《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上面这段话，基本上就是他反对核酸营养品的全部理论基础。方舟子用这点儿知识来反对核酸营养品，也许是够用了。但是，用它来当作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安全的“无需举证”的“科学原理”，则显然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核酸营养品中的DNA是裸露的、比较单纯的核酸分子，它们在人的消化系统中确实是很快被消化、降解。而转基因食品中的DNA，是被包裹在植物组织中、在细胞壁内、并且被染色质紧紧地包裹着，它们在人的消化系统中可以存在很长的时间。这一点，已经被科学试验充分地证明了。[见：1、Martín-Orúe SM, O’Donnell AG, Ariño J, Netherwood T, Gilbert HJ, Mathers JC. Degradation of transgenic DNA from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a and maize in human intestinal simulations. Br J Nutr. 2002 Jun;87(6):533-42. 2、Wilcks A, van Hoek AH, Joosten RG, Jacobsen BB, Aarts HJ. Persistence of DNA studied in different ex vivo and in vivo rat models simulating the human gut situation. Food Chem Toxicol. 2004 Mar;42(3):493-502. ] 还有研究表明，饲料中的DNA，甚至能够进入牲畜的肉体之内，甚至血液之中。[见：Deaville ER, Maddison BC. Detection of transgenic and endogenous plant DNA fragments in the blood, tissues, and digesta of broilers. J Agric Food Chem. 2005 Dec 28;53(26):10268-75.]
　　
　　另外，在人、畜的肠胃中，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群体。这些微生物，主要是细菌，与食物中的转基因直接接触，转基因分子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这些微生物的细胞之中。这种可能性也已经被科学试验所证实。[见：Netherwood T, Martín-Orúe SM, O’Donnell AG, Gockling S, Graham J, Mathers JC, Gilbert HJ. Assessing the survival of transgenic plant DNA in the huma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Nat Biotechnol. 2004 Feb;22(2):204-9.] 由於细菌没有细胞核，并且其基因组没有染色质包被，所以转基因与肠胃微生物基因组发生重组的可能性比人类基因组要大得多。[见：Baur B, Hanselmann K, Schlimme W, Jenni B. Genetic transformation in freshwater: Escherichia coli is able to develop natural competence.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6 Oct;62(10):3673-8.] 假如这种重组确实发生(目前尚未证实)，则转基因就能够在人体内长期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与人类的基因组发生重组。
　　
　　上面仅仅是就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所具有的三个潜在危险中的一个所作的分析。但是，这已经足够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主流科学界”难道会无视上面的这些科学证据，以及根据这些证据所能够作出的合理推测，无条件地、无保留地支持转基因技术吗？当然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肯定全都被转了方舟子基因，成了方舟子式的万能科学家！
　　
　　至於转基因植物对於环境所具有的潜在威胁，我们还是先看看最近两年来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是怎么说的。
　　
　　2005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植物公司——孟山督公司——的科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说：“从科学的角度讲，转基因在自然界中迁移的可能性根本无法绝对排除”（Gene transfer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remains so infrequent as to be theoretical. While the limits of science are such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transfer can never be absolutely excluded），[见：Goldstein DA, Tinland B, Gilbertson LA, Staub JM, Bannon GA, Goodman RE, McCoy RL, Silvanovich A. Human safety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 review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markers and future transformation selection technologies. J Appl Microbiol. 2005;99(1):7-23.]
　　
　　2005年，一组意大利科学家，尽管认为用转基因植物饲喂牲畜是安全的，但他们同时指出，利用科学手段来评价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对於保护环境和人畜健康是必需的（GM crops are novel foods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ir safety using a scientific sound approach seems essential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health of humans and livestock.）[见：Bertoni G, Marsan PA. Safety risks for animals fed genetic modified (GM) plants. Vet Res Commun. 2005 Aug;29 Suppl 2:13-8.]
　　
　　2005年，一位法国科学家也认为，应该认真评估转基因植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危险性，并且应该对转基因植物和传统育种方法获得的植物逐项进行收益与风险的基於科学的评估。[Possible risks for human health (such as the production of allergenic proteins), or for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appearance of superweeds as a result from gene flow),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and a science-based assessment of benefits vs. risks should be made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both for GM plants and for plants obtained by conventional breeding methods.][见：Weil JH. Are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useful and safe? IUBMB Life. 2005 Apr-May;57(4-5):311-4.]
　　
　　2006年，巴西科学家在一篇论文中报告说：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中，已经发现了三种抵抗草甘膦的杂草（Three weed species have evolved resistance to glyphosate in GRCs）；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确实转移到了非转基因的canola中（Glyphosate resistance transgenes have been found in fields of canola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non-transgenic）；当抗草甘膦基因与其他转基因（如抗虫基因）联手进入野生植物中之后，自然生态系统将会受到影响[Glyphosate resistance transgenes themselves are highly unlikely to be a risk in wild plant populations, but when linked to transgenes that may impart fitness benefits outside of agriculture (e.g., insect resistance), natural ecosystems could be affected.][见：Cerdeira AL, Duke S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glyphosate-resistant crops: a review. J Environ Qual. 2006 Aug 9;35(5):1633-58.]
　　
　　也就是说，查遍国际学术期刊，笔者也看不到方舟子所说的那些“主流科学界的立场”。所以说，方舟子打着那个子虚乌有的“主流科学界”的招牌，就如同那些贩卖核酸营养品的奸商们把诺贝尔奖得主的肖像印在报纸上，用来证明他们的产品得到这些科学家的“认证”一样，实际就是在唬弄人，是在搞骗局。

　　b 肆无忌惮的欺骗
　　
　　除了打着“主流科学界”的招牌，方舟子推销转基因的另一张王牌就是摆出一副国际学术权威的面孔，以智叟对愚公说话的口吻，向中国大众进行“科普”。比如他在一个讲座中是这样说的：“对一些不具有逻辑思维能力、脑子缺根弦的人，犯不着浪费时间去与之理会，除非是要逗逗他。”（《造谣是伪科学者的最后武器》）。“我之所以支持转基因技术，觉得目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慌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听他那牛哄哄的口气，不明真相的人一定会以为他曾经囊括了某个年度的诺贝尔奖。
　　
　　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方舟子对於转基因问题的言论，就可以看出，他根本就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资格。其实，从方舟子虚张声势地打着“主流科学界”的幌子、动不动就拿自己的那个美国博士的牌子来吓唬人来进行所谓的“科普”，明眼人就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如果他手中握有真理，肚子里藏有真货，方舟子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幌子、那个牌子。不过，为了把“方学”研究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就不仅要在逻辑上证明方舟子是在搞“科唬”，我们还要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好在除了幌子和牌子之外，方舟子自己的货色并不多——他那三十余篇文字，不仅论点几乎完全相同（转基因植物安全可靠，应该推广，而且不加标记），他的论据也只是翻来复去的那么几个。
　　
　　比如，方舟子在“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时候，这么说：“我认为安全可靠的，是上市或准备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因为这些食品都按要求做过了体外实验和动物试验”（《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2004年12月）；“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误读“转基因”》，2006年3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前面提到，就目前来说，转基因的危险大多是潜在的。这或者可能是由於转基因产品在市场上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余年，其潜在的危险尚未充分显露出来；或者可能是由於相对于传统的非转基因产品，它们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因此它们的危险尚未积累到能够被检测到的水平。这就如同中药一样：我们都承认“是药三分毒”这个说法，但我们极少看到有谁被中药毒死——当然不包括假药中毒。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服用中药的剂量，相对来说非常小，其毒性或者被人体内的排毒机制所化解，或者它们还没有达到能够显示其毒性的临界点。
　　
　　对於我上面的观点，方舟子肯定会在心中窃喜：哈哈，亦明看来还是不通！美国市场上的食品，百分之六、七十含有转基因成分，你凭什么说“它们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确实，这是方舟子在力挺转基因食品时的一个最大的“论据”，所以在过去几年间，他不厌其烦地、翻来复去地、罗哩罗嗦地、絮絮叨叨地说了个没完没了：
　　
　　“美国超级市场上的食物制品中，约60％含有转基因的成分。”（《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2001年6月）
　　
　　“美国超级市场上的食物制品中，约60％含有转基因的成分。”（《方舟子笑谈生物技术》，2002年11月）
　　
　　“美国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就没有加标志，虽然美国市场上60％的食品含转基因成分。”（方舟子评论《6种雀巢食品含有不明基因 为何还在亚洲销售？》，2002年12月）
　　
　　“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而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作物恐慌与真相》，2003年3月）
　　
　　“从第一种转基因食品——一种不容易软化的西红柿——在1994年进入美国市场算起，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年的历史，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70％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标不标记？》，2004年5月）
　　
　　“我认为现有的证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可以放心食用。我本人也已吃了十年的转基因食品。许多人不知道，美国既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西红柿）是1994年在美国上市的，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60－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记。”（《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2004年12月）
　　
　　“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年的历史，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记。”(《“直言了”的转基因恐慌与真相》，2006年2月)
　　
　　“美国使用Bt毒蛋白做为生物农药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用老鼠和绵羊做的实验也表明吃Bt毒蛋白不会影响哺乳动物的身体健康。”（《不必害怕转基因大米》，2006年12月）
　　
　　“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已有十几年，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有70％含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志，我多年在美国生活，当然已经吃了无数转基因食品。”“美国是转基因产品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美国市场上的食品70％都含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志。这些产品本国国民吃不完，才要出口，而不是自己不吃拿去出口。”“转基因食品上市已经十几年，还没有出现哪怕一例因为吃了它而出问题的。不要听信‘环保组织’的虚假宣传和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方舟子就转基因食品问题答〈时尚营养〉记者问》，2007年8月）。
　　
　　我们且不论方舟子的口吻，——与其说他是一个“著名科普作家”在科普，到不如说更象是一个拼命赚取佣金的“推销员”在推销，——我们只需要验证一下事实，就可以揭穿方舟子这个“科唬”的把戏。
　　
　　事实是：这个“美国食品的60-70%都含转基因成分”，纯粹是一个数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骗局。首先，没有谁能够说清楚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根据的到底是什么。根据康乃尔大学一个专门介绍转基因问题的网站（http://www.geo-pie.cornell.edu/gmo.html），在2003年以前，美国政府总共批准了12种转基因植物可以进行商业生产，它们是：大豆、玉米、棉花、Canola、马铃薯、木薯、番茄、甜菜、水稻、亚麻，等等。由於其中有很多转基因植物根本就没有投入商业生产（如水稻、亚麻），有的在投入市场之后不久就从市面消失（如第一个商品化的转基因植物番茄），它们之中，只有大豆、玉米和Canola是美国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成分。而玉米在美国主要用于饲喂牲畜（美国人喜欢吃的青玉米，极少是转基因的），大豆和Canola用于榨油。那么，这三样都不是人的主食的植物，怎么能够构成美国食品的三分之二呢？
　　
　　原来，所谓“美国食品”，指的是货架上的成品或半成品。例如，披萨饼中含有豆油，而根据美国大豆60-7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则可以大致推测这个披萨饼有这么大的可能“含转基因成分”。由於很多食品都含有豆油，结果就得出了这么个“大约莫”的60-70%。依此类推，假如蛋糕里含有玉米粉，则这个蛋糕就有和当年转基因玉米占玉米总量百分比相应的可能“含转基因成分”。
　　
　　实际上，说一个食品含有 “转基因成分”，就是意味着它或者含有转基因本身（DNA），或者含有转基因的产物（蛋白质），或者是转基因的目的产物（如含有某种特殊脂肪酸）。而豆油中则既没有核酸，也没有蛋白质，它怎么能够被说成“含有转基因成分”呢？（含有特殊脂肪酸的转基因大豆很少。）所以说，用“美国市场上的食品70％都含转基因成分”来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欺骗。
　　
　　实际上，这句话的英文是这样的：“Recent estimates suggest that more than 60% of food products on US shelves may contain at least a small quantity of some crop that has been genetically engineered.（最近的估计表明，美国市场货架上超过60%的食品可能含有至少是少量的转基因作物。http://www.geo-pie.cornell.edu/crops/eating.html）”。说“60%的美国食品”含有“至少是少量的转基因作物”，是准确的、科学的说法，而把它们说成是含有“转基因成分”，并且故意删去“至少是少量的”这几个字，那就明显是在进行欺骗。
　　
　　确实，大豆、玉米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美国人的食品中的辅助食品。这些植物的转基因产品在美国食品中，即使是真的含有“转基因成分”，在比重上也可以说是“极为少量”的。如上面所举的蛋糕的例子——玉米粉在蛋糕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而且人们也不拿蛋糕当主食。而大米是亚洲人的主食，是人们每天都要大量摄取的食物。拿“少量”的、并且很可能根本就不含有“转基因成分”的“转基因食品”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要中国人“不必害怕转基因大米”，这哪里象是一个“科普作家”在作科普，倒活象是一个奸商在推销“核酸营养品”。
　　
　　方舟子上述言论中还蕴藏着另一个骗局。早在2003年，方舟子就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这个说法，在一年之后，被他更改为“从第一种转基因食品——一种不容易软化的西红柿——在1994年进入美国市场算起，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年的历史”。显然，如果方舟子在2004年所说是真，则他在2003年所说就是假。如果前者是假，我们就有这样的疑问：方舟子从2001年就对转基因问题进行“科普”，他怎么会在两年之后还搞不清这么简单的事实呢？他在2003年所说的，是出於无知呢，还是在有意欺骗？
　　
　　事实上，即使是方舟子在2004年所说的这个“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年的历史”，也含有无知或欺骗的成分。不错，进入美国市场的“第一种转基因食品”，确实是“一种不容易软化的西红柿”。但这个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并不是在1994年，而是在1995年；它所进入的，也不是方舟子所暗示的“整个”、“全部”“美国市场”，而只是限於芝加哥地区的局部市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虽然在1994年批准了这个转基因西红柿（Flavr Savr）的生产和销售，但由於这个西红柿的制造商(Calgene)本身的原因，他们当年并没有能够拿出这个商品。即使是在次年，由於这个产品的产量极低(大约只有正常西红柿的40%，合乎质量标准的产品更少)，它们也只能进入极小范围的市场。并且，Calgene当年销售这个产品的主导思想，就是宣称这种西红柿比传统西红柿更好(主要是说口味更好)，所以它的销售价格是正常西红柿价格的2-5倍。(见：Charles, D. Lords of The Harvest. Perseus Publishing. 2001.)
　　
　　1995年，方舟子尚是MSU的一个穷学生，他会专门驱车几个小时，从东兰辛(East Lansing，MSU的所在地)到芝加哥去购买这个价格不菲的转基因西红柿吗？就算他有那份闲工夫、有那笔闲钱，在当时转基因产品尚未打出“更安全”、“更绿色”、“更营养”、“更便宜”的招牌，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购买那些“更安全”、“更绿色”、“更营养”、“更便宜”的传统西红柿呢？我们不妨再退一万步，假设方舟子出于“献身科学”的精神，愿意尝试新产品，他也不过买三两个尝尝鲜儿，那就算做吃了一年的“转基因食品”了？所以说，方舟子从2003年起就一再宣称的“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年的历史”，“我本人也已吃了十年的转基因食品”，是在蓄意欺骗中国公众。
　　
　　问题是，方舟子在“科普”的时候，为什么要撒谎、要欺骗？

　　c 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
　　
　　前面提到，方舟子根本不具备讨论转基因这个问题的资格。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他拉大旗做虎皮，冒充“主流科学界”的代言人；也不仅仅因为他瞪着眼睛说瞎话，骗人不眨眼——我这么说，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博士的无知，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2004年底、2005年初，方舟子接连发表文章，接受记者采访，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转基因植物可能造成的“基因污染”。在作于2004年12月16日的《“转基因”与“转生态”》中，方舟子说：
　　
　　“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认为推广转基因作物会带来环境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外源基因转入野草中，造成所谓‘基因污染’？
　　
　　“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为慎重起见，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区推广转基因水稻，以免野生水稻群体被‘污染’。
　　
　　“这只是一种慎重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过于慎重了。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区，人们也大量地种植栽培水稻，包括杂交水稻，为什么就不担心这些水稻品种的基因也会污染野生水稻呢？转基因水稻不过是比其他水稻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即使污染了野生水稻，也不过是在水稻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野生品种的优良性状不会因此丧失。即使万一出现了意外的大面积‘基因污染’，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实际上，在病毒的作用下，这种跨品种、跨物种的基因交流，在自然界中也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
　　
　　在作于2004年12月23日的《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中，方舟子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转基因是否有风险，而在于风险的可能性多高、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出现意外是否可以承受。有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存在（例如，吃转基因食品改变了人体基因），有的风险可能存在但是可以控制（例如转基因食品中外源蛋白质是否会成为过敏原的问题），有的风险难以控制但是并非不可承受（例如转基因作物对传统作物造成所谓‘基因污染’，即使真出现了，不过是在传统作物原有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不是什么灾难）。”
　　
　　2004年12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题为《专访著名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的文章，其中记者问道：“有人担心，转基因技术会破坏物种原有的基因库，您对此怎么看？”方舟子答曰：“这主要是担心转基因作物会与野生的亲缘物种发生杂交，例如转基因水稻和野生稻发生杂交，‘污染’了野生稻的基因库。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没必要有太多顾虑。人们并不特别担心人工栽培的水稻，例如杂交水稻，会‘污染’野生稻的基因库，为什么就要对转基因水稻另眼看待？与其他人工栽培的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不过是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它不是什么怪物，即使‘污染’野生稻的基因库，也不过是在水稻基因库中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加了一两个新基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也就是说，方舟子关于“基因污染”的观点，不外是以下两点：第一，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即使发生了污染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述两点之中，第一点并非方舟子的观点，而是货真价实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第二点才是方舟子的独立见解。不过，为了掩盖他编造的“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这个谎言，方舟子在上述文字中，一方面将真正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即基因污染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含混地说成是“学术界也很受重视”，并且在它之前说这个立场“有一定的道理”， 在它之后又马上加了一句“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这种情形”。 另一方面，方舟子在介绍这个观点之时，不仅不提这是“主流学术界”的立场，在后来，他更连“学术界”这仨字儿都不提了，只用“人们”来代替，不明真相的读者会以为这是那些被方舟子称为“反科学”的“人们”、或“非主流学术界”的观点。由此可见，方舟子对消除这个“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的影响，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机。
　　
　　但也许是仍旧担心读者领会不了这么拐弯抹角的暗示，方舟子於是赤膊上阵，公开嘲笑 “主流科学界的立场”，说这些专家是“过于慎重了”——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学术界”在建议商家和政府做没有意义的工作，浪费人家的资源。
　　
　　方舟子并不是转基因问题专家，他凭什么来嘲笑“主流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呢？另外，对於一个未知的领域，“小心不为过”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即使从常识的角度来考虑“基因污染”这个问题，那些专家的建议也是合情合理的。方舟子嘲笑“这些专家”“过於慎重”，有悖于人之长情——就算是别人“过於慎重”，那又“干卿底事”呢？从方舟子的话里，我们似乎可以嗅到他口中冒出的铜臭味道，而看不到他自己所标榜的什么“良心”。
　　
　　不过，如果说方舟子嘲笑“主流科学界”全无理由，那也确实是冤枉了这位美国博士。方舟子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基因污染不过就是在野生植物的基因组中多加了一两个转基因而已，相对于被污染植物的数万个基因，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第二，这种污染，在自然界中，“在病毒的作用下……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所以主流科学界专家们的慎重，就更加显得无知得可笑了。
　　
　　事实是，方舟子的这两条“论据”，全都是来自他的无知。
　　
　　不错，高等植物的基因组确实含有几万个基因。而转基因，在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只有一两个。但是，基因污染问题，并非象方舟子所想象的那样，只是这两个数字的简单比较。一般来说，基因的存在价值在於它的功能，而基因的功能只有在“表达”（expression）之后才可能出现。植物基因组的几万个基因既不是同时全部表达、也不是在所有的细胞和组织中都表达，并且它们表达的强度——除极少数基因之外——都相当低。
　　
　　而为了使转基因能够超量表达（overexpression），在植物中，绝大多数转基因都被置于一个超强的“启动子”（promoter，可以看做是一部机车的引擎）的控制之下，其目的就是要使这个转基因连续地、大量地、在所有的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从而产生大量的转基因蛋白。这个超强的启动子，在多数情况下是花椰菜花叶病毒(cauliflower mosaic virus，CaMV)的35S启动子。在这个启动子的控制之下，一个转基因的表达水平，即产生功能蛋白质的能力，是一般植物基因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可以达到上千倍。也就是说，被污染的植物中，转基因（DNA）虽然在数量上仅占几万分之一，但转基因的产物(蛋白质)，却可以达到这个数字的成百倍、上千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转化叶绿体基因组的植物中，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含量可达到植物总蛋白质的3-5% (二十至三十分之一)。[见：Bock R. Transgenic plastids in basic research and plant biotechnology. J Mol Biol. 2001 Sep 21;312(3):425-38.] 所以说，仅仅比较基因的数量，就象是说，这个岛上有一个老虎，几万兔子，老虎的数量是兔子的几万分之一，所以，老虎的侵入“不是什么灾难”。还有比这更荒谬可笑的结论吗？
　　
　　那么，方舟子这个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博士，为什么会如此的无知、如此的可笑呢？其原因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转基因技术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使这个基因“超量表达”。这个前提不满足，转基因技术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达到预期的功能的。也就是由於这个无知，使方舟子在2005年仍旧不知道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在设计、构建转基因的时候，会人为地加入一段“垃圾基因”(内含子)，以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水平。[见：Clark AJ, Archibald AL, McClenaghan M, Simons JP, Wallace R, Whitelaw CB.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ransgene expression. Philos Trans R Soc Lond B Biol Sci. 1993 Feb 27;339(1288):225-32.]所以，他才会天真地反问人家：“什么叫‘基因蛋白成形过程’？内含子、假基因之类的垃圾基因对此有什么意义？”
　　
　　至於方舟子说，在自然界中，基因污染“在病毒的作用下……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更是他无知的妄言。据方舟子后来承认，他所说的这个作用，指的就是所谓的“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方舟子：《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事实是，HGT在原核生物中是常见的，在真核生物中则比较罕见，而在植物中，这种“在病毒的作用下……的基因交流”，不仅不是“常常出现”的，恰恰相反，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见：Andersson JO. Lateral gene transfer in eukaryotes. Cell Mol Life Sci. 2005 Jun;62(11):1182-97.]假如这种“基因交流”象方舟子所说的那样是“常常出现的”，现在的科学界就不会仅仅使用农杆菌和基因枪来获得转基因植物了。方舟子如果发现了哪种植物病毒会有这种“作用”，他今后就不用再冒充什么生物信息学家，也不用再谎称自己有什么基因专利——这个发现，会让他获得国际大奖、获得全球专利，奖金和专利费会足以满足他对“金钱和股票”的渴望。
　　
　　【注1：科学家发现，烟草基因组中含有与联体病毒基因组相关序列，（geminvirus-related DNA，GRD），因此怀疑它们来自联体病毒。但是，第一，这种怀疑尚未得到实验上的证明；第二，即使这种怀疑属实，它们的发生在进化年代上也甚早，并且根本就不是“常常出现的”；第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联体病毒可以介导HGT。】
　　
　　【注2：方舟子的这个观点，很可能是他对侯美婉（Mae-Wan Ho）一篇文章(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 The Hidden Hazards of Genetic Engineering，http://online.sfsu.edu/~rone/GEessays/horizgenetransfer.html)的误读。在这篇文章中，侯美婉写道：While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s well-known among bacteria, it is only within the past 10 years that its occurrence has become recognized among higher plants and animals. The scope for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s essentially the entire biosphere, with bacteria and viruses serving both as intermediaries for gene trafficking and as reservoirs for gene multiplication and recombination (the process of making new combinations of genetic material). 侯女士在上文中提到病毒在水平基因转移中的作用，是泛指在整个生物圈中，“the entire biosphere”，包括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而方舟子却以为在高等植物中也是如此，所以出丑。方舟子的这一观点来自侯女士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在作于2005年1月的《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中写道：HGT“是近十几年来才引起生物学界注意的遗传现象”。实际上，HGT“生物学界注意”是在八十年代初，到2005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方舟子把侯女士上文第一句话按照字面来理解，所以他说“近十几年来”。】
　　
　　方舟子对转基因技术的无知当然并不仅仅限於上面这几个例子。在那三十余篇关于转基因的文字中，方舟子反反复复地向人们介绍苏芸金杆菌的一个杀虫蛋白基因，bt基因，好象他对昆虫学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可惜的是，他一再说外行的蠢话而不自知，结果他越是要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越是暴露出自己的浅薄和可笑。比如，他说：“苏云金芽孢杆菌（拉丁学名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在它的芽孢中会分泌一种称为‘内毒素’的蛋白质晶体。”“把编码内毒素的基因克隆出来，并转入到作物细胞中，这样培养出来的转基因作物也能分泌内毒素，害虫吃了转基因作物的叶子后，也吃进了内毒素，将会被毒死。”（《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误读“转基因”》）。
　　
　　只有对bt和bt转基因植物一知半解的人才会说，苏云金芽孢杆菌和bt转基因植物“分泌”内毒素。在分子生物学中，“分泌”（secretion）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是指某种物质从细胞内向细胞外转移。而一种蛋白质要被“分泌”，在多数情况下，它需要含有一段信号序列，只有在这个序列的引导下，蛋白质才能够穿越细胞膜，被“分泌”出去。而bt内毒素根本就不含有这样的信号序列。事实是，在苏云金杆菌中，内毒素基因(DNA)在表达之后所产生的内毒素(蛋白质) 并不被“分泌”到细胞外，而是在细胞中形成与“芽孢”相似的结构，叫做包含体(inclusion) 或类孢子包含体(parasporal inclusion)。包含体与芽孢并没有什么关系(芽孢是细菌的休眠体，可以大致认为是细菌的“种子”)，更不用提什么“分泌”关系了。
　　
　　而在bt转基因植物中，转基因的表达所产生的内毒素也是储存在细胞之内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分泌”的过程发生。国内文献一般把bt转基因植物根际土壤中的内毒素称为植物“分泌”的，但实际上那属於根部表皮细胞脱落、分解之后的被动释放，并非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分泌”。方舟子很可能根据这些中文文献，想当然地以为转基因植物的叶子也可以“分泌”内毒素，结果却恰恰是把自己的无知“分泌”了出来。
　　
　　按道理讲，一个人做科普，他只需要把书本中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复述出来就可以了，因此，一个“科普作家”只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和理解能力，他犯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很大。那么，为什么方舟子这个美国博士在对转基因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进行科普时，会频频出错呢？这当然与他自身的科学素养不足有关，也与他根本不是在真心搞科普有关。但还有一条就是，方舟子喜欢把道听途说来的、对自己的既定观点有利的东西，都自动地信以为真，然后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再贩卖给被科普的对象。而由於他极端的无知，他在东抄西凑的过程中，根本分不清真假，辩不出对错，因此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上面提到的方舟子误读侯美婉女士关于HGT的文字就是一例。下面再举一例。
　　
　　在作于2006年3月17日的《误读“转基因”》 中，方舟子写道：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
　　
　　任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对方舟子上面所说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这个陈述感到难以理解。花粉一般是通过气流来传播的，玉米的花粉粒之小，肉眼几乎难以看到，它会有多重呢？方舟子说“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是和哪种植物的花粉比较的呢？再说，“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 他到底根据的是谁的研究呢？当然，对於这些问题，方舟子是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答案的。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方舟子依靠网络成名，最后毁掉他的，也必然是网络。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贺院士的幸运是他生长在中国，所以他能够靠行骗一路爬到顶峰。贺院士的不幸是他生活在网络时代，小小的计算机鼠标，就象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能够把无论多么坚硬厚实的伪装刺破。”如果把这两句话的主语换成“方舟子”，也一样适用。2004年12月17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的头条是一个叫做贾士荣的人写的文章，题为《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文中写道：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抗虫玉米的花粉飘到一种名叫‘马利筋’的杂草上，用马利筋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事实上，这一实验结果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试验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且没有提供使用花粉量的数据。现在这个事件也有了科学的结论：第一，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玉米地以外5米，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
　　
　　显然，方舟子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那段话，是抄自贾士荣上面的“现在这个事件也有了科学的结论……”后面的文字。贾士荣何许人也？他是中国一位著名的转基因植物专家，并且和方舟子一样，也是拼命主张在中国全面推广转基因植物的人士。《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说：“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刘鉴强：《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南方周末》2004年12月9日）。可以想象，这位贾专家因此成了极少数得到方舟子青睐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之一。
　　
　　那么，这位贾科学家所说的“科学的结论”又是来自何处呢？奇怪的是，尽管他把那个“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的文章来源交代的明明白白，他并没有说出他那“科学的结论”来自哪里。好在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小小的鼠标可以代我们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原来，《美国科学院院刊》在2001年10月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Corn pollen deposition on milkweeds in and near cornfields》。根据，他们作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有代表性的自然发生的花粉密度资料”，以便为那个大斑蝶试验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The purpose was to obtain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pollen densities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laboratory and field studies of monarch larvae feeding on milkweed leaves with Bt corn pollen.)。（PNAS 98，11919-11924。链接：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98/21/11919）。因此，这篇文章肯定就是贾科学家的知识来源。
　　
　　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花粉的密度在玉米田中最高，平均每平方厘米171个花粉粒。离玉米田越远，密度越低：在0米处，这个数字是63；1米处是35；2米处14；4-5米处是8。(见该文表2) 。笔者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想要找出贾科学家所说的那个“在玉米地以外5米，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的出处，但就是找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细读那个“Table 2”，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表的标题是“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llen density levels on milkweed leaves inside a cornfield and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cornfield edge”，所以表中给的主要数据是频度，在“4-5米”这一栏，第一个数据是“0.996”，意即在4-5米处采集的样本中， 99.6%花粉密度在0-100之间。显然，这个贾科学家没有读懂这个表格，把这个“0.996”理解为花粉的密度，并且把“0.996”四舍五入，从而得出了“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这样的“科学的结论”。至於所谓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很可能是他把人家在摘要中所说的“Pollen density was highest (average 170.6 grains per cm2) inside the cornfield and was progressively lower from the field edge outward, falling to 14.2 grains per cm2 at 2 m”的前四个单词（Pollen density was highest）读成了一个句子，“直译”成“玉米的花粉非常重”。而实际上，这个density是指“密度”(单位面积中的花粉数量)，并不是指重量。
　　
　　方舟子曾说，“我以前一再强调，科普著作应该由专家撰写，因为只有专家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学科知识，并能阅读原始论文，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虚妄的“人体革命”》）。显然，方舟子在做转基因科普时，并没有“阅读原始论文”，也没有“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他根据的，不过是一个读不懂英文的贾科学家编造出来的假材料。
　　
　　实际上，PNAS在2004年5月18日又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玉米花粉传播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bt转基因玉米花粉造成的基因流动可以远达31米，并且造成非转基因玉米中含有低到中等水平的bt内毒素。(We report that pollen-mediated gene flow up to 31 m from Bt maize caused low to moderate Bt toxin levels in kernels of non-Bt maize refuge plants. 见：PNAS 101，7526-7529。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101/20/7526)。这篇文章发表在贾科学家和方科普作家各自撰写的文章之前，并且免费向全世界公布全文。贾研究员如果稍微能够读懂英文，方博士如果稍微地象一个真正的学者那样搞学问，他们就不会闹出这么一个丢尽全世界学者脸面的大笑话了。
　　

　　c 方科普作家pk世界专家
　　
　　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方舟子除了与中国公众和中国媒体正面撕杀，他的另一个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不论是洋人还是国人，绝无例外。而他打击这些科学家的唯一手段，就是宣布他们没有学术资格来讨论转基因这个问题。
　　
　　方舟子有什么资格对别人品头论足呢？当然是那顶美国博士帽子，和那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科学家”招牌。那么，无知的方舟子又根据什么来判断别人的学术资格呢？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即以自己为圆心，随时变更衡量标准。对於学位不如他的人，他就和人家比谁的学位更高——学位越高越有真理；对於学位与他相等的人，他就和人家比谁的专业离转基因更近——专业距离越近，离真理越近；对於学位和专业都与他相似的人，他就去数人家的论文数量，——论文太少了，自然是没有资格；太多了，则发表年代久远，与现代知识有隔阂，结果还是资格不够。当然，在运用后一条标准时，方舟子十分注意掌握分寸，那就是：绝对不拿自己的那点东西和人家做对比。利用这三大法宝，方舟子果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胜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对无条件推广转基因技术持保留态度的科学家。
　　
　　其实，方舟子的核心意思不过是说，在转基因问题上，只有分子生物学家、并且是具有博士学位——当然这个博士学位最好是来自MSU、甚至是巴顿的实验室——，才有发言权。可惜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方舟子的话语权还是有限的。美国生态学会就不听这个邪，早在2001年就发表声明，警告转基因生物可能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该学会并且要求对转基因生物的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在向环境中释放这些生物之前，采取慎重的措施。(http://www.esa.org/pao/policyStatements/Statement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php)。方舟子本应该到美国生态学会走一遭，告诉人家，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说那些话，“你们该因此闭嘴！”
　　
　　方舟子当然不敢对代表着八千多名生态学家的美国生态学会撒野。所以，他只能与那些“反转基因”的科学家“单挑”——颇象他对着文科傻妞大谈科学，对着理科书呆大讲文史。
　　
　　看看方舟子的这几段话：
　　
　　“我查了一下她的发表纪录，发现她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生物学的研究论文，更从来没有发表过遗传学的论文，不知这遗传学家是怎么来的。”
　　
　　“Ricarda Steinbrecher据说是个分子遗传学博士（只不过她只发表过两篇第二论文，不知这博士是怎么拿的）。”
　　
　　“不过是一个曾经读过几年生物学基础课程的学士，……要来跟我比谁更专业？”
　　
　　“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
　　
　　“薛达元拿的是南京大学地理系博士学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的博士后，我不认为他在转基因问题上比我更懂行。”
　　
　　“撰写《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的‘绿色和平’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一个是兽医，一个是土壤专家，懂多少分子生物学，在转基因问题上又有什么发言权？”
　　
　　本来，就学术问题进行争论，你只要摆出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就可以了，只要对方不是胡搅蛮缠，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只有那些肚子中没有什么货色的人，才要极力用“资格”来使对方“闭嘴”。其实，就算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要品评别人的资格，你自己总得有点资格吧？你方舟子的资格在哪里呢？
　　
　　在《大豆里的阴谋》中，肉唐僧曾这样直截了当地问方舟子：“你在科研的第几线？你算几流选手？”对于这两个问题，方舟子略过第一个问题不答，而是面红耳赤地说：“我就算是末流的选手也没关系，只要我不狂妄到去与一流选手们比赛，而是跟在一流选手们后面跑即可”。
　　
　　对於方舟子的这个答复，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他的坚强后盾何祚庥三年后作出的自白：“他们是前面奔跑的骏马，而我是叮在马尾巴上的苍蝇。马在前面跑，我也跟着跑，所以我没有掉队，跟上了形势，也被评为了院士。”（彭金海：《何祚庥：“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zhongyi929.txt）。何院士叮在了“骏马”的尾巴上，很可能是碰巧。但遗憾的是，刚愎自负的方舟子，却不太可能如此地幸运——一个跟在“马尾巴上的苍蝇”的“后面跑”的人，是无论如何要遇见不到“一流选手们”的。
　　
　　实际上，到了2004年，方舟子肚子中那几滴墨水，早已被世人看透。生物学学士沈树就大模大样地把自己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方舟子相提并论，说：“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方舟子也不是）”。对此，方舟子在答辩中说：“我虽然不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但是我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转基因技术不过是分子遗传学的具体应用，因此我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也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与明显没有受过生物学训练的沈树相比，那是专得不能再专了。”
　　
　　也就是说，到了最后，方舟子也不得不老着脸皮承认，他谈转基因问题的资格，不过就是“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而已。方舟子到底能不能“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笔者在前面曾专文讨论（见：《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那么，别人也会象他那样，看不懂“这方面的论文”吗？
　　
　　(1) “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1998年，英籍华人侯美婉（Mae-Wan Ho）的《美梦还是噩梦》（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cience and Business）在英国出版。2001年6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译本。这本书不过是从理论上来质疑基因工程对人类的影响，是否真的象是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美好。方舟子在2001年11月说：“看了《中华读书报》上公布的2001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科普图书奖’入选书目，发现侯美婉（Mae-Wan Ho）的《美梦还是噩梦》（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也名列其中，而且排名还很靠前（如果是按得票数排名的话），感到很奇怪。这本书在国外本没什么影响，只有反科学团体、新时代宗教团体在推崇。这次到北京，赵南元先生送了我一本中译本，我翻了一下，认为是典型的反科学、伪科学著作。”(方舟子：《〈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发表于2001年12月12日《中华读书报》)。
　　
　　方舟子说他仅仅“翻了一下”就认为《美梦还是噩梦》是“反科学、伪科学著作”，显得此人之傲慢与蛮横。他是根据什么把这本书定性为“典型的反科学、伪科学著作”的呢？他有四条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资格问题”：
　　
　　“自称是遗传学家，实际上她以前是搞生物物理的，曾经担任英国Open大学生物电动力学（Bioelectrodynamic）实验室主任、讲师，目前已离开Open大学，自己创建了一个机构(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专门从事反科学活动。我查了一下她的发表纪录，发现她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生物学的研究论文，更从来没有发表过遗传学的论文，不知这遗传学家是怎么来的。她真正从事科研的时间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酶学研究。从她的学术背景看，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半个多月后，意犹未尽的方舟子又发表了《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再评侯美婉〈美梦还是噩梦〉兼评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一文，通过列举“反科学、伪科学著作中常见的五大特征”， 来“进一步说明这本书为什么不是科普著作”。这五大特征的第一条就是“并不具有批评的学术资格”：
　　
　　“伪科学、反科学的鼓吹者，往往没有经过相关的学术训练，有的是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也就是所谓‘民间科学家’），有的虽然受过某种学术训练，但所受的训练与其批评的学科不属同一领域，例如搞工程出身却要批判相对论（12月6日在西安刚刚上演一出闹剧），搞环境毒物学出身却要批判进化论（旧金山大学的钱锟教授）。侯美婉也不例外。柯志阳说她‘是一位专业的生物学家，对遗传学，进化论有着深入的研究’，不知根据何在？我检索了生物医学数据库Medline，发现自1969年至今侯共发表了20篇做为主要的学术论文（不包括综述、猜想或评论）（见附录一），全都是酶学或生物物理领域的，没有一篇是进化生物学的论文，只有一篇勉勉强强和遗传学有关（根据酶学测试结果估计等位基因频率）。值得注意的是，这20篇论文中，有18篇发表于1985年以前，也就是说，16年来，实际上已脱离了科研第一线，而这十几年，恰恰是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的黄金时代。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她愿意批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当然是其言论自由，但是这样的批评，和外行的批评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不知道方舟子的底细，并且相信方舟子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个侯美婉真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如方舟子的“伪科学、反科学的鼓吹者”。但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方舟子的底细，知道了他的肚子中储存的几滴墨水，知道此人撒谎、说假话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们对他所说的一切，不仅要考证核实，而且还要学他的样子，做“生命的沉思”状。
　　
　　首先，我们看看方舟子说的“她二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生物学的研究论文，更从来没有发表过遗传学的论文”到底是不是事实。根据方舟子检索出的侯女士论文发表记录——“不包括综述、猜想或评论”—— 我们可以发现她以第一的身份在Science (1969年)、Nature (1975年)、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71)上都发表过论文。至於与方舟子的JBC相同等级杂志上的论文，更有Am J Hum Genet (4篇)、Biochem J (五篇) ，全部是第一。方舟子以一篇JBC和两篇蹭车论文来嘲笑人家的这个发表记录，就象是武大郎指着姚明的鼻子嘲笑对方的篮球技艺一样，看上去可笑，仔细一寻思，又觉得此人真是可憎。
　　
　　其次，方舟子说什么人家的论文“没有一篇是进化生物学的论文，只有一篇勉勉强强和遗传学有关”，以及什么“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我们不由得马上想到一句中国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人家黑，看不到自己黑。”你方舟子“脱离生物学研究”有多少年了？你自己不是照样又是生物医学又是生物信息学又是转基因技术地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吗？你没有发表过一篇“进化生物学的论文”，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也被你方舟子翻来复去炒得都成了馊饭了吗？
　　
　　事实是，根据侯美婉女士自己公布的简历（http://www.indsp.org/MWHcv.php），侯女士在1984年到2005年间，共出版了14本书，从1984年的《新达尔文主义之后》（Beyond neoDarw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volutionary Paradigm）到2005年的《解开艾滋之谜》（Unravelling AIDS），内容涉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化论、生物物理等学科。《美梦还是噩梦》是她的第六本书，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土耳其文、捷克文、德文、中文、日文、朝鲜文等文字，在出版的第二年就再版。方舟子说“这本书在国外本没什么影响”，完全是信口雌黄。
　　
　　另外，侯女士在1976至1998年间，在开放大学(又译“自由大学”)出版了15种讲义，横跨遗传学（Genetics）、进化论（Evolution）、生物能量学（Bioenergetics）三大领域。而关于遗传学的教材就包括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遗传的过程（The Process of Heredity）、细菌与病毒中基因表达的调控（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Bacteria and Viruses）、真核生物中基因表达的调控（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in Eukaryotes）、群体中的基因（Genes in Populations）等专题。除此之外，侯女士在1967至2004年间，共发表了八十多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Papers in Refereed Journals），就在方舟子大声叫卖自己的那个基因专利的2000年，侯女士还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有文章。
　　
　　也就是说，与这位侯女士相比，方舟子更象是一位他看不起的“民科”。只不过他的嘴巴比人家大、脸皮比人家厚，所以才敢比比划划地嘲笑对方。至於方舟子说侯女士“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说人家是“外行”，说什么“从她的学术背景看，我不认为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 我们仿佛看到了现代版的成语故事：“井底之蛙”、“坐井观天”、“鼠目寸光”、“管窥蠡测”、“夜郎自大”、“有眼无珠”。能够把这么多成语典故汇集于一身，方舟子真的可以“永垂史册”了。
　　
　　(2) “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
　　
　　在与刘县书辩论时，方舟子根据对方把gene flow翻译成 “基因漂移”，而不是他方舟子认可的“专业翻译”——“基因流动”——，而嘲笑刘县书是“以专家自居唬弄外行”。对此，刘县书回敬道：
　　
　　“方舟子有所不知（或者他一根筋的脑袋死活不能接受，一个科学名词可能有两种乃至多种译法，还会有狭义或广义用法），gene flow一般译作‘基因流’或‘基因流动’，但大陆学者也常用‘基因漂移’或‘基因漂流’指称这个词，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有心人可以搜索一下，在国内的有关论文中‘基因漂移’或‘基因漂流’的用法比比皆是，随手举一例：……”
　　
　　刘县书随身举的一例就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卢宝荣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把gene flow译成“基因漂移”。
　　
　　本来，象这个连“centromere”的“专业翻译”是“着丝点”都不知道的细胞生物学“高材生”，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再去挑剔别人的翻译。而当别人找出证据之后，你如果抹不开脸道歉，也不妨顾左右而言它，把自己出的丑遮掩过去。但是这个方舟子，眼看着刘县书被自己胡诌的“在病毒的作用下……的基因交流”唬住了，於是就又信口开河道：“个别人用它来翻译gene flow，……只能说不准确，译错了。卢宝荣教授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刘县书是如何断章取义、筛选事实的》）。【注：实际上，贾士荣就把gene flow翻译为“基因漂流”。见贾士荣：《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方舟子并没有指出贾研究员“不准确，译错了”。】
　　
　　方舟子自称是分子遗传学博士，还曾宣称，自己一向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感兴趣（在新语丝的“方舟子作品”之下，专门设有“科学史”栏目）。假如这两个宣称之中有一个是货真价实的，他也不会说出“谁谁是学农学出身的，对遗传学术语未必熟悉”这种让行家笑掉大牙的外行话。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所使用的试验材料就是植物，他可以算作广义的农学家。孟德尔的研究在去世后十多年才被“重新发现”，重新发现孟德尔的三个人，全都是植物学家。可以说，遗传学的基础是植物学家/植物育种学家/农学家打下的。说农学家不懂遗传学，就象说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一样，要受到世人的耻笑的。假如方舟子还要狡辩说，植物学不等於农学，那么，我再给他举个例子：因发现转座子而获得诺贝尔奖的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农学家：在农学院受到的本科教育，她的一生都在研究玉米。
　　
　　根据网上查到的卢宝荣简历，他1980年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农学专业，1986年获得该校授予植物遗传育种硕士学位，1993年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81年起就在四川农学院讲授包括植物遗传学的植物学课程的，从那以后从事的教学和研究都与植物遗传学有直接关系。在1983-2007年间，卢宝荣发表了192篇文章，其中135篇发表在SCI杂志上。(www.genomicsforum.ac.uk/documents/pdf/china/cv_lubaorong.doc)。仅从这些资历上看，卢宝荣就要比方舟子高出何止一头。对於上面的介绍，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会有人对卢宝荣不服气。但是，就算排队排到猴年马月，大概也轮不到你方舟子这个连自己本专业都懵懵懂懂的“斗士”。
　　
　　【注：复旦大学网站上发布的卢宝荣简历(http://www.hr.fudan.edu.cn/info/info_2_detail.jsp?id=172)：
　　
　　1993年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1994年12月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Associate Professor职称，1994-2000在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任种质资源专家(高级研究员)；1996年1月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兼职：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任《Environmental Biosafety Research》、《Crop Research》、《Intern. Rice Res. Notes》、《中国水稻科学》和《遗传资源》等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多年从事小麦族和稻属野生近缘种的保育、研究和利用。在国际上首次确定了30多种小麦族植物和2个野生稻的基因组,发现了SY基因组在东、西亚不同小麦族物种之间的分化以及属间杂种中染色体的削除和类似于Ph基因的染色体配对控制。用基因组分析和分子标记，揭示了含AA基因组野生稻的系统演化关系和遗传多样性的分布规律。为麦类作物和水稻遗传资源的有效利用，基因库管理及合理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主要从事基因多样性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特别是转基因的逃逸及其生态风险的评估研究。
　　获奖情况：曾荣获1999年美国Agricultural Communicatorin Education (ACE)“图书金奖”，1999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为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要么没有学术道德要么没有专业水平”
　　
　　2007年8月21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与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彩虹合写的文章，题目是《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文章说，在华北棉田，转基因抗虫棉花在使用之初确实抗虫，但慢慢地，抗虫棉的其他弱点暴露了出来：抗虫棉只抗某种害虫，对其他害虫不抗；抗虫棉不抗病。结果到头来，使用的农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文章的精彩之处在后面这一段：
　　
　　“与上述灭杀棉虫和‘饿’死(转基因抗虫)昆虫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河北枣强农民金安磊的有机种植试验耐人寻味。他采取与昆虫甚至麻雀和平相处的做法，坚持不使用化肥，不喷农药，更不用转基因，采取传统的有机种植。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土地让他保养得能感觉出弹性来，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40亩棉田成了明星：无机种植的棉花大减产，而他种的棉花大丰收。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专家亲自驱车前来参考。在事实面前，专家也无语了。”
　　
　　《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最早只是出现在蒋高明的个人博客上。在新浪网博客，这篇文章至今只有六百个点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23.html）；在科学网上，它的点击也不过一千一百多个（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6248）。天知道方舟子是怎么发现这篇文章的，他在第二天就把《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立此存照”了，并且发表了以下按语：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多项研究表明，种植抗虫棉能够显著地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并增加棉花产量，因此自从10年前抗虫棉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快速获得推广。如果有哪位专业人士对此有疑问，应该写成论文到国际学术期刊上争鸣去，而不是在大众报刊、网络上做虚假宣传误导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公众。不止是‘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彩虹同学’有点可悲，更可悲的是文章第一蒋高明还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此人为了宣扬其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妖魔化水电的伪环保主张，一贯无视基本的生物学常识，危言耸听，造谣惑众，与其专业身份完全不相称，虽然被中国伪环保人士当成了宝，却让天下专业人士耻笑，正所谓‘蒋高明很不高明’。像‘但是转基因棉的纤维、棉籽油是否还是那么天然，这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在生产的过程中施加了太多的有毒或潜在有害物质：农药和转基因’这么弱智的话，出自文傻之口可以理解，出自‘专业人士’之口则不可原谅。另外，绿盲蝽蟓（Lygocoris lucorum）早在160多年前（1843年，命名者Meyer-Dür）就已发现，许多年以来就是棉花、枣树等作物常见的害虫，遍布国内各棉区，根本不是什么‘未知名的虫子’，也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当然更与转基因作物没有任何关系。蒋高明是‘植物所首席研究员’，不认识害虫倒也情有可原，但是不先去查查资料就信口开河，哪有半点做为科研人员该有的科学态度？
　　
　　“一个生物学研究员居然如此拙劣地反对转基因作物，全世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中科院植物所在下次竞争上岗时应该考虑是否让这种要么没有学术道德要么没有专业水平的人继续当研究员败坏其名声。”(见：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anggaoming3.txt)。
　　
　　方舟子赞美转基因植物的一大理由，就是转基因植物的种植，可以降低农药的使用量，因此是既环保，又安全。看看他几年如一日，为转基因植物唱的赞歌：
　　
　　“当前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主要应用，恰恰是要通过转基因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避免环境污染。”（《“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2003年1月）；
　　
　　“我们不能为了一种没有依据的未来风险而放弃已知的益处，这些益处包括减少农药使用、增加产量、增加营养价值等等。”（《转基因作物恐慌与真相》，2003年3月）；
　　
　　“发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污染、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转基因不是怪物》，2004年12月）；
　　
　　“种植转基因作物可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助于保护环境，因此反对转基因就是反对环保。”（《乐之饼干疑含转基因成分 超市下架家乐福仍卖》按语，2005年3月）；
　　
　　“种植转基因作物可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助于保护环境免受农药污染，并降低食物中的农药残留，有益身体健康。”（《不要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打“爱国牌”》，2005年3月）。
　　
　　转基因植物真的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吗？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10月，美国生物技术信息网（BioTech InfoNet）公布了一篇报告，题目是：《美国遗传工程作物及其农药使用：第一个九年》（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http://www.biotech-info.net/Full_version_first_nine.pdf）。这篇报告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转基因植物减少农药的使用’这个说法没有根据”（Pesticide Reduction Claims are Unfounded）。它提供的具体数据就是：三大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棉花，在1996-1998三年间，减少了农药使用量2060万磅，但是从1999到2004年六年间，这些植物的农药用量却增加了1亿4千3百万磅。也就是说，九年之间，转基因作物的农药用量净增1亿2千2百万磅。（见该报告39页。）
　　
　　方舟子在宣传转基因植物的好处时，有时也会小心地说，减少农药的使用的转基因植物是抗虫植物。其实，这个说法也有误导公众的嫌疑。根据康乃尔大学一个网站的介绍，抗虫转基因植物中，只有抗虫棉能够显著降低农药的用量，而抗虫玉米对降低农药用量的作用极小，或不显著。(Bt corn, one of the most widely grown GE insect-resistant plants, was engineered to be resistant to the European Corn Borer (ECB). The ECB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control with insecticides-- the borer eats its way into the corn stalk where it is safely out of reach of the insecticides. For this reason, plus the fact that ECB outbreaks are extremely variable (thus, spraying is not routine), less than 5% of US Corn Belt corn acres are actually sprayed for ECB.2 Additionally, the insecticides used against the ECB are also used to control other insect pests-- to which Bt trait does not provide resistance-and would still be applied regardless of ECB. As a result, reductions of insecticide use on field corn have been minimal or insignificant. http://www.geo-pie.cornell.edu/issues/pesticide.html)。更重要的是，方舟子从来就没有告诉中国公众，在美国，四分之三的转基因植物是抗除草剂的。而因为杂草对单一除草剂草甘膦的抗性增强，除草剂的使用量越来越大，其净增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因转基因抗虫植物所造成的杀虫剂使用量的降低：1996年，转基因植物减少了农药用量的1.5%，而到2004年，转基因植物使农药的使用净增了16.4%。(见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Pesticid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Nine Years，第53页。）
　　
　　那么，蒋高明所说的抗虫棉花仍旧需要打农药、并且打更多的农药是不是象方舟子所断定的那样，是“做虚假宣传误导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公众”呢？当然不是。bt毒素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的专一性特别强，来自bt某个亚种的毒素只能对一种害虫(绝大多数是鳞翅目昆虫) 有杀伤力，对其他害虫，甚至是亲缘关系很近的害虫，都没有杀伤力。而在自然界中，一种农作物在生长期间，除了要经受自然环境的考验(如温度、水分、光照)之外，还要遭受病、虫的袭击，以及与杂草竞争有限的资源。常见的棉花病害有二十多种，虫害三十多种，bt转基因棉花只是针对其中一种害虫，对其他虫害和病害根本就无能为力。而所谓的生态平衡，通俗地讲不过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此消彼长，虽然并非同时同地必然发生，但从长远来看，大致如此。bt转基因棉花之所以能够降低杀虫剂的使用量，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针对的是棉花的主要害虫。并且，所谓“降低”，也是从总体上来说，局部差异相当大。蒋高明所描述的“华北大平原的北方某县”的现象，不仅不奇怪，实际上，根据上面介绍的科学常识，甚至可以想象出来。
　　
　　方舟子对这些常识当然是一窍不通的。所以，他不敢明确否定蒋高明描述的现象，而只是泛泛地说人家是“做虚假宣传”。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指控，方舟子采用了两个策略：第一就是搬出那个已经被证实是不实之辞的“转基因植物减少农药的使用”这个说法来压制对方；第二就是使用他惯用的伎俩，找出对方的一、两个所谓的“漏洞”来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问题是，既然“蒋高明很不高明”，他的文章又影响不大，方舟子为什么要拿他当靶子打呢？当然是因为“此人为了宣扬其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妖魔化水电的伪环保主张，……被中国伪环保人士当成了宝” ，所以方舟子才会紧盯着这个人，连人家的一篇网文都不放过，并且以此来要求“中科院植物所在下次竞争上岗时”考虑让其下岗。这和他四年前它要《外滩画报》记者许凯“闭嘴”，是一个路数——谁要是敢反对转基因，方舟子就要让谁丢掉饭碗！
　　

　　C、 “科唬”： 瞎诈唬之“唬”
　　
　　方舟子科唬转基因问题的第三特点就是：对站在转基因植物一边的科学家，方舟子似乎情有独钟，对他们显露出了极为罕见的脉脉温情。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南方周末》事件中，方舟子先是下了这样的论断：
　　
　　“《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想让读者以为那些支持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科学家都是有关联利益的‘转基因科学家’，这是反科学恐怖主义组织伪绿色假和平组织所散布的弥天大谎。”
　　
　　然后，他又说：
　　
　　“不是所有的分子生物学家都会对发财感兴趣。”
　　
　　最后，他说：
　　
　　“要说到关联利益，这些拿着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经费利用一般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无知而制造恐慌的‘科学顾问’、薛达元、施鹏翔怎么不先拿镜子照照自己？”
　　
　　在这几句话中，方舟子对“转基因科学家”的保护之情溢于言表。先说报纸造谣，然后来了一个“不是所有的分子生物学家都会对发财感兴趣”这样的大论断，最后说反对转基因的科学家拿外国的活动经费，这大概就是方舟子的“三段论式”了。
　　
　　问题是，既然中国媒体在散布“弥天大谎”，你方舟子何不直接把这个谎言戳破，反倒要绕圈子说什么“所有的分子生物学家”，要别人照镜子？“所有的分子生物学家”与“支持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科学家”之间， 能画上等号吗？难道薛达元、施鹏翔们拿了绿色和平的活动经费，贾士荣、黄季焜们就有理由为了自己的关联利益而大肆鼓吹转基因植物了？
　　
　　逻辑的荒谬，说明方舟子对“转基因科学家”的保护只能是出於“正义”、“良心”以外的理由。
　　
　　肉唐僧曾非常形像地描绘过方舟子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时的扮相：“头缠白布条、手拿两把破菜刀”。 当然，这并不是肉先生的独家心得。早在2001年，上海交大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就曾这样描写方舟子闪亮登场时的飒爽英姿：
　　
　　“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江晓原：《需要这样的“学术警察”》）。
　　
　　方舟子这种“不管不顾”地打高手、砸场子、抢名气行为，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水浒传》中那个手持两把大板斧、几天不杀人就心痒手痒的天杀星李逵。李逵的嗜杀行为，显然是出於天性——对一个砍死妇女儿童都不眨眼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解释。而方舟子的打、砸、抢，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和他的天性有关。据方舟子自己说，他喜好在网上掐架，是因为他从掐架之中获得了人生的乐趣。我曾这样总结方舟子掐架的特点：“任何人，只要名气比他大，都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只要是对手，他就可以找出进行攻击的理由”。方舟子打斗成性这个特点，还可以从他与前友人动辄反目，而一旦反目，则不把对方整死不解心头之恨这一点上看得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方舟子为什么会对主张推广转基因植物的科学家网开一面，表现出令人迷惑不解的关爱之情？谁曾见过那个李逵怜香惜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天性？
　　
　　另外，方舟子打假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学术界中“地位高，名气大”的人。2004年4月，方舟子在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 节目中说：“我就要特别重点地打击学术地位比较高，名声比较大的这些人，就是应该打击这些人，这样至少能够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中央电视台：《方舟子：揭穿“皇帝新装”》，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cctv2.txt）。方舟子还曾说过，“如果有人不遵守游戏规则，不管地位多高，名气多大，我们都要揭露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中国，全力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的科学家主要有这么几个人：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新任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陈章良博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博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黄季焜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贾士荣。显然，这几个人在中国的学术界都是有地位的名人。
　　
　　那么，这四位转基因大家就都是一些“遵守游戏规则”的、无假可打的人吗？
　　
　　a 方舟子与陈章良
　　
　　对绝大多数海外学人来说，陈章良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中国留学生中回国时间较早（1987年）、回国之后地位上升得最快（1989年任北大正教授、1992年起任北大生物系主任、生命科学院院长、1995年任北大副校长）、名气大得惊人的一位人物，更是因为关于这个人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传闻呢？方舟子曾在2000年12月16日专门就此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其中说：
　　
　　“目前网上对陈章良的指责主要有四点（估计都来源于《华夏文摘》几年前登过的一篇攻击谈家祯、陈章良的文章，那篇文章充满不实之词，极不负责任）：
　　
　　 一、陈章良抄袭。
　　 二、陈章良伪造恐龙蛋基因研究。
　　 三、陈章良生活作风有问题。
　　 四、陈章良学术成果太少。
　　
　　对后面两点，不在我们打假范围。对前面两点，解释如下。”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chenzhangliang.txt
　　
　　方舟子说，“陈章良学术成果太少……不在我们打假范围”，显然是在撒谎。事实是，在此之前，他攻击“基因皇后”陈晓宁，主要一条就是说人家的学术论文太少，并且怂恿国内记者在采访陈晓宁时要问她：“你现在正式的、完整的职称是什么？你是否培养过研究生？是否担任过项目主持人？有没有发表过做为联系人的论文？发表过多少篇第一的论文？刊登在什么样的学术期刊上？这些期刊的学术级别如何？”（见：方舟子：《就“陈晓宁事件”答国内记者》，作于2000年9月1日）。而在此之后，方舟子攻击肖传国的主要理由之一也是说人家“学术成果太少”，没有获得大奖，没有什么学术论文。但是，当面对陈章良时，方舟子却宣布学术成果少不在他打假范围之内了。
　　
　　其实，就算我们接受方舟子的“后面两点，不在我们打假范围”的说法，那么，对於“前面两点”，方舟子又做何解释呢？
　　
　　（1） 方舟子为陈章良抄袭案辩护的四大理由
　　
　　陈章良抄袭案的原委是这样的：1992年9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六位科学家向荷兰出版的Plant Molecular Biology（《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投了一篇稿子，题目是：Expression of mouse metallothionein-I gene confers cadmium resistance in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鼠金属蛋白-I基因的表达使转基因烟草植物对镉产生抗性》）。这六位科学家中，第一是北大博士生潘爱华，排在最后的是潘的导师茹炳根（文章中误拼为Biggen Ru），陈章良排在第五位。这篇稿子在1993年11月被接受，在1994年1月发表。同年8月，加拿大科学家Satosh Misra致信Plant Molecular Biology编辑部，举报潘文与她和另外一人五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Misra S, Gedamu L. 1989. Heavy metal tolerant transgenic Brassica napus and Nicotiana tabacum plant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78: 161-168）“十分相似”，“在引言及讨论两段中，字字相同”。9月4日，Plant Molecular Biology主编Schilperoot就此事致函北大，从此开始了北大、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以及Schilperoot三方的各自调查。据网上一篇文章透露：
　　
　　“1996年2月，北大校方在情况通报中指出：‘潘爱华同志在PMB上发表的论文，确实在导言、方法及讨论多处文字上抄用了 DR.S.MISRA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而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该文出处及其，这是一个在科学论文写作中的严重错误。’该文‘同时署有陈章良（论文倒数第二）及茹炳根（论文倒数第一）的名字。……但是，潘爱华从写这篇文章到发表，都未告知陈章良和茹炳根。’‘这篇文章的错误潘爱华应负主要责任。茹、陈的责任是，作为导师和院长对学生的科学作风教育抓得不够严格得力。’”（见：http://www.talkskyland.com/Archive_view.asp?boardID=59&ID=5629）。
　　
　　对於这个抄袭案，方舟子找出了四条理由来为陈章良辩护。第一条：该文的抄袭“那属于因英文水平不好而抄袭文字的表达，数据、结果都是自己的。文字抄袭当然也不道德，但还不象抄袭数据、结果那么严重。”方舟子提出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编造的一个“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论文的最主要负责人是第一和通讯（一般是最后）。陈章良是倒数第二，责任最小。”第三条理由：“不知者不怪。陈章良有没可能事先知道抄袭？按常理推断，不太可能。”第四条理由：“陈章良既然在该论文上署名，自然也有责任，不过那是名义上的责任。他做为系主任，也要担当管理、领导责任。这些都不是抄袭的责任。”
　　
　　方舟子的第一条理由，虽然貌似有理，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狡辩。如果文字抄袭就要罪减一等，那么文科教授的抄袭案，是不是都要受到方舟子的优待呢？当然不是。针对北大王铭铭抄袭案，方舟子就曾提出以下要求：
　　
　　一、开除王铭铭的教授职务。
　　二、免去包庇学术不道德行为的马戎的系主任职务。
　　三、对为学术不道德行为公开辩护的社会系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四、在全校进行学术道德教育，规定全体北大学生都必须修学术道德课。
　　五、教师、学生中如果发现剽窃，一律开除。
　　
　　（见：《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作于2001年1月17日）。
　　
　　在上面这篇文章中，方舟子还提到了陈章良抄袭案：“几年前北大已出现过一起剽窃案，其处理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导师没有受到处分，当事人潘爱华被调到北大属下的公司当经理，现在又回去当教授。”显然，方舟子说陈章良抄袭案“不象抄袭数据、结果那么严重”，仅仅是对陈章良而言的，对其他人，方舟子认为还是满严重的，并且主张要严肃处理“当事人”和他的导师——只要不处理陈章良就行。其实，即使在要求处理潘爱华及其导师的时候，方舟子还是刻意地要保护陈章良。他没有说明， “当事人潘爱华被调到北大属下的公司当经理”，这个公司就是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是陈章良创办的。所以，这个事情的完整的叙述应该是这样的：“当事人潘爱华被陈章良调到自己属下的公司当经理”。
　　
　　其实，潘爱华那篇文章并不仅仅是抄袭文字。据分析，这篇文章与被袭文章 “主题相似”、研究方法“有不少共同之处”，“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则完全相同”，“每一部分都存在相当量的共同处”，“相同的部分约占潘文文字部分的近三分之一”。（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3期）。难怪方舟子在为陈章良抄袭辩护的开头，要说上这么一句话：
　　
　　“据说此事国内《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做过报道，我没看过那篇报道。但我读过Science杂志对此事的报道，也比较过那两篇论文，我的看法是……”
　　
　　假如看过《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之后，还要说这个抄袭案只是“抄袭文字的表达”，那就是有意地包庇、掩盖这个“科学道德问题”了。
　　
　　那么，方舟子到底看没看过“那篇报道”呢？
　　
　　2001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谁玷污了象牙塔》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者采访杨玉圣” 听到的“故事”：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年轻有为，留洋归来，前途看好，可是1996年，突然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该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发表的一篇论文，与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抄袭传闻立刻在国际学术界传开，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中国科学院两位‘好事者’李佩珊、薛攀皋拿来两篇论文对比，发现这篇受到国家高技术863拨款计划资助的论文在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部分都与洋人的那一篇相似，‘相同处可达三分之一以上。’（见学术批评网及《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书的学术批评》一书）”
　　
　　对此，方舟子气急败坏地反驳说：
　　
　　“他[指杨玉圣]做为一个文科学者，不懂生物学界惯例，也没看过（想必也看不懂）原始论文，有什么资格来对所谓‘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即陈章良）抄袭案发表评论？我在北京不幸碰到这位‘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时，他就极其狂妄地训斥我不该为陈章良辩护，声称陈等人不仅抄了文字，也抄了数据、结果，但看他现在写的文章，也不过是指控‘在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部分都与洋人的那一篇相似’，哪来的数据、结果？”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xiangyata_dianwu.txt
　　
　　也就是说，在被杨玉圣指出陈文抄袭的不仅仅是文字、而是包括“主题、方法”之后，方舟子还是要反问人家：“哪来的数据、结果？”这就象是一个为小偷辩护的律师，在检方证明小偷嫌疑人不仅偷了面包香肠、还偷窃了钱财之后，他反问检察官：“哪来的金银、珠宝？”
　　
　　方舟子的第二条理由最为诡异。本来，他说的那个“国际惯例”并不仅仅限於“生物化学界”。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把它说成是“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呢？原来，就在一个多月前，方舟子刚刚打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起抄袭案，其中牵涉到了该校校长沈士团。与陈章良相同，沈校长也是抄袭论文的“倒数第二”，因此按照这个“国际惯例”，沈校长应该是“责任最小”的一个人。但是，方舟子却在《“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这篇只有三百余字的短文中，特别用这样一句话做结尾：
　　
　　“值得注意的是，抄袭者中，沈士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兼任中国知识产权学会副会长、中国大学知识产权学会会长。”
　　
　　也就是说，在北航抄袭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官阶最高的；而在北大抄袭案中，官阶最高的却成了“责任最小”的。方舟子之所以要在为陈章良辩护的文章中，把一个“国际惯例”说成是“生物化学界的”，就是既想用这个惯例来为陈章良开脱，又不想让沈校长沾这个惯例的光，因此就把它伪造成了“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由此可见方舟子为了保陈章良，真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而他整别人，也真是到了处心积虑、深文周纳的地步。
　　
　　【注1：据文木的《记方舟子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讲座》一文中披露，方舟子2000年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作讲座，在谈到陈章良问题时，还只说是“按国际惯例，陈对那篇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最小”。11月4日，新语丝公布北航抄袭案。12月16日，方舟子把这个“国际惯例”篡改成“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
　　
　　【注2：实际上，发表陈章良文章的那份杂志并不属於“生物化学界”。学识浅薄的方舟子很可能以为任何与基因有些瓜葛的领域都属於“生物化学”，所以就又把自己的无知分泌了出来，编造出了这么个“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
　　
　　方舟子的第三条理由听上去合理，但却与方舟子打假的行为不符。确实，作为一个挂名的，陈章良似乎不太可能发现文章中的抄袭。但是，这个理由岂不可以同样为沈士团来辩护？可方舟子却对沈校长照打不误。如何解释这样的亲疏冷暖呢？方舟子是这样说的：
　　
　　“‘北航’抄袭案与此不同，那是抄袭数据、结果，而不是文字。沈士团虽然也是倒数第二，但不应该看不出数据、结果的抄袭。而且第一还是他的博士生。”
　　
　　方舟子的言外之意是，沈校长看出了“数据、结果的抄袭”，但没有作声，因此是抄袭案的共犯；但陈章良却“不管如何熟悉本领域的文献，也不可能对别人的论文背得滚瓜烂熟，从而发现文字抄袭”，因此陈章良是一个清白无辜之人。为什么“数据、结果的抄袭”就应该被看出，而“文字抄袭”就不可能被发现呢？方舟子对此当然不会给予解释。也许方舟子以为，这其中隐藏着的“方氏国际惯例”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不过，据潘爱华宣称，他之所以抄袭人家的文字，是因为自己的英文不好。这样一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一个英文不好的学生，写出了地道的英文文章，难道作为老师之一的陈章良不“应该”有所察觉吗？
　　
　　方舟子的第四条理由最为可笑。他把陈文的责任分解成“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然后说陈只应该承担这两类责任，而不是“抄袭责任”。 我们虽然搞不懂方舟子所说的“名义上的责任”和“管理、领导责任”到底是什么责任、它们与抄袭责任是如何划清界线的，但我们还是能够搞懂下面这个逻辑的：沈士团、顾冠群是不是也应该只担负“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而不担负“抄袭责任”呢？如果是的话，你方舟子为什么还要对这两个人大打出手呢？
　　
　　2005年11月27日，方舟子在浙江大学演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很多的这种剽窃，都是学生造成的。我相信廖教授本人并没有参与写那篇论文，论文是学生写的，剽窃是学生干的。但是你既然在论文上署了名，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被发现剽窃的话，发表这篇论文所得到的好处，教授是当仁不让的。一旦被人发现了剽窃，就要撇开自己的责任，说都是学生干的，没有我本人的事，这是不应该的。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像两年前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事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有三篇论文被发现剽窃，学生勇敢地出来承担责任，说是学生干的，和校长没有关系。我相信。但是你既然署了名，就应该程度[承担]责任，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不能说好事都归你，坏事就都不负责。”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zheda2.txt
　　
　　也就是说，方舟子想打沈士团、顾冠群、以及那个“廖教授”的假，他就会说：“你既然署了名，就应该承担责任，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而当他想要保护陈章良时，他就会把这“一种责任”分解成“多种责任”，然后告诉世人：陈章良的责任不是抄袭责任，而是名义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它们都不在我方舟子打假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方舟子打假，实际上是假打假、真打人——以打假为名来谋取名利，行打人之实来发泄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舟子有时会有假不打，有时没假也打，并且对同样的假，他既可以往死里打，也可以拼老命地保。到底是打假还是保假，在外人看来，似乎没有一定之规，但谁心里都明白，方舟子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2） 恐龙蛋分泌出的无知
　　
　　陈章良的恐龙蛋基因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九十年代初在河南西峡发现的恐龙蛋中，有一枚被偶然摔成两半，结果发现其中含有絮状物质。北大古生物学家张昀经过检测，发现这些絮状物质中，含有1%左右的氨基酸。他把这惊人的喜讯通知了陈章良，结果陈章良搞到了钱，组织了人马，最终从絮状物中用PCR技术扩增出了七个DNA片段。根据这些片段与当时已知生物的基因序列都有差异，陈章良断定这些DNA确实是恐龙基因。1995年3月15日，陈章良及北大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五天之后，由陈章良压阵的两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这两篇论文的标题和摘要如下：
　　
　　安成才、李毅、朱玉贤、沈兴、张昀、由凌涛、梁晓文、李小华、吴思、伍鹏、顾红雅、周曾铨、陈章良：《中国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中18SrDNA部分片段的克隆及序列分析》，《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31卷 第2期 第140～147页。
　　
　　【摘 要】
　　本文从河南省西峡晚白垩世的一枚保存方式特殊的恐龙蛋化石中提取DNA，经过32P同位素标记和电泳分析，发现在蛋内腔的絮状物样品中确有DNA片段存在。它们的大小约在1000 bp至几十bp之间，大多数片段在400bp以下。用18S rDNA特异引物，以上述DNA为模板进行了PCR扩增，经电泳分析得到约200bp的PCR产物。经过连接、转化到大肠杆菌，最终筛选出6个阳性克隆。测序分析和同源性比较发现这6个克隆的序列与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人类等的18具有很高的同源性，但是与原核生物没有发现同源性，而且没有检索出与该基因完全相同的已知序列。
　　
　　李毅、安成才、朱玉贤、张昀、刘一飞、曲林、由凌涛、梁晓文、李小华、瞿礼嘉、周曾铨、陈章良：《中国河南西峡晚白垩世恐龙蛋化石基因分离及序列分析》，《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31卷 第2期 第148～152页。
　　
　　【摘 要】
　　从河南省西峡晚白垩世一枚恐龙蛋化石内腔絮状内含物及外壳提取DNA样品，并用一段特异引物与6碱基随机引物进行PCR扩增、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结果表明用这对引物从蛋腔絮状内含物样品中扩增到一段150bp的DNA片段，推测氨基酸序列与EMBL库中已知蛋白质氨基酸序列进行了序列同源性分析，结果表明所克隆到的这段基因与非洲爪蟾表皮钙粘着蛋白(cad-herin)前体及脑细胞粘着蛋白、牛及人胎盘胞钙粘着蛋白在氨基酸水平有显著的序列同源性，分别为40.6%，37.5%，34.4%和36.4%。
　　
　　现在大家当然都知道，所谓的“恐龙基因”不过是些外源污染物的基因而已。中山大学的屈良鹄、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杨洪、以及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1995、1996、1997三年间分别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异口同声指出陈章良的结论不可信。这些论文的目录如下：
　　
　　屈良鹄：《河南西峡恐龙18SrDNA片段质疑》，《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第34卷第3期115-119页。
　　
　　杨洪：《古代DNA序列的分析与甄别——兼评恐龙DNA研究》，《古生物学报》，1995, 第34卷第6期657-673页。
　　
　　王槐春：《河南省西峡恐龙蛋化石DNA序列数据的再分析》，《遗传学报》，1996，第23卷第3期183-189页。
　　
　　尹蓁、陈浩、王子平、张志宪、邹喻苹、方晓思、王槐春：《一枚恐龙蛋内细胞色素b基因片段的序列分析》，《遗传学报》，1996，第23卷第3期190-195页。
　　
　　Wang HL, Yan ZY, Jin DY. Reanalysis of published DNA sequence amplified from cretaceous dinosaur egg fossil. Mol Biol Evol. 1997 May;14(5):589-91. （此文特意申明，手稿得到邹承鲁的审阅。）
　　
　　面对如此强大的质疑声浪，我们的方博士是如何为陈副校长作辩解人的呢？他摆出一副国际学术界首席裁判官的架势，说：
　　
　　“从恐龙化石用PCR方法提取基因片段，是正常的科学研究，在陈章良实验室之前国际上就有人做过（论文还发表在Science上），以后也有人做过，不是什么天方夜谭。有些外行觉得此事过于离奇，就断言陈章良造假，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对能否从那么古老的化石中提取出基因，争议很大，现在的主流看法是不太可能，那些号称提取出来的基因很可能是外源污染（PCR方法很容易受外源污染）。陈章良实验室的结果应该也属于外源污染，这属于操作过失，不该算是伪造。这件事可以批评之处，是新闻界胡乱报道，甚至与电影《侏罗纪公园》联系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北大在制造恐龙’，有炒作之嫌。如果是发生在现在，可以就这点立此存照。既然已是几年前的旧新闻，也就算了。”
　　
　　事实是，恐龙蛋事件暴露出的，是陈章良的学术水平低下和学风浮躁，并没有谁，至少是学术圈内的人，“断言陈章良造假”。方舟子煞有介事地否定陈章良造假的“断言”，无非是为了转移话题，以掩盖问题的实质。他甚至不惜效仿“基因皇后”的故伎，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地都推到了“新闻界”的身上，可见他实在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而他说什么“从恐龙化石用PCR方法提取基因片段，是正常的科学研究，在陈章良实验室之前国际上就有人做过（论文还发表在Science上）”，“陈章良实验室的结果……属于操作过失”，则又是他在分泌自己的无知。
　　
　　在九十年代初，伴随着PCR技术的提高、普及和推广，以及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国际上确实有一股发掘恐龙基因的躁动。1993年7月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恐龙DNA：追猎与炒作》（Morell V. Dino DNA: The Hunt and the Hype. Science 1993 Jul 9; 261(5118):160-162）。这篇文章明白地解释了从恐龙遗骸中扩增DNA之不易，并且作了一个图，来说明如何才能够使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使同行信服。根据这个图示，一旦从恐龙遗骸中扩增到了DNA，首先要将其序列与数据库中的其他DNA序列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与人类、细菌、真菌的序列相似，则说明DNA是来自污染物。假如这些DNA与人类、细菌、真菌的序列不相似，则要进一步检查它们是否与鸟类和鳄鱼类的DNA序列相似(根据形态学的比较研究，“主流学术界”认为恐龙与鸟类和鳄鱼的亲缘关系最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结果没有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它也只能说明，这些DNA“可能”是来自恐龙——到底如何，最后还需要通过重复实验来进行验证。这个图示所说，虽然是针对恐龙基因的研究，其实也是科学界，至少是“生物化学界”，从事科学研究的不二法门。这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要尽全力排除一切可能的误差来源。陈章良的恐龙蛋研究，其根本错误就是没有遵循这些科学研究的“金科玉律”，而不是方舟子大言不惭宣布的什么“操作过失”。实际上，就算陈章良们进行“无过失操作”，只要他们背弃科学研究的基本法则，也同样会得到这么个贻笑世人的结果的。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从恐龙化石用PCR方法提取基因片段，是正常的科学研究，在陈章良实验室之前国际上就有人做过（论文还发表在Science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94年11月18日一期的《科学》杂志发表了来自美国犹他州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科学家的论文，报告从恐龙遗骨中扩增到了DNA。(Woodward SR, Weyand NJ, Bunnell M. DNA sequence from Cretaceous period bone fragments. Science 1994 Nov 18; 266(5188):1229-32）。但是，就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目是：《可能的恐龙DNA发现遭到怀疑》（Gibbons A. Possible dino DNA find is greeted with skepticism. Science 1994 Nov 18;266(5188):1159.）。仅从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杨百翰大学的文章并没有能够说服学术界同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1995年5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来自美国、德国、荷兰共四组科学家的来信，一致质疑这个恐龙DNA发现。(见：Detecting dinosaur DNA. Science 1995 May 26;268(5214):1191-1194)。如今，这个恐龙骨DNA发现，也象陈章良的那个恐龙蛋DNA发现一样，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笑柄。
　　
　　美国犹他州是摩门教徒的聚集地，杨百翰大学是摩门教实际创始人杨百翰创建的大学，它至今仍旧完全受教会控制，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被人视为异类。《科学》杂志发表他们的恐龙基因论文，到底是出於什么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就有人指出了恐龙基因研究所应注意的事项；在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该杂志还公布了质疑这项研究的声音；在此之后，这项研究更是受到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强烈否认。对於这些，陈章良在发表论文之前，当然应该知道其中的前两项。但是，尽管别人大声高喊“前面有地雷”，陈章良仍旧陷入地雷阵之中，可见其学风之浮躁，学术水平之低下。而我们这位“最聪明”、“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方舟子博士，在事件已经尘埃落定的五年之后，好象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原委一无所知，反倒冒充国际学术大牛，拿《科学》杂志来说事，为陈章良当说客，当律师——这说明，他的水平，比陈章良还要低。
　　
　　（3）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豁出去了
　　
　　方舟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为陈章良的学术研究进行辩护的人不多，但提出批评的人却不少。形单影只，孤掌难鸣，方舟子怎么办呢？我们这位“打假斗士”於是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打、斗！谁敢批评陈章良，方舟子就和谁打、和谁斗，甚至拼老命。
　　
　　前面提到，在中国，最早在学术刊物上质疑陈章良恐龙蛋研究的人，是中山大学的屈良鹄。2000年11月，《中山大学校报》第375期出版，其中有一篇记叙屈良鹄发言的文稿，题目是：《务实——中大精神的精髓》。本来，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平平实实，中心思想不过是说，在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要提倡“务实”的精神，其中举的一个“不务实”的例子就是陈章良的恐龙蛋研究。就象肺管子被人用棍子狠狠地捅了一下子似的，方舟子在12月19日将这篇文章“立此存照”，并且与一个ID是luren的人，对这篇短文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谩骂，其逻辑之荒唐，语言之下流，与泼妇骂街没有什么两样。看看这段话：
　　
　　“某著名高校曾发表一项科研成果，称他们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到了具有生命活性的恐龙基因。”【luren评：谁们自称过提取到了‘具有生命活性的恐龙基因’？这手法怎么有点眼熟？想起来了，‘东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师法老东，果然是要做大事的模样。】【方舟子评：基因就是基因，没有什么活不活性。我不认为陈章良实验室会在论文中用‘具有生命活性的恐龙基因’这种外行的说法，这样的论文也不可能通过同行鉴定。如果中山大学的这份报告找不出陈章良实验室这么说的证据，就是对陈章良实验室的造谣、诬蔑。】舆论界竞相报道，很快掀起一股‘恐龙热’。正在国外的屈教授获悉此消息，没有盲目附和，而是秉着一贯的严谨作风，写信向该校索取有关数据。经过验证发现：他们所公布的恐龙基因其实是一种在进化史上比恐龙低等很多的霉菌的基因。【luren评：从这篇报道来看，屈某只是不同意该校的结果，并未质疑该校的实验设计与实验方法，亦即未质疑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恐龙DNA的可能性。屈某的质疑与其它相关质疑一样，仅是质疑，并非科学界的定论，因此不能否定该校的科研成果，而只能使该成果具争议性。科研成果具争议性是学术自由的环境下的常见现象。具争议性本身不能表明研究者在研究中是否轻率。】【方舟子评：后来另有人说污染物是高等植物基因，也有人说是藻类基因。屈教授又断言是霉菌基因，究竟是哪一个？严谨的作风？先去要求要求自己。】此言一出，石破天惊。但屈教授婉言拒绝了媒体的炒作，【luren评：不炒作，何来石破天惊？再说，屈某这东东也不易炒作。人咬狗是新闻，人没有咬狗是新闻嘛？同理，恐龙蛋化石中提取的不是恐龙DNA新闻性也很低。】只以科学的态度将指正文章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避免了外国科学界的抨击，维护了该大学的声誉，【方舟子评：原来‘某高校’的声誉还要靠屈某来维护，不知屈某是不是该校的公关经理？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外国科学界就不会知道？看来这份学报是不准带出国的机密文件了。就算让外国科学界知道了又怎么样？PCR搞出外源污染的，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没人会觉得需要去抨击，更不会影响到大学的声誉。屈某的爱国心未免太强烈了点。】同时，也避免了国家将人力物力投向这一不可能有结果的研究项目。【luren评：屈某的结果发表之时，某著名高校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恐龙DNA的工作业已基本完成。这是因为‘外硬内软’的恐龙蛋化石尚不多见。另外，屈某并未质疑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恐龙DNA的可能性。因此，‘也避免了国家将人力物力投向这一不可能有结果的研究项目。’云云正好注释‘不妄自尊大’。】此事对于每一个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应该谨记的教训。”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zhongda.txt
　　
　　一段二百余字的话，被方舟子及其同夥用三、四倍的文字嘲讽谩骂，外加威胁——这就是方舟子捍卫陈章良的实际行动。听方舟子说“如果中山大学的这份报告找不出陈章良实验室这么说的证据，就是对陈章良实验室的造谣、诬蔑”这样的话，我们不禁联想到他两年后说的话：“雀巢公司完全可以控告《上海外滩画报》造谣诽谤。”对象不同，腔调却惊人地相似。
　　
　　【2008年1月，屈良鹄的“新的snoRNA结构与功能研究”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月21日，新语丝发表了署名“风信子”的文章，《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离世界水平还有多大的差距？——以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新的snoRNA结构与功能研究”为例》，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获奖项目在论文质量和数量上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可以看出屈这位前‘长江学者’本人在snoRNA这个小领域中的地位实在一般（只有1篇review，还排在最后）, 更不用说在整个分子生物学领域了。”(见：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qulianghu.txt)。由此可见，方舟子至今还没有忘记屈良鹄的“罪行”。】
　　
　　实际上，这并不是方舟子说别人造谣诬蔑陈章良的唯一一次。就在谩骂屈良鹄的当天，方舟子作《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一文，其中针对马悲鸣批评陈章良的文字，方舟子说：
　　
　　“马悲鸣信口开河，说他是在诽谤陈章良，一点也不过分：陈是在1987年回国的。他出任副校长是在8年后，也非‘不久即出任’。陈拿博士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生物学界鼎鼎有名，绝非‘不起眼’……不过有关陈章良我已说得够多了，陈章良没雇我当辩护律师，也犯不着要替他澄清大小谣言。”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tanjiazhen.txt
　　
　　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马悲鸣批评陈章良，主要是说他的学风“虚骄”，但方舟子反驳他“诽谤陈章良”的证据，没有一条与之相关——与之相关的部分，都被方舟子用省略号给遮掩过去了。不过，看到上面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我们又不由得想起方舟子在四年后说的这段话：
　　
　　“即使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员也有为转基因技术辩护的权利，但是我不想成为其义务‘雇员’……本人与孟山都公司或任何一家研发、推广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方舟子：《我与“转基因”关系的一点声明》）。
　　
　　同样是否认自己受雇，但又同样地为不是雇主的雇主继续“义务”干活。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对自己付出的一切都精打细算的人的身上，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方舟子为孟山都公司当义务“雇员”，一直持续到今天。2007年底，方舟子的科唬“新”书《食品转基因》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方舟子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也同样持续到了今天。2006年5月23日，新语丝新到资料发表了田向荣、曹玉信、杨智泉的文章，《陈章良校长在中国农业大学97103659.4号专利案中到底有没有责任？》。该文显然是在为当时尚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陈章良开脱，说他在“97103659.4号专利案”中没有责任。但是，2008年1月21日，也就是在陈章良当上广西政府副主席之后，新语丝又发表了田向荣、杨智泉的《中国农业大学被黑势力操控多行不义》一文。细读该文，所谓中国农业大学的“黑势力”显然包括陈章良当校长这一段时间，并且，该文并没有提供前文发表之后的任何新材料。也就是说，只要陈章良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中国农业大学被黑势力操控多行不义》这样的文章绝不可能在新语丝上发表。而一旦陈章良离开了那里，这样的文章就可以作为方舟子的打假业绩在新语丝上出现。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真是煞费了苦心。
　　
　　实际上，方舟子写《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本身就十分可笑。因为象方舟子这样一个对世界充满恨的人，可以干一辈子打砸抢而乐此不疲，但要他表彰别人、为他人说公道话，却如同抽他的筋、剥他的皮一般，十分困难。这是因为，看别人出乖露丑，是方舟子的“最大的娱乐”，而表彰别人，对方舟子不仅没有丝毫娱乐可言，相反，对於目空一切并且心胸狭窄得出奇的他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衬托出自己的渺小和可笑。但是，为了陈章良，方舟子却完全豁了出去，竟然干起了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地球人都明白，方舟子也明白，在中国搞学术打假，单枪匹马是行不通的——不管“少侠”的武艺是多么高强，胆子有多么大。也就是说，方舟子要转行到中国学术界当警察，他需要有强硬的靠山。而事实是，方舟子也确实有几个靠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邹承鲁和何祚庥两位院士。方舟子交结上何祚庥，是因为他在1999年声援何祚庥对FLG的批判。而他与邹承鲁的交往，始于“基因皇后”事件。据方舟子自己说：
　　
　　“我与邹先生开始有联系，始于2000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带了号称‘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的基因库回国，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被媒体称为‘基因皇后’。我质疑此人的学术地位及该基因库的实际价值，认为这是并无多大的科学价值的商业炒作，并就这一事件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说明事实真相，联系了88名研究生物学的专业人士联署。邹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向我询问了情况。他没有联署公开信，但是与饶毅教授合写了一封信寄给国内报纸，表明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方舟子：《出师未捷身先死——悼念邹承鲁先生》）。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tsou2.txt
　　
　　按道理说，何祚庥院士在社会上名声不好，在学术界内，也没有什么实权，方舟子和这么一个人搅和到一起，油水没有捞到多少，反倒惹了一身腥臊气。而邹承鲁在中国生物学界，尤其是“生物化学界”，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并且他的口碑不错。有这样的人做靠山，应该是方舟子梦寐以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方舟子说，邹承鲁“可谓中国打击学术腐败的第一人”——既然如此，邹承鲁本应该与方舟子这个“打假斗士”一拍即合才是。而事实是，打“基因皇后”时，邹承鲁“没有联署公开信”；2001年1月5日以后，方舟子开始打核酸营养品的假，可是邹承鲁仍旧按兵不动，不伸援手——即使在方舟子声嘶力竭地高喊“我控诉：中国生物化学界专家向公众做伪证”之后。
　　
　　邹承鲁最后站出来对核酸营养品明确表态，与其说是支持方舟子，到不如说是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因为在那之前，2001年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熊蕾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方是民希望他的网站将会提高中国对可疑的学术作风的辩论水平》一文；8月22日，《中华读书报》在转载此文时，副标题是《美国〈科学〉载文关注　国内同行沉默依然》，并且在按语中说：
　　
　　“遗憾的是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大众传媒纷纷炒作此事时，却鲜闻国内学术刊物的声音，而且也没有任何学术团体或者相关的部门对此公开发表看法（更不用说承担起调查取证的责任）。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到何时。腐败对学术的侵蚀很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对腐败的冷漠和麻木。中国学术界，醒来！”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dushubao.txt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南方周末》在8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的报道，在其中，邹承鲁说“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核酸营养之争在学术上没有多大意义，这不过是一个商业炒作和学术道德的问题”。但邹承鲁在表态时，连方舟子的名字都没有提。(李虎军、朱鹏程：《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由此可见，邹承鲁对方舟子是有所保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对陈章良最有力的人物就是邹承鲁。饶毅在一篇回忆邹承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和哪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饶毅：《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eople/zou43.txt
　　
　　饶毅没有提到的是，邹承鲁还堵住了陈章良走进院士行列的通道。
　　
　　也就是说，早在方舟子打陈晓宁的假之前五年，邹承鲁就在打陈章良的假；而在方舟子打陈晓宁的假的同时，网上众人也确实经常把这两个陈姓海外学人相提并论[见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陈晓宁事件专辑” 中的《读者评论“陈晓宁事件”》（二）、（四）、（五）、（七）、（九）。]方舟子后来出面公开为陈章良辩护，他心里清楚得很，他要得罪的，不仅是一些他根本就看不起、并且也毫不在乎的普通学人，他还会得罪那位他极力想要投靠的邹承鲁。但方舟子在所不惜。
　　
　　2004年，《三月风》记者问方舟子：“您的学术打假和中科院邹承鲁院士揭露学术腐败有什么不同？”不知方舟子是真的没有搞懂记者的问题，还是故意装糊涂，结果答非所问。记者於是又接着问道：“90年代陈章良曾被揭露有学术腐败的行为，说他抄袭论文和伪造恐龙蛋基因，作为同专业的学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方舟子答曰：“这个问题，我以前就专门写过文章了，我不认识他，他也够不上抄袭和伪造。”（穆小琳：《方舟子：我为什么痛击学术腐败》，《三月风•中国新闻人物》2004年第3期。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sanyuefeng.txt）。也就是说，尽管方舟子在陈章良问题上不肯和邹承鲁正面交锋，但他的观点却没有丝毫改变的。

　　（4）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
　　
　　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在科唬转基因问题时，信口雌黄，错误百出，“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同样，方舟子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也是开口即错，大出其丑。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分析他为恐龙蛋事件辩护时，就已经简单地证明过了。下面再举一例来深入地证明这一点。
　　
　　前面提到，《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一文的目的是要“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其矛头针对的是《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的周求义，因为方舟子认为周文是“网上对陈章良的指责”的来源。可是，方舟子对周文中关于陈章良的文字无从下口，无法“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於是就只好改成“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以此来证明周求义的文章“充满不实之词，极不负责任”，是“造谣、诽谤文章”。对於谈家桢，周求义在《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是这么说的：
　　
　　“第三个例子是老一辈的谈家桢。如果因为尊老使我们从不能言明老一辈中也有缺点，那我们就不能彰显老一辈中有真才实学的，也不能避免老一辈仍然对现在造成问题。谈家桢是三十年代就留学美国得的博士学位，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回国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长期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谈家桢的主要贡献是五十年代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从苏联引入的伪遗传学，我们要肯定他这一点功不可没。他一生主要是从事遗传学教学，在科学研究上没有重要发现，所以在他同代的科学家中他不被认为是优秀的科学家，比如，他是八十年代才主要靠资历而不是靠研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但他比多数同代优秀科学家在大众中要有名的多，因为他虽然英文论文写的不多不好，但在中文报刊中谈话却多，一辈子自称是摩尔根的学生，年轻人崇拜老师说说也无不可，一个人一辈子怎么可以以某某的学生为‘成就’一般来标榜呢？何况摩尔根还不是他的导师，而是他导师的导师。谈家桢最近争取经费要建‘摩尔根－谈中心’，俨然把自己与摩尔根并列了，要是谈家桢一生有科学贡献可以使他这样作，那我们中国也真可以自豪了，可是，实际情况怎么能避免外国同行笑话我们呢？谈家桢对现代遗传学懂的也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经常提建议。他向高层领导写信，推动中国开展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国开始投入数以亿计的经费做人类基因组，据说要分析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一，以免百分之百被外国人拿了去做专利，外行听过去好像一回事。实际上，一问内行，国外已经开始近十年，不久就要完成，而百分之一的目标就象没做一样，何况百分一也难逃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部份。他提倡中国从事这种研究，也完全不顾全中国没有多少人正式受过现代人类遗传学研究训练的事实，鼓励中国用现阶段有限财力中大量的经费去追国外就要结束的课题，最后不管有没有效果都通过新闻去炒作、哄外行和百姓。”
　　
　　对於这段文字，方舟子说：
　　
　　“此人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训斥一位老一辈遗传学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哄外行和百姓’，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不过我也犯不着一一指正，只挑出几点：……”
　　
　　方舟子一共从周文中挑出了三点来进行“指正”。第一点就是针对“谈家桢……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 这句话。方舟子说：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俄国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菲利普琴科的学生。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Rockefeller Fellow），第二年随摩尔根搬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摩尔根和他是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谈家桢1934年到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1936年获博士学位，虽然他受的是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但杜布赞斯基在当时还未独立，仍属于摩尔根实验室（也就是所谓二老板），所以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我是谈家桢，我更乐意自称杜布赞斯基的学生。杜布赞斯基的名气虽然不象摩尔根那么大（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对生物学的贡献却并不比摩尔根小。”
　　
　　不明真相的人在看过这段文字之后，一定会对方舟子的博学叹服得五体投地。你看他，从俄国到美国，从杜布赞斯基到菲利普琴科，从摩尔根到米丘林，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听听他那句“如果我是谈家桢”，这口气，就好象他和谈家桢在成就和地位上可以称兄道弟似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方舟子上面的这段文字，包括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数字，总共280个字，陈述了以下十个“事实”：
　　
　　1、 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
　　2、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3、 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
　　4、 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
　　5、 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
　　6、 杜布赞斯基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
　　7、 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
　　8、 摩尔根的名气来自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
　　9、 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
　　10、 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事实是，这十大陈述，都是方舟子分泌出来的无知。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个问题：杜布赞斯基真的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1900-1975) 1921年毕业于基辅大学，1924年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系给系主任菲利普琴科(Philipchenko，也做Filipchenko，1882-1930)当助手（assistant），一直到1927年底去美国。虽然从学术承传和个人关系上讲，他们二人有师生之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师生关系，而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3。这本书根据杜布赞斯基的口述自传写成。)方舟子之所以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Dobzhansky”词条中的这句话：“He then moved to Leningrad, Russia, to study under Yuri Filipchenko”。其实，在这里，“study”不过是研究的意思。另外，杜氏确实说过菲氏是自己的“mentor”。mentor者，“a wise and trusted counselor OR teacher”也，并不一定是老师。
　　
　　第二个问题：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杜布赞斯基之所以能够到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的实验室去，是受菲利普琴科的派遣，到那里去“学习”（study）的。当美国领事问杜布赞斯基要到美国去干什么时，他回答说：“I want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Morgan the latest knowledge about U. S.”(见：Stebbins, G. L. Recollections of a Coauthor and Clos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L. Lev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p7-13.) 因此，美国领事向他颁发了学生(student)签证。另外，杜布赞斯基在俄国的最高学历只是本科毕业，习惯于在他人手下做研究，因此他到了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摩尔根指示他应该做什么。(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从上面这两点来看，杜布赞斯基与摩尔根的关系才更象是师生关系。也许方舟子会狡辩说，师生关系要根据学校的登记注册才能够建立。假如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就是大错特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能够成立的话，“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就不能成立。反之亦然。方舟子之所以犯这样的逻辑错误，当然可能是他的狡辩本能在作怪，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对历史的无知。
　　
　　第三个问题：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吗？答案：不是。
　　
　　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根据维基百科，“its primary founders were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R. A. Fisher, who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related discipline of quantitative genetics.”也就是说，在“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中，根本就没有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这个名字。实际上，笔者翻遍手头的Population Genetics书籍，也找不到关于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的片言只语。摩尔根的首席大弟子Alfred Henry Sturtevant撰写的A History of Genetics (Harper & Row，New York, 1965) 中有专门的一章(第十七章)讲Popula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的历史(p107-116)，其中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著名科学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尔(Ernst Mayr) 在其名著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Belknap Press, Cambridge, MA. 1982.) 中有一节专门讲“进化遗传学的进展”（群体遗传学是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综合），其中提到S. Wright, J. B. S. Haldane和R. A. Fisher，以及前苏联遗传学家切特维尼可夫（Sergei S．Chetvegikov，1880－1959），但是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 (见：p550-559)。(迈尔在正文中提到杜布赞斯基曾与他工作过，“he worked with Philipchenko in Leningrad”，但在该书的index中没有Philipchenko。)即使是杜布赞斯基自己，在他的名著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也只是顺便地提了一下菲利普琴科的工作，并且仅此一次：“Equally good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Philiptchenko (1934) on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strains of the cultivated species of wheat.”(Dobzhansky, Theodosius Grigorievich. 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7. p76.)
　　
　　那么，方舟子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值得一提的贡献，就是在1927年发明了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这两个术语。十年后，杜布赞斯基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了这两个新概念，首次把它们介绍到了英美学术界(菲氏的文章用德文发表)。 但是，杜布赞斯基在引入这两个概念之时，第一，他没有提到菲氏的名字；第二，他是在反驳菲氏的观点。按照菲氏，ma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间以及分类等级在种以上的生物进化，而mi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内的进化。菲氏认为，物种内的进化机制是“选择”，但物种以上的进化机制却并非选择。与之相反，莫斯科的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的观点与菲氏不同，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杜氏的观点与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相同，他的原文是：“……we are compelled at the present level of knowledge reluctantly to put a sign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mechanisms of macro- and microevolution.”(见该书第12页)。也就是说，杜氏认为，在进化机制上，并不存在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的区别。
　　
　　在作于2000年4月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中，方舟子写道：“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1927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这几乎是胡诌了。杜布赞斯基既不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更不是切特维里科夫的学生。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如果有的话)，及对杜布赞斯基的影响，主要是在观念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另外，综合进化论(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创建”于三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创建人对菲氏的观点一无所知。杜氏可以说是综合进化论的集大成者，并非创建人。他在美国成大名，是1937年以后的事情。看看杜氏自己在六十年代初的口述自传中是怎么说：
　　
　　“I certainly don’t mean to make a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I have invented the synthetic or biological theory of evolution. It was, so to speak, in the air. People who have to be credited of having more than anybody, contributed to it, I believe I said already in our interview before were Fisher,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in their turn their predecessor was Chetverikov. What that book of mine, however, did was—well, if you wish, in a sense, popularizing this theory.”
　　
　　(转引自：W. B. Provine. The Origin of Dobzhansky’s Geni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MB Ada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4. p99-114.)
　　
　　方博士，需要我把上文翻译成中文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您是根据菲利普琴科的什么著作，把他捧成“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的？
　　
　　【注：现在美国科学史学者之所以对杜氏的苏联背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杜氏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主要观点，在该书发表之前，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对这些观点的来源感到迷惑不解，因此猜测他受到了菲氏或其他前苏联科学家的影响。】
　　
　　第四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吗？答案：不是。
　　
　　前面提到，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是以学生的身份到美国的，按照他当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议，他在美国学习一年之后，是要返回苏联的。并且，这个签证不允许他在美国工作。因此，当他1931年到加拿大改换签证时，因为他在此之前曾非法工作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结果被拒绝重新入境，面临返回苏联的窘境(按照当时的情形，杜氏如果回国，几乎注定要受到迫害)。后来，由於美国总统胡佛的亲自干预，他才获得移民签证。(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p185-188)。也就是说，杜布赞斯基并非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如果方舟子非要说“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那么请问方博士，您是不是在“1990年年底移民美国”啊？
　　
　　【注：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中的这句话：“Dobzhansky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7 on a scholarship fro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riving in New York on December 27.”实际上，这个“emigrate”应该翻译为“迁移”、“迁居”。不知道方舟子那蹩脚的英文能否区分这样两个词汇：
　　emigrate：to leave one country or region to settle in another.
　　immigrate：come into a new country and CHANGE RESIDENCY.】
　　
　　第五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是当研究员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到摩尔根实验室时，并不是什么研究员，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后。方舟子硬要把Rockefeller Fellow翻译成“研究员”，既是出於无知，更是出於狡辩。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他自己岂不是曾在美国担任了两届“研究员”？ 如果真是那样，他在中国还不吹破了天？
　　
　　第六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吗？答案：不是。
　　
　　1928年底，摩尔根的实验室从哥伦比亚大学搬迁到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把自己的助手也带了过去，这其中就包括到他的实验室尚不满一年的杜布赞斯基。当时，杜布赞斯基的职位并没有任何改变，仍旧是Rockefeller Fellow。只是他后来的研究出了成果，加州理工学院在1929年聘请他当助理教授。1936年，因为德克萨斯大学和冷泉港实验室要把杜布赞斯基挖走，加州理工学院才把他提升为正教授。
　　
　　第七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吗？答案：不是。
　　
　　摩尔根带到加州的助手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他的学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绘出染色体遗传图谱的Alfred Henry Sturtevant。他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之后，就被聘为正教授。杜布赞斯基实际上是在Sturtevant的实验室做研究。后来他们两人发生矛盾，杜布赞斯基在1940年离开了加州理工。除了Sturtevant，摩尔根还有其他的学生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所以，所谓的“二老板”之说，完全是方舟子的“想当然耳”。 (如果说杜布赞斯基是Sturtevant实验室的二老板，或许说得通。)
　　
　　第八个问题：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来自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吗？答案：不是。
　　
　　方舟子编造的最大笑话，就是他说“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摩尔根就已经名气大噪，蜚声世界。他在1919、1922年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只是因为当时评奖委员会认为他的遗传学研究与医学和生理学距离太远而没有获奖。摩尔根最终在1933年获得这项荣誉。在此之前，摩尔根在1927年成为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长、1930年成为美国最大科学家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主席、1932年当选为国际第六次遗传学大会的主席。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都是涵盖所有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组织，方舟子所谓的“外行”在这两个组织之中占据绝大多数。难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美国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因为“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才知道摩尔根的吗？
　　
　　实际上，所谓的“米丘林主义”，是在米丘林1935年去世、李森科成名之后兴起的。方舟子在作于几个月之前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也说：“就在这一年[指1935年]，李森科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并正式提出了米丘林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否认基因和任何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存在，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基础，细胞的任何部分都有遗传性。”方舟子也许对米丘林主义略知一二，但却对摩尔根的功绩毫不了解。一个分子生物学博士，竟然无知到这个程度，并且信口雌黄、忘言妄语到这个程度，简直就是丢尽了天下博士的脸面！
　　
　　第九个问题：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吗？答案：不是。
　　
　　摩尔根对遗传学的主要贡献，就是确定了基因位於染色体上。这个成果，把孟德尔遗传学置于坚固的物质基础之上。可以说，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组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2000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Eric Kandel说：
　　
　　“就象达尔文对动物物种进化的洞察力将十九世纪作为描述科学的生物学凝聚在一起一样，摩尔根对於基因及其位於染色体的发现促使生物学转变为实验科学。”(Much as Darwin’s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species first gave coh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biology as a descriptive science, Morgan’s findings about genes and their location on chromosomes helped transform biology into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
　　
　　http://www.columbia.edu/cu/alumni/Magazine/Legacies/Morgan/
　　
　　而杜布赞斯基的主要贡献，是将孟德尔的遗传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综合到了一起，来解释群体的进化机制。且不论杜氏对综合进化论的具体贡献如何(见上面引用的杜氏口述自传)，这个理论本身也是建立在基因位於染色体之上这个科学前提之上的，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进化论这一领域。
　　
　　从另一个角度看，摩尔根生物学的贡献还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研究至今在美国首屈一指，这与摩尔根打下的基础关系极大；从摩尔根的实验室中，走出了至少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贡献，在完全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一前提之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不仅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是难以想象的。相反，杜氏的学生虽然也不少，并且也有成大名的，但与摩尔根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之上。
　　
　　最后一个问题：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由于极度的无知，方舟子对周求义在文章中说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杜布赞斯基的学生，竟然信以为真，但为了狡辩，就编出了一个所谓的“二老板”鬼话，以此证明“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实际上，据谈家桢本人说：
　　
　　“我被接受为摩尔根的博士研究生，但因为摩尔根的行政事务繁重，我实际上被指定在Sturtevant和杜布赞斯基的联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杜布赞斯基直接负责指导我的学位论文研究。我实际上是杜布赞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I had been accepted as T. H. Morgan’s Ph. D. student, but because of Morgan’s busy administrative duties, I was actually assigned to study and work under the joint sponsorship of Sturtevant and Dobzhansky, and Dobzhansky wa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ion of my thesis research work. I was, in fact, Dobzhansky’s first Ph. D. student.）(见：Chia-Chen Tan. Mentor, Colleagu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p1-6.)
　　
　　也就是说，谈家桢名义上的导师就是摩尔根，“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不是“没有什么不妥”的问题，而是名正言顺的问题。
　　
　　在刘菊花的《网络奇才方舟子》中，方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学术上，我更喜欢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
　　
　　而上面讨论的这段只有280个字的话，竟然充斥着十个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错误，——从极为简单的史实，到较为深奥知识——，方舟子已经不是什么“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而是开口即错，全篇皆错，从头错到尾，错得无法再错。面对着如此的让人笑掉大牙、让人跌破眼睛、让人目瞪口呆的大错特错，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界感到万分的庆幸：方舟子最终投身于打假和保假的“事业”之中，中国的学术界中不过是多出了一个靠搞打、砸、抢，靠忽悠、欺骗来搏取名利的混子而已；假如他真的去“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就可能会诞生出一个方森科！(方舟子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还真把于光远给忽悠懵了，该氏为此写了一篇《喜闻不同意见——答方舟子的批评》。见：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history/yu-li.txt)。
　　
　　【注：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就“犯不着一一指正”方文中的其他错误了。】

　　（5） 方舟子为什么要死保陈章良？
　　
　　在《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的结尾，方舟子摆出了中国学术打假“唯一人”的架势总结说：
　　
　　“学术打假，要有根有据、有理有节，切忌沦落成造谣、诽谤。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不要因为遇到的是‘名人’，就头脑发热，降低标准。”
　　
　　实际上，遇到名人“就头脑发热，降低标准”的，恰恰是方舟子自己。但是，遇到陈章良时，我们这位斗士的头脑不仅没有发热，它简直就冷得如同一块坚冰，并且，非但不降低标准，他还要把自己打假的标准提得高高的，其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要放陈章良过关。其实，尽管方舟子百般辩护，他也不得不承认陈章良确实有假可打，但他先把自己打假的范围缩小，放过四点中的两点，然后又把陈章良的抄袭责任转变成了“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而“恐龙蛋基因研究”之假虽然够得上“立此存照”，但那“已是几年前的旧新闻，也就算了”。方舟子突然间成了一个宽大为怀的活菩萨了！
　　
　　问题是，方舟子以尖酸刻毒而闻名于世，与人为敌、搞打砸抢是他的本性，而看名人出乖露丑，又是他的最大娱乐，他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独独对陈章良如此宽宏大量呢？他为什么要干与自己的本性完全相反的事情呢？这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之谜。
　　
　　2005年12月，网易的新闻中心制作了一个专题节目，《陈章良的张扬人生》。其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事发要有人保航护驾”：
　　
　　“上世纪90年代，陈章良嫖[原文如此，很可能该文用这个字来暗示所谓的‘第三点——引者注]窃论文事件和恐龙基因研究，招来全国骂声一片，闹得沸沸扬扬。专司‘捉鬼’的‘反伪斗士’方舟子偏偏对陈章良客客气气。不仅手下留情，还辟文为其辩护。”
　　
　　“方舟子声称与陈章良素昧平生，为何扯开大旗为陈章良保驾护航不得而知。而陈章良就算‘丑闻’缠身却金身不倒，张扬有理。”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13A4/chenzhangliang051221.html
　　
　　其实，所谓的“不得而知”，不过是一个含蓄的说法。“专司‘捉鬼’”的阎王爷，看到鬼不捉，反倒贴本钱为他鸣锣开道，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猫腻——这一点，并不需要有多么高的智商就可以猜出。问题是，这个猫腻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方舟子和陈章良都是福建人，并且都是留美出身，所以方舟子特别护着陈章良。实际上，方舟子为了成名，可以做到“六亲不认”，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放过（为了显示自己是个天才，方舟子在叙述自己的身世时，一再强调自己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连母校都不放过（如他反复地打中科大校长朱清时、教授郭光灿的假），区区一个福建老乡，怎么会让他做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更何况，从2007年12月底起，新语丝又大张旗鼓地打新科院士谢华安的假。方舟子的老家在闽南云霄，谢华安的老家在闽西南龙岩，二地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仅120公里。从地理上说，方舟子和谢华安都是闽南老乡。而陈章良的老家在闽中福清，与云霄相距约270公里。方舟子对家门口的闽南老乡都照打不误，那个远在五百里之外的闽中老乡又何足挂齿！
　　
　　还有人说，方舟子因为在最初想进北大当教授，所以对陈章良这个北大副校长网开一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确实，在最初，方舟子与北大的刘华杰、清华的刘兵、上海交大的江晓源等人打得火热，每次回国，似乎都有“知识界人士为我洗尘”。当年刘华杰自掏腰包为方舟子买了个到北大作讲演的门票，方舟子喜不自胜，把讲演前的广告和讲演后的照片都贴在新语丝上向世人显摆。由此可见，方舟子对北大还是充满敬仰之意的。
　　
　　不过，方舟子与北大的关系，在那次讲演前后就闹僵了。据方舟子自己说，先是因为北大哲学系的网页不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北大哲学系兼职的事情不了了之，后是原定给北大哲学系的“讲座”受到“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普遍反对”而“最终也没了下落”；再后来，那个实现了的“北大博士生联谊会”讲座邀请原来是需要付费的。（见方舟子：《我看北大》，作于2000年12月28日）。
　　
　　【据方舟子自己说，他“在离开美国的前夕，总算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方舟子在去北大讲演之前，就已经知道那是讲演是花钱买吆喝。但这并没有降低他显摆自己“曾到北大讲演”的兴致。新语丝“新到资料”在那段时间曾登有“方舟子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海报”（2000年10月22日新到资料）、“10月23日方舟子在北京大学演讲的照片”（2000年11月7日新到资料）、以及“方舟子10、11月间在北京活动的剪影一束”（2000年11月20日新到资料）等广告和照片，可见刘华杰那三百元人民币被方舟子给充分利用了。】
　　
　　暗中的窝囊气，方舟子可以忍受；明地里的羞辱，方舟子却绝不会轻轻放过。方舟子的那个北大讲座，显然不是那么成功。刘华杰说“当晚听讲座的人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据我印象，方在北大的讲座基本成功”，这显然是有所保留的评价。后来方舟子说，“这次去北京，种种遭遇，让我对北大的印象极坏”，可见他确实是在北大“遭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他在2000年12月22日借批评北大BBS上一篇文章的引子，狠狠地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怨恨。（方舟子：《评北大BBS的“精彩文章”〈给方舟子进一言〉》）。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引来了北大学生的不满。12月29日，北大学生BBS“一塌糊涂”上出现了一个帖子，题目是《方先生您又何必？谈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讲座情况》，把方舟子付费到北大讲演、并且要在讲演后从事“商业活动”（即签名售书）的老底给揭了出来。至此，老羞成怒的方舟子接连写了《我看北大》（作于2000年12月28日）、《答〈方先生您又何必？谈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讲座情况〉》（作于2000年12月29日）、《北大名声也能卖》（作于2000年12月30日）等文章，算是和北大掰了。再过几个月，方舟子与“北京知识界人士”们闹僵，尤其是与刘华杰翻了脸，方舟子於是在2001年8月写了篇《北大教授从来不难当》，后来又写了个《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算是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是，他进入北大的大门似乎也就此被堵死了。
　　
　　也就是说，在撰写《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之前，方舟子就已经对北大“怀恨在心”了；在那之后不久，这暗中的仇恨就已发展成了公开的咒骂；不到一年的工夫，北大就成了他的最大假想敌人。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方舟子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七、八年如一日的决心和恒心。所以说，方舟子保陈章良，不大可能是因为要借助对方进入北大。
　　
　　那么，方舟子死保陈章良，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俗话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又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方舟子乃是一个名利之徒。当年逐利不成，转而求名（见本系列《败运商人方舟子》）；后来求名得手，又转而逐利（如他办网上书店、抄书卖钱、以及非法募捐，等等）。所以，要寻找方舟子死保陈章良的动机，就要从“名利”二字上着手。
　　
　　按道理讲，从“求名”这个角度上看，方舟子打陈章良的假，比保陈章良的假，对自己更为有利。因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陈章良的名声在学术圈内都不怎么样（陈章良到中国农大之后，在校内师生中的口碑不错，这另当别论），但他的地位高，名气大，是方舟子打假的标准对象，也完全符合方舟子的打假标准。从另一方面讲，因为死保陈章良，方舟子在名声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如邹承鲁就难免对他的打假诚意心存疑虑，更多的人则直接指责方舟子（如杨玉圣在2000年就当面指责方舟子）。精于算计的方舟子，对这其中的得失，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仍旧无怨无悔地为陈章良作着默默的牺牲和奉献。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方舟子保陈章良，不太可能是为了“求名”。
　　
　　从另一方面看，陈章良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从事的研究课题就是转基因植物的研制。在转基因植物这方面，说陈章良是世界级先驱，或许过分；但说他在国内首屈一指，却货真价实。华盛顿大学位於圣路易市，与后来的转基因商业巨头孟山都公司恰恰同处一地。据1987年10月20日出版的《热科院热农大报》上的一篇文章，《殷殷爱国心——访回国应聘的26岁留美博士陈章良副教授》，说，
　　
　　“l985年1月欧州分子生物学学报发表了24岁的陈章良的第一篇论文，在世界上首次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当陈章良取得这项举世瞩目的成果后，华盛顿大学孟山都公司立即把作为一般学生的陈章良吸收进公司给予专家学者的待遇——专门给他一套精密仪器设备，从事基因工程的研究。这种待遇在华盛顿大学中是寥寥可数的。这对于陈章良来说，正如虎添翼，到公司不久便在去年6月成功地把抗花叶病病毒基因，转移到烟草、番茄等作物上去，解决了世界上长期不能解决的防治植物花叶病的难题。嗣后，他又把一种能使昆虫致死而对人体有利的蛋白基因转移到蔬菜上去，使蔬菜生长期不用农药喷杀就能达到防虫害的满意效果。这些科研成果都有极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给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专利费。”
　　
　　http://hongye.scuta.org/xw/newspaper/old/list1.asp?id=6529
　　
　　也就是说，在1987年回国之前，陈章良就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员或准雇员了。回国之后，陈章良很快成为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学术界高层人士。2000年8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江炜的《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一文，其中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章良教授非常支持转基因作物在我国的推广。他可能是中国参加国际生物技术安全会议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事实确是如此。2000年3月14日，中新社发布的一篇报道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表示，他已经关注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内外人士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忧虑，其实这种忧虑大可不必。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中国在关注生物技术安全性的同时，应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
　　
　　“这位国家‘八六三’计划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介绍，在农业领域中，可将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到杀虫、抗除草剂等方面，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处。到一九九八年底，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近四亿二千万亩，多种相关作物进入市场，包括耐保存的西红柿，抗虫的马铃薯，抗虫和抗除草剂的棉花、大豆、玉米，提高有效成分的油菜，抗病毒的南瓜、木瓜等等。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广泛的美国，两亿多人食用四年多来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不良影响，其他地区也没有接到有问题的报告。”（张明新：《陈章良为转基因农作物释疑》，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3-15/71859.html）。
　　
　　2000年7月5日，《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赵维的文章，题目是：《转基因植物：没有一个例子证明它们有毒》，该文的副题是：《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为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释疑》。文章的引言是这样三句话：
　　
　　■西方人已经吃了五年转基因食品，为什么突然爆发了一场关于安全性的争论？
　　
　　■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有这么多的安全会议，是因为社会关心。科学家需要用科学的证据来说服
　　
　　http://mediawatch.cn/GB/channel1/15/20000705/131267.html
　　
　　2001年2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刘万永、李纬娜的文章，《陈章良“笑”说基因》。其中说：
　　
　　 “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当然能吃。据我所知，美国等国家有3亿人已经吃了将近6年的转基因食品，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因此患病的人。也许再过10年、20年，当转基因食品在餐桌上非常普遍的时候，农学专业的学生会说，10年前，人们就像当年害怕吃西红柿一样害怕吃转基因食品。说的就是我们。”
　　
　　www.people.com.cn/GB/kejiao/42/155/20010219/398768.htm
　　
　　陈章良的上述言论都发表在方舟子对外宣称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并且为转基因植物和食品的推广进行正式科唬之前。但是，从上面这些随机选取的言论之中，我们却几乎可以找出方舟子后来“科唬”转基因问题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请看：
　　
　　陈章良说，“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到杀虫、抗除草剂等方面，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处。”
　　方舟子说，“发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污染、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
　　
　　陈章良说，“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当然能吃。”
　　方舟子说，“我们天天吃的大米实际上不是‘健康食品’……吃这种转基因大米，要比吃普通大米更有益身体健康”，“转基因食品不仅比较便宜，也往往比同类食品更安全……比同类作物更‘绿色’”。
　　
　　陈章良说，“据我所知，美国等国家有3亿人已经吃了将近6年的转基因食品，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因此患病的人。”
　　方舟子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而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已有十几年，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有70％含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志，我多年在美国生活，当然已经吃了无数转基因食品”。
　　
　　陈章良说，（转基因植物的推广）“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
　　方舟子说，“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欧洲科学界的主流对转基因技术是非常支持的”。
　　
　　陈章良说，转基因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
　　方舟子说，“一些欧洲政客出于和美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而反对转基因”。
　　
　　陈章良说，“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方舟子说，“如果我们听任他们在媒体上愚弄世人而不加以反击，那么这项刚刚起步、有着无限美好的应用前景、甚至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就可能被以正义的名义扼杀掉。”
　　
　　两相对比，虽然这两个人的基本观点相似，但陈章良的言论比较客观，说得较有分寸，与他的政府官员身份颇为符合（陈氏关于bt毒素蛋白的言论极为无知，暂不讨论）。而方舟子的言论，基本上就是陈氏观点的发挥，只不过因为他的无知和狂妄而发挥过当，结果暴露出了自己这个街头光棍的原形。比如，陈氏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时间，都是从1996年算起的（实际上是在1995年底），而方舟子在2003年就叫喊“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另如，陈章良在证明自己所说的（转基因植物的推广）“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这个观点时，就举出了“培育出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的美国科学家毕齐，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沃森，获得诺贝尔奖的，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伯格”等人为证，尽管没有举出具体的言论。而方舟子在六、七年的科唬生涯中，从来就没有敢举出一个“主流科学界”的例子。还有就是，陈章良说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而方舟子则把转基因技术说成是“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总之，从对转基因问题的宣传、介绍这方面来看，陈章良的学术素养要比方舟子高得多，其言论基本上可以让人们接受。而方舟子则象是一个穷得要马上赚取一笔佣金来买面包糊口的推销贩子，其迫不及待、胡言乱语，反倒使人们心生疑虑、望之却步。
　　
　　问题是：方舟子死保陈章良，与转基因问题有关吗？
　　
　　本文在前面已经证明，方舟子力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植物，和他受雇于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几乎是同步开始的，都在2001年的五、六月间。而方舟子公开为陈章良辩护，始于2000年10月23日的北大讲演。
　　
　　【注：刘华杰在《关于方舟子来北大讲座的经过》中说：
　　
　　“方当晚讲的范围只限于网络和部分陈晓宁事件。讲座唯一特殊之处是，有人问方能否讲一下所谓‘陈章良’抄袭案及恐龙蛋化石的事，方的回答是：1）陈的事件他知道一些，不能全怪陈，方看过SCIENCE的说明；2）研究化石中保存的古DNA是允许的，也有这样的一门学科叫分子古生物学，陈的工作是学术范围内的事。此事以前我与方从未谈起过，我也没想到方有这样的看法。”
　　
　　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wo_beida3.txt
　　
　　另据文木的《记方舟子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讲座》：
　　
　　有一人问到北大陈副校长‘抄袭’案及恐龙蛋事件，方有些犹豫。听众坚持让他讲，方才作了坦率说明。他认为有关这两件事的报道都冤枉了陈章良。他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分析说，在那篇被指控抄袭的文章中，陈的署名列倒数第二，按国际惯例，陈对那篇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最小。另外那篇论文文字虽有抄袭，但数据是自己做的，只能说明中国科研人员英语表达有困难。从分子古生物学的角度看，对恐龙蛋的研究也属于正常的科学研究，陈在国际不是第一个做的，犹他大学早有人做过从恐龙化石克隆基因的实验。当然对于用PCR方法所克隆的基因是否是外源污染所致，学界有一些争论。方说，这些争论是正常的，不能说做这种研究就是搞伪科学。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jiangzuo.txt】
　　
　　在此之前，新语丝上批评陈章良的文字，基本上还能够正常出现（见前面提到的几期《读者评论“陈晓宁事件”》。方舟子在北大为陈章良辩护的言论，在一个多月之后，被他总结成《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一文，在新语丝上发表。根据上述时间顺序判断，方舟子保护陈章良，似乎与转基因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直到2001年春季，方舟子对这个问题尚且没有明确的观点和立场。
　　
　　不过，本文——《“生物信息学家方舟子”考》——至今所考证出的所有证据，都支持下面这个假设：方舟子在中国支持转基因是在为那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或“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服务（这个假设的最终证实和证否，需要方舟子公布自己在美国的就业背景）。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出这样的猜测：这家美国公司在正式雇佣方舟子之前，很可能与他有所接触，并且对方舟子在中国的“打假”表示了关切。陈章良是当时中国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最有力的发言人，同时他又是最受海外学人诟病的海归，方舟子打假能否打到陈章良的头上，显然会是这个公司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只是在方舟子明确表态力保陈章良之后，方舟子才被这家公司正式聘用——在受到聘用之后，方舟子才知道自己的真正任务是宣传转基因产品。
　　
　　笔者承认，这个新的假设——方舟子保护陈章良是受到美国商业势力的指使——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作为支撑。能够支撑这个假设的，是大量的间接证据，以及世界上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常识和逻辑。由於方舟子是公众人物（科普作家、报纸专栏作家、打假斗士），任何人都有权力对他的乖张行为（为了支持转基因产品而欺骗中国公众，极力隐瞒自己在美国就业的详情，以及有假不打，反倒为假辩护，等等）发出疑问。而本人上面的这个假设，就是基於这样的疑问产生的。解答人们的疑问，证否上面的假设，是方舟子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也应该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问题是：方舟子敢吗？

　　b 张启发——一个中国学术界培养出来的超级学霸
　　
　　提到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内行”的人谁也不会把张启发给漏掉。如果说在21世纪之前，陈章良是转基因势力在中国学术界内最有力的吹鼓手的话，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角色就逐渐地被张启发所取代了。只不过是，与陈章良的“张扬人生”相比，张启发较为低调，因此，除了在植物学、农学等与他的研究方向相近的领域、以及武汉、湖北、华中这块他的居住地区，知道有这么一个牛人的人，并不很多。
　　
　　张启发何许人也？综合网络上的资料，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张启发，男，1953年12月生人，湖北公安人，1976年华中农学院毕业，1982年到美国留学，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遗传学系博士学位，1986年回到母校华中农大，担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等职。1993获瑞典国王Baudouin奖，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可以说，对於一个中国学人而言，今年尚且不满55岁的张启发，在国内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地位和名望的顶峰。
　　
　　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张启发的人生道路与陈章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是国内农业院校毕业，都是在1982年出国，投的都是名校和名师（张启发的导师Robert. W. Allard在197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章良的导师Roger Beachy在199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都是在毕业之后很快回国(张启发1986年，陈章良1987年)，并且研究领域都是植物分子生物学——陈章良研究转基因植物，张启发研究植物遗传性状的分子标记。
　　
　　但是，张、陈二人的人生路途在他们回国之后开始分叉。陈章良1987年到北大生物系任副教授，以后基本上是每两、三年登一个台阶：先是正教授（1989），然后是北大生物系主任（1992）、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1993），35岁就任北大副校长（1995）。也就是说，陈章良在国内学术界独领风骚十余年，除了搞学术不行，其他几乎样样都行。但最终，陈章良不得不黯然离开学术界，成为职业官僚。而张启发回国则早陈章良一年，但直到1992年39岁时才被提升为正教授。可是他坚持搞学术研究，最终在学术界坐大，成了中科院的院士，并且成为中国农学界的领军人物。
　　
　　如果我们把陈章良的“成功”之路视为旁门左道的话，那么，张启发的“成功”之路似乎是一个学者应该走的正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1） 一个“打造”出来的院士
　　
　　张启发的成功，虽然从个人角度讲，走的是正路，但从中国学术界这个大环境来讲，却与陈章良的“成功”，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二人的相同之处就在於，他们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2004年4月14日，《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张启发的成才经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将张启发等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送往世界科技前沿深造，张启发归国之时，当时的校长孙济中教授就认定这个小伙子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命科学研究方法，是华农的未来。
　　
　　“一穷二白。缺水，建水塔；没电，买发电机。总而言之，砸锅卖铁，举全校之力为张启发搭建科研平台。孙校长果断拍板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挤出400平方米实验室，并采取超常措施从各院系强行调来超低温冰箱、离心机等10大件仪器，专门为张启发组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跨学科抽调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给他充当助手，并专门开办7年制本硕连读的生物技术班，培养后备科研队伍。
　　
　　“校方甚至专门为张启发配备了一位实验室总管——他过去的老师、曾经当过科技副县长的章荣德，因为老章既懂业务又懂管理。老章牺牲了自己的科研前途，一门心思把总资产6千万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告诉记者：华农不缺我搞科研，但张启发需要我当助手，虽然实验室产生的所有成果都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我为每一项成果感到骄傲。每次张启发他们感谢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牺牲很值得。
　　
　　“在张启发的周围，孙济中不止一个，章荣德也不止一个，他们共同造就了张启发。
　　
　　“今天大名鼎鼎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其两名院士、三名长江学者的超强阵容，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承担课题、科研经费、取得成果均占全校三分之一。
　　
　　“做大做强张启发这个品牌，体现出华中农大的一贯思路：看准了就舍得投入，迅速形成局部优势，最终将局部优势化作亮点。按照这种模式，该校花二十余年时间打造出张启发、傅廷栋、陈焕春、谢从华等新一代杰出人才。山高人为峰。尖子人才的高度决定了华中农大的高度。以人才为依托，华中农大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砸锅卖铁”、“强行调来”、“共同造就”、“打造”、“做大做强XX品牌”，这些商场、官场气息浓郁的词汇，出现在一个学者的成长经历之中，出现在一个大学的“思路”之中，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的过去和现在感到悲哀，并对它的未来感到担心：现在中国的院士之中，有多少人是这样“打造”出来的？换一个问法就是：用这样的行政手段来“打造”，难道还有人不能成为“品牌”吗？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打造出一个这样“品牌”，华中农大需要牺牲多少其他学者的利益和机会？可以这么说，张启发的“成才”经历，暴露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缺乏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因此就造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的局面。
　　
　　那么，张启发本人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据《张启发：投入与回报》说，“他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连外国同行都说，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这个牛未免吹得太大。实际上，不仅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张启发鲜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麦的数量遗传学、分子标记领域，——也就是张启发自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中等偏上而已。证明如下。
　　
　　根据1998年颁发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张启发“在国内外多种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63篇，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特邀报告，论文被引用280余次。”（见：http://www.cycnet.com/cysn/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说，在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前，他发表的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这样的成绩，能说是“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吗？
　　
　　当然，在当上了院士之后，张启发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长。2003年，张启发获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获奖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张启发课题组近十几年来共发表论文120余篇，被SCI收录杂志引用1200余次”。（见：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说，五年左右的时间，张启发不仅论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连引用率都番了一翻还多。难道张启发真的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了？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花费点儿心思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以张启发为通讯的学术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1997年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检索）。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那264篇论文，你就会发现，它们之中有四分之三的文章的全部是华人，并且是大陆华人。不仅如此，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发表在2000年以后。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认为“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的，并不是什么“外国同行”，而是“国内同行”。“国内同行”为什么“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张启发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也许有人会说，只拿出一篇文章来当作例子，能说服人吗？那么我们就多检查几篇。
　　
　　JP Hua, YZ Xing, CG Xu, XL Sun, SB Yu, Q Zhang. Genetic Dissection of an Elite Rice Hybrid Revealed That Heterozygotes Are Not Always Advantageous for Performance. Genetics, (2002) 162, 1885-1895.
　　共33篇论文引用，其中华人论文为27篇。
　　
　　Hua J., Xing Y., Wu W., Xu C., Sun X., Yu S., Zhang Q. Single-locus heterotic effects and dominance by dominance interactions can adequately explain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 2574-2579.
　　共42篇论文引用，其中华人论文为30篇。
　　
　　SB Yu, JX Li, CG Xu, YF Tan, XH Li, Q Zhang. Identification of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nd epistatic interactions for plant height and heading date in ric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2) 104:619–625.
　　共40篇引用，其中华人引用30篇。
　　
　　总之，看张启发论文的，“国内同行”占了四分之三。这其中，固然有研究水稻的科学家以中国人较多这一因素，但“外国同行”的关注目光也未免太弱。事实是，张启发的国际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影响因子在3左右的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Molecular Breeding，Plant Molecular Biology这类杂志上。他在PNAS上发表研究论文，都是经过他的导师R. W. Allard推荐的，那是有推必发的。至今，张启发没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学术性的综述（他发表的两篇综述，都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研状况为主题）。
　　
　　据《财经》杂志(网络版)2008年1月18日报道，针对谢华安竞选中科院院士、但有人举报他学术造假一事，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10月曾委派张启发等三位院士赴福建调查。(王以超、李虎军：《“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http://www.caijing.com.cn/zmb/hjykx/2008-01-18/45706.shtml)。最终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因为根据自己的成才经历，张启发当然明白，福建农科院“打造”谢华安的过程，与华中农大打造他自己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张启发与谢华安还有另一层关系，下详。）
　　
　　 (2) 超级学霸
　　
　　在《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开头，是这样几段话：
　　
　　 “‘张启发打个喷嚏，华农就要感冒。’‘书记、校长管不了张启发，张启发管得了书记、校长。’人们私下里说的这些玩笑话，表明了一个人在一个单位的分量。
　　
　　“有事实为证。华中农大前些时整修校园，绿化科砍树铺草坪，校方准备对当事人搞‘下不为例’。张启发心疼不已，‘不爱树的人有什么资格管绿化！’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
　　
　　“学校地处城郊，一段时期供电不尽如人意，全校只保两个地方的用电，一是吃饭的食堂用电，一是张启发实验室用电，谁料发电机出故障，毁了正在生长的一批实验种苗，校方立马给火气冲天的张启发‘降温’：当面道歉，照价赔偿现金一万元。”
　　
　　一名教授，敢於并且能够“管得了书记、校长”，这在现在官本位的中国学术界，应该属於“美谈”。 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张典型的学霸面孔：张启发在华中农大的行政职务只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但他却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整个学校只有食堂和张启发的实验室保证供电，但出现意外之后，张启发竟可以“火气冲天”，并且让学校给他道歉、赔偿。根据中国刑法，行为人不为意外事故担负刑事责任；根据民法，行为人对於由非故意或非过失引起的事故，一般也不负民事责任。但张启发却有这个本事，在学校给予了他特殊的、天大的照顾之后（民以食为天，张启发的实验种苗和全校师生的吃饭问题同等重要），学校还要替他承担意外风险。
　　
　　在《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我曾说过：
　　
　　“如果在中国的学术界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在中国的学术界谁的权力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院士。确实，说院士在控制中国的学术界一点儿也不过分。看一看中国科技部的正副部长们，看一看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们，再看一看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以及中国学术界的那几个‘泰斗’，没有几个人没有院士头衔。即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说，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
　　
　　而张启发就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这个太上皇可以“管得了书记、校长”、也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难怪当“上面”想让他当副校长是，他会誓死拒绝，说“再逼，我就离开华农”。
　　
　　象张启发这样的太上皇，在中国的学术界有成百上千，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怪人和怪事放到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中，其不合理性、非正常性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除了能够管书记、校长，张启发还直接控制着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学术农民工。2004年11月1日，《楚天都市报》发表《武汉博导知多少？》一文，其中透露说：
　　
　　“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士算得上是博导大户，总共带了50多个博士生，正在带的还有31个。张院士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他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水稻基因图谱等十余项重大科研课题，手头上正在做着总经费1.8亿元的水稻基因项目。校方专门给他配了四、五个教授，联合指导博士生，他负责大方向，教授们负责各自方向，学生则专攻各自的子课题。”
　　
　　张启发的美国导师Robert. W. Allard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他总共只带过56个博士研究生。（Clegg, M. T. Robert Wayne Allard, 1919-2003,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2006.）而张启发院士现在一年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就已经超过了乃师全部学术生涯的一半还多。不仅如此，他还有“四、五个教授”给他打下手，当保姆。这样的待遇，Robert. W. Allard大概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张启发就是一个学术包工头。事实是，在回国之初的三年间，1987-1989，张启发总共发表了四篇论文。而在过去的三年间，2005-2007，有张启发署名的论文达到了48篇。(根据http://scholar.google.com/，关键词：zhang qifa)。在这个十二倍的增长数字的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凡是搞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再明白不过了。
　　
　　【注：在张启发任主任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有一个“关于研究生毕业时间及津贴发放的规定”，张贴时间是2006年3月1日。根据这个规定，研究生的津贴标准是：
　　
　　博士生：第一学期每月300元；第二学期每月350元；第三学期400元；以后每学年增加100元/月。硕士生：第一、二学期，每月150元；第三学期，每月200元；第四至六学期每月250元。
　　
　　见：http://www.ncpgr.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3&start=5&PHPSESSID=1b4a34d3db6524bc1fb92d135db9f9bf。
　　
　　这样看来，张启发的博士研究生的平均收入略等於农民工，硕士生的平均收入要低于农民工。关于研究生的待遇问题，请参见笔者五年前的文章：《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
　　
　　 (3) 张启发与转基因植物
　　
　　张启发的本专业是数量遗传学，后来发展到搞基因的分子标记，也就是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来确定某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大致位置。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分子标记的主要作用是为育种家提供选择杂交后代的手段和工具；而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张启发所作的工作，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把确定了位点的基因克隆出来，然后根据克隆到的基因，来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如果这个基因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抗虫、耐逆境，则用它来转化农作物，培育成新的品种。确实，在1998年立项的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中，张启发负责的是“水稻重要新基因的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分项（见：http://icgr.caas.net.cn/973/gaikuan.htm）。但是，尽管作了大量的标记和定位工作，张启发的实验室在2004年之前实际上没有克隆到任何基因。这就象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其传球带球技艺超群，可以象高俅似的把足球摆弄得如同黏到自己身上一般，但就是临门一脚不过硬，总也不能把球射进大门。
　　
　　【注：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图谱来克隆基因，既非十分容易，也不是异常艰难。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张启发实验室从2004年起陆续克隆到一些水稻基因，但那是在水稻基因组序列已经测定完毕之后，克隆基因的难度要比以前低得多。另外，张启发实验室克隆的基因多数是微效基因，就目前来说，不太可能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开发。】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从2000年起，张启发这个几乎没有从事过多少转基因植物研究、也从来就没有对转基因问题公开发表过意见的人，开始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大力提倡。且看下面的下面的目录：
　　
　　Zhang, Qifa. 2000. “China: Ag Biotech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Food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and the Po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echnology, convened by CGIAR and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ection 3.
　　
　　张启发：《基因科技知识》，中南海讲座，2001年10月30日。
　　
　　张启发：《面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如临大敌"》，《文汇报》2002年3月18日第8版。
　　
　　张启发：《转基因研究发展与产业化》，中国科协年会讲演，2002年9月8日。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 研发, 产业化, 安全性与管理》，《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3期35-40页。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产业化及安全性与管理(一) 》，《华夏星火》2003年第8期 6-8页。
　　
　　张启发：《转基因农作物: 研发, 产业化, 安全性和管理》，中科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2004年 6月5日。
　　
　　张启发等：《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04年第5期330-332页。
　　
　　张启发：《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讲话，2006年9月16日。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将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根本出路》，《科技导报》2007年25卷第4期1页。
　　
　　【注：在2000年之前，张启发曾在下面两篇关于转基因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曹孟良、周智、张启发：《PSAG12-IPT转基因植物的抗早衰研究》，《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年21(4) ：25-26页。
　　
　　张赛群、叶志彪、吴昌银、张启发：《异戊烯基转移酶基因导入番茄及转基因植株再生》，《园艺学报》1999年26（6）：376-379页。（通讯：叶志彪）。】
　　
　　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张启发最终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领队，其原因就是下面这篇发表在2000年10月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论文：
　　
　　Jumin Tu, Guoan Zhang, Karabi Datta, Caiguo Xu, Yuqing He, Qifa Zhang, Gurdev Singh Khush & Swapan Kumar Datta. (2000). Field performance of transgenic elite commercial hybrid rice expressin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endotoxin. Nature Biotechnology 18, 1101-1104.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报告Bt转基因的水稻恢复系明恢63及其杂交后代汕优63在田间既抗虫、又增产。虽然这项研究所使用的转基因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云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优63是谢华安培育出来的，并且田间实验是在武汉进行的，但这篇文章的通讯却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很可能当时张启发的实验室还没有掌握研制转基因水稻的关键技术。但是，张启发似乎掌握着这个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知识产权。
　　
　　2004年，由张启发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成员有：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研究员：贾士荣、陈受宜、朱祯、黄季焜、夏友富、杨晓光、黄大方、彭于发；处长：安道昌、程金根；副教授：林拥军) 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总共提出了四项建议，但其中最有实质性的建议是第二条：“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部在2004年底召开的一个神秘的会议。在那个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的股票突然涨停。显然，会议的结果对转基因水稻是利多。确实，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根据农业部的科学顾问，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According to scientists advising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 approval will most likely be forthcoming, which means that China could start planting GM rice as soon as spring 2006.”见：Craig Simons. Of Rice and Man. NEWSWEEK, Dec 20, 2004. http://www.newsweek.com/id/56089)。这篇文章采访的“农业部的科学顾问”，就包括张启发和陈章良——陈章良是那次会议的主席。这两个人，在经过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经历之后，在转基因问题上，又殊途同归了。
　　
　　不过，转基因科学家们很可能是过於乐观了。就在那个神秘的会议闭幕不久，绿色和平组织出来搅局，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不仅披露了那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而且点了张启发、贾士荣、黄季焜的名字：“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当然也把方舟子惹得火冒三丈，他当即把它给“立此存照”。 不过，方舟子在虚拟空间可以张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在现实世界，却并没有谁拿他当真。半年后，农业部再次召开“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据一篇报道说：“一位参与此次会议的专家向记者透露，转基因政策可能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可能搁置。”（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搁置只许实验田种植》，《新京报》2005年6月25日。）
　　
　　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
　　
　　（4） 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
　　
　　为什么马力十足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航船突然间搁浅了呢？《南方周末》的文章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大的原因，却是来自张启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Newsweek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启发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启发还说，有超过100 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In the Yangtze city of Wuhan, where scientists run China’s largest GM-rice-test fields, ‘a local company got some of the GM [rice] seed and began selling it to local farmers, ’ Zhang says. Today, he says, more than 100 hectares of GM rice are being cultivated.”)
　　
　　那个被方舟子称为“反科学恐怖主义组织”的绿色和平组织，根据这个线索，在2005年春季到湖北调查，其结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下面是该报告摘要的前半部分：
　　
　　绿色和平于2005 年2 月到2005 年4 月期间，分别四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结果，我们发现：
　　
　　1. 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已经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售卖非法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地方集中在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
　　
　　2. 种植非法转基因水稻的地区包括江夏区五里界镇、法泗镇、云梦市下辛店镇和松滋市的王家桥镇，在部份地区最少已经种植了两年的时间，而且非法种子可能已经流入孝感市其它地区、咸宁市和其它地区；
　　
　　3. 转基因大米已经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场，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场，污染大米、米制品和加工食品；
　　
　　4. 我们把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 份样本送到德国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 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 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
　　
　　5. 至少有5 种不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北的种子市场上流通，显示种子来源可能不只一个；
　　
　　6.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显示可能有多于一种转基因水稻在市场上销售；
　　
　　7. 出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公司和农技站普遍知道转基因水稻还未得到国家的正式审批，是不能合法地进行销售的，但抗虫转基因水稻种子的价位一般是12-18 元/斤，而普通杂交稻只是5-7 元/斤，种子公司和农技站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知法犯法；
　　
　　8. 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一般不知道这是转基因品种，只知道是抗虫的；
　　
　　9. 制种基地至少包括湖北省的松滋市；
　　
　　10.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非法销售的转基因水稻可能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转Bt 基因抗虫稻，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可能就是污染源头。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 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 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 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由于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外表无异，而且没有标示，湖北省和其它地区的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http://www.greenpeace.org/raw/content/china/zh/press/reports/119222.pdf
　　
　　这份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采访记录：
　　
　　“武汉市华星种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们表示：‘华农有个张启发教授，他受农业部委托，搞了一个抗虫汕优63 的实验，安全期实验现在还没有完，第四年了，抗虫转基因水稻。……张启发教授搞的抗虫63 是从2001 年开始示范的，整个中国只有张启发教授受农业部委托搞。在湖北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科尼公司是张启发教授任董事长，但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上面。……科尼委托松滋制种，松滋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金有700 万，可以制杂交种。科尼把亲本给它，然后回收种子。多了是它（松滋）的，科尼卖也不卖，因为它只卖给内部的。……华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这个东西的，但不是松滋制种，是自己制种。’”
　　
　　这份报告在末尾有一个《附录一：相关科学家及公司背景》，其中说：
　　
　　“张启发教授所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正在申请农业部的生物安全证明书，以获得进行商业化生产的许可，他同时还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于2001 年2 月成立，由张启发院士出任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在网上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有迹象表明该公司参与了制售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
　　
　　根据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证据，现在谁都明白，湖北农民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种子只能来自华中农大的实验田；华中农大的种子公司、张启发的种子公司都直接参与了这些非法种子的制作、销售；张启发本人对此是清楚的，并且还曾向外国记者炫耀。
　　
　　【注：《凤凰周刊》2005年15期(总184期)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欧阳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2944908511477760/20050628/575423.shtml
　　
　　由此可见，在“业内”，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早已是转基因科学家们践踏国法的常规手段了。他们当然不会“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因为那样对他们毫无益处。】
　　
　　
　　这个“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被揭露之后，农业部的表态最有戏剧性。首先，它宣布自己没有从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到检测报告。其次，它宣布，“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的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由农业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组织委托欧洲基因时代公司所作的检测结果不仅无效，而且有违法的嫌疑。最后，农业部把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湖北农业厅。
　　
　　【注：《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中有这样一段话：
　　
　　“农业部曾经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对‘绿色和平’采用的转基因检测方法并不认同。施鹏翔对记者说，‘绿色和平’选择德国的独立公司进行检测，是因为这家公司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最为权威的。他说：‘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检测标准，所以在农业部的声明发表后，我们很快就快递了样品和一封信给他们，但是就在当天，这个快递被对方退回，只留下了我们的信件。’对此，方向东对记者说，并不是所有公民或者组织的采样都会被采用。她说采样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而且方法也要符合法定程序，只有有资质的机构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她还说，按照《种子法》的规定，把作为国家资源的种子拿到国外，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施鹏翔解释称，所有送往德国进行检测的种子全都是被磨碎的，使其不再具行可繁殖性。施鹏翔说：‘我们的任何调查都不是要打击政府，也不是要具备法律效力，而是希望它能有科学的参考价值。’”】
　　
　　而湖北省农业厅则出面正式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该厅委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核实，在大米样品中并未检测到 Bt基因成分。(见：张静：《转基因稻米走到十字路口》，《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在2005年 6月 13日公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第二次调查报告》，2005年 8月 3日又公布了《致家乐福的信：发现转基因大米》。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在2005年8月发表声明，宣布对三家种子公司进行处罚，并彻底铲除田间的转基因水稻。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发布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见：绿色和平：《非法转基因稻米惊现亨氏婴儿米粉——常见问题解答》。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ports/heinz-baby-food-q-n-a）。
　　
　　但张启发却毫发未伤。
　　
　　再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货架上销售的“亨氏婴儿米粉”发现Bt转基因。半年后，该组织在欧洲发现来自中国的大米含有Bt转基因成分。据他们判断，污染源就是华中农大的实验田。2006年9月5日，Natue杂志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至此，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使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第二个输出转基因污染粮食的国家。
　　
　　2006年5月，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5月，张启发更上一层楼，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在21世纪，世界上总共爆发了三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两起分别是2000年美国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国LLRICE 601稻米事件。但是，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与前两起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前两起事件至多只是管理失误所致，并不存在人为的故意扩散和污染。而华中农大事件属於知法犯法，明知国家政策明令禁止非法种植，但仍旧为了牟取暴利而以身试法。第二，前两起事件的责任方或者已经、或者将要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但华中农大事件的责任方——华中农大以及张启发等人——则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制裁。实际上，张启发不仅没有任何的悔过表现，反倒变本加厉，在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
　　（见：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823916.html）。
　　
　　这说明，任何一个人，不论地位多么高、知识多么丰富，都有可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并且丧失理智和良知。
　　
　　【注：为了让中国的公众见识一下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践踏国法的，笔者下面简述另外两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
　　
　　StarLink玉米事件
　　
　　StarLink玉米是Aventis公司注册的一种Bt转基因玉米，美国环保署在1998年批准它作为饲料生产，不得将这种玉米与人类食用的玉米相混淆。2000年9月，环保组织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Alert宣布，美国食品公司Kraft Foods制造的食品中，含有StarLink玉米。这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已经上架的食品被招回，玉米加工厂将怀疑含有StarLink玉米的原料退还给供应商，Tyson Foods宣布不用StarLink玉米饲喂家禽，Kellogg 公司甚至关闭了一个工厂。12月，日本将一整船的玉米原封遣返，因为其中含有StarLink玉米。最终，Aventis宣布向美国农民买回StarLink玉米及在缓冲带种植的正常玉米，赔偿农民、加工厂的损失，外加诉讼费用。这个事件为Aventis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值高达十亿美元。Aventis的作物科学部门三名对此事件负责的高级主管被开除，整个部门被卖给了德国的拜耳公司。另外，尽管在2000年以后美国就不再种植StarLink玉米，但迟至2003年底，StarLink玉米仍旧污染着美国玉米的1%。也就是说，想要完全彻底地清除污染，并非易事。
　　
　　LLRICE 601稻米事件
　　
　　LLRICE 601水稻是德国拜耳公司研制的抗除草剂水稻，没有被美国政府批准进行商业生产，只在2001年曾经作过田间试验。但是，在2006年8月的一次抽检中，这个水稻品种却被在美国的谷仓中发现。消息传出，日本政府马上宣布停止进口美国长粒大米，并且告诫国内商家不要加工和销售来自美国的长粒米。9月，检测结果证实，欧洲进口的美国大米含有LLRICE 601。这导致美国向欧洲出口的水稻一年间下降了80%以上，美国期货市场上大米价格下跌了一半。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损失超过12亿元。现在，拜耳公司仍旧是这一事件的被告。2007年11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的超市中发现LLRICE 601大米。据悉，“我国农业部高度重视，已经对此事展开了调查。”（见：中国食品产业网2007年11月27日消息：《我国农业部将调查非法转基因大米》。】
　　
　　（5） 方舟子与张启发
　　
　　根据笔者上面对张启发院士的介绍和分析，相信多数人都会认同这样的结论：按照方舟子的标准，张启发不仅有假可打，并且已经严重超标。且不说他的院士头衔是打造出来的，也不提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学霸，更不要提他为了一己之私而触犯国法、让国家在经济上受损、在名誉上蒙羞，仅凭他这个“博导大户”，就够得上方舟子所谓的学术腐败了。（方舟子在2004年8月28日说：“在现有的招生制度下，已使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例如……一个教授带四、五十名研究生，甚至到学生毕业了都不认识……。”（方舟子：《如何限制博导的权力》）。
　　
　　但是，在方舟子一再声称的、他的数百起打假业绩之中，有张启发的名字吗？当然不可能有。因为张启发是方舟子在转基因战场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友军，是盟军，方舟子肩负着保护他们的重任。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象张启发这类的学阀铺天盖地，假如没有人举报，方舟子未必能够知道张启发的上述事迹。所以，他不打张启发的假，或许是因为不知情，而不是因为他们在转基因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事实是这样吗？
　　
　　2005年4月15日，也就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湖北转基因水稻污染事件调查报告公布之后两天，新语丝读书论坛上有人把《科技日报》上的一篇文章，《Bt转基因水稻真的有毒吗》，贴了出来。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侧面报道绿色和平组织的那份报告的。在这个帖子下面，有方舟子的两个跟帖。一个是：
　　
　　“看过一个专访袁隆平的电视节目，他也说对BT作物要慎重，‘虫都不吃，人吃了会不会有事呢？’对此人的敬意因此大减。”
　　
　　http://www.xys.org/forum/db/83/254.html
　　
　　另一个跟帖是对一个网友提出的“这种大米至少应该在出售包装上标识：请勿让儿童接触”，做出著名的方氏“反震”：
　　
　　“对你压根儿不懂的事不能少说几句？人的小肠没有内毒素的受体，即使没有消化的BT在小肠中被转换成内毒素，也危害不了人。”
　　
　　http://www.xys.org/forum/db/83/144.html
　　
　　也就是说，方舟子是知道张启发触犯了国法的。但是，他既不敢为张启发公开辩护（所以他没有张牙舞爪地把绿色和平的报告“立此存照”），又不肯对张启发的作为发出任何非议，於是他把矛头指向了对转基因水稻发出非议的袁隆平，宣称“对此人的敬意因此大减”。而对那些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该加上标识的人，他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求人家“闭嘴”——“少说几句”。
　　
　　其实，方舟子对袁隆平并不仅仅是“敬意大减”，他还与袁隆平从此结了大仇。半年之后，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为此，方舟子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载2004年10月20日《北京科技报》）。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方舟子想到了什么呢？当然是想到了半年前袁隆平曾非议转基因水稻。所以，他借题发挥，先是贬低袁隆平的成就，然后为转基因水稻张目。看看下面的几段话：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研究工作能够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农作物，是由于其重大的经济价值而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恰恰相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大奖，是对中国育种工在过去应用传统育种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
　　
　　 “中国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6年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最近有报道说我国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http://xys.dropin.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yuanlongping.txt
　　
　　看明白了吗？如果有哪位读者没有理解方舟子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想明明白白说出来但又没有那个胆量的苦心，我不妨学学肉唐僧，替他把话挑明：袁隆平发现水稻的杂交优势不过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对杂交优势的机理根本就没有研究，即使研究了也搞不明白。国际上给他颁奖，并不说明他的学术水平有多高，相反，是在宣告“传统育种时代”已经走到了头，以后就是转基因技术的时代了。而中国张启发研制的“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浅薄无知的方舟子当然不会知道，不仅就目前而言，即使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任何“转基因育种技术”，都离不开“传统育种方法”。当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转基因植物，——Flavr Savr西红柿——，最后之所以夭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Calgene没有注意到“传统育种方法”的重要性，结果耽误了商机。(见：Charles, D. Lords of The Harvest. Perseus Publishing. 2001.)而张启发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其育种技术也是以“传统育种方法”为基础的：张启发等人用抗虫基因转化的是水稻恢复系明恢63，它与另一亲本杂交，才能够产生供大田种植的“抗虫汕优63”。方舟子以为所谓的“转基因育种”只要把目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之中就万事大吉了，简直是愚昧无知得可笑。请问方博士，体外受精技术早已成熟，你是不是要抛弃传统的人类繁殖方式，而采用这个更科学、更“属於未来”的新技术来繁殖自己的后代啊？
　　
　　为了保护一个触犯了国法的“转基因科学家”，方舟子不惜诬蔑贬低一位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实质性贡献的科学家，可见转基因对他是何等重要，也可见他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更可以看清方舟子所谓打假的实质：不过是在假打假、真保假，以假打假，打真保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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