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展开的基因战争与人类未来
周立
在《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十周年庆典的研讨会的发言稿，发表于《环球时报》2009年8月6日。
一、过去十年：基因战争已经在全球范围打响
过去十年来，所谓的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早已经展开了一场类似核竞赛，又远远比核竞赛严重，比核战争隐秘的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如果不能及时认识这场竞赛和战争的性质，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就会在这场隐秘的世界大战中，成为输家。不仅是被基因武器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是输家，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子孙后代，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输家。战争中的暂时赢家，可能仅仅是少数几个在这场“赢家通吃”的竞赛中牟取全球暴利的跨国公司，以及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暂时分摊到一点点好处的少数利益集团成员而已。事实上，当199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购买了一项叫做“终止子”技术的专利时，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一切高尚表达，都变得苍白无力了，当有人处心积虑地要把人类生存繁衍的作物种子，都变成私有财产时，还有什么高尚可言呢？实际上，在人类依靠自然恩赐的生存逻辑，被置换为资本控制的现代逻辑时，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清楚显明了——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得胜者的竞赛，如同微软在互联网领域做到赢家通吃一样。不幸的是，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还只是弹性消费服务，我们接受与否，还可以有选择。而转基因在意图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控制我们日用的饮食，无人可以在这场战争中置身事外。
二、中国如何是落入基因战争的？
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这场战争。因为在公众利益、子孙利益、长期和谐发展，和上述利益的代表者——中国中央政府面前，已经凝结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使得短期利益，胜过了长期利益，也使得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创建，面临巨大的挑战。
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从而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有害无益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大潮。
1.跨国粮商得利润。跨国粮商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粮食政治在跨国粮商的全球战略中，变成了政府和公司的配合。每一个跨国粮商，都有清楚的政府背景，也有清楚的国家政策配套，他们就能打组合拳，实施各种战略。而其他国家，往往认识不到这些“阳谋”，稀里糊涂就做了瓮中之鳖。
2.外国政府得战略。“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走上了对美国依赖的不可逆的进程。
3.地方政府得政绩。虽然生物育种领域的转基因技术使用，涉及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粮食主权，以及国家长远战略等，但这并不在地方政府的利益函数中。试问，地方政府有什么义务去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国家战略品呢？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动力，就是在短期内做出政绩，寻求提拔。招商引资，是做政绩的最佳路径。
4.中资公司得好处。中资育种公司，由于缺乏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的优势，也难以在在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农户小规模经营、产业链条未经整合的国内市场形势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当种子行业的跨国公司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中资公司的管理层和雇员，会因为短期内可以得到高额的收入和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平台，会寻求合资、合作，甚至选择被兼并，以得到短期的好处。
5.科研院所得经费。以获取研究经费和科研发表（求利有求名）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成为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尤其是Nature，Science以及各类SCI国际发表）和生物试验与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6.国家部门得租金。转基因研究的潮流，使得跨国公司的院外集团，可以轻易地以少量的利益交换，就能俘获具体经办人员，致使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等，因缺乏相应利益表达者，被逐渐，而且轻易地攻破底线。使得转基因研究、开发、应用等，逐渐成为事实。一些跨国公司的负责人扬言：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所以，跨国公司在这样一个明确预期下，不断排兵布阵。他们以直接和间接的利益交换，来换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经办人员的信任。从而不断地攻城掠地，中国近些年在粮食领域、在转基因研究上，已经不断地在开放，在落入俘获的网罗。
7.种粮农民得闲暇。转基因种子，也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方面，转基因处理后，作物会有了抗药、抗虫等特定的抗性，会减少农药、化肥以及人工投入，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安心地出外打工，得到闲暇时间，以更多的农外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在出芽率、抗倒伏、结实率等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短期的产量效应，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从而，会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主动采用转基因种子，以获得短期收益。最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像中国的大豆，已经出现“劣豆驱逐良豆”一样。也可能会有些人用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的角度，来解释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实际上，在农业领域，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的基本假设前提，都不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等，组织的极度不平衡、农作周期和农民收入周期的长周期性，以及土地用途、种子用途的近乎不可逆性，使得所谓的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都只是极其短暂的视角。
上述7个利益集团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里应外合，形成一个转基因农业发展的利益链条。而且，在上述7个利益集团中，只有2个是外部敌人，其他5个是内部敌人。内敌远远大于外敌。在利益驱动下，诸多机构和个人，甘心做买办，以获取短期利益。在上至地方政府，下至农民百姓没有长远预期的情况下，短期利益的考虑，占据了主导地位。“十年二十年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实际上，种子的问题，远远不是商业利益所能涵盖的。种子问题涉及生态环境、国家安全、民族文化、子孙后代、社会稳定等，是涵盖自然与社会系统，涉及千秋万代的系统工程。即使是转基因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欧美国家，也没有人简单地把它产业化、市场化。在国家战略性、国民经济命脉性的领域，没有哪个国家会相信仅仅通过市场，就能做好事情。而且，对于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对于生命系统复杂性的认识，人类可能还只是略知皮毛。就如《植物的欲望》所言，在多样性上冒险，也就是在让世界垮塌上冒险。建议一切人类中心论者，读一下《植物的欲望》，听一听苹果、郁金香、大麻和马铃薯，给我们讲讲人类如何成为蜜蜂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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