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为何紧逼人民币升值
——西方的政治盘算与中国的战略失误
近来，围绕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中美之间的争斗几乎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先是美方的政要、学者频频传达对人民币升值的关切，而后就是它们的传声筒——即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些智囊们或民间术语上的“资改派”们纷纷亮相媒体，开讲人民币升值种种正面的利好影响和受益板块，为之鼓呼。更甚者，失去耐性的美方竟然下达限期升值的最后通牒，逼我们就范；否则，就采取高额的关税遏制、阻挡我们的产品出口。
为什么美方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紧逼我们人民币的升值呢？
这里面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发展。
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让海外需求特别是欧美的负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一个支柱性的增长极。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正是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帮助了中国产品的低价营销打开并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海外市场。优惠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价格，更让中国成为外国资本追逐丰厚利润的天堂。外资的涌进、产业的转移，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同时也让不少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起来。它们依靠中国的廉价物品供养着自己悠闲的生活，正如骆家辉所说的那样：“正是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得美国人能够将节省出来的钱用于教育、购房、旅游甚至养老。”（2009年第9期《青年文摘》第11页）然而，在欧美依靠自己的负债消费悠闲生活的时候，它们也把自己的一部分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通过这种资本与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一同输入到了中国的经济体之中。中国经济的“保八”与它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率先企稳回升，也让这些在经济萧条与失业率中痛苦挣扎的欧美经济体心存不少怨言。它们指靠中国扩大自己的进口拉动欧美经济增长的诉求，每每都因为这种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而让市场无动于衷起来。看到中国的GDP居三超二赶一，它们很是焦虑。它们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拉动了中国经济体的高增长，而把自己的经济体置于这种增长与失业的低水平徘徊境地。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方对中国贸易的盈余与债权的增加，忧心忡忡。在一些美方智库的研究看来，正是这种逆差性的对华贸易在阻碍着它们经济体的恢复性增长和本土就业岗位的创造。扭转这一颓势的办法，如果不想通过构筑关贸壁垒而背负贸易保护主义的骂名，就只能在人民币的升值上做文章了。因为只要人民币能够按照自己的盘算升值起来，中国的进口增长就可能被很快刺激出来，而拉动美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同时中国的出口就可能减缓，贸易逆差就可能缩小，并逐步回复到贸易的平衡位置，而均等分享贸易增长的好处。如果中国的进口增加，并自利性地用越来越多的进口产品替代自己本土的生产，自己本土就业岗位的增加与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也就可能由此拉动起来。
所以，美方以“扭转贸易逆差、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为由，敦促、紧逼人民币升值，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欧美为何能够联手紧逼人民币的升值，其中的一个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被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各大经济体，都在打着这种汇率重构的小算盘，都想从人民币的这种升值中分一杯羹。正因为都心存这种阴暗的心理，这才让人民币的升值陷于一种被别人联手围攻的境地之中。
其实，美方紧逼我们的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用意，那就是想通过这一途径整垮我们的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进而把中国的整个经济体推入长时段、大范围的萧条衰退之中，以此引发中国民心的流变和现阶段各种尖锐社会矛盾的迸发，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和平演变。
出口的拉动是中国经济体的一个支柱性的增长极。没有出口的拉动，中国经济体的企稳回升要么倾刻间跨下来，要么更虚弱地依附于房地产业泡沫的支撑。如果说对出口拉动的较大依存率是中国经济体的一个软肋，那么紧逼人民币的升值则是整垮中国出口贸易的一个致命武器。对这一点明察秋毫的美方，通过自己近三十年韬光养晦式的负债消费，已把中国经济体的增长死死地钉在这种对出口拉动的依存上。现在它们终于想对我们亮剑了。它们的盘算就是想通过紧逼人民币的升值，整垮中国的出口行业，把中国经济体的增长都更多地维系在房地产泡沫的支撑上。把自己的经济体都捆绑在房地产泡沫的脆弱支撑上，这是在玩火呀！20世纪80年代美方借助自己的金融霸权，通过紧逼日元升值而刺破房地产泡沫中挣扎的日本经济，把其搞得一蹶不振，而陷入这种长时段地萧条之中，近乎十几年都恢复不了自己的元气，从而遏制了不断崛起的日本对自己世界霸权的挑战。日本的这种被整经历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而如今，美国又想把这种算计如法炮制在我们身上。它们盘算的第一步就是动用各种办法、联合各种力量，紧逼人民币升值，首先整垮中国的出口行业，堵住中国经济体的一个支柱性的增长源，把其推到经济长时段萧条衰退的陷阱中去。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这种以出口为导向、为支柱的经济，也已受到了极大地伤害，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早就大不如前了。如果通过紧逼把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起来，这对不断下滑的出口拉动而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因为人民币的这种升值将直接导致着中国产品价格的抬升以及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和已占市场的丢失。海外市场的丢失和产品订单的锐减，中国这种以出口为导向、为支柱的经济，就可能立马陷入到这种半停产、乃至关闭、破产的困境之中。出口行业的半停产、乃至关闭破产，一则导致增长的下滑，二则导致失业的增加，三则导致内需的萎缩，四则导致外资的抽逃，五则导致社会的动荡。如果这几种负面的东西都连锁性地迸发出来，我们这里的社会维稳就可能更加艰巨，民心的凝聚就可能更加艰难，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可能更加容易。而所有这些，都正是西方的和平演变所求之不得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有着一个隐藏极深的战略安排，那就是依靠邓小平的这种通过市场换技术的迫切心理和自己对中国产品低价营销的负债消费，把中国的经济体悄悄地钉死在这种对外需增长的过度依赖上，并通过把中国经济引到这种以出口为导向、为支柱的歧途，把中国自己的民生长时段地压低在一种极低的仅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之上，以此引发、滋长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怨言和暗中向往西方制度的心理，进而借助民众的觉醒和反抗，对中国展开看不见硝烟的和平演变。
可以说西方的这一隐藏极深的战略安排，已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首先中国的这种以出口为导向、为支柱的经济，已经滑到了这种为增长而增长、为创汇而赚钱的陷阱之中，发展的目的、生产的产品似乎不是为了供养自己的民众，而倒把自己辛辛苦苦生产的那些价廉物美的产品主要地用于出口，而供养别人悠闲地的负债消费。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许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居民消费在整个经济增长拉动中的可怜比率，却犹如一个铁证，而证实着这种生计艰难的民生现状。其次，目前这种高房价、低收入困扰下的艰难民生，也已让更多的民众对自己的政府连同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滋长起了不少怨言。变革的情绪、民心的流变、民众的背离都在潜滋暗长地涌动着。这种困境的诱致，最大的导因就是我们这里越发艰难的民生。
须知道，民生解决好了，民心才能凝聚、社会才能维稳、政权才能巩固。
在经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中国的一些政治精英似乎还没有在这一点上醒悟过来，而依旧把自己的经济增长指望于出口的支柱性的拉动上，而不是内需与居民消费的支柱性的增长上。
中国的决策层仅仅把内需的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增长，当作一面凝聚民心的政治招牌来打着，而并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的切实计划。消费增长贡献率的低水平徘徊，对此就是一个最好的证实。2009年的“保八”靠的是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依然保持在43%这样的低水平上。
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这种分配格局，自然也就为西方的和平演变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的境遇，而使它们可以拿我们这里的民生做武器算计我们，和平绞杀我们。
现在看来，西方的这一算计已基本上得逞了。民生的艰难、贫富的分化、贪腐的丛生，作为我们维稳社会的软肋，已被西方的和平演变洞若观火地利用起来。它们已认定，单单这一艰难的民生，就不是我们的政府所能短期解决好的。因为我们在内需的扩大与居民消费的增长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种阻力就发端于我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资本的技术禀赋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滞后反应。
从理论层面上说，海外市场的丢失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开发来弥补。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也还可以通过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的转产，而在内需扩大的国内市场上重新存活下来。但要知道，企业的转产、资本用途的改变常常都会因为资本的技术禀赋和居民的收入对接等因素，而难以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快速的响应，存在着很长的滞后时差。
从我们的目前现状上看，社会的维稳、民生的解决，最棘手的事情，就是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它的改革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之下，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但这种改革必须痛下决心来推进。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出口拉动难以为继、居民变革心理萌动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的社会维稳与应对外需的锐减，就只能指望于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穷与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而把更多的国民财富从国家层面、从富裕阶层直接转移、充实到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基金中去，以此激活中国自己的内需、减少对外依赖，那么中国在这种东西方两大文明、两大制度的和平赛局中，就也还有放手一搏的机会，就也还有延续自己的文明、延续自己的制度的根基。
问题是，中国的这种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阻力很大，很难推动。资本家、官僚权贵阶层、国企垄断行业、企业管理阶层、资改派、贪腐干部群体等，都是中国目前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受益最大、分享国民财富最多的既得利益集团。调高、扩中、补低的钱从哪里来，说到底也只能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腰包中拿。一些人喊出把中国暴富阶层及干部家庭的财产都统统拿出来“共产”的口号，不能说没有现实的依据。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不从它们的腰包里拿出用于二次分配的钱，又从哪里拿呢！改革的逻辑就是如此。
现在的情形是，中国的决策层就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由它们制定均分自己财产的公平分配方案，这根本就指望不上。除非它们都有着马克思的阶级觉悟，能够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自己革自己的命。
对于中国的这种改革悖论，美方可谓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它们把人民币的升值当作引发中国社会民心流变的导火索，也把新一轮和平演变的大部分赌注压在了这上面。它们的战略筹划是先通过紧逼人民币的升值整垮中国的出口行业，加剧中国的失业和经济的衰退以及社会的动荡；然后再凭借自己的金融霸权和汇率的市场操纵，通过人民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引发，把中国的股市、楼市搞崩盘，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和国民财富的流失，让民众的生计因为苦不堪言，而迸发对自己的政府更加尖锐的抵触情绪和改变现状处境的迫切心理。如果沦落到的那种境地，财富都被一小撮的社会强势集团所独占、所鲸吞，而民众却被这种人民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盘剥，所剩无几，连生理层面上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了，就是我们满心维稳，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美方紧逼我们的人民币升值，明里为的是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发展，骨子里盘算的却是想整垮我们的出口行业，把我们的经济体推到长时段萧条衰退的陷阱之中，以此激发我们的民愤、诱发我们的民变，通过和平演变，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用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一统我们中国。
在资改派的诱导下，中国的战略失误就是过分地迷恋于自己的那种以出口为导向、以创汇为目的、以欧美的负债消费拉动自己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就是过分地执迷于自己的赶超战略和GDP数据的增长，而不切切实实地把民生的解决当作自己推动发展、扩大内需的一个根本和中心的指向来抓；就是过分地把自己的经济增长都捆绑在房地产泡沫的虚假拉动上；就是过分地寄望于市场力量对各种失衡结构的自动修复，而一再延迟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此推进内需的扩大和居民消费的增长。
我们的资改派们在传达其西方教师爷的改革诉求时，总是采取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只谈它的受益板块，而闭口不说它的负面作用和政治考量。北大的张维迎、厉以宁对人民币升值的鼓噪，运用的依然是这种一贯的伎俩。在与狼共舞时，它们的甜言蜜语往往就是绞杀对手的毒汁。敌人反对的我们要坚持，敌人劝导的我们要摒弃。斗争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果再继续听任资改派们导向下去，中国在这种东西方跨世纪的文明赛局中，就只能自绝生路，而沦为西方和平演变的猎物。
2010年4月3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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