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危机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而非美中贸易关系
（美）马丁•哈特-兰德贝格 魏文编译
美国的经济状况很差，人们自然在寻求解决办法，许多人受到媒体和政治家的鼓动，认为造成美国经济结构没落的主要责任在于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为了恢复经济首先必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实行“市场的自由化”和政治变革，实现美中贸易关系的平衡。
尽管这种看法很普遍，它强调“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理解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活力是有严重缺陷的。它鼓励人们将美国的工业问题看成是中国与美国对立的结果，这是虚假的命题，认为在这种对立中中国政府通过“不诚实的做法”，让美国付出代价，去提高本国公民的福利，因此建议采取与之相反的政策。
本文强调的是对理解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一种选择，在全球的资本主义活力的阶级基础之上进行分析。这样做使经济的概念和政治上的挑战都大不相同。例如，事实表明对美国制造业活动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由于一种跨国的企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中国作为全球生产最后装配的平台。当跨国资本和精英在中国靠这个制度获利时，中国的劳动者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事实上，中国工人的经历有助于表明它对美国工人来说也带来同样负面的后果。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和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现在的世界危机设计了保持现状的战略，尽管这一决定对工人来带来负面的后果。总之，通过我的分析揭露我们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那么，我们的挑战是简短地做出一个结论，其基础是前面提及的想法，以便实施一项战略能够指明和反驳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逻辑; 一项任务是使美国的工人声援中国的工人，而不是进行竞争。
“国家-民族”的理由
那些认为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增长战略的人，他们理由是：中国的国家政策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出口大国，它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市场。在开始阶段，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术的产品，如纺织品和鞋。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也变成为一个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重要国家，即出口高技术产品如电脑、移动电话和其他的电子消费品。正如《商业周刊》指出的，这是一种远离“正常的”发展。
美国过去生存下来靠从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大量进口。20年来它靠从中国的进口。但是正在发生完全不同的事情。设想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保持知识密集型工业的领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集中在劳动力密集的低级部门。这是现在讨论的问题。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曼说，“关于中国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第一次有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它可以靠低工资与高技术努力竞争，将两者结合起来，而美国则存在一个问题”。这种情况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了破坏，生意的龙头企业不行了，在制造业中就业和工资受到损害。美国家庭被迫借更多的债务来维持消费。这种消费支出的日益增加是用来购买中国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政府为推动就业和生产做出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益。为贸易赤字提供资金的结果也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外债，特别是中国的外债，它帮助加速为美国的经济提供资金，这是对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设置附加限制。总之，这些倾向促成了个更加衰弱的增长进程，更不平衡和更不稳定的进程，为现在的危机打下基础。从逻辑上说，对这些倾向的投资对美国经济的重新资本化是关键，是通过重组美国与中的经济关系而实现的最好结果。更具体地说，中国应当受到压力，让它的货币升值，向更多的美国商品开放市场，以市场接受的规则博弈，接受资本主义的竞争。采取这些步骤可以指望推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其结果是在美国 重新生产产品，提高“家庭的工资”，创造就业，减少本国的和外国的债务，恢复美国国家政策的效益。
这种理由是有意或无意推销下述看法：我们的任务是加强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国的力量。这种视角的基础是错误理解在中国博弈的力量（虽然是说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美国与中国工人的力量的结果。
中国采取出口推动增长的战略
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出口大国。从1990年2008年中国占世界出口的份额由1.8%增加到9.1%。2009年国已经走上变成世界上最大出口国的道路，超过了德国。这个对出口的方针代表着过去中国增长活力的一种重要变化。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的中国，实行计划和高度集中的经济，生产是由国有企业组织的，其方针是满足国内需求。那时出口很少，出口主要是为了支付必要的进口。在这个期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工业化。正如毛里塞•梅斯内所说的：“在50年代中国从一个比比利时的业还小的工业基础出发……到毛泽东时代末期，中成为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期的大多数年代，由于中国孤立于国际贸易和投资之外，中国被迫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比如，安德雷•罗斯在观察中国的信息部门时指出，“在50年代，共产党国家建立了新的科学和I及D网的技术，采用苏联制度的模式，它们的电子工业部门生产了几代电子计算机，在很多情况下与资本主义大国生产的电子计算机差别不大或是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958年生产出来，只比日本晚了一年，它的第一套综合电路生产于1964年，只比美国的专利晚5年。1977年中国生产了微型电脑（甚至在IBM推出它的微型电脑之前），一台微型处理器和一台超级计算机，1983年中国生产的个人电脑可以与IBM相比”。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决定靠市场的力量大力提高经济的独立性。他认为，为了在增长中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这项措施是必要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国家计划和生产过分集中的体制造成的。尽管出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希望的，人民要求探讨通过其他的渠道而不是市场的改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计划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与改革前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市场决定，国家继续控制许多战略的部门，比如财政、能源、运输，在所有重要的生产部门大多数附加值是私营企业追求利润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外国资本现在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特别是制造业。制造业的活动将国家变成为一种由出口推动的经济：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0年的16%增加到2006年的40%，外国资本参与出口的比例从1985年的2%增加到2005年的58%（高技术的出口则增加到88%）.外资企业的出口大幅度增加。
在90年代继续改革，中国经济的活力越来越依赖跨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活动。结果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卷入一个东亚更广阔的由跨国公司建立和推动的重组进程、受控制的跨国界企业的生产网络，将所有的经济都包括在内。换句话说，中国的经验特别是它的出口活动，只有在资本主义活力的总框架内才能理解。
中国与重组的活力
跨国界网络的扩张主要是由想降低技术产品如机器和运输设备的生产成本的跨国公司造成的，重要的是信息和通信设施、计算机和办公室机器、电信设备以及视频设备，还有电子产品。这两方面的产品2006-2007年占亚太地区所有出口产品近四分之三。在这个地区的贸易活动中，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零配件成为地区内进出口的主要内容。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指出的，“一方面，工业的交流与终端产品分离，另一方面，在亚洲地区内的贸易中主要集中在这些产品的零配件上，最近10年亚洲地区内零配件的份额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在2005-2006年达到62%，比同期的制造业全部贸易高出8个百分点”。
中国不仅停留在这个地区重组的进程中，并已经变成为这一进程发挥作用的基础。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地区内贸易日益重要主要是因为零配件的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亚洲生产网中终端产品的装配中心，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零配件的比例从1994-1995年的18%增加到2006-2007年的44%。同期机器和运输设备零配件的进口比例从46.1%增加到73.3%。中国作为地区终端产品生产的平台，应强调的是中国是唯一在地区零配件贸易中有逆差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多数是终端产品。这种唯一的地位使中国增加了向世界出口的机器和电信产品的份额，从1992年的3%增加到2006年的24%，它的电子产品的份额同期从4%增加到21%。
美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
前面强调的跨国生产的活力使东亚国家（中国除外）改变它们的出口活动，一般来说，从美国和欧盟转向东亚特别是中国。同时也使中国扩大和重新安排其在东亚以外的出口活动，转向美国和欧盟。1992-1993年和2004-2005年东亚在中国终端产品的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49.5%下降到26.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本和韩国除外）所占的比例则从29.3%增加到50.1%。于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值从1990年的16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400亿美元。2003年中国变成为向美国出口的第二个大国，仅次于加拿大。从那时以来，在这两个国家中中国的地位有变动，到2007年和2009年变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也增加了，尽管更慢：从1990年的5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50亿美元。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从1990年的11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740亿美元，超过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逆差。
虽然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多数是制造业产品（约占96%），它的构成随着时间而变化。一部分制造业产品如玩具、服装和鞋从1995-1996年的58.5%下降到2005-2006年的37.7%，同期机器和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从26.3%增加到44.1%。不仅中国从美国进口越来越多的更为尖端的产品，而且中国也越来越成为这些产品主要的外国供应国。比如1995-199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电信产品只占6.5%，到2005-2006年增加到33%.
这种倾向表明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受到那么多关注。从对东亚跨国积累的活动的分析来说，也表明中国这类尖端产品的出口实际上只是在中国组装的。由于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增加，这一点就更明显，东亚其他国家的比例则下降了。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比例从20.4%增加到32.1%.同期在东亚所占的比例则从20.1%下降到10.2%。东亚其他国家加起来所占的比例从16%下降到7.9%。总之，对美国制造业生产活动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跨国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战略。
虽然东亚的企业在本地区跨国生产网络的制造和扩张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美国的企业也从中获利，帮助这一扩张行动。其中获利最多的是一些美国的进口和经营中国出口产品的企业，沃尔马特和戴尔是进口量最大的公司。
美国生产机器和运输设备的工业企业也参与这些网络。比如，提供美国机器的零配件，对中国的运输设备的出口从1995-1996年的36.1%增加到2005-2006年的50.8%.同期提供的零配件在来自中国的机器和运输设备进口中从25%降至24.2%.
这样，美国的生产厂商不在美国生产终端产品，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提供中国生产的零配件，在美国生产这些产品。美国零配件向东亚的出口特别是向东盟国家的出口远高于对中国的出口。这种情况与研究美国设在东亚的企业集中在地区生产网的结果是一致的。
对中国经济的经验的关键性评估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工人从这个国家作为本地区出口的平台发挥的中心作用而获利，他们倾向于将中国出口的成绩与国家的发展进步放在平等地位。但是更直接地检查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工人的生活，技术上的重组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最为明显的也许是，国家出口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创造适当的就业机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城市工业就业的总人数从1990年的5390万人减少到2002年的3730万人。这样，中国制造业的工人与美国制造业工人一样，遭遇了就业机会的后退。虽然在这个时期城市总的就业人数有所增长，但几乎全部增长都是非正规就业，这意味着领取非正规的工资，或是不同部门的个体户，一般来说在建筑业、保洁部门、零售商业、流动商贩、修理服务或家政服务就业。更具体地说，在这个时期3年内城市就业增加了8170万人，但其中8000万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结果在中国非正规工人现在占城市就业的大多数。
虽然改革的进程让国家的工人付出了特别高昂的代价，在私人部门的就业特别是为出口生产的企业的就业增加了。不幸的是，多数新的就业岗位工资低，劳动条件很差。甚至在2002至2005年中国出口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一倍，每小时也只有0.6美元，而墨西哥是每小时2.46美元。为跨国公司负责任的企业实践提供咨询的一家美国企业提出的关于中国劳工实践的报告称，在中国出口工厂支付的实践中存在系统的问题，至少偷走了工人15%的工资。劳工安全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劳工政策的设计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和增加在中国经营的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工资和消费的倾向表明了这项政策的成功。在中国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2年约53%下降到2006年的40%以下。同期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下降了，从47%下降到36%。比较而言，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印度、日本、法国、韩国私人消费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在美国则超过70%。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最近几十年工人收入的比例在许多国家都下降了，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下降的幅度都没有中国那么大。
这一“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中国国家对国内移民的政策，他们占制造业约70%的劳动力，占建筑业80%的劳动力。最近25年有1.5至2亿中国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求就业。尽管大多数是合法流动，但是他们受到严重的歧视。比如由于他们在中国的登记系统的框架内被分类为农村居民，为了登记成为临时城市居民应当支付很高的手续费，他们没有任何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而在城市出生的居民能享受这些权利（包括自由的或有补贴的教育、卫生、住房和退休金）。对他们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情况，甚至是对在城市出生的孩子。
这些合法的区别使企业容易剥削它们的工人。Foxconn的劳动条件差，作为苹果、戴尔这些大企业的一个台湾分包商有代表性，它在四川的工厂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每月工资只有32美元，每周工作60个小时，虽然企业向工人提供住房、宿舍和伙食。苹果公司聘用Foxconn一个工厂的研究人员做课题，发现他们利用公司的惩罚作为纪律，工人一周连续工作6天以上，尽管中国的法律规定工人至少每周休息一天。
对生活和工作条件逐渐受到破坏感到气愤，包括市场的改革解散了国家医疗、住房和退休保险制度，越来越多的人不论在城市或是农村表示已充分准备好与雇主和官员对立，维护他们的权利。公共秩序的骚乱事件升级，从2003年的58.万起增加到2004年的7.4万起，2006年9.4万起，2008年12万起，2009年第一季度5.8万起（全年可能达到创纪录的23万起）。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担心行动的性质发生变化，工人越来越支持采取直接行动，参加地区一级工业部门的抗议活动，增加他们的要求。共产党试图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改善中国的增长战略造成的不良后果，因而激烈地改变方向。2008年1月开始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法律要求企业向工人提供一份书面合同（多数人没有合同或从未见过），支付加班费和周末的劳动报酬。虽然法律使仲裁案件大量增加，但它对就业条件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决心保持以出口为基础的增长战略，对积极回答民众不满能做的事情不多。
国家的技术能力
由于跨国公司的重组，中国的技术能力正在流失。在改革开始以前，中国有很强大的科研队伍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但国家的计划体制是高度集中的，大部分利润用于重工业、化学部门和军工部门，用于消费品工业的资金不多，这些工业没有鼓励或资金去进行自己的革新。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局限之一，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改革的分权原则没带来技术的活力,外资在工业部门的控制使国家的发展能力流失，这从中国高技术工业在改革后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特别是信息工业。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减少对国家的各研究所的直接拨款，目的是迫使它们实现资金自给。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些没有赢利目标的研究所建立了新的亏损企业。为了增加成功的可能，这些新的企业出让管理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自由签署合同。联想等信息企业有能力快速增长，控制家用电脑的市场，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吸收外国的技术设备，开发了中文处理系统。
90年代中期，条件变化了。中国的经济变得依赖外国的资本，卷入地区的网络。国家准备改变增长的战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放弃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竞争的结果使中国的龙头企业付出了代价，包括信息工业。在中国联想继续是出售个人电脑最多的企业，但是利润减少了，面对迅速扩大销售网的惠普和戴尔它的阵地缩小了，从2006年的36%下降到2007年的29%.其他的计算机厂家遇到严重的问题。
就在中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为其生存继续斗争的同时，高技术的出口实际上已经消失，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计算机主要的出口大国，占世界手提电脑和台式电脑装备的80%。但是中国主要的贡献只限于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装配的地方。中国计算机出口占主导地位是因为控制全世界最新设计的计算机生产厂商将其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2001年台湾计算机厂商只占中国计算机生产的4%，5年以后占100%。中国计算机出口八成是台湾厂商的。
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后，经济学家韩德强说，对中国控制自主工业和技术发展的能力的损害增加了，在中国任何工业想开发自己的技术或自己的市场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美国《商业周刊》指出，“尽管中国战略性的工业取得深入的进展，但它还没有做好发挥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作用的准备”。熟悉中国成就的专家赞扬中国在生产商业飞机和类似发达国家的高速火车的技术。2008年中国出口了4160亿美元的高技术商品，但是在中国大陆多数是由台湾厂商生产的，与诺基亚、三星等外国公司相比，中国的电子产品所占的分量不高。一些中国企业如联想集团由于兼并和收购，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竞争者之一，但是这些成就表明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上的成绩，表明它的国家发展能力大大增强。在这方面，中国正在取得成效。由于它与跨国资本的地区生产网络日益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缓慢，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在不断增加。中国的生产和市场对工人来说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中国的阶级现实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中国的生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遗憾的是这些财富有很多使少数人获利，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形成新的阶级关系。亚洲开发银行对东亚22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本地区第二个最不平等的国家，仅次于尼泊尔。这并不令人惊奇，考虑到从90年代到2000年初这10年间中国在本地区不平等指数的增加占第二位。但这还没有适当反映中国经济改革中财富的实际集中情况。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称，2005年中国有25万个百万（美元）富翁家庭（不包括主要住房的价值）。他们只占中国家庭的0.4%，估计占国家财富的70%。美国一家杂志列举中国年度最富有1000人，从2003年的零上升到2009年的260人，多于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这些“新的富人”在花钱时是胆怯的。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生产厂家路易斯计划每年在中国开两家至3家分店，在中国奢侈品的消费每年增加50%。世界第二大首饰生产商里奇蒙特年内将在中国的销售额增加3倍。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坚定地维护增长的战略，尽管存在不平等和结构上的混乱。外商利用中国改革的进程和走向世界而从中获利。一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也利用国家的资源而致富，在经济的改组中迅速出现了资本家。
中国准备与国际资本分享国家生产的成果，尽管因为分配问题的斗争日益尖锐，因为国际资本加强它在中国的地位，而国际资本的参与对新中国经济的作用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领导人决心确保国家的利益。同时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参与开放的部门数量空前……当局加强了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控制。很多私人的中小企业开始停滞和萎缩。
世界经济的衰退对于中国领导人重新安排国家的增长战略作用不大。尽管中国的出口大幅度下降，但它比多数国家都做得更好。事实上，2009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可是在世界贸易停滞的时期，中国利润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块缩小的蛋糕争得了较大的一块。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出口比去年减少，但通过吸收其他国家市场份额增加了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纽约时报》说，中国政府做必要的事情以保障中国厂商的生产能力，因价格迅速下跌，工资下降，生产地区的成本经常取决于移动的工人。工人的最低工资和劳工保险也后退了。
美国的经济形势
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传统的智慧是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出口的进攻性政策，这对中国有利，但美国的经济显得软弱和不平衡。实际上这一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力量形成的，反映了主要的阶级现实：跨国资本和它的盟友在两个国家出现，同时两国的工人被迫互相竞争，集体受到损害。
作为这一现实的反应，现在的世界危机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战略带来后果，从规模来说影响到双边贸易关系。两国政府提出了刺激经济的计划，以便支持增长而不必改变现有的经济活动格局。事实上，两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加强经济格局。中国政府积极介入提高出口的竞争力。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补贴积极干预，支持第一流的金融公司。
由于美国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由中国造成的，美国想迫使中国的货币升值，对美国出口开放它的市场，实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这些政策是适得其反的。比如，让中国的货币升值将不会提高美国生产。而是会鼓励中国政府压制工人，以补偿汇率的变化，使跨国资本改变在其他国家生产的部分进程。
要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开放其市场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效果极小。美国的多数大企业在结构上与跨国的网络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改组它的生产。此外，中国的工人对购买足够的美国生的产品继续过于贫穷，不能大量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中国人的消费总额只是美国人消费总额的16%.
最后，要求中国根据资本主义竞争所接受的准则行事，效果甚微。中国政府已经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工业生产主要是由私人企业（多数是跨国企业）进行的，由获利的目的所推动。劳动市场是很灵活的。没有组织的工人是多数（或是没有代表性的，甚至是存在一个官方的工会），他们的保险最低，不论是劳动的或劳动以外。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竞争的性质，这种要求只能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为了在中国生产寻求更多的优势。
美国这类政策的目的是鼓动工人相信现在的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美国经济制度的职能，或者说不在于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在于外国政府的表现。不幸的是在美国太多的工人过急地将问题归罪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或拉丁美洲的）工人，以赢得在危机条件下的生存，使劳动条件下降。
对当前的危机一种适当的回答，必须是挑战资本主义和它的强制原则。目标之一必须是资本的流动。我们已经看到资本自由流动的破坏性后果。因此，必须找到加强运动寻求取消自由贸易协议的方式，取消作为其基础的更广泛的世界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个目标必须是为了赢利目的而生产。寻求资本的利润建立了一种不满足我们的需要的经济，不论是作为个人的工人或是作为更广泛的社区成员。对前者，我们必须加大我们的努力，对劳工法律进行激进的改革，以有助于保障有尊严的工资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对后者，我们必须得到支持，要求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被聘用参加商品和必要的服务的生产（由社区民主地决定）。这不仅需要改造和加强公共部门，使其能够控制私人部门（生产、投资和贸易）的决定，而且直接计划、组织和参加生产。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为扭转在富人和公司支付税收方面长期受到的破坏，努力提高公共部门工会的能力，以便代表和保卫普遍公共利益。这些普遍的要求有重要意义，可以日益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的热情。这不应当令人惊奇，因为在美国工人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如果我们成功地在我们的组织中使人理解这些，我们有可能找到宝贵的盟友。
（《环球视野》2010年5月4日第290期，摘译自2010年4月7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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