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两位学者所写的时事随笔
在过去短短的4、5年中，政府面对房价只令人困惑地提出控制房价上涨速度，似乎房价只能上涨一样。中国两次试图控制房价，但在每次采取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政策方产生出一些效果时，政策突然又改弦更张，维护房价稳定，唯恐由此“天下大乱”。这样，中国社会就面临高房价产生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居民对高房价的怨声载道，同时房价上升终会有泡沫破灭一天，二者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另一方面政府控制房价也是首尾两端，高也不行，低也不成。如何破解这一世界难题呢？
今天中国社会矛盾多发、频发，暗示了中国未来的前景有更多的不确定。正是由于这种顾虑，在对房地产业这一经济发展“支柱产业”采取手术时，政府必然投鼠忌器。固然多个房地产企业都有利益集团，但导致中国政府投鼠忌器的首先不是官僚资本、不是官商勾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不是政府从房地产发展中得到的收入本身（尽管它们构成中国房地产影响中国社会分配和理性的根本原因，参见龙斧，王今朝，2009），而是支柱产业受到冲击之后的经济社会后果会突然把社会矛盾暴露、放大出来。毕竟，房地产企业很多都是缺少资金，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严重“依赖”政府支持（龙斧，王今朝，2009），因此，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或许会在短期内形成银行呆账。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一旦房地产生产下降，则对水泥、钢铁、建材、装修材料、家具等一系列的需求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政府在缺少房地产收入的时候，城市建设也会停滞，相关需求也会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支撑中国经济“支柱”的民营企业，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一有风吹草动，其利润率就会下降，必然导致宏观需求的猛降。如果再加上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外部需求已经非常不可靠这一因素，再加上全国物价奇高，如果再对房地产施加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办法，人民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结果就会形成对政治的强大冲击。由此看来，中国当前在房地产政策上的摇摆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中国显然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开出的药方。这是坚持中国独立自主政策的又一实例。
然而，这种政策的合理性仅仅是短期内成立。首先，房价确实太高，不降不行，中国无法依靠提升人们的收入来使房价-收入比达到合理的区间（龙斧，王今朝，2009）。这说明，政府最终必须采取措施来降低房价，以解决人们的安居问题。否则，社会不会答应。其次，单纯地降低房价不行，即使把它降低到劳动价值预测的水平（王今朝，龙斧，2009ab）也不行。在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如果单纯地降低房价，而同时又允许房地产的自由市场交易，则房价降低的好处，就会被那些“先富”得到，他们就会无风险地大量地囤积住房（他们有钱，房价下降降低了他们的拿房成本），而普通劳动者被迫租住他们的房子遭受他们的剥削。普通劳动者得到自己的住房的愿望同样无法得到满足。这样两个理由就说明，中国破解高房价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否定住房市场的极端市场化。也就是说，至少要对住房实行配给制。比如，实行一种类似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职称、职务、年龄、婚否等标准来分配住房，使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只有实行配给制，才能让那些有钱人的钱无处可用，从而也才能让最广大的工人、农民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住房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分配住房问题上也有矛盾，不过那种矛盾远不是今天这种阶级矛盾、社会宏观矛盾。
配给制可以用在比较丰裕的经济中。住房建设耗费的资源、能源构成这一社会对自然的惊人索取（龙斧，王今朝，2009），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越发展，对住房的需求就越大，同时也就越无法承受这一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所产生的巨大的浪费。按照美国人平均居住面积，按照现在的建筑模式，中国18亿亩土地的红线无法守住，更不用说它所涉及的电力供应、水供应、煤气天然气供应对生产所产生的要求。仅从这一点来看，实行配给制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更不用说住房制度带有明显的社会福利性质、意识形态性质（龙斧，王今朝，2010）。反过来，不实行配给制，而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反复地掀起价格上涨的波澜——中国房地产今天的局面就是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形成的。中国政府的精力就要反复地浪费在这一无聊的问题上，同时还要面临高房价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房价波动造成的社会不稳定。而由于住房制度的社会福利性质、意识形态性质，由于房地产的“核心性”，政府的信誉也就会被中国私人房地产商、“先富者”洗劫一空，社会主义在房地产领域就会名誉扫地。
因此，破解高房价的难题就是清算所谓“自由市场制度”。从自由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者都说过，从来没有抽象的自由。当年，列宁在俄国争取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难道这种自由是一般农民所享受的吗？不是的，农民有什么可以出版的呢？就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可以出版的呢（今天许多教授出版都出过书，但产生了什么社会影响呢？销售往往还要靠向学生强卖）？出版自由的争取是列宁为出版自己和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所作的斗争；言论自由是列宁为争取表达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思想观所作的斗争；集会自由是列宁为争取更多的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反动统治、资本家反动所作统治所作的斗争。同样道理，今天，在中国，那些争取“市场自由”的人就是资本家或为资本家所作的的斗争。列宁当年的这种斗争也并不是流血的，今天中国许多大学学者所宣扬的自由也没有流血，但都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只是今天中国一些学者的自由市场权利的争取是历史的倒退，而列宁的权利争取是历史的进步。从市场制度本质来看，如果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也就是它是私人房地产商进行商业化操作的结果，是为了获得私人的利润，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甚至就是原始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就是用资本的统治替代人民民主的专政。让这种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发展、蔓延，它就会损害中国政治、社会，损害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龙斧，王今朝，刘媛媛，2010）。所以，无论从自由的本质看，还是从市场经济的本质看，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化、利润化、商业化、私有化（龙斧，王今朝，2009）就是中国今天社会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既然中国政府赋予了那种自由，产生今天这种结果就是必然的了。而产生了今天这种结果，如果想要消除它，就必须取消这种自由。因此，也就必须实行配给制。
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总体上是错误的（王今朝，龙斧，2010），但在从全局来考虑问题的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这一点就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全面、联系地看待问题有不谋而合、相反相成之处。把这一原理用于彻底分析中国破解高房价问题，就可以看到，当中国运用配给制度解决了高房价问题后，这一问题就会在其他行业、其它领域复制出来。因为，中国庞大的货币供给中原来投入房地产投机的部分就必然流向其他领域。比如，中国不仅全国各地房地产出现举世瞩目的价格投机，就是在铁矿石、煤炭、大蒜、绿豆市场上都出现巨大的投机，更不用说在股票、期货上的投机了。不仅如此，既然中国这样相信市场机制，那么，世界的资本家也就会设计圈套，让中国在全世界都买高价产品，如石油、铁矿石、美国债券。这正与1949年建国后上海资本家的投机有异曲同工之处。这表明，房地产价格仅仅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一角，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政治问题的一角。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关系中，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做？很简单，就是要把市场机制置于合适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要坚决地控制其以资本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凯恩斯主义（不管新旧）的宏观调控而已，而是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上去，回到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今天这种投鼠忌器、骑虎难下正是各级政府官员那种大胆推进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经济发展，哪怕洪水滔天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维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改革开放中在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上谨小慎微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种投鼠忌器、骑虎难下的两难了。反过来，面对今天局面，如果中国在自由市场问题上改弦更张，真正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投鼠忌器、骑虎难下的两难也就消失无形了。这大概也就是佛学中的“孽由自造，魔由心生”的道理吧！
（注：文中参考文献大都可以在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网页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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