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2日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0-06/02/c_12173152.htm
求是理论网 http://www.qstheory.cn/lg/ll/201006/t20100602_31908.htm
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提供的借鉴
:武汉体育学院教授 陈晴
为什么某房地产商成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之一？为什么张悟本欺名盗世还能红火那多年？为什么市场的乱象愈演愈烈而民众又无可奈何？我们今天的市场和商人怎么了？诸如此类的质疑，迫使人们去思索。回忆一下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考略一下时代背景和政府的作为，或许给今人一点启迪。
一．“三反五反”运动追溯
新中国的成立使深受欺凌的中华名族扬眉吐气，也为国人开辟了一条实现理想目标的康庄大道。这对经过艰难卓绝的抗争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执政党，时刻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工作。然而，部分干部受封建社会“坐天下”的影响，放松了思想改造；部分干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对党的形象和党的执政地位构造“极大危险”。毛泽东同志于1951年底，及时地提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在全党坚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三反运动”。毛泽东同志要求“三反运动”做到“四个一样”，即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查，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严厉惩治腐败官员的决心之大，态度坚决而果断，并附有具体要求和政策尺度。其目的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明吏治，取信于民，长治久安。
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十分关注经济领域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问题。从1950年抗美援朝以来，一些不法资本家和不法商人，在援朝物资供给方面，以次充好，甚至在武器弹药方面作假欺诈，导致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造成无谓的伤亡。在国内，一些资本家和商人趁国家困难时机，囤积商品，哄抬物价，欺行霸市，故意扰乱经济秩序，以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从1952年1月起，在全国一切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并提出“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以北京为例，把五万工商户分为五等：守法户约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户半违法户约占25%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4%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1%左右。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也是对私营商业者的一个警示。
“三反五反”运动，前者其目的为了净化干部队伍，后者为了整顿市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毛泽东同志要求“五反”必须达到下述目的：（1）查明私人工商业情况，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实行国家计划经济；（2）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界限，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3）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4）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五毒”俱全者及大失人望的人，解散部分不法社团；（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6）废除后账，经济公开，建立工人监督制度；（7）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8）在一切大众等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通过“五反”运动，整顿了市场和经济秩序，规范了商业运行规程，肯定了守法商人的行为，打击了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使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了对经济、市场的掌控和管理，为国家经济制度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虽然后人提出过有“扩大化”的质疑，但可以肯定地说，利大也，弊微也。
二．当今市场的乱象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本意是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尴尬局面，发展经济，固其国基，唤起古老民族的勃勃生机和使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利于培育国民的创造力，盘活经济，为民族崛起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尤其是近十年来，部分行业和部分商人，不是在创造性地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渐进，而是投机钻营地在“捣腾”经济，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空隙中谋取暴利，人为地制造紧张局势，敛取大量社会财富，加大了贫富两级分化。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我们现在不问姓资姓社，但对于市场的经营，我们可以借用毛泽东同志话说，共产党和政府不去制控，不法商人必然会横行霸道。我们不提阶级斗争，但是对于经济领域和市场的混乱不可孰视无睹？！理性观察今日之市场，乱象横生，使有几千年文明修养的国人都难以容忍，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又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民众的情感？略举下列媒体公开的案例，便可管中窥豹。
其一，无限疯长的房价。房价到底该是什么价？这么聪明的中国人简单一算便知，为什么一个劲地狂涨？为什么诸多国企、民企丢掉本行去角逐?商人逐利，商人拼命争抢暴利行业！这个道理谁不清楚？中国房地产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敛取暴利，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插了一脚。地方政府依赖出卖公有土地追求GDP，无形中形成了官商勾结，加之银行业，三家联手，使得房地产商更是胆大妄为，敢于站立台上公开叫板。笔者认为，高房价首当其罪是扼杀了民族思考力和创造力。它棒杀了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阻拦了新生一代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的路，养成了政府官员的懒政惰政，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把未来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社会发展势头扼杀了，不得不迫使国民思考力拉回来倾注于生计和生活问题。高房价实为“杀鸡取卵之举”，有百害无一利。北京一大学校长称买不起住房，平民该怎么办？加之炒房团的不法之举，更使中国房地产业商炮制造的高房价扶摇直上。
其二，无从计算的高药价。媒体近段曝光的“芦笋片”，出厂价15.5元，可到消费者手中变为每瓶213元，医院和中间环节的利润高达1300%。“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我说的是药价。”媒体人如是说。5月27日，媒体又披露了一种叫做“恩丹西酮”的治癌药，成本4元不到，医院零售价每支80元到90元。医药暴利又一次被刷新，这种药的利润居然是2000%，从“恩丹西酮”的成本来分析，原材料每千克市场价6万元，可以分为12万5000支8毫克的针剂，平均每支原材料不足1元，加上生产过程费用，成本也不足4元。而在医院的零售表上却是80至90元。同时，调查者还了解到其他品种的药品也是这样，出厂价为零售价十分之一、八分之一、七分之一者，这样的情况很多，其原因一是医药市场被严重扭曲了，二是消费者没有选择权，政府指导价又虚高。这两者结合，高药价就难以制衡了。
其三，农副产品炒作出高价。本分商人老实经营，合理取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财守道。而不法商人总是挖空心思去算计，投机取利，扰乱市场。曾几何时，一些农副产品也成为不法商人暴利的道具，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坑害消费者，破坏经济秩序。于是乎，炒绿豆族，炒大蒜族，炒黑豆族，炒蚕丝族等等，甚为嚣张。这些商人是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耐？经营商品人转身变为掌控商品和操纵市场的人。政府怎能对市场放手，由商人任意折腾？这与“三反五反”中的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等条款何等相似！为此，5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和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农产品价格等违法行为。
目前，市场的混乱现象和不法商人的违法行径不止上述例举，在此不再赘述。
三．借鉴“三反五反”之经验以整顿市场
“三反五反”运动过去快六十年了，那是针对当时国内吏治问题和市场问题做出的及时回应，体现出党和政府惩治腐败和打击不法商人的决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新中国经济和市场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面对我们今日市场的种种混换现象，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1、 认清商人逐利的本性，政府必须予以规范。
商人逐利是其职业特点决定的，也是商人的职业定位决定的，这并不是贬义褒义的问题，而是职业特性。从商业运作实践看，商人逐利是合理的，而商人暴利和无限度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是违法的；从人的本性看，公而兼私是合理的，但个人私欲无限膨胀而扰乱破坏整体利益是违法的。因此，对商人这个特殊的行业，面对形形色色个体，政府要承担起责任，要对商人群体进行指导、教育、制度约束、告警、惩处，甚至打击的职责，决不可放任自流。在对待商人利率问题上，政府必须予以明示，决不允许商人任意抬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谋取暴利”。
2、 政府退出房地产市场，回归监控本位。
政府参与房地产开发，以高地价充值GDP，是惰政乱政的体现。在高房价问题上，部分开发商依仗政府的制度缺失而兴风作浪，政府又因身困其中无力监管，甚至推波逐浪。其中滋生许多腐败。又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如何履行监督之责？抑制高房价，政府必须果断从房地产中抽身，摒弃依靠出卖国有土地拉动经济的幻想，政商分离，回归监督和调控本位。官员与商人勾结，危险之举。历史已有许多教训，需要后人记取。
3、 平衡各行业关系，让商人理性归位。
社会是一个涵盖“七十二行”的复杂的社会集合，商业只是其中一个行当，而不是社会的全部。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误导下，商人的职能异化了，扩大化了。毛泽东同志把上层建筑概括为：党、政、军。同时把社会行业分为：工、农、商、学、兵。又按方位划为：东、西、南、北、中。我们通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学失基，无军不强。商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十分清晰的显现出来了。工业农业和高新产业为商品生产者，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其根基。没有工业、农业、高新产业，商业炒什么？卖什么？也只有炒空卖空，从中盘剥渔利。商业和商人也确实为盘活经济和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决不允许一跃跳上垄断经济的台面，干预政治，操纵经济命脉！商业就是商业，商人就是商人，干好自己的事，不缺位也绝不可越位，取代政府主导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人的功能被无形夸大了，方向有些迷失了，商人自己也不知道自身是谁了，有些膨胀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商人是国家利益的参与者，可以建言，而不是主导者，治理国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事，而不是商人的事。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奥巴马也会对华尔街的高盛等银行进行调整和监控，也决不允许银行和商人以资本从事违法活动。
4、 颁布有关制度，对从商经营者予以厘定
借鉴“三反五反”之经验，对市场从业者进行厘定和分类管理。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私营资本运分为五类，起码我们大致分为三大类：好的和较好的、中间的、差的和较差的。对商人不分好坏，没有标准和规范，善者得不到肯定，恶者得不到惩治，这是制度本身的缺失。严明纪律和法治，制度管人。当然，政府管理人员与商业人员必须泾渭分明，各司其责。官商勾结，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经验教训以予以充分证明。
5、严肃法纪，坚决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些年来，我们的政治工作有些薄弱了，我们的市场管理有点失控了，不法商人的行为有点太嚣张了。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必须强化对商业和商人的管理。这样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与和谐社会也不矛盾，而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政府要强化制度建设和管理队伍建设，不要让“商业阵地”被制度“忘却了”、“荒芜了”。5月29日《长江商报》刊载学者周泽的政经观察《炒房该不该治罪？》，该文认为，倒卖车票、船票者均可治罪，倒房者的危害不知大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可治罪？！5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温家宝总理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商品生产者往往不得利，而商品运营者或操控者则获暴利，这样正常吗？为了保护民生，为了社会和谐，为了科学发展，必须坚决打击不法商人，尤其是那些投机钻营、不劳而获暴利者。打击这些社会寄生者、垄断者，切除社会毒瘤。正本清源，回归常态，使善者有好报，使恶者得到惩处。
综其所述，我们可知：毛泽东同志领导“三反五反”运动将近60年了，我们今天重新学习这些论著和文献显得特别亲切，时空变了，但情景似乎没变。面对今天的市场和经济，直击今日市场的乱象，到了必须进行规范、整顿、教育和打击。商人是逐利的，逐利有时是非理性的，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强化对市场的监管和对商人的调控，做到“胸中有数”。我们决不可让商人牵着市场走，更不允许商人干政，否则，那将是盲人骑瞎驴，十分危险。理想社会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居乐业，各司其责；而不是怨声载道，两极分化；更不可是不劳者谋暴利，劳无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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