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极左：两个馒头的筵宴
苏 杜
日期 2010-06-18
（本文大意：这是根据病中胡思乱想凑成的文字。1975年的“批判读书无用论”。病床上所欣赏到的两个馒头的筵宴。毛泽东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苛求”。如今普通知识分子的普通之处。毛泽东的极左之刃触到了普通知识分子的痛处。）
三次急诊救治，一次北京手术，我总算又可以在探头探脑了--- 虽然过一小会儿就得回去躺着。不过，说起来，我得的也不算什么疑难杂症，只不过是成年人几乎皆有之的颈椎病罢了。只是我的颈椎病较具高危特色，它压迫的神经不是管胳膊管腿的，而是管肺的，令其不能工作，包括不能吸氧而已。但所幸，它是可治之症，一刀下去，转眼醒来，吸畅呼通，发烧、浓痰，不知所往；移而不动的腹肌、背肌，虽然还不能说是移动自如，但也已经听从招呼。所剩下的，就是带着“颈托”室内散步，摘下“颈托”床上休息，三餐味美，一觉梦长，耐心等着“神经飘移”，俟全部到位，一切就康复了。
这危而有治的病，就给了我整天“漫思”的机会。而“漫思”的结果，就是这篇《漫话极左：两个馒头的筵宴》。
那是在1975年前后吧，已经做了三年中学教员的我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而非学生身份参加了对“读书无用论”的批判。当时“批判”了什么，自己是“批判对象”还是“批判动力”，已经没有了什么印象。唯一的深刻记忆就是一个平常的晚饭后，十来个食宿在校的员工照例散聚在宿舍前的空地上，一边端着自个儿的大茶缸喝茶，一边照例地海阔天空时，一位白姓数学老师讲的一件“真人真事”：给大家讲个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故事。话说李老师倒背双手走上讲台，问同学们，大家看，这是什么？他举起了右手，手中拿着一只白面馒头。大家再看，这是什么？他举起了左手，手中拿着一个地瓜面黑窝头。念书有没有用呢？你念好了书，就吃这个（右手将白馒头在空中晃了三晃）。你念不好书，就吃这个（左手将黑在桌上窝头撴了三撴）。故事很生动，主人翁李老师又是大家的熟人，白老师讲得又非常传神，在场的十来个教职工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腑仰之间，三十多年过去，当年“念好了书就吃白馒头，念不好书就吃黑窝头”的乡塾教诲小儿的一时笑谈，早就上升成了政府训导国民的持续理念。上联“读书改变命运”，下联“知识创造财富”，横批“个人奋斗”，贴遍了万家门楣，深入了百姓人心。不过，在这里，我不想涉及那些早已平反昭雪的“牧马人”们。他们之所以应缴踏上了红地毯，延为改造共产党的上宾者，多与“念书好”少有关系，根本原因倒在于他们“政治好”。中学时代小有劣迹的“政治小说家”张贤亮，在机械学界一无所闻的茅于轼，却发迹在经济学家中。这二位便是两个小例子。在这里，我也不想涉及官场上的众多过客。他们之所以仕途畅通、终成正果者，也多与“念书好”少有关系，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们“政绩好”。例子不好举，但凌驾于国民教育学历之上的“党校学历”，却大抵与官员个人念不念书甚至自己到底买不买书颇有点关系，这恐怕是人人皆知的。在这里，我最不想谈及的是各行各业、遍及城乡的“成功人士”。这些人士之所以成功者，尤其与“念书好”没有关系，究其根本，倒应该归功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甭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千载难逢的这个“世道好”。这例子恐怕一脚下去就能踏上好几个，所以也就免举了。
在这里，言及“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个人奋斗”三十年，我真正想倾心一谈的是那些出自白身，念书极好，学有所成，一技在手，但无缘政治，投机乏术的普通知识分子---这里的“普通”，并非指学术的平庸，技艺的一般，而只是有别于以上三类人士而言。界线自明，无须多说。尽管这些普通知识分子，也免不了从书商或药贩那儿小心翼翼地拿手点小回扣，赞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践行”路见不平、拔腿就跑，反对贪官污吏但免不了向上司意思意思，但从整体上来说，改变了他们命运的，给他们带来财富的，还是当年他们冷椅子热板凳地念书与应考。他们或在本地本土，或在他乡异域，尽享着白面馒头的筵宴，过上了相对体面或者就是十分体面的生活，理得而又心安。看着同一辈或下一辈的“农民工”在无滋无味地吞咽着黑面馒头就咸菜，“性工”在有滋有味地品咂着自己的血肉，他们想到和说道：谁叫你们不好好念书呢！满脸满眼的优越感双手可掬。
这并不是我在病中百无聊赖地胡乱编排，这是我在病中也不免仍可赏鉴到的两个馒头的筵宴。
不是因手术住进医院，我是不知道现在还有一种叫作“护工”的“农民工”的。在我所在的病室里，就有着两名这样轮换值班的“护工”，一名是来自甘肃叫王继云的，一名是来自四川叫冯瑛的。护工王继云三十四、五岁的样子，护工冯瑛则已经当了外婆。她们的工作是为病人洗脸、洗手、刷牙、擦胸、擦背、泡脚，喂水喂饭，接屎接尿，换床单、被罩、枕套、病员服，整理床铺、床头桌以及床下的杂物架，为不能自理的病人翻身并及时通知护士换药等。按说，就自己所见的这些活路来说，虽然零碎，比起下煤井、上砖窑的，是谈不上重体力的。不过，有一点，她们是要一天24小时连续工作几昼夜的。在这几个昼夜里，不用说白天，即使是夜里，她们也是不能睡觉的。所以，从理论上算起来，她们一个月可以挣得上2400元钱的，但在实际上，她们一个月最多挣上1500—1600元，就很不错了，而且自己也不要生病。我问她们：这一连几天睡不上觉，受得了吗？她们说：不是已经习惯了吗。
但有一样，她们似乎并不怎么习惯，只是默默承受，不作声罢了。这就是护士们对她们毫不客气的训斥。“这桌子上怎么这么乱呀，你是管着干什么的？”“这床单怎么没系在床垫底下？系上！”“换床单！”这些是有理由的训斥，更多的是“你怎么搞的！”一类没有理由的训斥。要论起来年纪来，这些飘然而至、飘然离开的护士们，至少要比甘肃的王继云小10多岁，而四川的冯瑛，完全在她们母亲的年岁以上。然而，护士们训斥起这些护工来，不仅口不稍软，一脸的不肖，更是十分的传神。不过，我注意到，大夫们是很少训斥护工的，他们似乎很少注意到她们的存在。后来，我才悟出：这并不是护士“坏”、大夫“好”，而是“制度化建设”使然。护工是在护士管理之下的，要挨上大夫们的训斥，她们还不够级。
于是，我接着就想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
什么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呢？这似乎是指1957年的“打右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以为，这是也对也不对的。一个政党对于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包括有知识的分子和无知识的分子，总是要无情斗争的。毛泽东如此，后来者何尝又有别样？不信，你自己举一幅毛泽东画像上上街试试如何？七天半月的班房恐怕是脱不了的。我以为，毛泽东被指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倒不在于对敌对知识分子的专政，而在于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苛求”。这种“苛求”，说白了，就是要求自己的知识分子要全心全意地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悔终生地与工农相结合，与他们打成一片，脱胎换骨地改造，确立起与工农一样的立场与感情来。不能念好了书，自个儿吃上白面馒头就算完事，理得而又心安，渐渐地对还在吃黑窝头的人们生出一种不肖答理，耻于为伍，自己虽在更高一等人士之下，但却偏偏凌驾于“黑窝头派”之上，动辄训斥之声不绝于耳，完全自绝于他们的另外一种立场与感情来。这种“苛求”之所以称之为“苛求”，我以为，就是毛泽东认为这种立场绝不可以妥协，不能讲半点价钱，小工农阶级不行，半工农阶级也不行，非彻底的工农阶级不可。自然，这是就阶级标准而言，达到这个标准，当然要有个过程。开始不过是小工农阶级，甚至连小工农阶级也算不上；以后是半工农阶级，最后才可能是彻底的工农阶级。但是，基本的、阶级的标准是不可折中、不可讨价还价的。毛泽东从自己投身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来，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阶段，无不特别强调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这一“苛求”。尤其是取得政权以后，更是为此建立了系统的工程与制度，并力主推行了从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到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扎根边疆，献身“三线建设”---“三线”，大致就是现在的所谓“西部”。
私有化市场化三十年的最伟大成就是什么？官方常举高路、高铁、高楼、高消费以及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以为例。我看，最伟大的成就当数对毛泽东关于本阶级知识分子政策的颠覆。你那儿可能没有高路、高铁、高楼、高消费，你也可能没有一睹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福分，但你那儿不会没有两个馒头的筵宴。
两个馒头的筵宴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不仅白面馒头筵宴的享受者觉得它是那样天经地义，黑窝头的享受者也觉得它是那样天经地义，一心膜拜，无心造反。护工王继云，在知道了我曾经当过教员以后，立刻就向我咨询：给孩子买什么英语书好呀，她很聪明的，在班里总考第一呢。护工冯瑛，则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叫诺贝尔奖呀。
这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力量。虽然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不断批判“读书无用论”，但其实，在中国，还是“读书有用”占了上风的。不过，“读书有用”也不全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地讲究高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地追求财富与美女。要说明得准确无误，还得用孔圣人的原话：“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975年的乡塾教员，太庸俗了！改革开放年代普通知识分子新生代，才自觉不自觉地附和了“学道”的本意。他们并不如张贤亮、茅于轼那样“政治好”，也没有正果高管那样的“政绩好”，口头上也如“成功人士”那样喊一两句“世道好”，但内心中宝爱的却是个人的奋斗。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很普通又很常见，但于这个社会的基础，也就足够了。没有毛泽东的极左之刃，恐怕是触不到普通知识分子这个痛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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