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青：在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认为，重庆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做法及其意义主要表现为：
一、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充分发挥执政党的优势，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打黑”是重庆的经验，但不是重庆创造的，而是中央有明确要求的“规定动作”，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执政优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打黑除恶，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设平安重庆、宜居重庆。重庆市除动员公安人员参加打黑除恶斗争，还出动武警总队兵力20余万人次，担负灭枪治暴、武装巡逻、武装抓捕、押解黑恶头目及成员，收缴大量枪弹和涉案物资以及抢险救灾。所以打黑除恶不是重庆想制造轰动效应，而是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正义之举，是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打黑一举破获命案500多起，（还有数百起未破）收到1万多封举报信，说明人民群众信任共产党，说明我们共产党必须回应受害群众的正义诉求，这是我们执政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
二、打黑除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形式
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腐败官员保护伞现象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重庆市通过打黑除恶，打掉一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同时一举打掉以文强为首的黑保护伞，打掉一大批贪腐官员。这次打黑除恶斗争必然触及黑恶势力及其腐败官员保护伞的利益，所以引来右派媒体的一片杂音和干扰，这就越说明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说明打黑除恶是硬碰硬的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对少数黑恶腐败分子的宽容，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公正、不负责任。将打黑除恶和惩治腐败相结合，是今后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这是重庆做法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实事求是，依法办案
在阶级斗争的方法上，重庆的做法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实事求是，依法办案。重庆市打黑除恶斗争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枉不纵，范围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定性上不压低也不拔高，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所有的案件都依法审理，件件落实。越是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越要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发挥法治的公开性、程序性、合法性的优点，使阶级斗争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保持在一定的秩序中，而不搞“运动式”的阶级斗争。同时，重庆将除暴与安民相结合，投入了48.4亿元资金，解决信访的历史问题8.5万件，化解率是98.1%。大力排查基层矛盾，及时解决，防止小矛盾拖成大矛盾，使群众的情绪得到有效的梳理。重庆的干部“大下访”，其规模和成效全国第一。
四、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所以既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后三十年。重庆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总结历史经验，既发扬毛泽东时代党的优良传统，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如，唱红打黑，弘扬正气；惩治贪腐；干部大下访，访贫问苦，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同时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薄熙来同志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通过发挥改革开放的更大潜力，重庆正在腾飞。关键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能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
又如，毛主席主张人的因素第一，“政策和策略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讲制度第一，有了好的制度，能够避免犯错误。重庆的做法是将制度的因素和干部的因素相结合。有了社会主义的公安司法制度和打黑除恶的政策以后，使用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重庆市从辽宁省调王立军任公安局长，对打黑除恶的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有非常关键的作用。2010年3月，重庆公安机关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系统内干部大调整，公安局所属的处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队、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副局级岗位上的所有警务官员，全部被集体解任（但不解职），他们必须和全体普通警员一起，通过竞聘才可重新上岗，涉及3300多名警官。民警代表参与决策。打黑除恶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民警给与加分。这次轮岗和重新应聘的工作依法进行，许多能力、品德和职位不相称的警官再也无法官复原职，而不善人际拍马，为人正直，埋头做事的好干警，终于有了升上重要岗位的机会。通过轮岗和重新应聘，精简了机构，充实了基层，强化了公安干警的实战能力。
总之，重庆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做法具有在全国推广的普适意义，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继续总结经验。
（发言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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