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次激烈交锋——生物安全国际论坛上的转基因
牧川 金微 黑居易 顾秀林
主要内容如下：
2、中国2010年进口5400多万吨大豆却不对其进行草甘膦农药残留量检测，转基因大豆80%不合格，存在一种疫霉病，转基因大豆已经广泛进入超市中各种食品
4、玻利维亚的教训，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非法走私流入，生米煮成熟饭，导致不得不将其合法化。转基因大豆泛滥导致常规大豆种子绝迹，生态多样性被破坏
6、转基因推手华中农大不承认，转基因作物在中国非法大规模泛滥，种植、流通、销售。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
8、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种植的经济效益究竟有多大？报告中显而易见的错误。（看来，转基因推手既不懂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更不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问题）
10、陈一文报告《大宗进口抗草甘膦大豆对健康的潜在影响》；柴卫东报告：事关民族安全的事情，主导权不能放在西方人手里。转基因支持方说他二人耸人听闻。
11、会议很成功，公众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权，但是在会场外，先玉335玉米却还在大规模推广种植（先玉335是全国第二大玉米种植品种，2010年春播种植2400万亩，不含秋播面积），我们怎么办？
4月28日、29日，“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关于这次会议，我的朋友金微、黑居易，以及顾秀林老师、刘仰老师都写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金微的会议纪要，比较详细。
这次会议持续2天，做报告的专家有30多个，专家与公众之间的讨论、争论非常激烈，会议的内容相对也非常庞杂，为了方便网友了解会议内容，我把会议中的最主要的交锋内容记下。这部分应该是公众和网友们最关心的内容。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为了方便，我直接引用几位朋友的文章内容，突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
“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这次会议规格较高，有来自挪威、德国、美国、玻利维亚等国家的科学家，环保部、农业部、林业局、知识产权局等各个政府部门，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大、同济大学等高校，绿色和平、第三网络世界等NGO组织，以及孟山都、杜邦、先正达、巴斯夫、拜耳等转基因公司的代表。还邀请了像顾秀林、柴卫东、陈一文、金微、刘仰、陈智富、牧川等 “非专家”代表列席公众席，柴卫东、陈一文还做了报告。两天的会议中，我们这群坐在公众席上的“非专家”代表几次与中国的转基因专家发生激烈争论，有些意外的是，来自国外的专家与中国转基因专家也几次起争执，揭穿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谎言。
1、杜邦旗下的先锋公司又一次撒谎、欺骗，被当场揭穿
28日上午，蒋高明老师第三个做报告。
蒋高明的演讲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提出了担忧，他认为现在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同时他强调，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个长期话题，如果贸然将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投放到大环境，尤其是一个国家的主粮生产环境中去，就会损害自然生态系统。长期下去，将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粮食安全。
蒋高明列举了世界各地转基因导致的生态异常现象，包括国外的超级草超级虫，以及中国种植先玉335导致的老鼠绝迹、猪异常等现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蒋高明展示了一段视频，这是自己所作的转基因玉米喂养老鼠试验，大老鼠对335玉米和普通玉米有明显的不同反应。
蒋高明的演讲刚结束，便遭到杜邦旗下的先锋公司的王琴芳驳斥（先锋种子事业部中国区生物技术研发、事物与法规经理）。她说自己看过新华社记者金微的报道，说那篇报道不真实。农业部也早就这样说过，先玉335不是转基因。她说自己仔细研究过先玉335的杂交父本的专利说明， 她明确指出先玉335不是转基因。她指出蒋高明作为“中科院植物所专家讲话要负责任。
蒋高明老师回应。我们国家的农业部声明先玉335不是转基因。但是我们国家的另外一个部门（环保部）的检测结果却恰好相反。
蒋高明演讲结束，金微获得了一个报告的机会。在10分钟的演讲中，金微迅速展示了“生态异常现象再调查”的PPT。这60多张照片均来自一线的采访和调查，其中有明显的335玉米喂养对比试验，335喂养的母猪除了不发情、难配种、产子少、死胎多，对于幸存下来的小猪最明显的影响是体弱多病、难养活、而且小猪的体型大小不一。
金微强调这些只是他作为一个记者的实地调查看到的现象，希望这些能够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他最后说：“我们专家在这里争论转基因安全性的时候，可能转基因的生态灾难已经在我国上演。”
金微表态，他支持转基因科学研究，但是反对转基因的贸然商业化推广。
演讲结束，转基因方面专家胡瑞法向蒋高明提出异议，认为母猪的异常情况是散户没有进行人工授精的原因。这位专家同时质疑，蒋高明的试验需要更科学的试验和证据，要形成研究报告。蒋高明有些无奈地说，自己本来是个植物专家，因为没有动物学家、医学家做这样的试验，迫于无奈他才来作动物试验。
此时，我（牧川）非常想发言。但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没有获得发言机会。我发现，所有的转基因推广者、支持者，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都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科学的态度，他们没有做充分的试验，便贸然推广转基因。但是他们却要求，当现实中转基因的祸害已经发生之后，却要求公众必须提出权威的科学报告，否则，他们便不承认祸害已经发生。他们无视新华社记者金微的调查，因为那不是科学报告。
上午会议快结束后，讨论阶段开始。
陈一文顾问向先锋公司代表王琴芳提出质问，他指出先锋公司有欺骗的前科。
“2010年春天，先锋公司向德国与爱尔兰销售声称是非转基因杂交玉米种子，提交了这样的证明文件，结果被德国与爱尔兰政府检测出这些种子是受到转基因玉米污染的种子。请问先锋公司的代表，有没有这回事情？”
先锋公司代表讲了好几分钟的话，总得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公司管理科学，一向为公众负责。她说自己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相信公司不可能这样做。
我们在观众席上大声喊，这是事实，无可否认的事实。
陈一文顾问说：“这是德国、爱尔兰政府网站披露的丑闻！”（注：陈一文译：先锋公司假称非转基因在欧洲销售转基因玉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0leay.html先锋公司假称非转基因在欧洲销售转基因玉米参考文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0le9q.html ）
顾秀林老师接着发言，她说先玉335转基因杂交父本专利的资料是她翻译了，她相信自己的英文水平还是可以的。先玉335玉米是转基因是铁证如山。而且我们国家的另外一个部门也早已测出，先玉335含有转基因成份。她指出，科学界不能无视现实中发生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对照试验，当给猪吃先玉335玉米时候，猪变得极其不正常，但是等改变了玉米品种，猪的情况又恢复正常。顾秀林说自己刚从河南回来，在河南的几天，她两只耳朵听了太多先玉335击毁小规模家庭养猪业的故事，当地的猪成片的死去。
这些发言之后，支持转基因的专家、先锋公司、孟山都公司、巴斯夫公司、作物亚洲协会的代表再也没有发言，无言以对。
2、中国2010年进口5400多万吨大豆却不对其进行草甘膦农药残留量检测，转基因大豆80%不合格，存在一种疫霉病，转基因大豆已经广泛进入超市中各种食品
28日下午，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夏友富教授做报告，谈到转基因与国际贸易时，他说我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国家在制订大豆进口政策时候对美国投降。转基因大豆存在的巨大风险，转基因大豆80%不合格，很多大豆存在一种疫霉病，对我国人民健康存在巨大的风险。国家部门不敢公布这样的事实。
大量进口国外转基因大豆，还导致我国农民大量失业，导致我们粮油主权遭到侵犯，食用油已经完全为外资控制。寡头操纵大豆及价格，导致我国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消费者损失惨重。
提问环节，与杜邦先锋、巴斯夫公司同坐一席的一位女士（与杜邦、巴斯夫等公司的代表一样，都是中国人）提问，她引用中国国内一个专家的话，说中国大量进口大豆，就是在进口土地、水、阳光等资源。她问夏教授如何看待这句话。
夏友富驳斥了“进口大豆等于进口土地”论调。他接着说美国转基因大豆的低价是美国政府的高额补贴造就的，美国政府宁愿拿出几百亿美元来补贴美国农民，而中国政府连20亿都不愿拿出来补贴农民。此举造成我们国内产业完全被外资控制。
此时，我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我对这位女士说，我认为在讨论“进口转基因大豆等于进口土地之前”，必须先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转基因大豆是否健康安全。我说，我国在进口转基因大豆之前，并不对转基因大豆进行草甘膦农药的残留量检测。
国家规定了水稻、小麦、水果、蔬菜等草甘膦农药残留含量的上限，但对进口大豆却未作规定。国内水稻、小麦、水果、蔬菜的草甘膦农药残留含量一般都在1毫克/公斤以下，但是阿根廷、美国、巴西等国的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农药转基因大豆）的残留量标准却都是十几毫克/公斤。
草甘膦是一种广谱除草剂，被证实与不育、死胎、流产、生育缺陷、各种癌症有关。
现在，大豆不仅被应用于榨油，而且已经广泛进入了超市的很多食品。我的朋友的调查发现，诸如豆奶、水饺、火腿肠、饼干等等食品中，已经开始广泛添加转基因大豆。这对于中国人民的健康是个重大威胁。
接着，陈一文老师也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他进一步补充了进口转基因大豆却没有草甘膦农药检测标准的事实。这个漏洞最初是由他发现的。
第二天，29日，我们又当面问了农业部的人员，他也承认，国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检测标准，因此并不对转基因大豆进行草甘膦农药残留量检测。
由于Thomas发言中介绍了他们接受世界各国委托对转基因作物进行检测的事情，陈一文便向Thomas提问：“以中国目前每年进口5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为例，如果发运的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中混有开国外开发者从来没有公布的转基因（如数年前披露有公司开发避孕功能转基因），你们能否检测出来？”
Thomas回答：“这样的检测需要大量费用，也需要很长时间，大海捞针，很难检测出来！”
陈一文就此谈到进口转基因大豆的风险，他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进口的几千万吨大豆中，极有可能含有未知的转基因成份。
3、转基因推广者自己没有科学态度，在转基因推广之前并没有进行全面、系统、长期、权威、客观的科学研究。但是在转基因贸然推广之后，祸害发生之后，公众提出一些质疑之后，公众给出一些事实之后，他们却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永远也不会主动去调查研究公众提出的事实。他们要求公众必须拿出全面、系统、长期、权威、客观的科学研究报告，才肯承认转基因的祸害！
28日下午，挪威基因生态研究所首席科学家Thomas BØHN作报告，以水蚤进行转基因水稻安全评估试验，他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水稻对浮游生物有影响。（华中农大做了一个类型试验，但是结论相反）挪威专家还提到，转基因玉米的成活率要低于非转基因玉米，农达的毒性要远高于孟山都提供的数据。
补充一点，华中农业大学课题内容和挪威科学家类似，但是结果相反。两块挨在一起的水稻田，一块种转基因水稻，另一块种非转基因水稻，两片稻田的水是连通的，图示说明两块田的位置和水流的方向、路线。该研究生的课题内容是，通过检测两片稻田里水中的浮游生物，得出结论说——转基因稻田里水中的浮游生物，与非转基因稻田里水中的浮游生物是一样的，因此，转基因对于浮游生物没有影响。
提问和讨论阶段，作物亚洲协会执行总监（也是华裔，不知道国籍，中文说的相当好），他用英语问：你如何判断这种（不良）影响是转基因水稻，还是杀虫剂导致的？
作物亚洲协会的执行总监的这位先生，是不折不扣的一位转基因推销员。在此之前，他曾经做过一个报告，大意就是，要相信科学，科学给农民带来利益，科学给人类带来好处，转基因是科学。
这位专家和此前质疑蒋高明的手法一样，研究不科学，至少应该有一个更加科学的研究报告，最好能在权威的杂志上发表。
Thomas BØHN的回答：我想做更科学全面的研究，但是我缺乏研究材料，西方转基因大公司都不提供科学研究需要的材料。我希望中国能够提供。而那位中国专家接着说：各大转基因公司的网站上都有数据和材料，都是真实可信的。（开玩笑，转基因跨国公司的信誉早就破产了）
当有人Thomas BØHN，目前作转基因安全性评价最难的是什么？挪威专家说：生物公司拒绝提供数据，“如果生物公司说转基因前景美好，转基因生物完美无缺，那他们应该透明、提供数据。”
此时，我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这次我的发言时间比较长。
我首先表态，我认为这次转基因研讨会非常成功，既请到了积极推广转基因的专家、企业代表，也请到了对转基因持谨慎态度的专家和公众。
我说，今天上午，有一位学者在看到蒋高明老师的试验时，老鼠及先玉335玉米试验，要求蒋高明老师拿出来一个客观、权威、数据充分的的科学研究报告。要求新华社的
今天下午，作物亚洲协会的总监又要求这位挪威首席科学家，区分对转基因作物对水蚤的不良影响，到底是转基因水稻，还是杀虫剂导致的？他也要求这位挪威科学家提出一个客观、权威、数据充分的科学研究报告。
我说，我完全赞同这两位先生的意见，搞科学研究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必须提供一个客观、权威、数据充分的科学研究报告。
接着，我调转话语。我认为在搞科学时，必须将这种科学态度贯彻始终。众所周知，一般的科学研究和推广，有一个流程，那就是理论阶段、小规模试验阶段、大规模试验阶段、大规模推广阶段。转基因也不例外。
2010年4月，美国科学院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宣布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失败。
美国环境医学学会声明，强烈建议不要给病人食用转基因，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这两个事实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但是这样的事实和研究报告却是在转基因大规模肆虐了16年之后才得出来的报告。
为什么，积极推广转基因的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在此之前没有进行客观的、全面的、长期的研究，没有给出全面、系统、长期、权威、客观的科学研究报告？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的科学态度在哪里？
而在我们国内，我们看到，积极推广转基因的专家学者，他们所作的试验只有90天的小白鼠试验。我们没有看到大型哺乳动物的试验。我们也没有看到类似医学药品推广之前的临床试验（新药品在推广之前，有一个小规模的人体临床试验，以志愿者病人作为试验对象）。这些转基因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在哪里？他们凭什么说，转基因大米和喝水一样安全？
另外，在我们国内，我们多次看到，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流通、销售。
去年，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农业部开展了转基因检查风暴。去年底，出台了一个报告。要求27个玉米品种、6个水稻品种、7个大豆品种退出中国市场。经过记者的调查核实，发现4个玉米品种是转基因成分。其它23个品种还不能确定，其中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的 “迪卡1号”、“迪卡3号”玉米品种。
农业部不敢承认这些品种是转基因，报告中说“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决定这些品种退出市场。如果承认这些品种是转基因，那么就说明农业部的玩忽职守有多么严重。农业部一些人就要为此下台。
另外，今年3月，农业部因为心虚，将先玉335玉米从推介名单中拿下来（但是地方政府还在推广）。农业部一直否认先玉335玉米是转基因，但是我们国家的另外一个部门（环保部）却检测发现其是转基因。
不仅如此，从2000年到2008年，通过国家合法机构审定的玉米品种就达到3150个。常规种子在审批时，并不对其进行转基因检测，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其是否是转基因。转基因检测风暴中对其进行的只是抽检，因为技术限制，因为人力限制，我们做不到全面的检测，我们也难以检测到国外的高水平的转基因（即使转了基因，因为技术限制，我们也可能检测不到）。
所以客观的说，就连农业部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玉米品种在泛滥？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看到，积极推广转基因的跨国公司没有科学态度，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也没有科学态度，农业部也没有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转基因试验的前期环节都没有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此时，你们却要求公众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必须拿出来客观的、权威的、数据充分的科研报告。
这是颠倒黑白！
我的讲话结束，我就听到背后的掌声。
接着，作物亚洲协会的执行总监举起手，他慌乱的拿到了话筒，他说，我们要相信政府。他的腔调，让中国老百姓感到好笑。
可是，我们该相信谁，相信农业部，还是相信环保部？这两个部门的检测结果在打架啊！
关于科学态度的问题，29日下午又一次出现。支持转基因商业化的人，不停的指责别人不够科学严谨。他们不管现实中的动物异常现象、黑胎、死胎，他们只要求正式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
顾秀林老师后来发言：
我们的会议是在讨论转基因生物安全，不是试验室里面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在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中国转基因作物已经大量泛滥，进入了我们的食物链。我们在科学讨论时必须要有证据，但是，我们还真没办法从已经发表的“PAPER”里找到证据，PAPER是人写的。假如转基因的研究还停留在试验室里，我们只需要从PAPER里找证据，这是科学家的事情。但是，转基因在中国北方大量种植，杜邦公司欺骗了中国人民，当作杂交品种来推广。不仅先玉335玉米，还有很多的玉米品种被污染。
所以，等到你们要的PAPER，慢慢写出来，然后慢慢评审，然后慢慢成为你们认可的学术报告、数据，异常现象早就变成生物灾难了。对科学家来说，是先有实践数据，还是先有所谓的“paper”？如果你们这些人要科学数据，不要问我们要paper，请你们跟我们到当地去看看，去农村考察，去找证据！
我们现在是在用弹弓，打一只大象。我希望有良知的科学家能够跟我到到河南、河北这些遭受重大灾难的农村去走访调查。
顾秀林老师的发言很沉重，但是没有人理睬她，没有科学家答应和她一同去河南看一看。
顾秀林老师讲了后，过了一会，隔了几个发言人之后，我又就这个问题说了几句话。我说我完全同意顾老师的话，昨天我也已经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现阶段，最科学的、负责的态度，就是由国家出面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大范围的调查研究。面对这样大的转基因作物泛滥，单靠新华社记者金微的双腿和眼睛，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此之前，作物亚洲协会的总监又一次拿起科学的大棒唬人，似乎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科学，掌握了转基因的方方面面。转基因就是科学，无可阻挡。
我便接着说，不能拿着科学的大棒唬人！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科学，不过是人类对于宇宙万物世界的奥秘一小部分认识而已。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类对于宇宙万物、生命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人类到现在为止，还无法制造出一个最简单的生命体、细胞。DDT在出现几十年之后，人类才认识到它的危害，在此之前，欧洲人一直拿DDT作为人体消毒。
我说，爱因斯坦都不敢说自己掌握了所有科学，但是我们的一些专家却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切科学。
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什么？是承认，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很多事情还不知道，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4、玻利维亚的教训，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非法走私流入，生米煮成熟饭，导致不得不将其合法化。转基因大豆泛滥导致常规大豆种子绝迹，生态多样性被破坏
Georgina Catacora是生物方面的专家，对转基因问题有发言权。但她自己说作为唯一来自南美的演讲嘉宾，她更希望谈点转基因应用带来的社会问题， Georgina Catacora发言题目是《关于转基因生物的社会---经济考虑：来自玻利维亚的观点》。
Georgina Catacora说，南美国家农田很多被转基因公司控制，玻利维亚种植了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后，现在传统的大豆种子已经全部消失，大豆田全部都被孟山都公司掌控。种植大豆砍伐了大量的森林，生态遭到破坏，现在农田里还出现了抗农达的杂草，这又加大对农达的使用。
Georgina称，现在转基因作物在当地也受到当地居民的反对，但是仍有大量的非法转基因作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他所在的部门就曾接到举报，要求农业部对转基因玉米进行调查。他们会评估转基因玉米对本地玉米基因污染程度，会对这些非法的转基因种子全部没收。他们的检测指出其是转基因玉米，但是却无法查明究竟转了什么基因。
Georgina还说，转基因种子短期内实现减少成本，但长期能并未能实现这点，而且对本国食品主权产生巨大的危害。“在全球化中，我们依赖自己的传统食品，关键的问题依然是要能自给自足。我们并不仅仅关心转基因本身，还在于这些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需要体力、智力方面都优秀的人。我们现在27%的人营养不良，但我们不知道如果食用这些转基因食品，对这部分人有什么影响。”
Georgina强调，如果本地的食品品没有了，这会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同时对食品主权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转基因大豆替代的不仅是一个传统大豆，而是替代一个体系，包括农民传统的耕作方式、就业情况等。社会和自然是互动的，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转基因作物本身。转基因大豆对生态的影响主要是森林、对小农的影响主要是抵押贷款。”
Georgina说：“玻利维亚批准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植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居民对转基因作物已很是抵触，在原住民的抗议下，玻利维亚撤销了转基因土豆的商业化种植。Georgina“现身说法”获得在场中方人员的关注，虽然之前两位演讲的嘉宾也是外国专家，一位美国的，一位挪威的，Georgina被追问的次数最多。
陈一文顾问向Georgina提问：“中国需要继续进口大量大豆，如果可进口转基因大豆，也可进口非转基因大豆，玻利维亚人民愿意出口转基因大豆还是非转大豆？”
Georgina回答：“数年种植转基因大豆已造成我们没有非转传统大豆种子，土地也被污染，现在不可能种植非转基因大豆。如果可能，愿意恢复种植出口欧洲培养的有机大豆！”
提问阶段，我们进一步确认得知，玻利维亚的转基因大豆的合法化，也是因为孟山都公司的走私大豆大量进入，最后生米煮成熟饭，使得玻利维亚政府不得不对其合法化。这和巴西、阿根廷的例子相同。
与此类似，中国的转基因木瓜在合法化之前，早已经出现大规模的转基因木瓜非法种植，这些转基因木瓜是国内科研机构的成果。后来，转基因木瓜大量非法泛滥，其种子与常规木瓜杂交，导致非转基因木瓜的种子完全找不到了。最后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将转基因木瓜合法化。
转基因产品就是如此合法化的。现在的转基因大米、玉米也正在通过这样的渠道合法化，他们的态度是只做不说。
5、转基因水稻专利成迷
29日上午，两位政府官员的演讲，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生物制品处副处长魏春宝的发言---《转基因专利的现状及相关问题》。魏春宝提到目前申请专利的70%是高校，而其后第三网络世界问到，这些专利应属于公共资源，公众分享了多少利益？魏春宝称没有相关的数据。
金微提问：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的专利存在巨大争议，“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的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称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上述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技术。这些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公司。华中农业大学称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受我国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保护。“现在国家专利局、华中农大、绿色和平、第三世界四方都在场，能否对质一番？”
金微的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中国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胡瑞法（这天下午的最后阶段，他做了一个关于转基因水稻、转基因棉花与常规作物经济效益的比较，报告人包括他和另外一个转基因推手黄季焜），他说：“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水稻会侵权”（打一个比方，一个杀人犯杀了人，因为没有找到证据，没有判决他。但是若是以后找到了证据，怎么办？）。
对这个观点，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作阐述。
但是，金微并没有问他，而是问在座的四方，他不代表其中任何一方；第二，他也没有回应报告说的28项国外技术专利他没有回应。
华中农业大学没有直接回应问题。
华中农业大学曾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
但华中农业大学同时又称“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回避人类共创共享的文明成果。”
张启发的同事，华中农业大学林拥军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候曾经说过：“如今任何高科技产品要想完全规避他人专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表示，转基因抗虫水稻中的两个核心专利，是中国自有的专利。但是问题是转基因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专利，两条专利说明不了问题。
此次会议中，积极支持转基因的朱祯也曾经说过，“中国的转基因水稻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些问题涉及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但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办法来解决。即使是国外大公司也不一定拥有某个转基因产品的所有知识产权，通过知识产权的交换、购买、授权等进行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属于很正常的商业活动。”
中国在转基因大豆进口问题上投降了美国！中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美国国债问题、美国两房债券问题上，投降了美国。如此一来，以后如果转基因作物真的大规模商业化了，美国难道不会再向其对待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对转基因作物再收取专利费？中国有什么能力反抗，如果种子、粮食都被外人操控？
6、转基因推手华中农大不承认，转基因作物在中国非法大规模泛滥，种植、流通、销售。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
会场上，金微和很多朋友提到：转基因水稻等作物在中国非法种植、流通、销售的是事情。
华中农业大学代表回应：“转基因水稻没有大面积种植，那些是道听途说的，上次农业部有个人还问我说是不是你们湖北种了很多转基因水稻。我们只是在小范围内试种，而且控制的非常严格。我们的试验执行非常严格的管理，只有批准后才可以种植。”
通报转基因大米污染的不仅是欧洲、绿色和平、中国官方、各家新闻机构。连湖北农业厅都曾通报过，铲除了上万亩的转基因水稻。
华中农大这样的撒谎行为，让人如何再相信转基因的推手们？
7、农业部的态度：你和他对话，他和你沉默；你和他讲理性、讲真相，他说你造谣；你骂他，他不理你，他照干不误；你骂了他一年多，迫于无奈，迫于显然易见的事实，他不得不和你对话；此时你想和他讲事实真相，讲法律惩处，他却和你讲学术理论、政策制定、法律制定，他和你讲空对空，他的理论、法律绝对不联系实际；你和他讲具体的政策，他和你说，我是搞技术的，我不知道；你和他讲科学，要试验报告，他和你说我要请示领导；你和他讲我们希望和你多聊一会，他说我下午还有个会议。
期待了一整天，29日上午，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农艺师刘培磊到场，他的报告是《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他的报告让我想起一段话，这段话充分代表了老百姓的智慧。
你和他将法律，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民意；你和他讲民意，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律。
我套用了老百姓的这句话，总结了农业部的态度变化。不过。没有上面那段话那么有智慧、押韵。
我认为，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农艺师刘培磊是个受害者。后来我发言时候指出了这一点。因为，现在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看着农业部，这一次的转基因国际论坛，影响比较大，农业部不得不派人来参加，但是农业部的负责人却都不愿意来，最后便派出他来。他是一个受害者。
一个搞技术的，却来念政策法规的报告。而且这份报告开篇的落款时间还是2009年。
他的演讲结束后，他准备离开，主持人说“等等，还有问题没有回答”。
后来的提问环节，金微的会议纪要如下：
挪威专家：抗农达大豆有无进行安全性检测和评估？有无进行90天的小白鼠喂养试验？
刘培磊：转基因大豆在进口前已经获得了安全证书，我们作了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检测。同时也作了90天的小白鼠试验。
挪威专家：草甘膦的含量有无检测？
刘培磊：没有进行检测！我们国家对草甘膦的规定是可以使用的。
王长永：现在转基因木瓜大量生产了，但为什么没有标识？
刘培磊：我是作技术的，对于标识的制度管理我不太了解。
王长永：转基因木瓜为何没有列入标识之列？
刘培磊：这个不知道。
程伟雪（环保部国际合作司高级顾问）：像挪威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除了食品安全性、环境安全性，还有公正性、可持续性、对少数族群影响的评价等五方面，中国为何只有两项评价？
刘培磊：安全评价主要是基于技术上的考虑，从科学层面考虑是安全的，科学的评价主要就是环境和食品安全两项。
陈一文顾问追问：刚你提到未对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作检测，请再确认一次，中国农业部批准大宗进口美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进口前，是否对转基因大豆有毒草甘膦残留量进行过检测？
刘培磊：没有进行检测！对转基因大豆的检测主要是验证检测，研发机构向我国提供了安全性的材料，我们进行复核验证。
陈一文：有没有作90天的动物试验？
刘培磊：做了。
陈一文顾问：报告能否向媒体和公众提供？
刘培磊：我只是作技术的，能否提供这样的报告我不知道，需要请示农业部领导。
公众席代表：1，作为被动的消费者，你家有没有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作物不能留种不能发芽，有利于垄断巨头控制种子？2，转基因对土地破坏较大，如果再种其他的转基因3，转基因食品对哺乳动物会绝育，我们是否作相关的试验？
刘培磊：我家吃的油是转基因的，我们也吃转基因木瓜。关于转基因大豆第二年不会发芽，这是一个谣言，我们作过种植试验。
金微提出：如果说转基因作物中不包含有终结者技术，它是可以发芽的。现在转基因种子不是发不发芽的问题，而是转基因作物下一代的性状会褪化，产量等都不及第一代，杂交一代有杂种优势，但第二代会严重分化，转基因的不稳定更甚于杂交，而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也会间接地受控于种子公司。
牧川，我首先说明刘培磊本人是一个受害者。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盯着农业部，农业部的负责人却都不愿意来，最后便派出他来接受质问。我指出昨天已经说过的事实，农业部的1504号公告让27个玉米品种、6个水稻品种、7个大豆品种退出中国市场。记者调查发现4个玉米品种是转基因的。我问他，除此之外，其它品种哪些是转基因的？
中国还有多少转基因的品种？从2000年到2008年，通过国家合法机构审定的玉米品种就达到3150个。常规种子在审批时，并不对其进行转基因检测，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其是否是转基因。
我念出农业部的原话：“由于缺乏经验，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错误地引进国外转基因种子资源，导致培育出来的是实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品种”，结果是“从育种家本身，到育种单位，再到生产、经营企业，都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农业部决定对这些违规企业进行内部处理。可以想见，违规企业的数量之多。
面对这样的局面，农业部如何进行有效监管？
刘培磊回应：我不是受害者，我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这次大会。对于你说这些问题，我只是作技术的，那是种子管理部门的事。我们在监管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转基因的监管工作。
程伟雪：转基因的生物安全存在很多的问题，对于各地干部和老百姓来说都是个新课题。
陈智富（黑居易）：我来自中国转基因水稻种植的重灾区——湖北。首先，我觉得，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和转基因生物立法管理问题是两码事。我们应该先把安全问题讨论清楚，再讨论所谓的立法管理问题，否则转基因生物立法管理就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么管理再严格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没有搞转基因食品推广之前，我们国家的食品质量监管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漏洞与问题。就凭这一的监管效率和行政能力，还能自信搞好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吗？”
“另外，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9年，中国农业部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的合格证书。但是，记者调查发现，湖北等地农民种植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五年多的历史了，当地农民拒绝吃转基因水稻。这就好比，同居了好多年，才领结婚证。请问农业部，你们能确保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吗？”
刘培磊否认湖北等地大规模种植了转基因水稻。如果种植了，那只是农民非法种植的。他说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然后就不说话了。
会场上很多人大声说出转基因非法种植显而易见的事实，转基因的源头没有得到法律惩罚。农业部的负责态度在哪里？
金微提问：你演讲中谈到转基因种植的隔离措施，但是否想到中国农业的具体国情。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有严格规定：转基因作物种植要留有部分的传统作物作为生态避难所，同时必须以500米隔离带同天然作物相隔离！美国有大量天然农业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严防转基因的侵入。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农业种植规模小、人口密集、人均耕地面积小，农民和农作物、饲养动物之间难以拿出“生态避难所”和“500米隔离带”，农业部如何执行转基因农业种植的隔离带和避难所？
主持人说问题太多，可以让刘培磊选择性回答。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
8、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种植的经济效益究竟有多大？报告中显而易见的错误。（看来，转基因推手既不懂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更不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问题）
中国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胡瑞法，他做了一个关于转基因水稻、转基因棉花与常规作物经济效益的比较，报告人包括他和另外一个转基因推手黄季焜。他们认为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的经济效益超过常规棉花、水稻。
会议主席薛达元老师发言不多，这次他对他的这位朋友胡瑞法谈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他们私下里曾经争论过多次。
薛达元老师认为，转基因棉花的总体效应没有那么大，已有效益不能全归功于转基因。毛泽东的八字宪法，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等在其中也有很大作用。
取样本对比时，必须在同一地区取样（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等因素基本相同），既包括转基因棉花，又包括非转基因棉花。不在同一个地区的取样对照，可比较性较差。但是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的样本。
薛达元继续说，他和吴孔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棉花种了十多年，出现非靶标害虫的增加，次要害虫变成了主要害虫。水稻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水稻出现这类问题，产量和经济效应是否会下降？
中国出口的水稻很少，欧洲对我们限制，出口大米不到1%，影响不大。但是，影响加工的米制品，欧洲如果出现0.9%的转基因成份就需要标识。大米制成品，只要含有，就可以检测出转基因。这会影响我们多少效益。我们一年食品贸易是60亿，而我们现在说的转基因效应是50亿。这会影响很多人的工作问题。假如我们出口，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胡瑞法对于大米出口欧洲问题做了回应。他说他做的报告中，出口大米不到1%，这个1%既包括了大米，也包含了大米制品。
不过，在我看来，仅仅对比经济效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转基因水稻还包含了更为重要的社会影响。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大规模种植和食用，不仅外国政府会对中国的相关产业采取限制，这些国家的居民也会对中国另眼相看。贸易摩擦、国际争端将不可避免。国际投资、国际交流、国际会议将受到严重打击。旅游业将受到严重打击。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产业将备受冲击。2009年入境旅游人数1.2648亿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97亿美元，合人民币2500亿。这部分收入恐怕要大打折扣！因此造成的人口失业问题大致会在100万人口。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胡瑞法所做的转基因水稻的50亿的收益。另外，很多老外也许就不愿意来中国开公司了、工作了（他们一定觉得中国是个充满毒素的国家）。另外，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我们能够禁止转基因进入会场，但是如何保证每一个国际交流会、研讨会，外宾吃的都是非转基因食品？比如我们今天的生物安全国际论坛，就无法保证这一条。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未能指出上面这一条。
后来的发言，我仅仅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胡瑞法做的是转基因水稻和常规水稻经济效益对比，但是并没有给出这两者的市场定价是如何来的。转基因水稻还没有商业化。我们知道，现在，5升的大豆油，非转基因豆油每桶卖到80~100多块钱，而转基因豆油每桶40~60块钱，相差近一倍。如果转基因大米和非转基因大米价格相差一倍，那么转基因大米的经济效益反而就低了近一半。
补充：转基因技术本身并不增产，常规大米产量中的一部分会被虫子吃掉，但是理论上虫子不吃转基因大米，因此转基因大米似乎就增产了。按照最好的理论估计，转基因大米只比常规大米增产8%。但是如果次生害虫增加，虫子照样吃，增产就不存在了。
另外，我指出，他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数据都是2009年的，太老了。公众关注转基因问题是从2010年初才开始的，公众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已经大变。
看来，转基因推手既不懂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更不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问题。
9、转基因水稻的毒性？
中国转基因专家持这个观点：“转基因食品减少农药残留量，因此更有利于生态环保和人体健康”。
挪威两位专家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虽然减少农药的残留，但是它是将BT转入植物体内，以表达BT蛋白，等于杀虫剂的成份BT蛋白直接到了食品里。
挪威Thomas BØHN是这样说的：我们有30多个人的研究团队，我这里有些数据提供：转基因作物主要包括抗除草剂和抗虫两个特性。中国说，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这对环境是一个好处。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植物体内部是含有BT本身的，农作物自身中的BT，是人类不得不接触的新的杀虫剂。
关于抗除草剂作物及产量问题，我们的论文主要针对抗农达农药，农达对某些哺乳动物的器官发育是有影响的，对动物早期生长发育有影响。对于不同种类的农达的产品，还需要进行长期持续研究。低浓度的农达对人类的影响如何，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转基因的种类越来越多，一个作物上可以有多种BT毒蛋白转基因，再加上抗除草剂的转基因，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这是一个真实的、潜在的风险。我们需要进行独立的、客观的研究来评估这个风险。生物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和数据，质量比较差。他们试验了几百个老鼠，结果却只采用几只老鼠的样本（潜在含义，对他们不利的样本则不采取）。
另一挪威专家重点讲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他最后提到世界上转基因研究的一个通病：进行独立的、客观的生物安全研究的资金非常困难。2003年，挪威研究委员会的行业组织，用了1.5亿美元投入生物技术研究。但是，在转基因安全评价方面的研究，只有100万美元。这不仅是挪威的趋势，而是全球的趋势。中国英国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到生物安全上去。
挪威科学家的话，充分表明的转基因跨国公司操纵媒体话语、操纵研究机构的行为。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过很多。
10、陈一文报告《大宗进口抗草甘膦大豆对健康的潜在影响》；柴卫东报告：事关民族安全的事情，主导权不能放在西方人手里。转基因支持方说他二人耸人听闻。
陈一文和柴卫东的报告，讲述了一些常识和事实。长期关注转基因的网友们，应该对此已经熟知。
陈一文顾问演讲：《大宗进口抗草甘膦大豆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农业部官员确认了一个事实：进口转基因大豆没有作草甘粼含量标准。
一些最基本的有毒物质的检测都没有作，所有的防范、严格、科学健康，技术支撑，全部都是失败的。史密斯《诡异的种子》里提到，1999年，咨询公司就为孟山都制定了转基因种子100%的技术专利。
波利维亚种了几年转基因大豆后，非转基因种子已经丧失。中国大面积BT棉花，也正在造成这样的情况。
中国的大豆如果改变进口，全世界格局会变化。中国如果要求尽快非转基因大豆，世界大豆种植格局会改变。
但是中国每年持续大宗进口的缺是，劣质、低营养、有毒的转基因大豆，这给中国人民持续安全、健康、生存与繁衍形成了最大的人为灾害！
陈一文顾问发言的最后介绍，世界揭露反对转基因危害第一把旗手杰弗里•斯密斯（Jeffrey Smith）的两本非常著名的书的中文版，即《种子的欺骗》与《转基因赌局》近年5月份在中国出版.
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还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重大的危害，如当地因为喷散草甘膦，导致癌症发病率飙升。
我们看一个问题，必须从源头上看起。如果转基因大豆在源头就造成了大量危害，我们如何相信他在结果处是好的。
《柴卫东：看不懂的转基因》
转基因物种不是为了解释粮食的问题，而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杂交技术比转基因水稻更进步。我国不存在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必要性、迫切性。转基因在中国却成为浩浩荡荡的势力。
农业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养活本国人民，还是让若干企业获得巨利。公司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如何保证公众声音不被压迫。
转基因公司开发了一种避孕玉米，能够杀死人类的精子。一个例子已经无可证明，转基因是药品，而不是食物。避孕有了廉价技术，杀精玉米是给谁吃的。
转基因食品既然是药物，为何没有按药物的准入程序对转基因监管。如何避免转基因公司将杀死人类精子的基因，或未知基因转入我们的食品中。
为什么不把转基因作为药物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是推广转基因必须必要的成本。如果政府不想付出必要的成本，就不要推广。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5000万吨。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含量高。草甘膦比孟山都公司当年生产的橙剂更厉害，越南战争中美军大规模喷洒橙剂，不仅是越南人民带来巨大伤害，当年执行喷散橙剂的士兵，也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如果十几年后才有危害，这个责任谁承担。
转基因公司----造福人类的天使为何要造灭绝人性的种子？
具有如此犯罪意图的公司真的会造福人类吗？
物种灭绝不是梦。
转基因跨国公司建立了末日种子库。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种子库？他们要对应转基因大规模推广有可能导致的物种灭绝！
科学的声音惨败于资本的强权。
一边倒的信息传播，只要利于转基因推广的声音强势放大。而世界上早有828名科学家的公开信反对向环境释放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物种是否会携带微生物病原体。孟山都抗草膦大豆聚集大量的不知名的病原体。这一点证实，再推广任凭转基因物种前都应该进行病原体检测。涉及到这类的资源。
孟加拉砷中毒事件教训：1，事关民族安全问题上，主动权不能放在西方人手里；2，事关人口健康安全的重大事项的改变，必须小范围试验，不要贸然大规模推广。推广转基因没有必要性、没有紧迫性（孟加拉政府听信了国际组织的话，导致了千万人口砷中毒）
转基因的好处没有得到证明，但是对公司的好处用不着证明。
转基因的风险巨大，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全面揭露。
当前条件下，推广转基因我不理解。
作物亚洲协会总监Siang Hee Tan指出，他们二人的报告耸人听闻。
他说：我们昨天刚开始时，是讲以科学为基础的评价。今天下午的演讲，就是非常吓人的做法。过去几个发言人，说的有些吓人。
他说：我们要谈转基因的未来，谈科学，要看科学事实。很多人听到要保护生态多样性，就被吓到了，就认为转基因不好。
关于对公众进行转基因知识普及工作，他希望继续开展对公众的转基因知识普及工作。但是，他认为中国三千五百万农民，不大可能全都懂得转基因。因此他培训农民时候重点都是施用农药，不谈转基因。中国农民不知道转基因。澳大利亚农民一个人管理一两百亩农田，他们上过农校，能够掌握这项技术，但是中国农民不具备这样的基础。他认为要教育中国农民，正确科学地使用这项技术，主要是使用化学农药的技术。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无法区分什么是杂交品牌，什么是开放花粉的品种，不懂得最基本科学原理，那是不能深入地进行科学讨论。潜在含义就是，我们这些公众不懂科学。
在这位总监眼中，转基因技术毫无问题，因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他从来也不讨论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
在此之前，好多转基因专家的报告已经驳斥了他的看法。玻利维亚、挪威等国家的专家，都指出必须重视公众的意见。国内的一些专家也是这样的态度。
11、会议很成功，公众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权，但是在会场外，先玉335玉米却还在大规模推广种植（先玉335是全国第二大玉米种植品种，2010年春播种植2400万亩，不含秋播面积），我们怎么办？
这次会议很成功。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是却充分展示了双方的观点。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大规模的非法种植怎么办？如何促使政府禁止这种行为？
会场上一些专家和内部人士也指出，转基因科学家根本不屑于和公众讨论转基因问题，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一为专家认为，生物安全教育，就是教育我们的领导，不要乱说话，不要说出“进口转基因大豆就是进口土地”之类的说法。他们也认为必须信息公开化，必须让公众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社会事务中来。科学界、政策界、公众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叫停这些非法的转基因！我们在会场上、会场下反复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会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会场外所有公众的努力！
农业部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其它国家部门要求对转基因的联合审批和监管权利，农业部一直是爱理不理。公众们要求和农业部对话，农业部也是爱理不理。
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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