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忠告——癫狂的中国请尽快服用镇静剂！
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病人，他的反常反应让我很多年都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本来，他的身体一直都很虚弱，属于那种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但是，那次在医院，他却无比强悍，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根本无法奈何于他，他癫狂的症状甚至连医生都感到吃惊，不得不强行打镇静剂以稳定情绪，到底是什么刺激了他没有找到根源，用中国迷信的说法来讲，可能是中了某种魔道，以后，这个病人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强悍过。
十多年过去了，我猛然联想到我今天生活的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感觉与当时看到的那个病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政府癫狂、企业癫狂、富人癫狂、穷人癫狂，城市癫狂、农村癫狂，整个中国，你看不到一个角落带有一点理智和冷静，找不到一个领域还保留着基本的道德基础，看不到一个群体还能心平气和地沿着规则的线路行走，全国人民都在竞赛，不是竞赛建立在人类基本特质上的智力，而是竞赛抛弃道德良心的狠心和鲁莽，任何机构、任何主体、任何个人，如果你不拥有抛弃准则的狠心，你就一定在竞赛中败下阵来，这种癫狂的症状正在表现得愈来愈可怕。
从中国的整体性癫狂来看，要很准确的找到最原始的病因并不容易，也很难取得共识，把责任全推给政府只怕会引起一些误会，如果推给某一个人恐怕更会引起派别冲突（我无意于左右冲突的再次膨胀），新中国成立以后，狂热也曾多次出现过，大跃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实例，但是，这个过程很短，并不曾让国民癫狂至病。从1949年到1978年，基本上能保持狂热而不癫狂，快速而不混乱，曲折而有反思。1978年以后，仍然还是保持一个“快”字当头，但以后的快就显得有些缺乏准则，随着国家主体和个人盲目对钱的渴求，中国其实不是在摸索中前进，而是在大胆的、突破一切条条框框地疯狂搞钱，完全违背了 邓小平 先生倡导的“摸”字策内涵，现在的中国人除了只对“摸”钱感兴趣，对真理的摸索恐怕已经是索然无味了。
为了让老百姓看到一个天天向上的美好未来，执政者不停地制造5%、6%、7%、8%、9%、10%、11%甚至是12%的经济高增长率，展示给世界的数据图表着实相当的漂亮，在世界的排位也是节节攀高。1000元/平、2000元/平、5000元/平、10000元/平、20000元/平、50000元/平的房价指标同样让世界震撼，所有城市的“火柴盒”建筑烽涌而起。20亿亩耕地、19亿亩耕地、18亿亩耕地、17亿亩耕地的另类指示也在展示中国的另类疯狂，三十年减少三亿亩耕地的现实并没有触醒十三亿多人的紧张神经，相反却刺激了他们继续疯狂圈地的热情。不知道这些不同关系的数据之间到底有何种直接联系，相关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冷静的集体思考，我相信上述数据的方向仍然不会发生逆转，癫狂仍将继续。
抛开宏观的一些数据不讲，微观地分析社会各个阶层，同样看不到有可以让人乐观的地方。
我想先从最底层的农民说起，这也许会得罪不少人，甚至会挨骂，因为农民是弱势的阶层，谁批评他们很可能会落得个不好的下场，但回避这个群体不符合我的惯常思维。农民作为一个底层群体，按中国最最传统的思维，给予他们同情和帮助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道义，然而，我并不愿意永远只歌颂他们的“纯朴”特性上，有很多农民绝不是简单的纯朴实在，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太容易，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不同的阶层进行类比，因为农民自己深知处于社会最底层，当他们面对其它所有社会阶层的时候，往往展示的都是其纯朴、善良、诚实和勤劳勇敢的优秀一面，而当你完全融入到农民这个群体之中以后，你会发现，农民身上的劣根性并不比任何群体少，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爆炸西瓜”、“瘦肉精”、“激素菜”、“苏丹红鸡蛋”等等事件，看起来是商家的问题，但并非农民真的可以脱开干系，为了赚钱，农民也会同商家一样费尽心机地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他们并非不知道事情的危害性，我并不想把农民看成纯粹的无辜者，当你深入到农村以后，便会知道善良和诚实并不是为某一群体单独准备的。至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只能留待政府去思考，农民的变质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教育和科技的“春天时代”，最令人失望的毫无疑问是知识界和科技界。我无意把精力放在他们的成就如何不尽如人意，因为中国新知识和新产业的严重对外依赖现实已经说明一了切，中国的表面繁荣中并没有多少他们的智慧痕迹，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是在享受开放市场前提下的文明互通。知识界和科技界最堕落的情况是抛弃了道德底线，这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的现象，文化人最重要的特征是比其它群体保留有更明显的道德底线，然而，中国的文化人彻底模糊了这条底线，哪怕是伪装的成分都不多了，赤裸裸地加入到假、恶、丑的社会大循环中。如果单纯只有自然科学原创力上的停滞不前倒并不重要，最坏的方面是文化人正是社会整体癫狂的助推者，他们的智慧本应当成治病良药，而不该是毒品和摇头丸。文化人为政治服务本没有大的过错，错就错在他们心中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只是想彻底地扮演政治游戏的角色，这样的文化人本质上讲都可以认为是反动的、反国民性的。有一个怪异的现象，冷静的文化人往往会成为世人眼中的“病人”和不合时宜者，癫狂者不会轻易接受“病人”的治疗。
资本家应当说是近几十年来最为癫狂的一个群体，当今社会所有的毒瘤都有资本家的毒手，“三鹿”的死丝毫也没有触动任何商家的灵魂，“双汇”的犯法竟然还带来高呼“万岁”的效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资本家能够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犯法只须用“整顿”来解决，而不是用坐牢和破产来承担代价，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在保护人民健康环境的位置上隐退时，资本也就成了制造社会混乱的罪恶之源，资本可以将无数正常人折磨成病人，最后直至其癫狂。我无意于把罪责全部推到私人资本的头上，公有资本也并非完全清白，只是程度和方式上的区别而已，因为两者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疾病相互传染，很难找到正义的代表者。
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比较难以展开的敏感群体，因为这关系到癫狂症的因果关系，不能轻易刺激他们，权力之手可以遍布每一个角落，强制拆迁的暴力方式决不只是用于拆迁领域，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延伸到言论领域，不过，我不得不承率地承认，这样的大群体中也有相当多的弱势群体，比如说大连的交警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地产商父子当街打死，权力形象在这里似乎弱化了，其实不然，这恰恰说明，中国的整体癫狂已经是无序的，已经没有绝对的强势和弱势，在某种因素刺激的情况下，癫狂症患者随时随地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爆发，弱女子可以刺死贪官，弱书生可以当街杀人。当这些癫狂的实事发生以后，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病症的严重性，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柔性改革解决所谓发展中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已经看不到谁比谁更为癫狂，“只有病人没有医生”的社会特征非常明显。
一个癫狂的病人，要么任其发狂直至耗尽最后一丝能量，要么及时服用镇静剂以促其平静，当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强调健康重要的时刻，却又整体性如此癫狂，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再也无法找到更能突显现时中国人性格的现象了，如果我的说法违背了民族性格的实事，请求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给予原谅！
——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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