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基因为谁而“转”

蒋高明

       

         2009年12月16日，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笔者的心情和天气状况有几分相似。在香山脚下的办公室里，我向《世界博览》记者讲述了这个冬天发生的重大事件——农业部为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预示着转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为时不远，此事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担忧。我对此事的第一感觉就是：“转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对于食用者和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弊大于利！”

 

        这次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科学界内部，只有笔者和环保部生物安全首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对该证书的获批、商业化种植前景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此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媒体一片沸腾。
   
        面对大众和媒体的质疑，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为代表的国内科学界，撰文对此事进行了辩驳和澄清。另外，人民网还邀请了三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转基因水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毒理学评价方面，转基因水稻的大鼠试验结果表明，对试验动物未见不良影响。”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动物实验数据，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对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也没有任何危害！”
   
        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也指出，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尽管迄今还没有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食物实验，但是方舟子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了“确凿的科学结论”：转基因食品可放心食用。
    
         人类自从起源以来，利用所有的科学知识积累，动用全球的财富，集中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尚不能创造小小苍蝇这样一个物种。转基因技术企图干预生物进化的轨迹，他们不能创造物种，但可以按科学家的意愿再“创造”和“改造”生物。但是，这样的粗暴干涉和改造注定要付出生态环境和健康的代价。
   
        由于基因决定蛋白质合成，水稻基因组转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这个水稻就会编码合成特定的蛋白质。害虫吃了这种含毒蛋白水稻的叶子，就可被毒害致死。这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基本原理。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之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而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专利局竟然批准了转基因植物专利，从此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竞争。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怎么能发现了其中一个基因片段就宣布物种归己所有呢？只有西方的逻辑，才造就了转基因生物这样的“怪胎”。1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从此开始。
   
        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生物产品商业化应用的前景下应运而生。时至21世纪，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作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主角。生物公司商业化研发并生产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又为公司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动力机制。

 

        然而，就在商业化生产的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引发了一系列科技伦理方面的争议。抛开人类能否干预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说，单是发生在1998年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就让全球民众恐慌了一把——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某种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养大鼠，会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
   
        该事件是第一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们对转基因的抵制从英国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查尔斯王储曾这样说：“人类企图插足某个神圣的领域，然而我不打算让朋友和家人食用转基因食品。”
   
        查尔斯王子的言论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欧洲民众的响应。此后，关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实验的呼声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鉴于此，欧洲的转基因技术一般仅限于实验室，在商业化种植方面则较为保守。而在生物技术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都较为积极。
   
        然而，笔者在文章引用上述例子时，遭到了反对者的无情讽刺，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反驳笔者的例证。博文《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有这样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劝退普斯陶伊，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
   
        多谢《世界博览》记者侯福龙的文章，他在文章《基因为谁而“转”？》一文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给笔者恢复了声誉。“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 “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争论会持续下去。珍古道尔在无意间揭示了科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侯福龙在文中写道。
   
        1962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义——有共同的探索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学理论的一群科学家，就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话，科学共同体相当于党派，科学革命则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个的过程，库恩将其称为“科学的革命”。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持不同观点。如果他俩能见上面，一定会吵得面红耳赤。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研究某领域的科学家，绝对不说该领域的坏处，只有说他好，才会拿到基金，拿到课题。而个别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即使站出来，指责自己领域的问题，也会迅速地被边缘化，被这个领域所抛弃，所以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反思本领域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悖论。”
   
        这就解释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验引起的恐慌使转基因公司损失惨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丧失大量资助。从普斯陶伊的遭遇可以看出，在“科学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就是剔除异己的过程。
       
        转基因鼻祖英国向来都遵守“潜在风险原则”。比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在当下表现不出来，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现出来，这就叫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在转基因种植不能排除潜在风险的情况下，科学家和政府一般持谨慎的态度。对于相关科技政策的决定，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一种“共识会议”的形式，对科学进行大众科普，科学家将科学知识、正面和反面的科学后果讲述给参与的公众。公众是科学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众有权利知道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公众也有权利参与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过程。

   

        国际转基因安全管理条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明确指出，转基因生物的决策过程，公众有绝对的参与和决策权。2000年，中国在该“议定书”上郑重签名；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议定书”。然而，中国公众在重大的科学事件中，尤其类似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这样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是不明朗的。

 

        除却安全性，转基因食品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大有前车之鉴。1999年“帝王蝶事件”、2001年“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等所有这样的例子，转基因科学家并没有向公众介绍，而是有意夸大其“利”，掩饰其“害”。包括阿根廷在转基因巨头鼓吹下放弃国家粮食主权等例子，转基因科学家也没有告诉公众。

   

        转基因科学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们，不为大众“科普”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而是以科学家十足的傲气，预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及对人体无任何损害。他们的这种“科学”态度，本身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