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其利在“商”

 

        下面的文字，笔者于2009年12月11日发表于《南方农村报》，文章发表时编辑删节了部分文字。这是笔者在国内较早质疑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安全证书的文章，该篇文章引起了一位网友的不友好回应，其声音充满了傲慢、谩骂和污蔑。从语言来看，这个网友来自转基因阵营，他们的“偷摸”行为让笔者揭露出来，有些恼羞成怒的味道，火气想来十分大。笔者的原文如下：

   

        最近，农业部批准了首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标志着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转基因技术向大宗粮食进军，中国人已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背后，也存在着让人担惊受怕的各种隐患。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消息是由路透社在11月27日发布的，国内仅有少数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对这个关乎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重大事件，主流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一做法的可靠性产生疑虑。我们的问题如下：
   
       第一，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信息为什么不透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意味着作物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主管部门认可。就水稻而言，转基因合法化，对于以水稻为主粮的中国普通公众而言，无疑是一个重磅消息，但农业主管部门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此消息，其态度令人玩味。为什么不公布转基因生物安全专家名单？可能主管部门会因有人“妖魔化”转基因，怕引起恐慌，才不便明说。但是，躲避是好办法吗？在转基因问题上，必须让公众有知情权的权利，有选择的权利。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城市中的消费者应当知道这项技术的来龙去脉。要明确告诉公众欧洲人不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前因后果。
   
        第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障。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之前最难突破的关口，欧美国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促成安全证书下达似不稳妥。该技术的核心出发点是饿死或毒死害虫，但生存是生物最基本的本能，不让虫子活命，它必将危害别的庄稼。另外，昆虫都无法下口的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不能拿人做实验，只有拿实验动物如小白鼠做试验,但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其实，据国外科学家的报告称，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后，内脏免疫系统受到损害；以转基因食品喂养的老鼠出现器官变异和血液成分改变现象。如果有谁能够担保转基因食品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请专家客观面对公众的疑问，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关于转基因作物减少农药用量的结论为时尚早。有专家称，南方稻作区鳞翅目害虫为害越来越严重，Bt抗虫转基因水稻推广后，将会减少用药量。这样的判断多少有些想当然而已。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刚推广的头几年，对其赞扬声不绝于耳。但今年来自江苏“棉花之乡”的消息，让转基因神话几近破灭。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等刺吸式次生害虫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然而，遗憾的是，即使在转基因抗虫棉失败的例子面前，还是没有人站出来勇于承认，继续在其它作物上搞他们的所谓高科技实验。
   
        第四，转基因作物真的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阿根廷的例子就明白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抗农达)商业化种植，该国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遗憾的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不但没有像他们鼓吹的那样降低下来，反而上升了。到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到2004年，面积扩大到1400万公顷以上。大型收割机械还在大量砍伐森林，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

多的土地。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粮食主权拱手交给了转基因巨头。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不会出现阿根廷大豆那样的惨剧，因为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果真如此吗？绿色和平组织披露的消息称，中国正在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中科院的CpTI转基因水稻至少5-7项国外专利。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要知道，我国有近一半的国民以大米为主食。
   
        那么，既然转基因作物存在那么多不确定因素，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疲呢？答案就藏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中的“商”字里头。在转基因作物无形利益链中，科学家、种子公司、专利持有人、转基因专用农药和肥料公司等，早就将目光盯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后的巨大利润上了。仅就转基因研发而言，2008年中国政府就启动了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科技重大专项，这是一个与大飞机研制并列的重大项目，研究资金高达200多亿元。有些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控制了上亿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随便与转基因沾边的研究人员也有几百万的经费可以支配。
    
        目前，全国学生物的必然转基因，诺大一个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竟然没有生态学的教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转基因能够解决粮食安全”，这样的声音一路传到总理那里。至此，国内反对甚至质疑转基因的声音愈来愈弱。这样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为了增加粮食储备，国家加大了研发力度。但国家的大量投入，除了使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企业得到好处外，并不能使粮食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农民这一主体受益。从长远看，只有用生态平衡的办法减少害虫、增加产量才是可持续的；只有通过政府市场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真正带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文章发表后，网上很快就流传出了下面的文章：《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文章不是署的真名，原始的出处也无从查起。为了保证文章内容的全面性和真实性，特转录如下：

 

        最近，农业部颁发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生物安全证书。这本来是农业部依据相关法规程序进行的行政审批，不少人却搞得神经紧张，个别非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也公开表示质疑。笔者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博士写的一些质疑转基因作物的文章。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转基因植物研究的专业人员，笔者感到蒋博士的质疑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根本不值一驳。但由于蒋博士的“宏论”居然被多家媒体刊用，这对不知情的公众来讲，难免会有误导。因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针对蒋博士的所谓“四点质疑”和蒋博士讲讲道理，澄清一些事实。笔者针对的文章是蒋高明发表在南方农村报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其利“商”》。

 

        质疑1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信息为什么不透明？

 

        首先必须澄清一个事实，即转基因作物获得了安全证书并不代表商品化。以水稻为例，拿到安全证书仅仅代表安全性获得了通过，如果要商业化种植必须要需要获得品种审定、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证等。比较乐观的估计，转基因水稻应该还需要3-5年才有可能实现商品化。因此，并不是这个安全证书一颁发，转基因水稻马上就可以种，可以吃了，这中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很显然，从蒋博士的第一个质疑来看，蒋博士对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的法律法规其实并不了解，对于颁发安全证书和商业化是混为一谈的。

 

        其次，我不明白蒋博士所谓信息不透明是什么意思。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发放的名单光明正大放在农业部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上，是任何人都可以找得到的，不存在透不透明的问题。在这之前中国有多种转基因作物商品化，比如转基因番茄、甜椒、木瓜、矮牵牛和欧洲黑杨等，也没见蒋博士出来质疑“不透明”，唯独发放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证书，他要出来质疑“不透明”。当然，可能是农业部没有事先向蒋博士“禀报”，或者征求蒋博士的意见，这让蒋博士感到“信息不透明”。

 

        其实，转基因作物从申请、立项、研究、试验、申报安全证书、安全评估等所有环节都是公开的，很多人说不知情，只是因为自己平常没在意，或者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行业和领域里进行的，毕竟科研工作不像超级女声，需要大肆宣扬，发动公众人人参与。蒋博士自己并不从事转基因研究，所以，人家农业部没聘请蒋博士来参与有关工作，没把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估的一切事宜“禀报”蒋博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就像蒋博士也没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向公众告知，道理是一样的。

 

        质疑2：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没有得到根本保障。

 

        一谈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总有人危言耸听，翻来覆去拿几个已有定论的“事件”来说事。比如蒋博士举的“Pusztai事件”的例子，其实早已是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事件真相是这样的：英国Rowett研究所有位Pusztai博士1998年秋天在英国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大鼠食用了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后，“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到了破坏”。

 

        英国皇家学会对此十分重视，组织了专门的同行评议，并于1999年5月公布报告，指出Pusztai的试验有6方面的错误：①不能确定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马铃薯的化学成分有差异；②对食用转基因土豆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③供试验用的动物数量少，饲喂了几种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很少统计学意义；④试验设计差，未作双盲测定；⑤统计方法不当；⑥试验结果无一致性。换句话说，由于Pusztai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Rowett研究所宣布劝退Pusztai，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

 

        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

 

        其实，我们国家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就拿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Bt水稻来说，就笔者所知，其食用安全评价中有一项就是Bt蛋白的“急毒试验”。什么叫“急毒试验”呢？就是直接拿Bt纯蛋白给小白鼠灌胃，剂量是每公斤小白鼠灌5克Bt纯蛋白，结果表明小鼠无中毒表现。每公斤小白鼠灌5克Bt纯蛋白是什么概念？目前获得安全证书的Bt水稻的胚乳（就是我们吃的大米），其中的Bt毒蛋白含量大约是每克大米含0.000002.5克。一个成人体重按60公斤计算，如果要达到小鼠“急毒试验”剂量，需要一次吃进去120吨大米。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一次吃下能120吨转基因大米，也不会有中毒反应。当然食用安全的检测远远不止这一项。

 

        我们讨论问题，特别是讨论科学问题，一定要讲道理。但我发现蒋博士似乎很不屑讲道理。他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不能拿人来做实验，只有拿实验动物如小白鼠做试验，但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这就是典型的不讲道理。不能拿人做实验，只有拿小白鼠做实验；但老鼠吃了没事，不等于人吃了没事，我想请教蒋博士：照这个逻辑，怎样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对人体无害或有害呢？您能证明吗？

 

        质疑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性的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说法：抗虫水稻“虫都不吃，人还能吃?”蒋博士也深以为然，他说：“昆虫都无法下口的水稻，对人体就没害处？”一个小学生这样说我还能理解，一个研究员也这样说，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了。转基因抗虫水稻抗的是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不是要抗大米的蛀虫。虫吃的是水稻的叶和茎，人吃的是水稻的胚乳。在水稻的生长期，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吃水稻的叶和茎，造成水稻减产甚至绝收，过去只能靠大量施用农药来杀除，科学家转入抗虫基因后，水稻的叶和茎里有了抗虫基因，这些害虫就不能再吃了，但人吃的水稻胚乳里却几乎没有这种抗虫基因的表达。此外，蒋博士可能有所不知，转基因水稻中的Bt蛋白是一种高度专一的杀虫蛋白，它能够与鳞翅目害虫肠道上皮细胞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引起害虫肠麻痹，造成害虫死亡。人类肠道上皮细胞没有这种特异性受体，因此杀虫蛋白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再说，食品的安全性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比如笔者本人对乳糖过敏，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牛奶对我来说就是不安全的。中国人对乳糖过敏的很多，但是没有谁会把牛奶归为不安全食物。再比如海鲜，很多人都不能吃，一吃就过敏，但是也没谁认为海鲜不安全。在美国有150万人对花生过敏，每年有100多人因为花生过敏而死亡，但是也没有谁提出要禁止生产花生。

　　

        我们日常吃的食物中，暂且不提什么三聚氰胺、二恶英、苏丹红、瘦肉精、农药残留、禽流感、疯牛病什么的，不安全甚至有毒的比比皆是，比如说泡菜、腌菜、烧烤、熏制食品、油炸食品、隔夜食品、加了保鲜剂和防腐剂的食品等等，实验证明是有害的食物，但大家照吃不误，为什么科学实验已经证明是安全的转基因大米却要引起蒋博士如何强烈的“过敏反应”呢？究竟是因为无知，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得而知。

 

         然而，遗憾的是，上面的文章不仅没有使“蒋高明的质疑休矣”，而是掀起了更大的质疑浪潮，从而酿成全国范围内的大争议。转基因成为2010年“两会”期间，超过任何话题的热门话题，就转基因话题焦点议题提案、相关报道就有：

 

        1) 致公党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认知》的提案；

 

        2) 五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两份提案停止转基因水稻；

 

        3) 全国人大代表钱海鑫：加强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监管力度；

 

        4)全国政协委员李玉玲: 贸然将转基因大米商业化将带来严重后果;

       

        5) 全国政协委员王执礼: 转基因食品管理宁保守勿激进;

 

        6) 汪苹、张济顺4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疾呼应暂缓转基因水稻商品化;

 

        7) 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招募志愿者开展转基因食品临床试验;

 

        8) 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 粮食生产应用转基因技术存重大风险；

 

        9) 全国人大常委方新：对转基因食品问题要正面引导，让公众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10) 全国人大常委庄先：隐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11)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呼吁重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12)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赵进东：转基因技术大量使用，迫切需要对转基因农产品特别是转基因粮食作物加强管理;

 

        13) 全国人大代表岳国君认为加快制定基因法保障我国基因安全;

 

        14) 全国政协委员姚克建议转基因作物慎行产业化;

 

        15)全国人大常委会蔡昉：将转基因技术调研纳入今年人大调研范畴;

 

        16)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贸然推动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是没有道理的;

 

        17)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蔡素玉：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应慎之又慎。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北京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Geoff Watts采访，并就部分重大科学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转基因产品、干细胞研究和可再生能源问题时，路甬祥说，鉴于目前尚不知道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何种影响，也不知道转基因产品对人体健康是否会产生跨代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转基因产品问题，我们的态度是积极支持有关的研究工作，审慎支持大田推广应用，消费者在选用转基因产品时一定要有知情权。

 

        关于这次转基因主流的争议，最终的结局恐怕要经过几十年才会有结果，当然也许随着“转基因”概念的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将很快会有答案。占据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对转基因的理性态度将决定这一高新科学技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