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福特基金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0-28/5742.html
民声网（www.mshw.org）资料
文章1：索罗斯资助高尚全
文章2：美国福特基金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文章3：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
文章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文章5：国安部：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文章6：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
文章7：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章1：索罗斯资助高尚全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
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
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文章2：福特基金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英国）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中披露，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以及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 但由于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是，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如果福特基金会有这样的背景，显然“颜色革命”的主体确实成立。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茅于轼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其他人物举例：
王岐山：我曾经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
http://wenku.baidu.com/view/44f8655c3b3567ec102d8ab6.html
王岐山：“盖特纳财长 1981 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学习，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盖特纳的关系，在网上他们说我们俩应该是一种我是他叔叔的关系。 因为他的父亲老彼得是原来福特 基金会驻华首代。在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我曾经跟他父亲去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做研究 项目，所以工作上有联系。按照中国人讲，这工作上发生联系了，孩子就得叫对方叔叔，或 者叫伯伯。”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周其仁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
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作 者】肖梦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
“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文章3：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8598.shtml
俞飞龙 2008-7-8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因卖国有功，被升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副院长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
http://sspress.cass.cn/news/19403.htm
：夏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9 14:04: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5 期社科院专刊头版文章之一。
本报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在我院贵宾厅会见到访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约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扩展科研领域、双方学者互访等事宜，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
李扬首先对约翰·柯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双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的学术合作获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访问对双方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扬说，今年“两会”期间，我国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问题成为讨论焦点。这些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国外现行相关制度如何运行，有助于推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学者应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汇率、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等问题上的交流与研究，有助于双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在很多领域，中美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将全面推进研究方式与组织方式改革，深化与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合作，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甚至任职。将来双方的合作领域更广泛、合作方式更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给予全面支持。
约翰·柯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此外，约翰·柯本还介绍了福特基金会近年来的科研调整、人事变动以及基金会资助项目调整结果等相关情况。希望在现有合作基础之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继续深入开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局长助理周云帆等陪同会见。福特基金会方面随行的有副会长兼财务总监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夏萌）
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40535019.html
本报讯3月22日，陈佳贵副院长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先生。
陈佳贵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个社科研究单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要求我院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双方今后能继续保持并拓展合作关系和合作领域。
贝瑞·哥博曼对中国社科院多年来对福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福特基金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双方还就我国“三农”问题、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等参加了会见。（国美）
陈佳贵主导中国社科院增选学部委员，马列专家难入选，李泽厚可能成“院士”
史元
有着“亚洲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0年下半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搞着一个“大动作”——增选学部委员。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地，这次增选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
第一，最后的时限和耐人寻味的低调——增选背后的矛盾。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同时，亦规定学部委员的增选每2至4年进行一次。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增选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说2010年应完成增选，但据社科院网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开始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至今仅公布了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增选的学部委员正式名单仍要等待时日。看来，比如增选程序上民主与行政的矛盾，学部委员标准的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待遇上名誉与利益的矛盾，背后埋伏着各种矛盾是增选逾期的主要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阵地并不那么坚强——民主选举让马列专家难入选。
2006年首批学术委员不仅有冷溶、江蓝生、陈佳贵等院领导，有程恩富等多位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杨天石等争议人物，此外，包括诸多研究所的所长也都位列其中，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言，那是一次行政主导的评选，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据说，此次学部委员增选采取了多轮投票的“民主”推选方式，而目前社科院网站所公布的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此14名正式候选人中有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有法学所所长李林，人口所所长蔡昉，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身兼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的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科研局局长李汉林，历史所著名家古文专家宋震豪等等。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前获选呼声很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如著名国史专家当代中国所所长朱佳木，成功预测美国金融危机、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何秉孟，批判“普世价值”的箭头人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等则无一入选。这些“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资深专家学者不能入选，足以说明，尽管陈奎元一再强调社科院坚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定位，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经得起社科院“民主选举”的考验，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并不是那么坚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李泽厚可能成为“院士”——学术压倒政治？
此次社科院院士增选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据说思想大师李泽厚极有可能被增选为荣誉学部委员，从而成为社会科学界的“院士”。李泽厚是“告别革命”的提倡者，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其学术知名度有目共睹，但其政治观点也众所周知。在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公布时，李泽厚未能入选，曾被媒体广为关注，当时有一种解释，说是院长陈奎元因政治原因否决了李泽厚。时隔4年，李大师欲被卷土重来，学术难道终于压倒了政治？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镇，学部委员增选中的几个变点，表面看不起眼，实则似乎有着很重的玄机。
附
假如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
旁观者
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选出来的肯定是土匪。在美国开国精英奴隶主群体中搞选举，自然选出来的是奴隶主华盛顿。在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系内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汉奸。在自由主义者扎堆的社科院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自由主义大师李泽厚了。
真要搞民主选举，不如搞全国性的，问问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是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拥护告别革命的李泽厚。问问全国人民，是否同意李泽厚当“院士”。
社科院此次增补学部委员，右翼把持增选程序，把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搞掉了。
正式候选人名单见下。http://www.cass.net.cn/file/20110119288428.html
中国社科院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11-1-13 本报讯 日前，中国社科院召开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会议。会议按照院务会议的部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规定和院工作计划安排，决定于2010年11月起，正式启动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全立介绍，2006年8月学部成立，这是中国社科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社科院改革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学部自成立以来，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本着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的职能定位，积极努力、扎实、有效地推进了各项工作，学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形象、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开展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是加强学部建设、全面推进学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中国社科院科研实力、提高中国社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科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集中体现。院学部主席团代主席陈佳贵主持会议，院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郝时远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若干问题和实施细则进行了说明。会议当天，学部主席团还举行了全体学部委员大会，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据悉，此次增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科院组建学部以来的首次，也是开创和规范学部工作的重要任务。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山中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陈佳贵传奇 来源：广安日报 时间：2006.6.6
广安日报记者 陈卫平 编者按 《广安人在北京》采访组历时半个月，先后采访了大批在京广安籍乡友。本报从今天起，将于每周二、五在一版陆续推出其中优秀代表的系列报道，介绍他们勤奋学习、奋力拼搏取得的突出成就，弘扬他们乐于吃苦、敢于争先的创业精神，以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敬请读者关注本栏目报道。并请向市委宣传部及本报提供其他在京广安籍乡友的相关线索，以便扩大联系面，适时安排新一轮采访宣传。
火红5月,激情无限。 在北京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我们有幸见到了该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怀，儒雅型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从他讲述自己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中，来慢慢解读这位华蓥山之子的传奇人生。
苦难中成长
“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这是陈佳贵对自己及所带博士研究生们常用的名言，也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历史写照。 1944年10月，陈佳贵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伏龙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割草、放牛、放羊与上学伴他度过少年时代，日子虽苦，学业却未荒疏。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华蓥初级中学。陈佳贵高兴不已，而他的父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学校离家30多公里路，他们担心小佳贵身体吃不消不说，而每月必须交纳的3元钱伙食费更把一家难住了。求亲告友，东凑西借还不够，父亲一咬牙，将准备盖新房子的木料扛到市场上去卖了，总算勉强凑够了这笔费用。这样的窘况留给小佳贵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上初中后，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他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去山里挑煤挣钱。他人小个头矮，一次最多只能挑三、四十公斤。每从煤矿挑一担煤到学校所在的华蓥街上，他能挣到的也就2角多钱。暑假期间，为了筹集下学期的费用，他又到渠江边的罗渡煤站挑煤转运到船上外运。每次挑50公斤的，来回走2公里路，上坡下坡，磕磕碰碰，一次只能挣到3分钱，一天苦力下来能挣5角钱就算很不错了。挑完回家，他的肩膀红肿得像生了毒疮一样，火烧火燎般地疼痛，脚也常常被草鞋磨起了大血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到县城上高中后，由于两个姐夫相继参加工作，有时给些资助，但他仍为交不起每个月的伙食费而发愁，想尽多种办法才维持下去。 生活的困难与艰辛，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而且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斗志。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初中毕业时被学校授予优秀学生称号，考入县上重点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山乡第一代大学生。金凤凰，由此从大山飞向了远方。 1964年，陈佳贵迈出家门，走向北京城，开始人生新的驿站。第一次远行，路费，是家里东挪西借的；被子、被面是大姐家的旧床单做的。 不料，上大学时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领导和不少老师都受到冲击和摧残，连他这个青年学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开始不久，有个造反派就把他在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成了黑材料，列举了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十几大“罪状”，在一次揪斗“走资派”、“黑帮”的大会上抛了出来。他被打成“反动学生”、“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十六条”出来后，又被视为“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人物，入了“另册”。远隔千里的父亲，也因解放前为地主当过长工、看过院子而被诬为“管家”批斗，这对他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就在他身边，有的同学不堪运动重压，精神失常；有的老师不甘心受侮辱、受摧残，自杀身亡。 面对这一切，血脉中流淌着川北汉子特有的倔强与不屈本性的陈佳贵，不灰心、不气馁、不低头，而是千方百计找书看，求学问，长知识，强根基。在那动乱的年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阅读了《国富论》、《企业论》等经济学名著，为他后来做人、做学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个3000多人的纺织厂工作，在大西北严寒与风沙中磨炼近10年。从普通工人到科长，样样干得出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
苦读中成才
苦读，是陈佳贵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消息使陈佳贵精神为之一振。抱着对知识的渴求，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多年之后重做学生，8人同住一间宿舍，他却毫不减当年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他更是倍加珍惜分秒、孜孜不倦勤奋读书。他常常骑自行车前往北京大学等旁听讲座，翻阅书籍，汲取中西经济学理论营养。硕士毕业论文《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得专家高度评价。由此，他被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蒋一苇所长的助手。刚开始，由于院里条件限制，他长期没有分到房子，只好去租外面的简易房子住，且经常搬家，北京的东、南、西、北城几乎被他住遍了，而唯一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的痴心，对学问的执着追求。 1984年，陈佳贵再度师从蒋一苇先生，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修。在一年时间内，除了开展必要的学术交流外，他还选修了市场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企业等一系列课程。1991年，陈佳贵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经济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美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情况，深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陈佳贵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20年来，正值中国经济大变革年代。他在自身经历中感受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涛声回荡。如果说时代造就了他，那么他也无愧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他以一篇篇 饱含智慧的心血之作奉献社会和人民。至今，他已出版专著13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总字数达到400余万字的科研成果自成体系，显示出匠心独运的大家风范。科学揭示了企业改革、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宝库，奠定了他著名经济学家的应有地位。
苦研中成功
理论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实践。 陈佳贵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不仅源于实践，而又根植于实践，直接与中国经济之命脉相融通、相作用，产生巨大效能。 1989年，陈佳贵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万向节企业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工程。他与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研究、制定方案，为这一乡镇企业成功走向大规模现代化集团公司尽了一份力。该公司上至董事长鲁冠球下至车间工人们无不感到，这样的经济名家才是企业的贴心人。 1982年，陈佳贵参与了首都钢铁公司利润递增包干方案这一重大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参加了递增包干方案的设计和给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首钢便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特大型企业，推动了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1982年至1983年，陈佳贵又参与重庆市调查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研究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等问题，参与撰写“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后来该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重庆市便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1981年以来，陈佳贵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199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他涉及的领域更宽，接触的社会面更广，研究的科研成果也更丰硕。他的专著《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前不久，陈佳贵领衔研究的另一理论成果“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提出了“中国是农民大国，不是农业大国；是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极大关注，为更好地掌握国情、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陈佳贵有时还直接参加温家宝总理等主持召开的经济理论座谈会、研究会，为国家经济建设建言献策，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从华蓥山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陈佳贵，就是这样拼搏着、奉献着，一步一步留下了自己闪光的脚印。
陈佳贵-人物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1944 年10 月生，四川岳池县人， 1969 年参加工作， 1973 年 陈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64年至196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 1969 年至 1970 年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 1970 年至 1971 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 1971 年至 1978 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1978 年至 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 年至 198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 1986 年至 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 1990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 1991 年至 1992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 1992 年至 1995 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 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陈佳贵-人物成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陈佳贵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长期研修。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并任工经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理事长。 曾在企业从事8年计划管理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进入研究所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已经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1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获《经济日报》举办的优秀经济读物奖，参与写作的论文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0余篇论文获优秀作品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开始就从福特基金会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政府”）的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
本协议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
福特基金会主席 亚历山大·赫德
文章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来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编辑部：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人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1997年3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报披露：15年前为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据我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学会(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报了此事。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报过，赵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报告后，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体改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基金会挂靠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体改所专用，可以不经审批。其他用于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基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过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来他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中央领导中意见分歧，经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支持搞的。4月24日陈对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攻击共产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体改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5月23日，索罗斯给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美国伪智库调查
——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王晋燕 2008-3-3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索罗斯基金会与“颜色革命”
王 梦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的各项活动中，其作用及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索罗斯基金会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一员。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便参与其中。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21世纪初，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后均能看到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其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一 索罗斯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由金融家索罗斯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在过去的30年中，索罗斯基金会已发展成为涉及欧、亚、非和南北美洲60多个国家在内的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索罗斯基金会网络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32个全国性基金会和众多的网络计划。全国性基金会又被称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设在特定国家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自治机构，主要设在中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网络计划主要在一个区域内或整个网络范围内的特定问题领域从事各项活动，涉及包括艺术文化、经济改革、教育、信息、法律改革、公共健康及妇女权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由开放社会研究所－－布达佩斯和在纽约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总部管理并和各个全国性基金会一起合作执行。每个全国性基金会的理事会根据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制定这些网络计划在所在国的执行策略以及对所有计划成效进行评估。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还分别在布鲁塞尔、布达佩斯、纽约、巴黎和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为各个全国性基金会提供行政、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开展一些独立的项目。
这一基金会活动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开放社会”的建设。“开放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亨利•伯格森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卡尔•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这一概念演化为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将创建“开放社会”视为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的“零星社会工程”。因此索罗斯基金会在推行各项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取向：在努力提高目标国的教育文化水平时，向当地青年们传播反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当地独立媒体的建设，但却对这些国家反对党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情有独钟。更有舆论认为，所谓的“开放社会”只是一种招牌，其真实的目的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掀起“民主浪潮”，并通过基金会深入实地的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使其金融投资更加审慎和有效。
二 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及其特点
索罗斯基金会在创立之初即将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将“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作为其活动目标。索罗斯本人极大地继承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贯穿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各项活动中。
首先，索罗斯继承了波普尔的思想，认为“开放社会”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法治的社会。当地政府及公共服务改革计划就是索罗斯基金会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内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这一计划不仅创立了实力雄厚的研究网络以向当地政府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工作，还支持围绕法制改革、反腐败、决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公共服务等当地政府问题的深层研究，向当地政府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资助当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团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创建更强、更有效的可以参与到当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团。索罗斯认为只有完全实现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国家才可以充分获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经济与商业发展计划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并加速了当地传统经济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索罗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库基金就是在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打造一个独立的政策中心，即通过识别和分析政府各项政策来加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监督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当地政府进行协商并倡导当地公众表达意见与建议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终目标就是这些国家实现“包容性政策改变”，也就是将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公开、透明及反映公众利益的过程。这一计划除了对能够在这些国家内煽动公众情绪与引发全民讨论的组织与问题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关注之外，还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培养相关专家从而能够引导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讨论，确保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最大化。思想库基金每年还会资助超过十名来自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在内的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员在中东欧最重要的智囊团里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学习研究，以不断培养有意愿、有能力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年轻一代，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第三，索罗斯相信，开放社会是一个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自由、多元媒体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因此，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大众传媒发展计划就是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包括电视台、广播、报纸、广播网、通讯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传媒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一计划对传播“开放社会”价值观念的媒体出版物的发行给予支持，对违背新闻自由相关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反击。还对这些国家整体的传媒体制发起进攻，除了建立了许多如新闻理事会、新闻诉讼委员会等媒体自我管理机制外，还积极促进这些国家媒体所有权的变更，打破当地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地位，从而实现媒体所有权多元化的政策转变，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以传播创造制度性条件。除此之外，还特别为那些反对党的媒体出版物和记者提供资金和培训并支持当地独立媒体工会的建立、加强广播频率的可准人性。2003年，该计划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形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委员会，以帮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电视和广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发展中，从而使当地媒体最大化的为其所用。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自身一贯的特点。首先，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长期性。“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了国际复兴基金会，活动不断；1993年进入吉尔吉斯坦，影响迅速扩大；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四大机构外，还在全国四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索罗斯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布年度工作报告，结束成效不佳或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的项目，同时根据所在目标国的实际情况设立新的活动计划。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活动周期之长还可以以此窥见一斑：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军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的董事会成员；而格鲁吉亚在革命后新成立的内阁成员中更是有1／5（共4名）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第二，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索罗斯曾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革命”不应该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该在街道上，而应该在平民的思想里。索罗斯基金会鉴于这些国家大部分民众生活都比较困难，因此从关系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卫生、文化、教育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通过这些援助计划，索罗斯基金会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更利于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此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对目标国政府的腐败、官僚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以影响民众的心理，导致时任政府逐渐失去民心。于是，索罗斯基金会就在看似与政权变更无直接联系的各项活动计划中，既隐蔽又富有成效地动摇了时任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最后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三，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受到共同哲学思想的支撑。开放社会研究所首长阿莱•奈尔曾发表过以“不断的改变，不曾改变的目标”为题的演说，其主旨就是表明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计划项目是不断变化的，但其活动宗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三 索罗斯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以上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可以将索罗斯基金会所起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
1．说服
索罗斯基金会所做的说服工作潜移默化、贯穿始末。索罗斯基金会除了在这些国家全面开展强化民主、增强法制建设、资助独立传媒的创建等工作外，还十分注意这些国家青少年的教育事业。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国家已经发生的进步，也不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关注与他们理想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最终在“颜色革命”中冲锋陷阵，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
2．监督
每年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报告都会对所谓的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事件进行评论，还会对这些国家一年内的各项民主化、法制、人权等建设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些工作带来的监督结果对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调整。“颜色革命”中，索罗斯基金会更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国内各种动态信息，及时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对当政政府的黑幕和选举过程中的任何舞弊行为进行揭露；还对当地居民就有关如何做理性选举人进行培训，以便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索罗斯基金会还会推出针对选举工作的专项监督计划，如乌克兰全民监督委员会就是由国际复兴基金会和许多国家的大使馆为保证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被歪曲而进行的一项联合举措。
3．施压
索罗斯基金会通常对目标国进行两方面的施压。一方面，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索罗斯基金会大打公益牌，获得民众的信任与好感，再利用公民大众的力量向当地政府施压。如今，“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不仅仅是一个主观评价，更重要的是涉及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发生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事件国际化。当地政府只要做出任何有悖于公约和承诺的行为，索罗斯基金会就会马上揭露政府的言行不一，在国际上制造舆论责难，从而向这些国家施压以迫使其遵守承诺或改变政策。索罗斯基金会还借助物质杠杆进行施压。“颜色革命”发生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发展都比较滞后、不够成熟，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来达到恢复本国经济的目标。在“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索罗斯基金会在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经济、人力等物质援助时，将其与所关注的问题挂钩，迫使这些国家政府以索罗斯基金会所设立的目标进行社会改革，从而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总体来讲，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进行了必要的法律建设，为当地自由独立媒体的发展开启了道路，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进行投资，满足了一些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无可置疑的是，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价值体系是一套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并且在推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做到因地制宜、生搬硬套，从而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国家所建立起的民主体制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从而造成这些国家社会混乱，动荡不断。我们不禁要问，索罗斯基金会的目的到底何在？仅仅出于公益吗？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基金会的创建可以使得索罗斯在美国免于税收。美国税法第501款概括了25种符合免税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类型，索罗斯基金会就在免税范围之内。索罗斯本人就曾坦言：“创设这个基金会，动机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税花招，你把财产交给信托，然后每年提拨一部分的金额到慈善信托。经过若干年的提拨后，本金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不必缴遗产税或赠与税，所以这是我为小孩设立的信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重要，又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产国，向来是美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而向外输出民主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上，索罗斯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此索罗斯基金会自身遍及全球的网络系统又可以为美国提供现成的平台，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首选借助对象。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四 小结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像索罗斯基金会一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将自身发展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全球网络组织，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各个角落。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体现社会公益性可以弥补国家行为体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位而可能造成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不足；还可以凭借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及技术优势组建相关国际网络，结成广泛联盟，获取更为准确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通过呼吁、宣传和辩论等各种形式体现世界各国民众的愿望，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以解决国家行为体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功能失灵的问题。同时，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非官方性也使其活动具有国家政府不可比拟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缓解政府间存在的误解紧张状态，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国家权力被垄断滥用，制约一国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理性化。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完善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规范，不断拓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强化与各类国际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外交政策输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企图。
（摘自2011年第3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意识形态战争--索罗斯基金会与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结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德米特里·拜达 著
中国共产党 谭天宇 译
西方在网络上对我们是无情的思想和信息战。正如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夫所说，“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在俄罗斯占到了三分之一。他们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贬低俄罗斯和苏联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俄罗斯历史学会会长В·В·卡尔加诺夫教授得到了大量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出版的俄罗斯学校和图书馆里的书籍和小册子。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这些“书”里“故意歪曲了俄罗斯的历史事实，把俄罗斯‘溶解’在其他文明里。”据В·В·卡尔加诺夫说，主要的问题是索罗斯基金会与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历史的“殖民化”不仅为国内所公认，而且是国外专家也认可的事实。在德国举办了一个历史学家圆桌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国代表坦率地说：“为什么在俄罗斯的美国人被允许给俄罗斯的乞丐作家以金钱，以便让他们在俄罗斯根据美国人的‘定义’来编写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俄罗斯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历史根据外国人的意旨写成的国家。
在索罗斯基金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正如В·В·卡尔加诺夫教授所说，在全部读完这些教科书后，你会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历史上没有胜利和荣耀，它所有的只是一系列危机和惨痛的回忆。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俄罗斯一样，有这么多可以夸耀的军事胜利。几乎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取得了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胜利。希特勒、拿破仑、瑞典的查理——这三个人都横行欧洲，却败给了俄国。波兰拥有两倍于俄罗斯的兵力，却在俄罗斯（当时还是莫斯科公国）被击败。而在这之前的“冰湖大战”、对哈扎尔汗国的战争以及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都取得了胜利。
难道第一个宇航员不是由我们送入太空的？难道不是我们第一次和平利用了原子能，第一次制造了原子能破冰船，创建了第一个同步加速器？难道我们的国际象棋大师和数学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技术创造（例如广播、电视等）不是由俄罗斯人完成的？在世界上只有3-5个国家有俄罗斯这样值得夸耀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光荣历史，而不是索罗斯基金会教给我们孩子的小说！
例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为常见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是А·А·克列捷尔编写的。（我们注意到，虽然该历史教科书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已经被禁止，但是每年该书仍大量再版）
如果按照А·А·克列捷尔的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是中途岛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而不是苏联军队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而实际事实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在战争史上具有国际公认的里程碑意义——而在这本教科书里却没有与上述战役相提并论。
“克列捷尔掩盖了苏联在日本战败中的作用（对消灭关东军没提一个字）”，“菲利克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表示，“它让学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仅仅是因为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
据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说，根据克列捷尔的“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正如塔拉索夫所说，“根据克列捷尔的逻辑，希特勒被苏联红军所击败导致了一个有害的结果，它引起了中东欧国家‘共产极权主义’的蔓延。”
“从克列捷尔的教科书中”，塔拉索夫继续说，“学生们无法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获胜的‘权力之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苏联军队的胜利导致了40年的‘两极世界’，它带来了固有的稳定性和战略平衡。”
然而，国家历史教科书中严重歪曲事实不仅仅是受西方的鼓励。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说：“这里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伊凡雷帝和那时的俄罗斯描绘得相当可怕。”
“这一说法开始于车臣的杜达耶夫”，亚历山大·杜金说，“因此现在的俄罗斯在从内到外地毁坏自己。如果人们普遍相信索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这意味着我国基本上是殖民地。鞑靼斯坦共和国和美国编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两者同样对俄罗斯造成了破坏。”
原文请见： http://kprf.ru/international/91537.html
美国中东“民主干校”真相
岩梦
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中传播“民主观念”和充当“民主教练”，以期达到“社会转型”和改朝换代的目的，美国朝野不少人乐此不疲。
早在两年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曾公开承认，“促进全球民主”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油战争》－书恩道尔指出，从1968年法国爆发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其背后都隐约可见“美国教练”的身影。最近席卷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新一轮动荡，当然也不例外。
“民主教练”四处活动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促进中东民主”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活动”计划周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堪称一项系统工程。
这类活动大体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美国总统或其他政府高官就别国民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对别国“民主人士”进行高调声援，其次是相对低调的外交活动，通过政府间的交涉对别国的民主和人权表示关切，威逼再加利诱；最后便是民间渗透，参与者包括五花八门的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他们明里暗里资助、培训和发展别国反政府势力。
在这些机构当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负责筹钱的机构，另一类是具体出力的机构。在前者中，既有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也有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的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和平研究所等半官方机构，此外还有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等私人机构。
第二大类主要有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四个子机构－－挂在共和党名下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挂在民主党之下的全国民主研究所、挂靠美国商会的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挂靠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自由之家、爱因斯坦研究所和卡特中心等。
近年来，举办各类“民主培训班”，成为这些机构在全球特别是中东和北非“推广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的手段一般是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在别国青年当中物色“潜在领袖人选”，然后邀其参加上述机构在当地或在美国赞助或举办的“民主干校”，从中培养未来颠覆活动的骨干分子。
在短短几年中，这类“干校”在中东遍地开花、结果。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一份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内部电文就曾清楚揭示了这些“干校”的操作过程。
在2005年埃及和2007年约旦的选举中，不少选举观察员其实就出自上述培训班。而在今年年初的中东政治风暴中，这些人自然成为策动抗议的骨干分子。年仅23岁的埃及反对派人士比拉尔•迪亚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在美国机构于当地开设的“青年领袖学校”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得到外国“民主教练”手把手的指导，并将这些运用到今年埃及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去。
他表示，这一培训经历“帮助我们成功组织了这次革命”。“（抗议者）本来是一盘散沙，但我们通过培训学会了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目前，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已高达1亿美元，使其得以将触角伸向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据媒体报道，美国对中东和北非的“民主援助经费”却大多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它每年从美国政府得到大约8亿美元拨款，用于在包括中东和北非国家在内的67个国家开展所谓培养政治竞争和公民社会的活动。据悉，国际开发署在2011财政年度又向国会申请1.04亿美元经费，用于资助中东的“民主活动”。今年埃及大乱后，美国更是宣布将对埃及的年度民主援助经费提高三倍，达到1.5亿美元，而其中三分之一将用于开办各类青年培训班。
另据埃及反政府政党改革和发展党创始成员之一阿卜杜拉•赫尔米说，他累计接受过数百小时的美式民主培训，内容包括组织政治运动和选举，以及包括使用“推特”和“脸谱”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工具进行政治宣传。
“民主精英”小班授课
2005年，美国的“民主促进机构”借监督大选为名登陆埃及。由挂在美国民主党之下的全国民主研究所在开罗开设分部，并与埃及民间组织一起培训了5500多名所谓大选观察员，并教会他们用发送手机加密短信等方式举报埃及当局的“选举舞弊行为”。这批人当中，许多后来成为今年埃及抗议活动的骨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05年以来，约有超过万名埃及人参加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出资，由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全国民主研究所等28个美国和当地机构举办的培训活动。
这类活动引起了穆巴拉克政府的警惕和抗议，而美国此后在埃及稍稍收敛，但同时另辟蹊径，将培训班开到埃及境外的海湾和东欧，而且还将挑选出的所谓“青年领袖”送到美国本土受训。
2009年，17名来自埃及的“青年领袖”应邀赴美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出资、由素有“老牌颠覆专家”之称的自由之家主办的所谓“新一代倡导者项目”。美国之音报道称，这些埃及的青年精英在美国接受了关于“民主、人权与和平的熏陶”，而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从内部促进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变革”。
另外还有一些埃及青年接受了自由之家的资助，去中欧和东欧“考察民主”。
这个项目的副主任丹尼尔•卡林加特说，此次培训重点是加强宣传和网络技能，而参与者是来自埃及的“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包括人权活动分子、律师、女权活动分子、记者和博主。他们虽然价值观和背景不同，但都具有“促进变革的强烈兴趣和愿望”。
在为期五周的培训当中，这17名埃及青年被安排到美国各地的一些机构学习，其中来自埃及非政府组织青年与发展研究所的项目专家梅•科斯巴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非政府组织“青少年服务”接受了训练。她说，她通过这次培训学到了许多组织青年运动的技巧，“包括如何与青年对话，如何分析和归纳问题，如何宣传主张。”
埃及改革与发展党的政治分析师奥拉•法赫米说，她在俄亥俄州巴克艾公共政策解决方案研究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使用简单直接的语言来进行宣传，而这是鼓励埃及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关键所在。
埃及“一个世界”基金会执行主任马吉德•苏鲁尔则说，他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人权项目学到了最新的政治宣传技巧，而他准备把从美国学到的东西回国付诸实践。
除了让这些埃及青年参加各种培训之外，自由之家还邀请了美国的议员、外交官、学者和记者为这些人充当导师。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是其中的一名导师。他向这些埃及青年表示，美国一直支持埃及的民主运动，但要付诸实施还要靠他们自己。
自由之家的这一项目受到流亡在美的埃及持不同政见者、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萨阿德•埃尔丁•易卜拉欣的力捧。他宣称，这是一种“促进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有力有效方式。”
美国政府高层对“新一代倡导者项目”显示了高度重视，2009年5月28日，这17名埃及青年受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亲自接见。希拉里对他们赞赏有加，并称“走向民主和更加尊重人权符合埃及的利益”。而这些“青年领袖”则表示，埃及“要求民权和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并迫切需要“美国的紧急支持”。
“民主工具”倚重网络
与以往的历次“颜色革命”相比，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经营“民主工程”的一个新特点是日益倚重“推特”和“脸谱”等新兴网络媒体。
这些本以社交为目的的网站，经过美国各路“民主专家”之手，被打造成策动别国反政府活动的重要政治工具。而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在利用社交网站和新媒体输出美式民主方面一马当先，并成为其中主要推手。
据美国目前总管这方面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说，为了帮助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地“民主分子”在使用“推特”和“脸谱”联络时躲避政府监视，国务院自2008年以来已投入2200万美元进行互联网“翻墙”、防范木马软件盗取登录名和密码以及手机电话本一键删除等方面的培训，累计受训人数已超过5000人。今后国务院还计划再投入2800万美元从事这方面的培训。
波斯纳解释说，传授“一键删除”技巧的目的是防止抗议者被捕时，其手机存储的联络名单外泄，从而免于使整个反政府组织全军覆没。
他说，美国国务院已向“推特”和“脸谱”等网络运营商求援，以期携手在别国“促进民主”。在2009年伊朗发生所谓“绿色革命”时，国务院甚至要求“推特”运营商推迟网站维护时间，以便伊朗反政府人士能够不间断地使用“推特”。
2009年，美国国务院与包括脸谱、谷歌、MTV公司，AT＆T在内的美国十家网络、娱乐和电信巨头们共同组建了一个称为“青年运动联盟”的机构，共同致力于利用新媒体技术在海外“推广民主”。当年年底，该组织首次全球大会在纽约召开，与会者包括在今年埃及动荡中“大显身手”的反政府组织“4月6日青年运动”。
据悉，“4月6日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艾哈迈德•马赫尔•易卜拉欣最早在“脸谱”网站上开设专门网页煽动埃及民众举行大罢工。马赫尔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宣称，他的组织领导了埃及历史上首次以“推特”和“脸谱”为平台的“青年造反运动”。
“4月6日青年运动”另一创始人伊斯拉•阿卜•杜勒•法塔赫则因擅长使用“脸谱”网站策动反政府活动而被称为“脸谱女孩”。她在最近应美方邀请访问华盛顿时宣称，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后，她的组织仍然要继续使用这些新媒体工具进行政治宣传。她还透露说，除了在网上“宣传民主”以外，她还经常通过推特和“脸谱”与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其他中东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线交流经验。
尽管美国政府把这些社交网站贴上了民主工具的标签，但美国已经有人质疑，这些技术如果落入恐怖组织或贩毒团伙之手，岂不要让美国引火烧身？
“民主学说”鼓动“软政变”
尽管如今美国在海外策动“颜色革命”形式和工具发展了变化，但“非暴力革命”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策略，一直延续至今。比之军事干涉，“非暴力”本小利大，并且隐蔽性好，不容易被国际舆论抓住把柄。
在此轮中东政治风暴当中，来自美国的“民主教练”们不仅教会了当地反政府人士各种实用的“民主技巧”，更是将所谓“非暴力革命”的理念深深植入这些“民主学生”的心中。
据美国伊斯兰大会组织北非负责人、埃及人权活动分子达利娅•齐亚达证实，今年埃及和突尼斯抗议活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曾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名为“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机构学习过有关“非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应用策略。
该中心创始人彼得•阿克曼早年曾是一名销售垃圾债券的商人，后来致力于在全球推广“非暴力革命”，并于2005年至2009年主持过另一个“民主促进机构”自由之家。阿克曼曾在东欧策动过反政府活动，他的机构在塞尔维亚设有分部。在此轮中东政治风暴前，他同时在美国和塞尔维亚两地给中东反政府人士开设培训课程，甚至将两名曾在十年前塞尔维亚反政府活动中的骨干分子派到埃及实地传授经验。
阿克曼称，尽管他不能确定自己对埃及和突尼斯局势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根据他的一本书改编的一部有关总结历次“非暴力革命”成败经验的纪录片的确曾在埃及全国各地放映过。他认为，“推特”等新媒体在中东变局中的作用并非是最主要的，而真正的诀窍在于“如何制定总的反抗策略和领导这些反抗活动的技巧。”
阿克曼并非美国“非暴力革命”理论创始人，而是师承这一理论的真正“宗师”－－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组织。
据悉，该机构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实施“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夏普本人则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非暴力革命”的理论权威，他写的有关书籍据说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被许多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奉为经典。据称，他在书中所列举的“非暴力武器”多达198种。在2009年伊朗发生的所谓“绿色革命”中，其中100多种得到了应用。
在今年的中东动乱中，夏普虽未直接插手，但他的影响却不时显现，而他的学说一再被应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从塞尔维亚一个名为“抵制”的组织身上得到过许多启发，而当年“抵制”组织正是由于吸收和运用了夏普的许多理论，才在促使米洛合维奇政权倒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曾亲赴塞尔维亚，向“抵制”组织取经。
此外，埃及侨民在卡塔尔成立的反政府组织“变革学院”，也深受夏普影响，其中不少人回国参加了今年的抗议活动。
（摘自2011年6月16日《环球》）
文章5：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国家安全部1989年6月1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报告
（一）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武装干涉讨不到便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变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和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服从这一反革命战略的需要，他们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1，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
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布什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方针。据美国外交官私下称，美政府认为，对中国，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都已失败。今后只有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进行精神渗透，要用美式文明来影响中国走向自由化。
美国对中国的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其手法多种多样。下面两件事就足以说明：
一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到中国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国二十四所重点院校。美国新闻署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年派二十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当然，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明确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大使馆，不无沾沾自喜的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近几年来，美国还陆续派出传教人员以教师．商人．医生和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华，秘密进行传教活动。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以给中国培训教师为幌子，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揉和在一起，进行传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狂妄宣称：要彻底改变中国，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
二是美国之音的活动。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工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美国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中美建交后，他们开始举办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投群众之所好，以吸引听众。但是，形式变了，却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竭力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多数中国领导人是留苏的，没有一个留美的。美应在中国物色培养一批能理解美国政策，具有亲美思想的美国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除了推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的机构，提供大量资料外，还通过国际访问计划，在我党政机构．经济．文教．宣传部门每年邀请一百名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特别注意挑选一些现在当权或有可能担任要职的年轻人赴美学习考察，希望在这些人中有朝一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离任的驻华大使说，对邀请中国人访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现在，要有长远目标。
2，在我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美前总统里根曾在内部称：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一九八二年，当他得知中国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当即表示六万五千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特别重视对我留美学生的工作。
一是重点作留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的工作，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后担任要职。
二是利用各种形式对我留美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了解美国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等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后，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三是对我留学生进行策反。美联邦调查局控制的中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策反活动。对这种活动，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红，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美国在做中国留学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经落后了，要迎头赶上，加强对中国人才的投资。
3，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
美国的一些人，把体改委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人组建的体改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着重点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美国大使馆在这些单位里，经常进行结交的有二十多人。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仅美国驻华使馆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就与体改委系统的十五个人来往近五十次，从来往中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继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
一九八六年初，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向体改委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一百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六月，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乔治，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一咨向鲍彤汇报了此事。十月，陈一咨又与索罗斯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赵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索罗斯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罗斯一共汇来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
一是体改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人的开支；
二是进口了五十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藉；
三是拨出二十五美元计划搞一个政治沙龙性的俱乐部；
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业。
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美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四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说他已经跟陈一咨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梁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一九八九年五月，当索罗斯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
4，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
依托美在我国内建立的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教育。这几年来，美先后在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培训和交流中心。这样的培训对我方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图。美驻华使馆十分重视大连工业科技管理培训中心的作用，认为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全面展示美国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据点。在该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员承认：这也许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世界所干的最严重的颠覆事件。
5，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美国。
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二十多年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应适时调整政策，要在发展美中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方面下工夫，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后盾，争取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最后在政治上对美国也拱手称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为露骨，表现为对中国动乱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张胆地支持。在这场风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种手段，多方插手，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在：
（1）大肆收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
北京发生动乱后，美总统布什亲自下达命令，要美驻港总领事馆密切注意当前中国的情况，并专门派一个小组到驻港总领事了解我国内事态的发展。美驻华使馆人员纷纷出动观察形势，并指使其驻沈阳总领事馆，要在东北三省大中学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师收集有关情报。
（2）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国驻京记者很快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抵达纪念碑献花圈，就有一些外国记者争先恐后地拍照．录像．录音，对学生开始采访。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以后，驻京一些外国记者了解这一非法组织的宣言．号召．部署和各项活动，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记者招待会和聚会，义务为他们向全和全中国传递有关信息。北大．清华等五所大学宣布无限期罢课，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电．外台提前宣布的。学生只要有什么活动，外国记者总是先期到场。在此，美国之音等传播了不少谣言，如首钢工人罢工．党和政府已经制造了一份黑名单等。在几个关键时期，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舆论，进行恶劣导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一时间，四二0血案的谣言传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学生酝酿并开始了第一次对话，纽约《世界日报》在五月一日却转述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华府方面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很诡谲的一招，可能会造成学生领导的分裂，而有利中共当局的分化和操纵。恣意毒化我国政府与学生对话的气氛与关系。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广场的悲壮气氛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推波助澜，把绝食学生往死路上推。
（3）美驻华机构和人员直接进行策动。
美华使馆一名负责人，连续四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声称美政府非常关注这次有意义的运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在北大．人大．语言学院等十二所高校学习的一些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一些驻京记者与高自联的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希等人说：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国学习提供方便。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建反革命武装。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小组今年五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面临许多问题，目前农村就有五千万流动人口，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报告建议美国在适当时机向中国流动人口提供武器，组建反政府武装。
（4）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
在北京发生动乱后，马萨诸塞州纽敦城国际学术中心开放了四条长途电话线路，免费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北京学生及西欧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党政领导机关人事变动方面的谣言，利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纸的传真机发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校，煽风点火。
（5）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
中国民联是在美国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败类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学潮一开始，中国民联立即呼应，发出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以及陈军．刘晓波等人的《给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中国大学生应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由几名中国民联分子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向国内投寄《告全国同胞书》，公然叫嚣要废除四个坚持。中国民联还伙同亲台的中华公所等成立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与吾尔开希．王丹等高自联头头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提供经济支援和宣传器材。
（二）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
在这次运动中，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由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情报组织已派遣数十名特务，除了收集情报，还进行心战策动，有的还企图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联络，千方百计地介于学潮当中。台湾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在：
1，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
学潮开始以来，台湾特务组织和境外敌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宣传品，其内容包括：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台湾特务机关连续发出十份所谓号召大陆上的勇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慰问信等，吹捧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开拓者．反共救国的先锋；煽动这次学潮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反共运动。有些反动刊物的文章叫嚣放弃四个坚持，躯逐马列主义，消灭共产党，赶走邓家帮；攻击共产党是一个独裁、野蛮．法西斯专政的党；攻击我国现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煽动学生组织宣传队，走出校园与工人运动结合，进行示威．游行．演讲甚至罢课。台湾特务机关和境外敌对组织加紧派人入境搞串连活动。他们分别以探亲．旅游．经商等名义入境活动。他们的使命是，联络学运，策反学生领袖，沟通各种非法组织，企图引导学运走向所谓的全面抗暴运动。
2，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
台湾当局组织各界积极声援这场动乱。国安会秘书长蒋伟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带头捐款十万元新台币。台湾救总捐款二十万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一亿元。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学生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万港元，后又称募集三千万元。这些钱准备分批带入，已派出一个声援团送一百万港元到京。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现金，还提供了动乱所需要的种种现代化装备。如高倍望远镜．步话机．帐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者打持久战。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谣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刚抵达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时，《南华早报》等十多名香港记者便开始采访了学生活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后，《香港虎报》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表评论说；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第一个非官方学生组织，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纪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学生和群众冲击新华门，港台报纸大肆渲染。香港《快报》摄影记者不听劝阻，强行拍照，被制止带离现场后，他向该报发消息说，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围殴，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报》发表郑重声明予以抗议。随后，香港《经济日报》亦称他们的记者也遭扭打拘留。为此，香港记协致函许家屯要求北京解释，从而进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内地群众的情绪。对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学生绝食．宣布戒严行动等，港台报纸．电台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动性。
4，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
学潮发生以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紧对大陆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的同时，指使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动乱，以图使大陆这场所谓的民主运动扩大成为全面的反共抗暴运动。他们还布置潜伏特务密切注视和搜集动乱情况，报送境外特务单位。台湾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这些活动陆续被我安全机关侦破，有些插手动乱的台湾国民党特务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王长洪．钱荣勉．梁强。此外，其它省市也破获了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件，他们都供认了各自插手动乱的罪行。
文章6：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
文章摘自《谁授权美国统管世界》
：苏言 贺濒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前苏联解体后，当时的总统老布什认为，“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重点”。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整个情报体系都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美国在当时的目的，即为制造亚洲紧张局势，发表中国威胁论，意在挑起亚洲各国树敌于中国，以利于美国从中渔利，从而让亚洲各国政府买美国的军火，也就是让亚洲各国人民各国政府为美国军伙商买单，并抑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有着庞大的情报系统，它的情报机构包括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即CIA。它的工作重点在于获取外国情报和在海外进行秘密活动。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统帅机关”。此外，美国还有12个情报搜集机构，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联邦安全局等等，就连能源部、财政部、国务院等也都有数量庞大的情报机构，其中较重要的有：国务院情报与政策研究司、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财政部的秘密勤务局等。
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
另一方面，他们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以基金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在背后操纵各种秘密活动和特工活动。
近年来，美国不只是中情局，整个情报系统都日益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它在对中国加强特工活动的同时，不断扩大招募反华谍报人员的范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从2002年开始，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更显著加强了监控和争取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力图从中招募合适人员作为特工。联邦调查局的招募活动主要针对美国大学内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主要跟踪的学生专业有核子物理、空气动力学、导弹和空间卫星相关工程、纳米技术、同超级电脑和加密相关的专业。为了跟这些专业中国留学生挂上钩，联邦调查局以招聘中文翻译为由，通过中国学生团体举办了一些座谈会，进行摸底。
一些安全雇员猎头公司纷纷出现，以美国凯利联邦安全猎头公司为例，近几年的收入直线上涨。尽管在中情局历史上不乏采用商务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工，但新成立的这些公司规模远远大于以前那些只有一两个人的咨询事务所。除了辅助性的职员外，这些新公司通常“雇佣”6到9名海外特工。
在此之前，中情局的大多数间谍采用官方身份作掩护，如外交官或政府机构的雇员，这种做法的好处包括可以获得外交豁免：如果被发现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从而避免被判刑甚至被处死的后果。
中情局所招募的不仅有情报分析人员，还有特工人员。行动处的谍报岗位是诱人的地方，从业者将被单独派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特工工作，但应聘者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心理测试和测谎检查，还要查明应聘者的全部个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结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记录、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为一个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诈。新招募人员一律要试用6个月到1年，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正式招募之前，中情局一般会对候选人暗中考察，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名特工的基本素质。例如对金钱态度等，如果哪位候选人加入时，第一件事就谈钱，那这种人一定来错了地方。这种人今天在为中情局工作，明天就会变节，给“出价”更高的雇主卖命。
新学员进入培训基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胎换骨”：姓名、年龄、出生地、爱好、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职业及姓名都要更换。因此，对许多特工来说，做情报工作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还不如说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在学校学习中，特工业务课程学习时间最长，例如如何窃、拍照。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特工学校还特别注意训练“女色特工”和“男色特工”。在特工培训基地，训练的课程包括：如何报偷情报，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如何发展下线拉人下水、如何诱捕“猎物”以及反诱捕等等。
在中情局中，许多美国特工以非官方身份被安排在大型的跨国公司或其他外资公司里。“一旦有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公司秘书就会说这个人是为公司工作的”，以此为掩护，从事特工活动。
文章7：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公告，刘晓波获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中扮演了主角，还有2008年他和别人共同起草的《领巴县长》。《时代》杂志称该宪章为“在受压制的共产主义中国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
1989年春天，据说刘晓波从其任教的美国常青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乘飞机回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活动中扮演了主角。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至今还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年播出的那个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美国情报机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和实施日后所谓的“颜色革命”的最早的尝试。后来由华盛顿操纵的类似的颜色革命，有塞尔维亚反对米洛舍维奇的革命、乌克兰的所谓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缘政治性的动乱，目的都是促成有利于华盛顿的政权更迭。
正如在我的专著《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中详细描述过的那样，天安门事件之后，敦促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政府施加强力制裁的人，是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报局官员。如果要说李洁明是动乱的承办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顿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战争》教材的）在天安门抗议升级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据报道，夏普的组织和课本，特别是他的专著《基于平民的防御：后军事武器系统》，在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中，都曾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这或许是巧合……也许不是。
有消息说，1989年当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各种事件之时，一个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基金会（即“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参与了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期间推翻中国的活动，后因受到中国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动。
恰巧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情报机构也积极地行动，推翻了苏联，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很有用。因此，刘晓波的决定——放弃他在纽约的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前途远大的学术事业，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进天安门事件的中心，极有可能至少得到过他那些很不对头的美国朋友们的怂恿。
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维斯巴登，2009年版，第43、117页（F. William Engdahl,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iesbaden, edition.
engdahl, 2009, pp. 43, 117）。有关夏普和兰德公司办法更多情况，另见乔纳森·莫厄特：《新的"驱除阴霾"在行动？》，网上杂志，2005年3月19日（As well, for more on the methods of Sharp 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Jonathan Mowat, The new Gladio in action?,
Online Journal, March 19, 2005 , accessed in 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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