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在安徽合肥召开。新“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今天开幕主题论坛上主要内容也是探讨中国“改革”的前景。包括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通冯仑在内的多位企业家达成共识，期待改革，并且希望新“三中全会”产生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的作用。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
改革就是政治改革
针对改革话题，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说，中国没什么经济改革，改革就是政治改革，“我们不能把经济政策的调整当成是改革，调整今天可以去、明天可以回，今天在国家发改委，明天在省发改委，这些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改革就是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
毛振华认为，改革从经济体制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第一，是政府主导经济，还是市场主导经济;第二，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的问题。他说，现在很多研究所谓收入分配的改革，就是到老百姓手里再搞一次，把老百姓得到的钱再搞走，社会一旦出什么问题，政府想的招就是怎么收税，房价搞过了就收税。
第三，则是法治，还是人治。司法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持续，所以我们要回归法治社会的时候，不是这个社会有没有法，而是这个社会的法是不是公平正义的基础，而不是选择性执法。
冯仑谈起了对即将召开的新“三中全会”的期待。
冯仑开玩笑说，他的干爹曾经调侃过他，说冯仑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改革，就像少女听说爱情一样第一次心动，“你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但是，冯仑并不认同，他说他38岁被改革，最后下海做生意，到48岁这个事都快遗忘了，大家才开始说改革。他认为，他的心里一直期望，三中全会以后，再谈到改革的时候，就不是走夜路吹口哨，而是要在阳光下唱心里的歌。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图为开幕主题论坛：行动力与中国改革
对私有产权给出政治保证
在谈到中国企业家目前的经营环境时，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认为，邓小平已经把市场经济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因此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群体对这个国家坚定的充满信心。
“企业家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守卫者，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我们也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市场经济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生命、就像血液。”陈东升表示。
同时他透露，自己在私下和论坛主席王石交流过程中，一致认为无论当前“左”“右”分歧有多大，企业家们要坚定的守卫企业家精神、守卫神圣的财产不可侵犯。
任志强也表示，他觉得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宪法上对产权保护问题没说清楚，你后面再怎么改也说不清楚，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没有对产权给以一个清晰的保护。
“如果没有给产权保护，就出现了拿了钱就往外跑，冯仑跑到台湾，王石跑到美国，反正得往外跑，不往外跑不行，其实毛振华教授也把一大堆钱都扔到外面。如果经济制度不能解决让大家不往外跑，或者说是毛振华说的恐惧问题，怎么样的政策都无法让中国经济持续而永久迅速地发展起来。”他说。
任志强说，“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届三中全那样会给出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先对历史的问题做一个说明，党内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然后大家就放心了。”
王石：希望企业家理解政府 大型机构改革很艰难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王石在会上发言，他表示，企业家和政府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形成共识，企业家在一起谈改革的动力，并不是要敦促政府改革，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全社会的一起努力。
王石还表示，“我希望企业家们可以理解政府，大型机构每一次改革都非常艰难。”
王石：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全社会的一起努力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石：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作为轮值主席第一个发言，本届夏季峰会的主题是“行动力和改革”这是今年年初年会主题改革开新局的一个延续。在中国现在流行着一句话叫“中国梦”，昨天晚上我们来了之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和师生们开了一个名为“中科大之夜”，对这个梦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结论是做梦几乎每天都要做，但很少做一样的梦。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梦，但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个人的梦汇集起来了就是“中国梦”。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庆祝建立25周年庆典的评选，评选了中国梦践行者，作为代表提出了中国梦践行者的八个标杆。其中，第一个标杆就是我们安徽的小岗村。小岗村本身就是代表这一种中国梦，代表着一种行动力。我们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北京还在讨论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岗村的18位农民的行动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如果没有小岗村我们这些企业家们在过去30年中的命运可能会大不相同，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同时也是阿拉善的会员。2011年，我们这次的中国梦的践行者阿拉善也被定为中国梦践行者的八个地标之一。这些梦想听起来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就像当年80年代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在做美国梦，希望能大学毕业之后考托福、考雅思能到美国、到欧洲去留学，留学干什么?是想能改善一下生活，或者能实现自己当科学家的梦想。昨天一位企业家他说他的梦想就是他怀揣着梦想拿着美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实际上一共是多少钱呢?30美金。但是，到了美国剩了多少钱呢?27美金。他的梦想是到了美国从这27美金开始的。其中3美金是在飞机上1美元买了一罐可乐，当时的飞机上喝饮料还是收费的。另外两美金是作为一项慈善活动捐了两美金。当时因为说来宣传非洲的赈灾，他不好意思不捐，就捐了0.5美金(50美分)，可是捐赠者说至少两美金，所以他只好这样增加到两美金，到了美国只有27美金。但这位企业家曾经创造的企业市值是200亿美金，为什么说层次呢?他离开创业的这家企业又做自己的另一家企业，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梦想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梦比这个要简单得多，我们的梦想无非是我们的天空是不是更蓝一点，水再干净一点，上班能不能不堵车、下班回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下。中国古人说“以天下为己任”，西方人说的“公民意识”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阿拉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在一块儿想交流的思想。我们不能只期待政府解决蓝天的事儿，解决不了我们就发牢骚，我们更应该行动、更应该改善。光有梦想，没有行动那只是白日梦，企业家特别喜欢谈执行力和行动力，我们的政府官员喜欢说真抓实干，实干兴邦。实干的政府会员和有执行力的企业家工作内容可能很相似，考察走访听汇报、大会发言互相之间很容易理解，我希望企业家们可以理解政府，大型机构每一次改革都非常艰难。大家回想一下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每一次管理转变、公司重组、战略方向转移都是耗尽心力、脱胎换骨。相比企业政府是一个大得多的机构，改革的难度是几何级数增长，我们应该埋头干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而不是光抱怨不行动。我也希望政府官员了解企业家们的思想，他们很多人是从政府出来的，成长经历中有很多的共同点，企业家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和官员们一样，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有时候政府改革的步子慢了一点，就忍不住想发出一点事情，或者是干一点事情，好的企业家善于沟通组织协调，也能妥协、激励、管理，有战略眼光和执著于品质的细节，让人们一起合作。企业家精神的原动力是发现了一个资源之后，觉得自己有能力重新建立一个生产函数为社会创造价值，这种发现不完美，希望去改变的形势，就是在座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参与公众事业的原因。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形成共识，企业家在一起谈改革的动力，并不是要敦促政府改革，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全社会的一起努力。
阿拉善中国企业家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这里我想发出一个小号召，可能很多人都说王石你又不按规矩出牌了，你想发出什么号召，不要让我们的亚布力论坛的创始人和论坛紧张。不会的!我想发出号召就是说你还吃鱼翅吗?你吃鱼翅你就out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落伍时代，还继续把愚痴当成我们的美味佳肴，我们中国有优良的传统和习惯，但我们也有一些陋习，说到陋习比如说裹小脚，比如说男人留辫子，还比如说吃鱼翅。我在这里号召，我们不要被时代out了，我们一块儿不要吃鱼翅。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企业家论坛感谢刘明康主席、姜建清董事长、牛锡明董事长，也感谢安徽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安徽省副省长花建慧和合肥市市长张庆军的出席，以及安徽省合肥市对本季夏季峰会的支持。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感谢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也感谢您的光临，让我们一起凝聚共识、面对未来，共同努力。谢谢各位!
任志强谈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解决产权问题我们不敢投资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在上午举行的开幕主题论坛：行动力与中国改革上，华远地产董事长发言时表示，邓小平非常清楚的是党政要分开，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开，政府管的是市场规则。
以下为任志强在论坛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王巍：任志强是一惯招事的人，从当年下乡的时候就开始招事，他一直闹事闹到60还没有消停，他被称为大众的人民公敌，在微博上获得的一定的话语权以后，就变成了大众情人。接着又去忽悠读书人，现在被称为著名公知，他不断地折腾，我想为什么任志强这么执著地、这么轴地惹事生非?能不能请老任来分享你的这样一种行为?
任志强在亚布力论坛上
任志强：被张维迎教坏了。张维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政府应该是制定法律和规则的人，但是你这个法律和规则得符合天理。如果政府制定了一个法律和规则不符合天理的时候，人们就被逼得不得不推翻它。我们今天是到了安徽，为什么?我们起码很清楚是因为小岗村推动了中国农业的改革，市长说小李庄是走在前头，但是为什么小李庄没有人知道而小岗村有人知道呢?是因为小岗村按了手印。为什么按了手印的被知道呢?就是说他是找事。他一找事就被大家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把法改了，让发更符合理了。其实，小岗村做的是一个新鲜的事吗?不是。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三自一包了。因为我们的法不想让三自一包滋生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文革就把它砍掉了，宁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后来人们发现没有苗就生不出粮食了，人们会被饿死，你要社会主义的草有什么用啊?养不活人。所以从理上是不符合天理了，于是人们不得不生产资本主义的苗，让它长出麦子和稻子来，喂饱我们的肚子。
这个事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追求政治目标而结合起来的政党，那么它和经济之间就是对立的。你们常常自检政党一定是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但市场经济和政治目的常常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既有符合天理的法何必要去找事呢?那不挺好吗?又符合天理又合法的，就按照这个办吧?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老想找一个特色，于是就和法和天理之间有了一个冲突。为此，人们不得不找事。
我们看看小岗村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是什么?邓小平非常清楚的是党政要分开，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开，政府管的是市场规则，把你的法理弄好了。市场要交给企业家折腾，只要他没有违反你的法，你就让他去折腾。就像我们踢足球不能说底下人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怎么有犯规一说，怎么有黄牌和红牌一说呢?实际在游戏规则里是允许合理地犯错误。什么叫合理?就是不让你赢这是我竞赛的基本的道理。要是让你随便赢我就不守着，你往大门里踢，但竞争中会不会有犯规呢?有，因此有黄牌和红牌，如果这个企业红牌多了就被罚下了，不可能用不平等的方式竞争。这两者之间大家更多选择的是除非不得以，最高别犯规，别被红牌罚下才能保持双方都有竞争力。
任志强表示，自己是被张维迎教坏的
而现在的社会如果做了一个规定，不允许有犯规和红牌，这个不符合天理了，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张维迎教授刚才说的有吴英案等这样那样的案件。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违反法规的地方，但是不是因为他违反了一点就把他弄成死刑呢?这就是理和法之间的对抗性问题。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大部分的推动改革的事情是因为它逼得我们不能不用这样的方法对法律提出挑战。如果每个人都不提出，那这个法律就不可能进行修改，也就是说，邓小平在1979年实行“三资法”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这是违法的，因为那时候土地是不允许租赁的，你们可以看看法。为什么我们现在叫82宪法呢?是因为发现1979年的这些规定《合资法》、《独资法》、《合作法》都违反规定，所以1982年要修改《宪法》，宪法修改成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租赁和有偿出让。这个变化是为了往这边为了让外资开放进行，那边就不得不做土壤，把宪法修改为国有。现在发现，它又违反了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是当时完全私有就可能更好了，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这一系列土地矛盾、土地财政等问题了。可是当时为什么不行?是因为在中间有些人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卖国贼，因为你又会回到49年以前的租界。于是，邓小平不得不退一步说我就国有化，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租赁不就没有租界了吗?于是这两者之间永远是相互博弈的过程，我们整个的改革过程包括了企业家说到，邓小平一旦把盒子打开了，要想进行改革就不得不解决中间的矛盾。如果老是坚持原来的什么东西，只能守住原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么你就没有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允许大家摸石头、碰石头、犯错误的过程，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前进的。
我们看看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像科斯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一样是要有一个思想市场，美国很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放，它没有本来的我们的大汉民族，他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可是后来的人是包罗万象，所以他的市场是可以任意胡思乱想的市场。但这创造了多少的价值呢?比如说科幻片慢慢地变成了科技的真实。像微软、互联网，像英特尔。在最初的电影片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都是幻想，但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是因为它允许胡思乱想，最后导致挑战我们的现行规则，让规则更符合于法理、符合于良知，变成了我们现实可以看到的实物。在中国不允许胡思乱想的时候，所有的创新在萌芽中就被杀死了。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挑战、推动和呼喊，用我们的行动力来推动中国制度的改革。
论坛上，“大炮”任志强就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经济改革深化及对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期待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他着重强调了法治对于保护私有产权的重要性。
由于在微博上拥有众多粉丝拥护，而被戏称为“微博中选出的总理”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他指出，产权保护问题不搞清楚，企业家就会产生恐惧感。“大家有了一些担心、有了一些恐惧，越来越多的推动大家我们是否敢再投资，前两天小潘的老婆就说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不然我们不敢投资了，就是说大家在担心中国的未来往哪儿去，这已经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东西。”他说。
最后，任志强将发言总结为：“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下为任志强谈三中全会发言内容：
王巍：在微博上，任志强大概有三千多万的粉丝，而且他这个粉丝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姚晨，为什么?姚晨这些明星的粉丝是小粉丝，每个人下面有三五十个，而任志强的粉丝经常是上百万、上千万，所以他的转发能力影响力巨大，很多人在微博上如果靠粉丝投票，任志强是当然的总理，现在我想用今天这个机会来假设说，你是总理，这个三中全会在经济上你将有哪些政策，有一个克强经济学，能不能有一个志强经济学，有请任志强假设他是总理应该给什么样的政策?
本次论坛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
任志强：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宪法上对产权保护问题没说清楚，你后面再怎么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毛振华老说恐惧问题，他本来企业家当的挺好、赚了很多钱，一转身就当了研究者，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没有对产权给以一个清晰的保护，如果没有给产权一个清晰的保护就出现了拿了钱就往外跑，冯仑跑到台湾，王石跑到美国，反正得往外跑，不往外跑不行，其实毛教授也把一大堆都扔到外面。我觉得如果我们最终在经济制度上不能解决大家不往外跑，或者说是毛振华说的恐惧问题，怎么样的政策都无法让中国的经济持续而永久迅速的发展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跑。
任志强在会上表示，不解决私有产权保护问题，潘石屹夫妇不敢投资，王石赚钱了会跑到国外
我记得前几天王石在天则所的会议上也一个非常好的讲话，在网上传播的非常多，为什么?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和做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个人要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事做讨论，而不仅仅是曾成杰事，恰恰是这样一些问题让大家有了一些担心、有了一些恐惧，越来越多的推动大家我们是否敢再投资，前两天小潘的老婆就说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不然我们不敢投资了，就是说大家在担心中国的未来往哪儿去，这已经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梦，但是梦到底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其实大家只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梦，这也是昨天晚上王石在科大之夜讲的，现在告诉只能做一种梦，这是不很的。所以我想三中全会最后给人们，如果仅仅是说经济上放开哪些，你可以进行投资，但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届三中全那样会给出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先对历史的问题做一个说明，党内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然后大家就放心了，应该这样，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则要想让中国的经济真正能走入正轨还有一段距离。谢谢!
李宪源：冯仑道出了中国“先富阶级”的心声
//m.drhuete.com/Article/zatan/2013/07/303505.html
享有所谓“地产思想家”盛誉的“现代大亨”冯仑，在《诚实经商、勉成国器》这篇采访录中，生动鲜明地特出了当今中国“先富阶级”的总体思想面貌和当今欲望。
其感慨中国老板跟国内外官员们见面时的不自信，或是反映了他的无知，或是显现了一种野心。西方的高官，即使位至总统总理，说到底不过是资本财团(通过媒体操控造势和冠冕堂皇的“民主选举”程序)雇佣的高级雇员，因此与资本大亨打交道时，毕恭毕敬的理应是“雇员”而不会是“有钱出钱、有力使力”的幕后主子，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没有政治权力发起推动的全国性“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掠夺运动，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他们这些一夜暴富的“先富阶级”。中国的冯仑先生们，必须对扶持他们“先发家、先光荣”中国高官们毕恭毕敬，岂不很正常?
当然了，冯先生们如今羽翼已丰，或许开始眼红西方商界同行对西方政客颐指气使的“幕后雇主”地位和架势，就难免要借跟欧盟官员和法国外长及总统的会见，借题发挥地大做文章了!
可以看出，从“……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很中国”这句画龙点睛的心声表达中，冯老板对自己以“中国人的身份”，成为当今“资本大亨”，不仅有些自卑，甚至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他对自己及其中国老板同行老提“一些大而空泛的问题”，而让“西方很不适应”，似乎深感羞愧。而且冯老板对唯利是图只想从大陆同胞身上刮钱、而对统一话题、民主问题等“特没感觉”的台湾企业家们，显得特别崇敬，而对在北朝鲜类“集权社会下生活的人(越)喜欢说大话题，……只有抽象的国家、政党、意识形态，没有个性和自我意识”，显然极端地鄙视。
因为具有“地产思想家”的智商而对“意识形态”显然很不屑的冯大老板，却竟然不知道，有关“统一、和平、最高尊严……”等政治话题，根本不该由小民百姓来关注而必须专归政治外交“精英”们处理的想法，本身就极其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君王、近代蒋介石和现代老小布什和奥巴马等新老统治者们信奉的)特定“意识形态”之核心理念。鄙视“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宣扬少数精英垄断国家事务的意识形态(在西方还美其名曰“民主”)，只能说明当今已经攫取巨大财富的中国新生资本家们，对进而攫取巨大政治权力，跃跃欲试，确实已经急不可耐了。
为给后一种政治权力的攫取寻找理由，这个所谓的“产业思想家”还煞费苦心地找出一个有关“恐惧”的话题，侃侃而谈：“人类有两类的恐惧，一类是对异类的恐惧，另一类是对同 类的恐惧。西方对中国这两种担忧 和不适应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对异 类的恐惧，比如日本和欧美在文化上比中国和欧美关系近，日本崛起 时西方也有不适应，但恐惧较小， 这是对同类的恐惧。但中国和他们 不一样，你人多、地大、有共产党、有资本市场、有原子弹、有总 书记……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都是异类的不适应，西方见过有资 本市场、有跨国公司、有吵嚷的议会，不同的政党，但对中国的社会 政治、决策机制、经济发展和思维 模式都需要适应。”
很显然，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在公开宣示：只要由“冯老板们”来幕前幕后掌控中国政治权力，“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都是异类的不适应”，就会手到病除!
当然了，在“中国冯老板们”的思想辞汇里，这里所谓的“全世界不适应”，其实就是西方的不适应。冯仑所谈《诚实经商、勉成国器》的核心，就是要让中国这个 “异类”，怎么去“适应”西方制定的整套规则及其相应思维方式。这就再次使我想起了中国伟大思想巨人早在上世纪初叶就下过的著名结论。
是的，不管冯老板怎么给自己一伙人编制哪种“成功老男人”的绚丽光环，这些“先富者”们对外匍匐依附国际资本势力的天生软弱性，对内蔑视欺压和剥削本国劳动民众的强暴冷酷，注定其“烂泥扶不上墙”的可悲历史缩命，将永远无法改变!——记得类似的话，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专门说过;今天我再重复一遍。
附文：专访冯仑：心离钱越远钱离口袋越近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6月27日午间消息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巴黎当地时间26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国际访问”期间对话新浪财经，谈及商业感受，冯仑称企业家赚钱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满足一个兴趣、专业，企业家做事儿价值观放在前面，顺便赚个钱。心离钱越远，钱就离口袋越近。下为采访内容实录：
记者：这几天法国比利时之行在您眼中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冯仑：整个这几天的活动和以往商务活动相比，多了一些和欧盟官员的接触。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和国外企业在见官的时候举止、行为、心态都很不同，这在某种程度可以折射出我们在国内的生存状况。你看我们见巴罗佐的时候，站得那么整齐等他来照相，这和当地的企业家表现的很不一样。我们在被领导接见的时候这种状态太常见了。记得以前我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每年要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一站就是一个小时，然后领导出来转一圈说两句话就走了。 这次也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接见，以至于巴罗佐本人都觉得有点奇怪，他自己还说了句“哎呀，你们这么有纪律。”。这个让我想到最有纪律的是北朝鲜，见到领导人后是那样一种局促，那样一种不安。其实巴罗佐很吃惊，我想他更习惯的是如果要谈事儿，之前和主要几个人聊聊，然后出来喝点东西随便说说话。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反而不习惯了，比如昨天下午和法国外长见面，讲完话拍完照后人家没走，于是我们全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和外长聊聊，其余都坐在旁边和自己人聊。最后发现当地的企业家很熟悉这个程序，和外长聊得很投机。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我们很喜欢鼓掌，经常为自己也为别人鼓掌。可是欧盟的人很少鼓掌。我觉得我们鼓掌有点多，习惯性地对大人物的话不由自主的表示敬仰，总觉得不鼓掌别人不满意。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个体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表扬对方，你看中国人在和朋友、父子见面的时候都很吝啬夸奖对方。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越南的钱柜唱K的时候的一首歌——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当时我好奇，觉得中国也可以是形容词，什么意思呢?我问翻译，翻译说是你很含蓄却欲言又止，内心澎湃却不表达，这个就是中国的意思。中国这种文化习惯于集体性的表达情感，而对个体的表达反而回避，我们有很多集体鼓掌，但当面却很少表达赞赏。我又想起国内的一个笑话，就是在法庭上审讯那些贪官时总有个最后陈述，但有一次最后陈述完了之后也鼓掌。因为习惯了，以前领导嘛!
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很中国，这具体表现在提问上。我们很擅长提一些大而空泛的问题，这让西方很不适应，我们提问的方式真的很哲学。就和以前我我干爹曾经骂我的，你总说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我联想到很多年前去台湾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都谈一些统一、民主的问题，而台湾的企业家都特没感觉，说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集权社会的话语体系和在民主体制下的话语体系不同，越是在集权社会下生活的人越喜欢说大话题，因为他们只有抽象的国家、政党、意识形态，没有个性和自我意识。你看北朝鲜的语汇，那是最高级的最高级。动不动就最高尊严，极端到无以附加的阶段，这和权利的集中有关。在集权社会下人们研究的事情很少是自己个人的事儿，都是党和人民的。你看台湾玩香道、茶道的很多，西方也有些极端的爱好，比如facebook的创始人不好好上学在那儿胡整，这些我们这边都会被视为异类。这次我们到了欧州，见到政治人物时提的问题很少和自己有关，我们提到的是和平、中法关系，这些好像应该是政治家外交家谈的。但你看法国外交部长反而说的很小，他不和你谈和平问题。这种情况人家只能说你“好博学”
另外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姿势。我们见法国总统时，总统是坐着说话的。而我们的企业家无一例外全都习惯了站着说话了，站着讲话显得很恭敬，但你想我们40个人啊，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统应该站着。这三件事儿让我觉得，虽然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利面前我们显得还是不太自信。
但也有我们进步的一面哈。昨晚上船上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大家的衣服都会穿了，每个人的衣服都挺讲究，这个讲究不是大牌和贵的问题，昨天我们在大巴车上讨论了一路明天企业参访是穿商务休闲还是正装，里面必须是衬衫和T恤，柳总最后反复征求大家意见，最后还要和明天参访公司的的人沟通。这个细节反映出中国企业家都从容了，开始关注小事儿和细节了，和外边沟通更自信了。
记者：昨天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大家谈到了“恐惧”，但是显然没有谈得很深入。我想问问您，欧州对你们这些中国企业家的到访会不会觉得恐惧，另外您这类企业家都常“恐惧”点什么?
冯仑：人类有两类的恐惧，一类是对异类的恐惧，另一类是对同类的恐惧。西方对中国这两种担忧和不适应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对异类的恐惧，比如日本和欧美在文化上比中国和欧美关系近，日本崛起时西方也有不适应，但恐惧较小，这是对同类的恐惧。但中国和他们不一样，你人多、地大、有共产党、有资本市场、有原子弹、有总书记……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都是异类的不适应，西方见过有资本市场、有跨国公司、有吵嚷的议会，不同的政党，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决策机制、经济发展和思维模式都需要适应。
就企业家个体而言，我觉得企业家群体除了对健康的恐惧外，相对于一般人很少有恐惧，因为恐惧来源于未知、无知和歪知，对未来结果的不能预期，所以你看小孩比老人恐惧多，女人比男人恐惧多，弱者比强者恐惧多。这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掌控能力差。大人老人强人男人都恐惧较少，对所有预期的变化都有影响力。相反小人小孩弱者女人都有更多的恐惧和担忧。这不是歧视女人，比如走夜路男人只害怕劫财，女人除了怕劫财害怕劫色，多一个恐惧。所以企业家群体有更多自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接触的外部世界更大，掌控的资源更多，对变化的预期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大，所以恐惧较少。
记者：对于像您这样比普通人掌握更多资源的企业家人群，钱其实赚得挺多了，还能继续这么折腾的动力在哪儿?想要更多的钱和地位吗?真得想要让企业长盛不衰吗?
冯仑：企业家赚钱和普通人赚钱是两个概念，普通人是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企业家赚钱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满足一个兴趣、专业，比如史玉柱就是喜欢玩网游的人，后来意外变成了创业。还有一种是内心有特别好的愿望，为某种价值观活着的人，比如我们做立体城市是为什么?就是对现在城市又脏又乱又闹心又资源浪费房价又高的现状太不满，于是自己就想要改变。这就是个没事儿找事儿的事儿。所以企业家和普通人相比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次序不一样，企业家做事儿的次序和价值观放在前面，顺便赚个钱。可是心离钱越远，钱就离口袋越近。
刘翔比普通人跑的快，但为什么还要跑?因为他的参考系是奥运会的成绩，而不是普通人的标准。企业家也和刘翔一样，为未来几秒钟的荣耀而付出一生的辛苦。每天按照教练指定的科目训练，因为过度竞争和训练而失去继续赚钱的资格。对企业来说就是破产，所以破产是企业唯一的出路。你知道地球上存在的组织，最长的不是什么企业，而是公益和宗教组织，目前盈利性组织最长的寿命也就400年。中国有1000多万家民企，我相信绝大多数以死亡告终。企业家最终的命运就是把企业干破产，然后就歇了，和运动员一样一样一样的。企业家痴迷兴趣、价值观、使命感使技术不断改进、财富不断累积，但最终都是企业家牺牲了，而那些美好的事物还在。比如雷曼也做了很多好事而，但它最终死了。失败的公司不等于没有提供过好的产品，只是竞争环境变了。比如无锡尚德使新能源的技术在全球提升到新的水平，创造了财富价值，但最后自己失败了。我想企业家的宿命就在这里，用自己一代一代的牺牲使技术进步、人们生活得到改善。
记者：明知最后都是破产，你们都甘愿这么一路欢歌着奔向死亡?很多企业家最后都皈依宗教，比如当年你们万通六君子的潘石屹和王功权，这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
冯仑：人类幸福、满足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降低欲望让自己当下满足，管理、降低欲望使得欲望和自己的条件匹配，这叫宗教。另外一种是欲望不动，但想方设法获取满足欲望的物质条件、制度环境，这部分叫经济活动、叫科学。我们用政治强权、战争、经济活动等能力手段让自己的欲望得以满足。
一个人要幸福无非是这两个方面，这两种都可以幸福。但宗教成本更低，见效也快。企业家的不同就在于他选择的是第二种，靠经济、政治、科学等手段的强大来改变自己和欲望的关系，通过这样使自己幸福，但遗憾的是欲望和手段一直在赛跑，而往往欲望跑的更快。欲望一秒钟就可以达成，欲望跑的这么快，但我要满足这个欲望就要折腾半天才可以实现。欲望一般还是加速度奔跑，赛跑的结果往往是物质手段落后于欲望的增长，所以人类社会永远充满矛盾、不平衡、煎熬和苦痛。
相当多折腾的人往往都皈依宗教，因为物质手段的提升永远也赶不上欲望的奔跑，最后停下来，让欲望慢一点，让灵魂跟上脚步。企业家、政治人物最终归宿都是皈依宗教，就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很多事情力有所不及、心有所不怠，于是选择皈依宗教，相信这一切你其实不用做，原来一切上帝自有安排。
我觉得成功的老男人到最后，人类的不可能性都挑战完了，觉得自己超级强大，任何事情都搞的定，就开始对不确定性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比如很多人从事极限运动或者和上帝对话，因为上帝你永远也搞不定。还有一些人，比如杨振宁什么的科学家最后选择和小女生较劲，这也是一个挑战不确定性的方法。
记者：你觉得最后你是会选择和上帝对话还是和小女生较劲?
冯仑：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老，所以我现在不急着做选择。我从小就被训练成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都是讲实际的事儿，比如物质手段改变世界，所以目前我还在比较低俗的物质层面。什么时候到了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会先通知神再通知你来采访哈。
记者：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平时你除了工作外都还有点什么癖好?
冯仑：我喜欢看犄角旮旯的事儿，喜欢研究另一面的事儿，比如伟大的人的阴部，阴暗面。你会发现越这样研究人就越释然。对好和坏，对得失利弊的权衡就会通泰很多。人纠结是因为心里世界小，心里世界越大越无是非。你看佛和上帝都没啥是非。你看农村妇女丢个猪就要上吊，而进了城的人喝个酒、拉拉手也很正常。因为心大了，事儿就小。
另外，如果一个人喜欢历史和哲学，心就会变得巨大无比，因为历史是讲永恒，时间上的永恒;而哲学讲无限，范围的无限。有了永恒和无限的话，别人在无奈的时候，你就会释然，别人在恐慌的时候你就会勇敢，别人在无知的时候你就会清醒。这其实就是人为何要修行，人这硬件都差不多，竞争的是软件，从你读书的那一天你就开始装软件，一直装到你信了神，这就是最高的级别了。(雪婷 发自法国巴黎)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