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总书记接过总结权和评判权，再结合之前的一系列信号：总书记少有地亲任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经济工作罕见地被高调报道，总书记“经济工作座谈会”重新出现等，可看出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对经济工作的直接领导似有强化的趋势。
习近平（资料图）
文︱元淦恭 童如然 实习研究员 刘学燕
一
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细节，少为人注意却极端重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翻看前几年的报道，对当年经济工作进行总结的通常是总理。
总书记接过总结权和评判权，再结合之前的一系列信号：总书记少有地亲任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经济工作罕见地被高调报道，总书记“经济工作座谈会”重新出现，以及党管经济的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高调曝光等，可看出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对经济工作的直接领导似有强化的趋势。
一般说来，党负责全局工作，经济工作主要由国务院直接抓。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分析，这一系列信号表明，在经济工作上“党”、“政”之间的关系格局或会微调。
二
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就在广东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这一现象并不寻常。查阅《人民日报》可知，“经济工作座谈会”这种会议形式，已多年未见。
国务院总理到地方考察，往往会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而总书记到地方考察，在听取汇报之外专门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相当少见。
胡锦涛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从未在地方考察时召开过“经济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此前报道总书记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还要追溯到1993年，当年江泽民曾在地方主持了4次“经济工作座谈会”，其时，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我们分析发现，未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总书记亲自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在广东是第一次。
三
2013年4月25日，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我们检索发现，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对以经济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常委会进行单独报道。
多数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不做报道。我们检索了中共十四大召开以来的《人民日报》，21年间，内文中披露的开会时间精确到日或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一共只有95次，平均一年仅4次，可能不到全部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次数的十分之一。
这些会议大多没有在召开后立即被报道，而是在中央文件公布后的“诞生记”、人事换届或重大项目的总结性综述报道中才予以披露。
以单独形式马上报道的只有20次左右，其中有10次针对的是政治局常委会在出现地震、洪灾、公共卫生危机等事件召开的紧急应对的会议，有“安民告示”的意味。
《人民日报》曾指，2008年10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三次会议专门研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也与经济有关，但相关信息在2011年初发表的《党中央“十一五”治国理政》纪实中才披露，并非会后的即时新闻。
专门报道政治局常委会研究经济工作，这一信号并不寻常。
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分工，往往是高层经济决策机制的一个窗口。
江泽民、朱镕基时期，形势分析、次年的主要任务和当年经济工作总结都由总书记江泽民阐述，总理朱镕基讲话只对次年工作做部署。江泽民的决策主导作用，也借由讲话的分工得以体现。
胡锦涛、温家宝时期，2003年、2004年，当年的经济工作总结改由总理温家宝进行。2005年，经济工作总结由胡锦涛进行，2006年、2007年两年的会后报道则没有涉及到本年度经济工作由谁总结。从2008年到2011年，年度经济工作的总结，都由总理温家宝来做。总体而言，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决策中的分量较此前出现上升。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并没有总结当年工作，今年会议上讲话分工的调整，透露出高层经济决策机制变化的端倪。但这种机制调整会否定型，还有待继续观察。
此外，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共中央文件起草组组长的情况非常罕见。进入新世纪以来，总书记亲自担纲全代会或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负责人的除了这次会议以外，只有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
五
财经决策机构的人事安排，亦直接关系经济决策领导机制的变化。
1998年至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直由总理兼任。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之间的具体工作分工进一步明确，国务院的“经济内阁“角色基本定型。但在中共十六大以前，江泽民虽然没有再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但仍较多地直接领导经济工作。这一阶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权力更多在执行层面，在决策层面的功能相对较弱。2002年以后，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对经济工作的具体领导相对减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地位更趋重要。
从今年以来的一些情况看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可能出现了新的调整。
近20年来的历任中财办主任都有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委)工作的经历，2012年的新任中财办主任刘鹤也不例外。但他在出任中财办主任前，已从国家计委离任多年，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经历，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外界普遍认为，刘鹤是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主要智囊。刘鹤担任中财办主任，使得中财办作为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不单受到财经小组本身的领导，更与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中财办已不仅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而成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共有的最高经济决策智囊机构。执政党的领导人，也可以依靠中财办对经济工作进行更直接的指导。
六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导体制的变革脉络，不难看出一些规律。我们注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基调是“党政分开”，因而国务院对经济决策和运行都居于主导地位。八十年代末以后，“党政分开”淡出，决策权向中共中央集中，江泽民的主导地位可为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介于前两种状态之间的第三种模式，即“党政分工“，执政党宏观领导，国务院则做具体决策和执行。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执政党中央有进一步集中经济决策权的趋势。总书记对经济工作的直接领导似有明显增多，这到底是换届之初最高层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短期应对，还是经济决策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有待观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求各地成立的改革领导机构要由“主要负责人“来抓，这或许暗示，在中央层面，最高领导人将亲自兼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未来几年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决策都关系到改革，因而这一小组可能在事实上扮演超越其他所有小组的角色。“深改小组”在经济改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预料，而深改小组和财经领导小组之间的关系如何流变，则是外界关注中国经济决策动向的重要指标。
我们的判断是，深改小组或将成为比财经领导小组更重要的重大经济问题决策机构，财经领导小组或回归朱镕基任总理时代的执行层面。而中财办班底或将在深改小组中占据重要位置，进而中财办将更直接地贯彻执政党的决策意志，相对淡化其作为财经小组办事机构的部门性。
为智谷趋势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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