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5日，秦晖、许章润、许纪霖、刘瑜等人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为题，进行讨论。刘瑜称：“中国经济模式依赖于一定的政治模式。中国模式很难推销和改变世界。”此外，刘瑜还认为，“软实力的标准，是别人怎么看你，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不是自己说了算。”
2014年1月5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凤凰网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秦晖、许章润、许纪霖、刘瑜、王利、施展参与了这次论坛。
会上，有“民主女神”之称的刘瑜以绿衫配红裤的形象亮相，她引用秦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低人权优势发展模式”的描述，进一步论证中国模式不可能推广到全球，“别说很难推销到像美国以及欧洲这样的地方，哪怕你推销到非洲也是非常难的。”
刘瑜：中国模式很难推销和改变世界
以下为刘瑜演讲全文：
今天我们是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括刚才王利和施展都讲到所谓的双重定义论，中国改变世界以及世界改变中国，等等，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们意识到“中国改变世界、世界改变中国”这样几乎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在某种意义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孤独的国家。
1、世界对中国的改变
当我们分析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和世界的交流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回到体用之争。在用的层面上，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改变世界，当然世界也改变中国。但是在体的层面上，在文化、观念乃至制度的层面上，我觉得中国好像还没有走向世界，世界也没有走向中国。
我们从世界改变中国开始说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和世界的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工厂的角色。而世界为中国提供的这个市场，显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来说，世界改变了中国是没有疑问的，包括刚才施展讲到的，不但在欧美有很多Made in China，哪怕去坦桑尼亚，都可以看到喜羊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世界改变了中国。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文化、制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世界对中国的改变，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缓慢、微弱的，最核心的应该说是体现在我们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至少启蒙以后的西方，在现代化以后的西方，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社会在上面、国家在下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是社会的打工仔。反过来说，从中国传统上来说，国家在上面、社会在下面的这种基本的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而改变。
我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大家看到中国最近反腐的力度非常大，好像说最近一年有十个副部级左右的干部被拉下马来。当然这是好事，是大快人心的事。虽然是好事，但它是自上而下的模式……所以哪怕是反腐，我们的模式还是国家在上，社会在下。而我们再看西方的反腐模式，是新闻记者揭黑，包括专业反腐的NGO，比如说在美国有Against Government Waste这种组织。如果你去看类似的这种网站，这种所谓的watch dogs(守门人)式的NGO组织非常多。而这种社会反腐和中国的国家反腐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否造成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这是一个问题。
2、中国对世界的改变
这是世界对中国的改变。现在我们反过来再讲中国对世界的改变。中国对世界的改变最显而易见的是大量的廉价日用品在全世界流通。这个对国外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买Made in China的牛仔裤，国外制造的可能卖10美元或者20美元一条，而中国制造的可能就是5美元一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中国改变了世界。
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也给其他的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我在英国教书的时候教中国政治，谈到中国外交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外国的学生以及我的同事，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而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以及中国和拉美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从非洲买石油，从拉美买很多原材料，而这种购买力对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些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造成的冲击，是他们非常担心的问题。所以世界对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3、体用之别：中国真的改变世界了吗?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真的改变世界了吗?我刚才讲的是从用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中国的确改变了世界。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比如秦晖老师讲到的，中国的崛起等于中国模式的崛起吗?我们真的重新定义了比如说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了吗?如果你要把中国的这套经济发展模式，秦晖老师所谓的“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推销到其他国家，可以说是非常难的，别说很难推销到像美国以及欧洲这样的地方，哪怕你推销到非洲也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你推销到赞比亚，因为中国带去了低工资，带去了相对应的生产模式，但也造成了当地人民的反弹，包括与当地的华人公司产生暴力冲突，甚至枪杀死人的情况都有。而且最近有一个赞比亚政党领袖，恰恰是因为反华口号当选了这个国家的总统。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经济模式是依赖于一定的政治模式的，中国模式在向世界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一方面，就是中国模式目前很难推销和改变世界。
还有一点，最近我看了我们清华的一个同事阎学通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2023年全世界将成为两极格局，就是美国和中国，所谓的G20变为G2，就是中国将要崛起了，大家要准备好，咱们不当领袖也不行了，咱们实力到那份上了。当然这个听起来非常鼓舞人心，《环球时报》每天也是这样的论调，就是中国崛起了，西方人妒嫉我们，我们要宽容大度理解这一点。但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如果从GDP上，的确可能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很难和我们比，而且相比其他国家的优势越来越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硬实力之外，在软实力方面，我们真的能够塑造世界的未来吗?我们怎么衡量中国所谓的价值方面的影响力?一个比较直观的可能不太严谨的检测标准就是，当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发生危机或者问题的时候，大家眼睛是往哪看的。比如说巴以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会想美国怎么还不来解决问题，但好像没有人说中国怎么还不来。或者，比如苏丹达尔富尔大屠杀这个事情，大家会说美国或者联合国怎么还不派兵解决问题，但很少有说中国怎么还不出现，中国怎么还不出手。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具有这样的国际影响力，你是否能够在软实力上征服世界，不是自己说了算，是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这才是软实力的标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这样的软实力，我们没有看到在世界的危机问题发生的时候，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大家把眼睛看向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双重定义的影响力还没有到那个份上，中国改变世界的能力和程度还不足。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世界对中国的改变，还是中国对世界的改变，在“体”的层面上，都还是非常有限的。目前来说，这个改变还更多停留在器用的层面上，对于体制、思想、观念的改变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经常讲中国特殊论，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和世界在“体”的层面上的交流有限、不足是因为中国特殊论，是因为中国人的大脑构造、精神构造完全跟人不一样。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清华的史天健老师，他前两年去世了，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研究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在去世之前的几年，史老师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他试图论证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是所谓的民本主义的看法，而不是程序式的看法。这也是胡鞍钢老师讲的，他认为中国是人民社会的观念。但是在史天健老师生前最后一篇文章里面，他发现中国人对民主有程序性认识的要多于对民主有民本性认识的。
今天在座很多是年轻人，怎么样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怎么样使世界真正走向中国，可能是你们要去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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