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克讲过一个故事：几年前访问一个拉美国家，该国财政部长准备了一份关于该国经济最新进展的详细PPT演示稿，列出了他们已经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贸易壁垒已经清除，价格控制已经取消，所有国有企业都已私有化;财政政策收紧，公共债务减少，通货膨胀也不复存在;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外汇和资本没有了管制，经济向各类外国投资开放。”财长自豪地对罗德里克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现在正进行第三代改革。”罗德里克不由感慨道：“的确，这个国家及其财长是那些源自国际金融机构及北美学术界关于发展政策的教条的优等生。照此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得到高增长和减贫的奖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国贫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这也是我在当下最深的忧虑。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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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例外”还是“普适规律”
卢周来(国防大学教授)
模糊记得有人说过:绝大多数书评人，无非是借别人的著作，浇自己思想的块垒。
在我看来，《超常增长》的推出以及围绕这部著作的讨论，其意义除了著作本身的观点贡献外，更在于有可能重新激发起了学界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前景问题的知识关切，又一次提供了细致梳理此前关于“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前景”讨论得失的机会。尤其是在执政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盘托出了中国未来改革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之际，应该是格外有意义。
一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超常增长》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正如在书中所梳理的，关于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超常增长之因，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有各自的见解。从林毅夫等人(2012)的比较优势战略，到钱颖一等人(2003)的M型结构理论，再到张五常(2009)的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分层合约制等等，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但极而言之，涉及到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到底是世界经济的“例外”，还是遵循了是大国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
必须提到另外一场争论:即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与《超常增长》一书的交集都在于“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国内如黄平，2006;胡鞍钢，2009，2010，2013;王绍光，2009，2011……国际上如乔舒亚·库珀，2010;马丁·雅克，2010……)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不仅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例外”，而且也非一般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能解释。更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探索出了一个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可供非西方国家借鉴与模仿的最新典范”，如果对此加以进一步提炼与总结，可能发展起新的理论，以充实目前的主流经济学。
当然有更多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例外”论的反对者。在他们(如吴敬琏，2011;许纪霖，2010;陈志武，2010……)看来，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超常增长，恰恰是因为抛弃了传统计划经济，回归到人类社
会主流。中国的成就，只是“证明了自由促进发展。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越多，经济活力就越大”，“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的模式”。所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不仅不是什么“例外”，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学规律的“普适性”。
作为国际范围内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大师，持“普适论”观点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2011)在中国国内有诸多拥护者。安德森认为，中国经济的超速增长，是因为做对了四件事:农村实行了承包制、开始了大规模的轻工业生产出口、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了重工业问题、放开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四件事的共同之处，就是建立市场机制。而建立市场机制，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项核心内容。他还提出，“华盛顿共识”还包括建立更严格的信贷控制、反补贴、减少贸易限制等，而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所做的工作。因此，所谓“中国模式”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梳，从价值判断层面看，还有两种“例外论”与“普适论”者。
一般“中国例外论”者，对“中国模式”是持赞同态度;但有一种“中国例外论”者——可称为“例外的‘例外论’者”(如秦晖，2010)，承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例外”，但认为这种“例外”是以劳动者“更低的自由”与“更低的福利”作为代价。与此类似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观点，他们(如王毅，2011)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自秦制以来就有，这套传统包括政府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市场的严密控制等等。
与此对应，一般“普适论”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采取了自由市场、明晰产权等西方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但也有一种“普适论”者——可称为“少数派‘普适论’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不是独特的，而是误入了某些失败国家通常的“陷阱”。在他们(如黄亚生，2010)看来，中国今天所做的无非是当年拉美国家做过的事:政府利用它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去征收土地;在经济中占据“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和战略行业，在比如银行、能源、钢铁等行业施行国有化。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超快，但收入分配迅速恶化，失地农民沦落为城市贫民，社会动荡，迫使政策不得不趋向民粹化，造成“失去的十年”。因此，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预言，如果不尽快进行根本性调整，中国的超常增长行将结束。
一般的“例外论”者与“普适论”，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或至少正朝着正确的路上走，而“例外的‘例外论’者”和“少数派‘普适论’者”，却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做的事都表示怀疑。
二
我留意到，《超常增长》史正富先生此前参与了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这部著作延续了他此前的一贯观点。这种观点无疑属于“中国例外论”。正如在书中所言，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增长，是因为“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但在“中国例外论”之下，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与创新。
首先，对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框架的拓展。关于中国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探究，较早始于奥伊让(Jean Oi，1989)和白苏珊(Susan H. Whiting，1997)等人。在一篇分析中国增长文献中，前者就提出“地方政府公司理论(Localstate Corporatism“)”(有人翻译为地方法团主义)这一概念;后者则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概念，以描状追求经济增长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发展起一系列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超常增长》一书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竞争性地方政府与战略性中央政府以及竞争性企业系统联接在一起，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运行机理，从而构建起一个三维架构的完整分析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下，不仅仅竞争性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造就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而且还有中央政府在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基础上平衡发展与稳定、抓住机遇有效吸纳国际超常购买力来营造大环境，兼有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才合力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其次，对中国三维制度架构下
经济增长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揭示。从亚当·斯密开始，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市场扩张作为经济不断增长的基本条件。换言之，如果市场范围狭窄，产能无法消化，分工受到限制，一国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超常增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维架构制度，一方面为资本投资提供了足够激励，但国内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以及低的内需市场，无法消化资本超常投资累积起的巨大产能。这显然构成一对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就是战略性中央政府抓住时机不断扩大开放，利用了美国超发货币形成的超常国际购买力，从而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循环。这一思路与晚近由克鲁格曼以及罗德里克(Dani Rodirik)等人强调的“增长—制度—全球化”框架一致，也是此前只关注制度特征的其他“中国例外论”者所缺乏的。
第三，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的详细分析。包括提出或赞成所谓“北京共识”在内的“中国例外论”者一般认为，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经济政治体制之所以促进了经济超速发展，是因为既维护了其政治上的威权特征，同时又引入经济上的市场竞争。不少学者还提出，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真正秘密。这种宏观分析框架固然简洁，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但其缺陷在于与微观经济运行的距离过远。与此不同的是，在本书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认为竞争性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在于:给资本更高激励、更低的交易费用以及更高的行政效率。具体而又令人信服。
最后，著作完整归纳了中国的制度特征及其比较优势。书中认为，与西方常规经济制度相比较，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特征由四大支柱支撑: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地位;中央与地方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的复合型国家理财体系;以及超越短期宏观调控的国家发展管理。进而提出，“理解它的内在张力和演进趋势，必须打破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制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神话，用实际存在的、而不是教科书上的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现行经济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和评价”。这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外论”。
三
记得历史学家汤因比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大国无一例外地奉行某种例外论，这是它们始终对自身怀有的一种情感。可惜，“无所不在的例外论是不可能得逞的”。
籍着阅读《超常增长》这部著作的机会，我想谈谈自己对于“例外论”与“普适论”二者的看法。
在我看来，“普适论” 者承认 “例外论”者的看法：即当下的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 只不过“普适论”者认为，这样的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仅是一个过渡性安排。 也因此，“例外论”者提不出更加尖锐的让“普适论”者在逻辑上无法回答的问题。 但“例外论”者强调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但却没有很好地回答 一般“普适论”者提出的那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既然承认是改革造就了中国三十多年超常增长奇迹，而改革的取向又无疑是市场化，市场化提供要素激励又是 “普适规律”，怎么能够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归因于 “政府主导”这一所谓“中国特色”呢？
《超常增长》一著，作为“例外论”的代表性著作，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即使作用再大，但如果不是改革造就竞争性市场以及给资本以更高激励，中国经济能维持超常增长吗?实际上，正如吴敬琏等人(1986)很早就研究过的，建国以来1958、1970以及1980年的行政性分权，都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可能性;但只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这种竞争才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从更带根本性的经济增长理论看，剥开制度分析部分，《超常增长》立论的基础，仍然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劳动资本比率决定均衡产出水平。“三维构架”最大的优势，无非就是为资本投资提供超常激励，从而快速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推动经济超常增长。从这点上看，著作中实际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制度分析的融合，超越了简单的“中国例外论”，同时也制造了过于强调“例外论”带来的麻烦。
纵览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史，从亚当·斯密开始，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都在孜孜求解经济增长的秘密。从最初强调资本积累作用，到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再到强调技术创新，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理论研究到国别实证，成果颇丰，常有相互否定的现象，特别是用国别研究否认一般性理论。这也是造成“例外论”与“普适论”无法调和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irik，2007)曾经试图进行一种综合——这种综合或许能够填补“例外论”与“普适论”在方法论上的鸿沟。在他看来，一方面，“第一等级的经济学原理”，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导向的激励制度、稳健货币、财政支付能力等”，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还没有哪个经济体在不遵循上述健康经济治理原则的情况下出现快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一个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都不存在“例外”，或者说，这些基本原则是“普适”的。但“新古典经济分析的灵活性比其政策领域的实践者一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相同的经济理论，并不对应惟一的政策组合。”相反，“改革者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根据当地的约束条件和充分把握当地的机会，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制度设计之中”。在这点上，罗德里克特别强调“本土知识”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贴近当地实际的政策组合，才是决定一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千差万别。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一个成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又都是“例外”。因为“恰当的增长政策总是因地制宜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仅就破解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之谜而言，“例外论”者与“普适论”者大可不必相互否定。“例外论”者可能讨论的是政策组合构成的制度安排，“这并非因为经济学在不同条件下作用不同，而是因为家庭、企业、投资者所处的环境以及由此所提供的机会和约束不同”。而“普适论者”更多讨论的是构成经济快速增长的所谓“元理论”部分。而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全部秘密，可能恰就是“例外论者”所强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甚至是“非正统”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体现并释放了“普适论”者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元理论”要求。
但不能因此而“和稀泥”。正如罗德里克所强调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安排远比清楚经济学理论重要得多。也因此，最需要警惕的，是持“普适论”观点的“黑板经济学家”的“自大”。他严厉批评，“许多经济学家根据简单的经验法则提供咨询而全然不顾经济社会背景的做法(私有化这个、自由化那个)，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正确应用，而是对这些原理的肆意糟蹋”。而决策者也应该“对于那种普适性、最优做法式的改革药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所以，就价值判断层面，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例外论”者。尤其是象史正富先生，作为企业家，他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超常发展的参与者与亲历者;作为学者，又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超常发展的观察者与思考者;所以，这部“贴近地面飞行”的著作中所讲的“中国故事”，其可信度肯定高于一直限于纸面上谈兵的书斋经济学家。
四
本书关注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维系中国经济未来超常增长?
经历经了三十多年的超常增长后，今后的中国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进出口总值也已在去年年底首超美国列世界第一。但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三十多年超常增长也累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矛盾。在我看来，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体现在阶层之间的分配性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经济快速扩张受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制约;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体现在在位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一个强力崛起中的大国的焦虑甚至敌视。这些巨大矛盾当下已经由潜在浮出水面，构成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威胁。
实际上，学界围绕如何以改革来继续维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讨论已近白热化。这其中，“例外论者”与“普适论者”给出的答案几乎是相反。
在以本书为代表的“例外论者”看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经济体制，并且“这个体制已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经济新类型”。未来要维系中国经济超常增长，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诉诸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来继续完善它”。但方向仍然是保持和改善政府主导宏观经济发展的能力，“而不是进一步市场化”。
“普适论者”所持观点正好相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并且经济体制上有进步与改善，“都是因为拥抱普适价值的结果”;而中国经济三十多年增长所累积的主要问题，恰是因为还残存着的“中国特色”：包括政府和国企在内的“国家部门(State section)”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在主导经济。他们称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经济体制，“它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要继续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当然是通过缩小政府权力、实现国企私有化来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
有意思的是，“例外论者”认为，中国已经开出新路，应继续沿此前进;而“普适论者”却说，那条所谓新路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必须走真正的新路;而“普适论者”所讲的新路，在“例外论者”那里，不过是西方走了三百多年、且目前正风雨飘摇穷途末路的老路。
与一般“例外论者”又有不同的是，《超常增长》提出了一个真正算得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方案：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超常购买力行将消失之后，除通过常规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来实现常规增长之外，还要通过设立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投资于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甚至国防等国家长期发展及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培植起国内超常购买力，来弥补国际超常购买力消失后留下的空间，以继续实现超常增长。
有必要再次申言：总体上，我是倾向于“例外论者”。从一般理论上看，政府的功能是作为大规模匿名交易中的充当垄断暴力的保证契约能被强制执行的“第三方”。所以，地域越宽广、发展差异越大、不同民族越多、利益主体越多元化的国家，政府就必须越强大。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一部中国历史也表明，凡是政府强大的时候，往往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而政府越软弱涣散之时，除了有利于思想者与诗人，往往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之时，所以才有“国家不幸诗人幸”之说。
但强大的政府仍然必须是目标定位为“天下苍生”即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即一个真正的“中性政府”。这可能是我与史先生以及一般“例外论者”不同的地方。
有学者(如姚洋，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指出的，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的政府，必然是“亲资本”政府。而这一点，不但此前能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找得到支撑，且这回再次从《超常增长》一书中得到确认：在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甚至痛斥政府给民间资本设置各种障碍的时候，这本书替政府讲了公道话：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比中国地方政府对资本如此亲近的了!
“亲资本”的结果固然造就了中国经济因资本超常投资率带来的超常增长率，但是，因其给资本以更高的激励，给资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国民待遇”，导致政府职能异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支柱性产业，当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钱袋子”时，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一起，自然而然结成了“神圣同盟”。政府“亲资本”倾向更是有新发展：各地发生的强拆，就是权力为资本开道的赤祼祼行径!一位改革型官员仇和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政府应该做好投资家的帮办!这非常生动地表达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各级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亲资本”的政府必然会一定程度上忽视劳动者利益及全社会平衡。投资者可以在地方政府那里一路绿灯，但一个北漂小伙子为办一个护照返乡6次还没有结果。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外资企业长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中方劳工工资上限，引发劳工不满并采取罢工行为。在外企答应提高劳工待遇情况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认为这家外企单方提高职工待遇行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因劳工工资标准普遍提高抬高企业成本，“恶化”投资环境。应该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与此有很大关系。“亲资本”还导致政府官员与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利益输送”。因为政府官员在用“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用公权利去吸引与撬动资本，因此，腐败的发生当然也就无可避免。这也再度恶化了社会公平。
因此，我个人部分同意“例外论”者的观点：基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赶超型大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很大空间，在未来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而非超常增长中，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尤其是仍然必须掌握土地、金融等关键性资源投资于国土整治、能源资源基地及通道等战略性基础工程，这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角色必然有别于发达国家政府定位。同时，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保留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作为实现重大战略布局、平衡内部重大利益关系、参与国际竞争的“保底牌”。但我与“例外论者”不同却与“普适论”者相同的看法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即职能重点不应该再是直接抓“GDP增长最快化”，而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职能重点应该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投资于生态建设、人力资本甚至国防都不过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与提供公共服务的题中之义。即使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意义上，只有政府成为真正的“中性政府”，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所挟持，才能作出正确无偏狭的经济决策。
五
但从当下的情势看，就在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一般的“例外论者”以及“普适论者”的声音似乎都没有成主流，而至少在媒体与学界成为主流并已被认为在影响决策的，是我前面称之为“少数派‘普适论’者”。
我丝毫不想涉及到“左右之争”的敏感话题，更不想涉及特定人物。以下内容绝对是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指有两篇由官方最高智库领衔完成的研究报告，“为全面深化改革作理论准备”：一篇是《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2006)，另一篇是《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2012)。前一篇报告是反思“拉美化现象”。一般主流学者包括国际机构都把当年拉美“失去的十年”归因为包括“金融自由化、取消几乎一切政府管制等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泛滥”，否则无法解释拉美后来的左翼化。但这篇报告的观点与黄亚生的观点几乎一致：认为19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及停滞，恰是196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追求以国家主导的赶超战略超常增长留下的后遗症：追求内向型经济增长、重工业化以及国有大企业垄断，最终造成了广泛失业和贫富分化;而问题出现后，政府在应对上又以民粹的态度回应短期社会舆论，承诺不切现实的民众福利要求。后一篇报告是反思1930年代以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包括奥巴马、陆克文等在内的欧美国家政客，以及包括克鲁格曼、斯蒂格利兹等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认为危机反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足时，此报告再次把矛头指出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此报告的“推荐语”中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有时会发生严重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遗憾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左派势力开始抬头，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破产了，结果中国近几年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裹足不前，错失良机”。这种主动把“经济问题讨论政治化”的做法非常耐人寻味。
六
我不得不再次说到罗德里克。
罗德里克在其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几年前访问一个拉美国家，该国财政部长准备了一份关于该国经济最新进展的详细PPT演示稿，列出了他们已经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贸易壁垒已经清除，价格控制已经取消，所有国有企业都已私有化;财政政策收紧，公共债务减少，通货膨胀也不复存在;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外汇和资本没有了管制，经济向各类外国投资开放。”财长自豪地对罗德里克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现在正进行第三代改革。”罗德里克不由感慨道：“的确，这个国家及其财长是那些源自国际金融机构及北美学术界关于发展政策的教条的优等生。照此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得到高增长和减贫的奖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国贫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
这也是我在当下最深的忧虑。
最后，再回到《超常增长》。书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有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我相信，这一愿望，应该是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中国梦”。也正因为这部书描述了这一前景，并在这一共识下，提供了支撑我们讨论的原初材料及平台，我要再次向表达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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