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较早见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魏特琳的名著《和谐与自由的保障》，魏特琳认为，幸福是一种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一个人 “幸福感”的高低，是从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的。也正因为幸福是从“比较”中获得的，因此，即使自己与自己相比较生活状况改善了许多，但如果周围的人比你的生活状况更好，你仍然可能感到不幸福。他在书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当地球上的人都是今天意义上的穷人时，大家都感到幸福;但现在，即使所有的穷人都过着王侯一样的日子，而所有的王侯都过着皇帝一样的日子，人们也可能不会感到幸福。”
在魏特琳理论基础之上，当代社会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所谓“相对剥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要义是：当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境况时，总是把自己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一旦人们认为自己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处于劣势，即使他们自己的境况在绝对水平上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由于他们在群体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因此仍然会有一种“被剥夺”了的感觉，幸福程度也随之降低。
运用“相对剥夺”框架，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南美和东欧部分转型国家人们的“幸福感”。他们发现，即使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期，经济转型国家的绝大多数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其原因是，随着社会收入分配更趋向市场化，转型期行政性腐败的蔓延，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因此，尽管几乎每个阶层绝对收入都增加了，但由于绝大多数人口收入水平增加的速度远低于特权阶层、资本阶层与部分知识精英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特别是普通劳工阶层相对地位恶化，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社会幸福指数下降这种看似不合理却很正常的现象。学者们同时还发明了另外一个概念：“失意的成功者”，用以表述那些绝对收入增加但心理上却因相对地位下降而倍感失意的人群。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会引发“相对剥夺感”进而导致幸福感下降，诺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等人还提出了这样的解释：人们在比较生活状况时，不仅仅基于自然的欲望，还基于能力和自由。当他发现可以拿来参照的对象收入增加更快时，他心理上的痛苦并不是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而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即不公平的分配及不平等的制度“贬值了你的努力”，妨碍了你的能力发挥和自由选择。
总之，“幸福”固然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与个人收入有关，但更与社会公平与否有关。一个国家也许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个人财富累积速度也很快，却可能会因为社会不公平而导致社会上大多数人幸福感反而降低，甚至最终感觉无法忍受。这就是社会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公平与幸福指数之间关系的结论。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人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也有许多成果。其中有两篇论文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篇发表在荷兰《幸福感研究》杂志，题为《中国困惑：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背离》;另一篇发表于著名的《牛津发展研究》杂志，题为《经济增长会提高中国人的幸福感吗》。两篇论文都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一直在超常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却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论文引用了一些权威调查数据。比如，盖洛普调查表明，在评分1-4的范围内，1995年，中国人平均生活满意度为2.82;2000年这一数值下降到2.78，而到2005年则进一步下降至2.67。“世界价值观调查”也证实了这一趋势。在评分1-5范围内，中国人幸福感得分，1995年为3.05,2001年下降到2.87。论文认为，经济增长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提高中国人的幸福感，主要是因为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正因为中国社会自由度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人们可以拿来参照的对象越来越广泛，收入不平等现象对人们心理上的冲击，远超过改革开放前及初期流动性较低的时候。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幸福程度，我们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卢周来(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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